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朝 尹雨晴

特约主持人：贺文瑾（江苏理工学院职教学部研究员，博士）

主持人按语：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作为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的重要任务，是健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重要途径。为此，本专题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职业本科课程内容开发、我国台湾地区技职教育本科发展等视角探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问题，以期为深入研究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提供启示。

摘 要：自2015年开展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以来，我国对转型发展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出台了支持政策;地方政府确定了转型试点高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试点高校为转型做了许多工作。5年来，试点高校在加强基础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转型认识和示范引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高校转型发展还存在社会制度困境、社会文化困境、自身惰性困境、资源短缺困境。运用伯顿·克拉克三角形分析框架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各地应用转型效果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和地方政府重视程度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转型需要政府主导创新政策制度、加速创建有利于转型发展的社会文化、高校把自身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校企共同探索产教融合新路。

关键词：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转型系统;转型效果

作者简介：郭俊朝（通讯作者），男，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史;尹雨晴，女，邢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本科高校应用转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08-0023-09

2020年是开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简称应用转型）5周年。5年来，国家、地方、高校和企业做了大量工作。回顾转型历程，总结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分析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简称省市区，本文所有统计数据和分析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应用转型现状和转型效果，反思转型问题，提出转型建议，对推动进一步转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与转型现状

（一）国家部署

21世纪初，江苏、安徽等省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已经开始通过应用转型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近年来，在安徽高校转型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国家决定推广安徽经验。2013年6月，国务院提出，要“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当月，教育部等六部委提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引导一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来实现。2014年4月，178所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共同发布《驻马店共识》，表达转型愿望和诉求。该共识既是期望，也是宣言和回应，宣布地方高校已经准备就绪，等待国家发布正式转型指令。2015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共同颁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简称《转型意見》），标志着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试点正式开始。《转型意见》指出，本科转型既是解决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同质化倾向、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的需要，又是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提出的迫切要求，应“坚持顶层设计、综合改革……需求导向、服务地方……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省级统筹、协同推进”的思路。此外，与2015年相比，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改为“推动”转型，改革力度明显加大。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启动了“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1]。截至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安排资金100多亿元，为项目高校改善实训基本条件提供了巨大支撑。

（二）地方试点

从2014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积极组织本地普通本科高校进行应用转型试点。为促进交流，各省市区内或跨区域间先后成立了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专业联盟、边际联盟、教务处长联盟等组织，共同协作，促进本地或区域内高校应用转型工作。为提高转型效果，一些省份开始进行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和专业建设。2009年，安徽省最早开展省级示范性应用型本科改革试点。《转型意见》发布后，四川、福建等9个省也迅速启动建设本地示范性应用型高校和专业群。以福建省为例，2015年该省启动应用转型试点工作，当时确定了18所整体转型学校和13所专业群转型学校（共36个专业群）为转型改革试点。2016年2月，该省从试点学校中选出8所学校和35个专业群作为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和专业，2020年完成建设。

在此基础上，一些沿海省份启动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工作，争创国内应用型大学排名制高点。2015年，安徽开始立项建设合肥学院等9所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2019年1月，该省出台《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本科院校建设标准（试行）》，推动本地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2016年4月，山东省提出，“‘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10所左右应用型高校进入国内先进行列”[2]。2017年以来，辽宁省已经建设了5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它们力图成为全国知名大学[3]。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后，河北、青海等23个省市区很快制定了本地实施方案，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4个省还制定了加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计划。同年10月，辽宁省计划开展应用型高校“双一流”建设，提出“到2022年，我省打造10所左右全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50个左右与辽宁主导产业相关的专业建成国家级一流应用型专业，将辽宁打造成东北地区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试验区”[4]。同月，江苏省启动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

（三）转型现状

5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省级政府、本科高校、企业和行业组织共同营造应用转型内外部环境，推动或进行应用转型试点。目前，根据教育部及各地教育厅、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等可靠网站发布的信息统计，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524个转型试点学校，其中，有351所整体转型院校、26个二级学院（涉及21所院校）、697个专业或专业集群（涉及195所院校，其中43所学校既有二级学院转型，又有专业或专业集群转型），试点高校数占2020年全国本科高校总数（1 272所）的41.2%;涵盖在校学生数约630万人，占全国地方本科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数的约36%（见图1）。转型院校比（区域转型试点高校数与本区域地方本科学校总数之比）较高的省份主要有宁夏、四川、福建、重庆、上海、江苏等省市区;转型覆盖学生数量较多的省份主要有四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福建等省。

