吴子林

[中图分类号]10;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8—0060—10

一

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以下简称“日”）曾经展开一场对话，谈到在“现代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的“全球化”语境之下，东方世界大量引入了欧洲世界的概念——

……

海：……这样一来，尽管有种种同化和混合，但一种与欧洲人的此在的真正交往却并没有发生。

日：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海：我们可以如此绝对地下这个断言么？

日：我是敢下此断言的最后一人了，要不我就不会来德国。但我总是感到某种危险，显然，九鬼伯爵也没有克服掉这个危险。

海：您指的是何种危险呢？

日：那就是我们受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而走岔了路，把我们的此在所要求的东西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

这段对话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文化交往可能吗？”“文化交往何以可能？”对此，海德格尔与手冢富雄的态度并不乐观。海德格尔认为：“尽管有种种同化和混合，但一种与欧洲人的此在的真正交往却并没有发生。”手冢富雄则认为，“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甚至带来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危险”：“那就是我们受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而走岔了路，把我们的此在所要求的东西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大量引入欧洲世界的概念之后，东方“此在所要求的东西”不仅被贬损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