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对清代民族和睦理念的贯彻与禆益

2021-09-13唐海韵

民族学刊 2021年5期

[摘要]《四库全书》以“钦定”为本质特征，与乾隆的政治宏图互为表里。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因消弭汉族中心主义思想而造成的学术破坏大加挞伐。其实，《四库全书》贯彻了清代民族和睦的理念，固然有钳制汉民族反抗意识的倾向，但也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数千年中华文明进行整合，保存了各民族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的珍贵资料;同时，正是因为抛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辩”，基本坚守各民族平等的原则，才使其能在民国时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象征物，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四库全书》中的民族思想及其影响，进一步深化“四库学”。

[关键词]清代;四库全书;乾隆;民族和睦;汉族中心主义;中华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5-006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11YJA751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海韵（1990-），女，汉族，新疆克拉玛依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四库学。四川成都 610064

《四库全书》是由乾隆下令纂集的一部大型皇家丛书，对清中叶之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影响巨大。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盛赞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往往将其视为乾隆钳制汉族思想的统治工具，非议不断。其实，倘若我们摒弃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坚守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返回《四库全书》纂修的原始语境去重新审视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得出的结论可能更令人信服。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论之。

一、清代民族政策概览

清王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统治核心是少数满族贵族，而统治基础却由各民族广大民众构成，这就决定了清代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协调好民族关系，不断扩大、夯实其统治基础。面对辽阔领土上的众多民族，清朝统治者注意汲取历代王朝经验，制定了多元的民族政策。

（一）清廷對少数民族的政策

郑天挺认为“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就注意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时对各民族实行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加强向心的措施，使他们倾向中央，并使他们安心”。[1]257大致说来有如下几项：

在蒙古地区，优待并倚重蒙古王公，采用封授爵职、建立盟旗制度、互市、朝贡、赈济、岁禄、互为婚娶、扶持黄教（格鲁派）等方法来确保蒙古族的拥戴。

在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度，即由中央派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管理军政与民政，实行军府制下的旗民自治。

在西北地区，设立伊犁将军，代表中央政府直接进行管辖。坚决废除回部的伯克世袭制，派参赞大臣驻扎各城，加强控制。

在西藏地区，废藏王，立噶厦，支持政教合一制度并设置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噶伦行政。

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

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加强中央管控的前提下，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为少数民族管理方略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清廷对汉族的政策

满汉关系在清代的民族关系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来因为，汉族人数众多，占中国人口比例的绝大部分①，满族想要加固统治基础，必须获得汉族人的支持;二来正如葛兆光所说，“传统上习惯以‘民族‘王朝或‘国家为优先认同单位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不能接受”[2]。满族入关后遇到了汉民族的顽强抵抗，虽然最终得以定鼎江山，但是倘若不能协调好和汉民族的关系，也难免重蹈元朝国祚短促的覆辙。因而清代统治者格外重视满汉关系的经营。

汉族向来以文化自负，想要真正赢得他们的认可，必须表现出对汉族既有文化的尊崇。清初的开国重臣范文程建议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3]遵循这一思路，顺治恢复了科举考试，并沿袭明制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程朱等理学疏解为矩镬，迎合了汉族士人的精神需求。

清朝团结汉族士人的另一项重要文化举措就是大力修书。郭伯恭认为“盖重文学，求隐逸，乃专制帝王视为羁縻士子，消弭反抗之无上策略也”。[4]1据统计，顺治一朝，政府下令编纂的书籍不过数种，而到康熙、雍正年间，统治者“御纂”“钦定”的书达数十种之多，内容包括经史、诗文、音韵、字典、政书、类书等。乾隆对征书、修书极富热忱，在他的亲自主持和过问下纂修的官书达一百多种，如《周易述义》《钦定叶韵汇辑》《唐宋诗醇》等，堪称中国历代帝王修书之冠。常年的修书活动令汉族士人对清廷的认可度愈发增强。

在清朝纂修的各种官书中，《四库全书》无疑最为引人注目。它著录了3470部书籍，存目而并未实际收录的书籍有6819部，不仅蕴含丰富的学术矿藏，而且自觉贯彻了清代统治者有意加强的民族和睦理念。

二、《四库全书》贯彻清代民族和睦理念的必然性与具体表现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一项庞杂而宏伟的工程，由四库馆臣操办。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阁全书缮写完毕，加上后面陆陆续续的抽换校改，整个修书工作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

乾隆高度重视《四库全书》。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修书工作，但从冠于《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圣谕》《凡例》和《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我们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和“前代帝王修书但称制勒定”[5]不同，乾隆自始至终把握着编纂工作全局，是实际上的主导者。

戴逸认为“乾隆帝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独揽大权，能谋有断”[6]。终其一生，乾隆基本都保持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不允许其他事项的干扰。由此我们不难推知，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乾隆，对《四库全书》纂修投入如许心力、财力，则《四库全书》绝不是单纯的文化事业，一定与乾隆的政治宏图互为表里。维护民族和睦始终是乾隆政治活动的重点。因此，服务于他施政方针的《四库全书》，自觉贯彻民族和睦理念就成为必然。