应用转型试点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江苏、山东、安徽、甘肃、贵州、海南、山西、广东、江西、河北、新疆、湖南等12个省市区采取了这种方式。二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与二级学院和专业（集群）转型相结合。宁夏、重庆、吉林等3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二级学院+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四川、福建、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湖北、辽宁、河南、陕西等10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和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云南采取“整体和二级学院”相结合的转型方式。三是上海市仅采取专业转型试点方式。2020年，上海有30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其中，24所学校152个专业参与了转型试点。

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成绩与转型困境

（一）转型成绩

5年来，经过中央、地方、高校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央重点推进实施的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已支持100所地方高校加强实习实验实训平台和基地建设，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第二，转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效果明显。一方面，实验实训设施的建设为实训课程的落实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较大比例实训课程的开设（一般超过教学计划总课时的30%），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就业方向。这些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效果，使其应用性明显加强。郭建如、吴红斌经过调查发现，“轉型试点院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师教学行为、综合实习等方面”[5]。第三，在高校内部，师生抗拒转变的心理普遍减弱，大部分师生度过了心理适应期，转型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过去，很多教师不愿意转型;现在，教师大多按照学校安排寻找不同的转型之路。第四，少数省市区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5年多来，安徽省、山东省分别投资58亿元[6]、21亿元[7]用于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建设和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据报道，安徽转型高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共建技术创新平台，提升服务地方发展能力，产学合作不断取得突破[8]。

（二）转型困境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保证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转，又要从观念到做法进行较大调整，必然会面临许多困境。第一，转型发展的制度困境。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困境是高校转型缓慢的重要原因。例如，唐敬伟认为，政府、市场、院校和教师等不同制度逻辑冲突导致应用转型陷入困境[9]。姚荣认为，影响应用转型的是“以北大、清华为标杆的一流大学成为‘制度神话，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秩序与社会结构”[10]，这种社会制度逻辑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适合应用型院校发展的社会制度逻辑的形成。第二，转型发展的社会文化困境。这种困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鄙视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二是阻碍转型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文化。尤其是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结构性依附困境。结构性依附是指对于教学型高等院校来说，现在只能处于以少数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层级结构的边缘位置，依附于这个层级结构而存在。这种高校发展的社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每一所普通本科学校，限制着它们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英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其他少数著名大学构成了学术中心。规模较小、力量较弱的院校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较低而依附于中心。”[11]学术中心形成了强者恒强的周期循环。我国大学处于这个层级结构中，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层级结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依附于“211”“985”“双一流”大学形成的中心，难以从这个依附结构中脱离出来，形成服务于本地经济改革的发展模式，即使中央提出应用转型政策，部分地方普通高校仍处于原有结构性依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第三，转型发展的自身惰性困境。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中，演化过来的机构一般都具有习惯性抗拒变革的特性，我们称其为惯性阻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也是这样，它们在面对国家提出的应用转型要求时，最初大多反对变革，这在外界需求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是一个保存组织稳定性的优点，然而在改革时期就成为了缺点。阿什比称这种反应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内在逻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它要保持这种体系的特性;它是这种体系的内在回转仪。”[12]因此，当我国经济转型要求高等教育作出变革而又没有足够的激励因素时，这种特性就成了变革的阻力。第四，转型发展的资源短缺困境。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因隶属关系不同，能够获得的发展资源差异较大。一般中央部属高校能够获得的政策、资金、实训设施等各种发展资源最多;省直属、发达地方所属高校获得的发展资源次之;中等发达、欠发达地方所属高校、民办高校获得的资源最少。转型发展的国家政策发布5年来，大多数地方投入的转型发展资金不多，支持政策也不具体，且难以真正落实，资源短缺极大地影响着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速度和积极性。

三、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效果和趋势分析

（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系统转型情况对比分析

各地参与应用转型的机构主要有地方普通本科试点高校、教育厅等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及行业协会等，我们把这些机构及其区域内的应用转型政策合称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系统（简称转型系统）。为对比分析全国31个省市区转型系统的整体转型情况，我们借用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形框架分析方法，选取政治、教育和市场三个主要因素，比较分析各省市区转型系统的总体转型情况。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政府（政治）、大学（教育）、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三者之间，政治是最为关键的一角，政府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决定着大学自主性与市场力量的发挥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不同程度地向着市场方向移动，大学扮演着更为自由的知识资本角色，其自身逻辑是大学发展始终不可忽视的内在力量[13]。

伯顿·克拉克创立的比较高等教育系统分析方法——三角形协调模式，是高等教育系统分析的三元结构认知框架[14]。我们运用这个认知框架，把遵循政治规律、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作为对转型系统进行现状描述的三个角，根据搜集到的可靠数据勾画出31个省市区应用转型系统总体转型情况对比图（见图2）。每个省市区在三角形中所处的位置由本区域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主动性及转型实践、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及支持力度、高校与企业联系的密切程度及合作深度、区域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情况等因素共同决定。与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形稍有不同，这个三角形的腰长大于底部，说明相对于教育和市场两个因素，政治因素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是一张示意图，大体上勾画了不同省市区转型系统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代表其绝对位置。“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种模式的极端和另两种模式的最低限度，三角形内部的各个位置代表三种成分不同程度的结合。”[15]

图2显示，处于政治角的典型省份有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贵州、广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10个省区。这些转型系统主要按照政治规律采取行动，它们接受并传递中央政策，然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把转型的主要任务转交给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高校再把任务分解并安排给中层部门，中层部门再把任务继续分解并安排给系、教研室和基层教师，最后教师采取各种措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和高校管理层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资金支持力度较小，而且往往难以真正落实到位。

处于市场角的典型省份主要是广东省。该省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很快，有强烈的市场意识，近年来其高校发展战略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省内少数普通本科高校雄心勃勃，省政府对其投资金额很大，这些学校转型发展效果好。处于教育角的典型省份是安徽省。该省部分普通本科高校最早开展应用转型道路的自主探索，学校转型发展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地方政府长期持续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由于转型方向的选择符合当前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规律，该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改革政策逐渐上升为国家政策，转型高校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

河南、吉林、黑龙江、宁夏、云南和海南等6个省区，处于从政治角向教育角和市场角移动的位置。这些地区地方政府支持力度、本科高校转型积极性稍微大于政治角的10个省区，它们大多把试点转型升级为示范转型，地方财政支持力度落实比较到位。天津、四川、重庆、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等7个省市更加远离政治角，向教育角和市场角移动。这些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基础较好，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和应用转型发展的力度更大，院校转型和企业参与转型的积極性更高。山东和辽宁两省接近市场角，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雄心勃勃，地方政府对高校支持力度大，要求本地部分高校在转型效果排名中处于全国最前列，院校转型积极性高。位于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和上海三省市处于教育角和市场角的中间位置。它们同位于长三角，经济发展快，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基础好，地方政府对高校支持力度大，院校转型和企业参与积极性高。北京市是一个十分难以确定位置的区域，它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有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各种优越条件。与大多数省份相比，北京市本科高校在资金上大都比较丰裕，在师资上对高层次人才、在生源上对高分学生具有巨大吸引力。

以上对我国31个省市区转型系统转型情况所作的示意性勾画，试图借用经济学理论模式（不为实证资料所束缚）的研究方法[16]，通过搜集职业教育发展相关信息（因信息量过大，故未在论文中列出），弥补因转型发展实证信息不足带来的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局限。

（二）转型效果和转型趋势分析

5年来，各省市区转型效果差别较大，主要是由不同地区在转型资源投入能力（包括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转型思想观念、本地高校发展竞争压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的。从本文搜集到的大量数据来看，第一，靠近政治角的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宁夏、甘肃、青海、江西、贵州、广西、云南、海南、西藏、新疆等16个省份在经济上大多属于欠发达板块;天津、四川、重庆、福建、陕西、湖北、湖南等7个省份属于次发达板块;北京、山东、辽宁、广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8个省份属于发达板块。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与本地试点高校转型效果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二，政治因素对各省市区高等教育体系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多数省份的大多数高校应用转型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安排;教育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应用转型的影响处于相对较弱的位置，但这两种转型模式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全国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第三，从以上转型情况来看，既不排除当前转型效果不佳省份出现雄心勃勃的创业型大学[17]、持续创业型大学[18]和创新型大学[19]等组织转型成功的个案，比如陕西省的安康学院[20]、湖北省的荆楚理工学院、湖南文理学院等高校就有这种倾向;也不排除出现像美国社区学院那样为摆脱结构性依附在20世纪20至60年代通过转向职业教育获得转型定位成功的可能[21]。

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建议

（一）政府应主导创新政策制度，为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遭遇了制度、大学、文化和资源等多方面困境，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校转型需要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健全之间的矛盾。在高等职业教育产生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限于初等和中等层次，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原劳动部负责设立，主要对工人身份的技能型人才开展评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职业院校的出现，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本科职业院校的产生，技术人才的技术等级也需要认证，而原有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的需要，尤其是难以与国际接轨，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普通本科高校的应用转型进程。在校期间，不同专业的学生该学习哪些应用性技术？毕业前，该考取什么证书？这些问题让地方转型本科高校感到无所适从。可喜的是，2019年以来，教育部开始构建“1+X”证书制度。两年来，一些行业协会和企业纷纷设立证书，为应用型人才进入职场提供技术等级认证。随着这项工作的持续推进及证书制度的逐步健全，应用型本科高校所有专业的毕业生都将有证可考，高校的发展方向、教学理念、教学方式、课程设计等各方面都会逐步向着应用方向转变。

（二）政府应加快创建新的社会文化，为转型发展解开文化束缚

鄙视职业教育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文化障碍。20多年来，虽然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依然较低，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都有待提高。为改变这种社会文化，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着力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例如：2015年5月，国务院决定把每年5月的第二周设立为“职业教育活动周”，积极宣传职业教育，营造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2019年1月，国务院颁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与职业教育仍然受到歧视的社会文化相似，许多地方本科高校受大学排名影响，学校发展追求向研究型大学标准看齐，这种文化牢牢束缚着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方向。为改变这种学校发展文化，2009年，安徽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开始尝试探索与研究型大学发展方向不同的应用型发展方向，经过几年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2015年10月，我国提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要求，试图扭转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原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创造新的发展文化。5年来，500多所试点高校付出了努力，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但是，相较于其他发展而言，以上两种社会文化的转变速度还是有些落后，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继续加快推进。例如：提高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参政比例和话语地位;提高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的工资收入、成长机会和社会待遇;禁止国营企业人才招聘按照大学排名、忽视实际能力考核;等等。

（三）高校应把自身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应用转型才能进入快车道

国家和地方本科高校是两个利益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实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我国要求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战略高度对其提出的总要求。应用转型既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大变革，也是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普通走向卓越的重大历史机遇。当前，这类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调整学校发展战略，调动学校上下转型的积极性，找到能够带动全校积极转型的方法，实现自身转型，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服务。转型发展是这些高校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要求学校改革内部管理模式，调动内部积极性。一要继续加强应用转型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全体教职员工的思想觉悟;二要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遇到的实际问题，对转型方案进行修改;三要在转型思想指导下，对校内教学管理、绩效管理、职称评聘等制度进行修改，形成有效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促使办学资源向应用方向集聚;四要创新校企共同育人的办学机制，形成学校和二级学院相结合的督导与评价机制，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四）探索产教融合新路，解决转型发展的资源短缺问题

对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来说，在思想转变的前提下，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资金、实训条件、校企合作的优惠政策等各种资源。从学校可以获得的资金来源看，地方财政拨款和学生学费一般难以增加，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即使有机会获得，数额也不大，因此，转型发展还需要学校想办法创造条件解决问题。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解决转型发展资源短缺的可行路径。校企合作的本质是双方利益交换，学校只有给予企业一定的利益，才可能换取等价的发展资源。那么，高校能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企业才能为高校提供发展资源呢？一是教师可以给企业提供应用技术和智力支持，以换取企业的资金和设备资助;二是学生可以为企业提供初级劳动力，同时赚取劳务费，最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三是校内闲置的场地、房屋、设备等各种资源可以免费提供给小型公司和创业公司使用，以换取学生实习、教师锻炼和校企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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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贺文瑾]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Five-year Pilot Project of Transformation from Local Gener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GUO Junchao， YIN Yuqing

Abstract： Since 2015， China has carried out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ssued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me local gener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stablished pilot universitie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given varying degrees of financial and policy support. The pilot universities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pilot universitie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strengthening capital construction， reforming talent training mode， trans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demonstration guida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cial system difficulties，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iculties， self inertia difficulties and resource shortage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Using the Burton Clark triangle as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tt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Further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lead the innovation of policies and system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ulture conducive to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fy universities development goals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jointly explore a new way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local gener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transfer to application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system; transformation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