乾隆的民族和睦理念系从父祖辈那里化育而出且更进一步，可谓清代民族和睦理念之集大成者，其大致有如下两点：

首先，他要论证满族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突出满族的特殊性与优越性，为清朝统治扫除观念上的障碍，增强人们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权都将谋求合法性当作第一要义。清代帝王正是依循这种理路。在他们的叙述中，明代覆灭是因为“失德”，而清代继承大统是因为德行纯粹。乾隆明确指出满族政权曾受昏暗明廷的压迫，自己的祖辈入关实在是迫不得已;其次点出明朝覆灭是李自成一手造成，满族清剿李自成旨在为明朝报仇雪恨，定鼎江山是名正言顺的②。

论者尝言：“清王朝入主天下后，文化底蕴的先天薄弱使统治者在彼处的关注与焦虑一直十分强烈”。[7]为了缓释焦虑，应对中原文化的强势冲击，滿族必须增强本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的形成，有赖于激活民族的历史记忆，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澄清模糊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8]所以，乾隆下令编写的《满洲源流考》《开国方略》等书，记述祖宗创业的苦难历程和光荣岁月，赞美满族传统的源远流长和辉煌灿烂。

此外，乾隆大力弘扬“国语骑射”，以保留满族淳朴勇武的民族风尚。笔记中记载，清朝初入关时，“王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居久渐染汉习，多骄逸自安”[9]，道破了中原地区满人汉化严重的现象。乾隆对此深感忧心，说：“清语为国家根本，而宗室贵胄至有不能语者，风俗攸关甚重。”又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10]1001同时，他还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王朝汉化严重的现象吐露不满，认为“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1];“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12]927可知他认为倘若丢弃本民族的独特性，会有亡国灭种之危机，不得不防。因此增加了“小考”，以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为考官，检验十岁以上近支宗室的满语和弓马水平并制定相应奖惩策略。

其次，他严防“华夷之辩”，倡导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华夏族”属于主体民族，拥有相对稳定的共同区域，占有绝对多数的人口资源，拥有较为发达的文明，因而掌握了话语优势，对其他族群的看法往往失之片面，形成了“夷夏之防”。

清代帝王致力于消弭“华夷”的文化与心理区隔，留意禁绝任何可能挑动人们这一神经的字眼。孟森曾说：“自康熙以来，君主之意旨，臣民之揣摩，为女真讳，为建州讳，其风已炽”。[13]到乾隆理政时期，这种避忌现象越发明显，尤其是在政治场合和重要官方文件中。所以，当乾隆二十五年甘肃巡抚鄂昌称蒙古为“胡儿”，五十二年陕西巡抚巴延三称达赖喇嘛使臣为“夷使”时，乾隆雷霆震怒，下旨严加训斥。

此外，乾隆多次昭告天下：“我朝定鼎以来，光宅函夏，幅员日廓，中外一家”[14]26，“我国家开基定鼎，统一裳宇中外一家，远迈前古”[14]611，不断强化人们的大一统意识。他屡屡提及“一视同仁”，绝大部分触及民族问题。再三致意，是为了凸显自己的民族管理正大光明，没有偏私，鼓励各民族友好共处、平等父流。

民族和睦的思想也被乾隆强力贯注于《四库全书》修纂中，具体表现如下：

（一）规范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禁绝对少数民族不利的文字

清代以前，以汉语音译少数民族语言的状况十分混乱，无章可循。乾隆致力于改变这一现象，通过订立“十二字头音训”，编写《同文韵统》，颁行《清汉对音字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译名对音用字准则，推动了整个社会译名规范意识的提高。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他要求馆臣实践这一套标准，更正前代史书，特别是辽、金、元三史中有关少数民族人名、地名“沿用鄙字”“颠舛支离”的现象，并将改正后的音译编成《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作为范本，用以刊正宋明时期所有人名、地名、官名、物名关涉辽、金、元三朝的书籍。在乾隆看来，用不雅致不动听的汉语字词来翻译少数民族名物，会造成他们地位的沉沦，故而不可不禁③。

（二）将利于保存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书籍纳入《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中不仅有汉族的经典著述，也有一些致力于保存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书籍。譬如乾隆二十八年奉旨编修的《西域同文志》，是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蒙古文等6种文字的人名、地名的对译辞书，主要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地名、山水名及准噶尔部、回部等各部上层人物名称的解释。在该书序言中，乾隆表示各种语言表象虽殊，但指称事物、维系伦理的功能是一致的，并无高下之别，一反传统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偏见。

乾隆四十四年（1779），高宗道：“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因念伊等各有军功事实，若不为之追阐成劳、裒辑传示，非奖勋猷而昭来许之道”，于是让国使馆和理藩院共同汇集扎萨克的事迹谱系，“以汉字录入《四库全书》，用垂久远”[14]611，即以编书的形式来保存蒙古族的谱系、历史，褒奖他们的功勋，以垂名青史。《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由此诞生。

（三）抬高辽金元统治时期的文化地位

前文提到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汉族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因而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下的文化事业往往不屑一顾。《四库全书》却没有延续这一态度，而是力求公正评述，甚至有意抬高。

以元代文章学为例。由明人王世贞发端的“元无文”观念长期笼罩文坛，余音嗣响不绝如缕。《四库全书总目》却没有落入机械重复的窠臼。据何素婷统计，《总目》中涵括的元人别集共有91家，对元代文章进行了系统观照，认为“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尽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15]1472，即元代文章绍续唐宋文统，虽然高者不至于开宗立派，低者亦不至于毫无法度，算是对“元无文”之说的消解，也是给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文化事业正名④。

（四）尊崇儒学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里，儒学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全社会、尤其是汉族聚居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清政府倡导儒家学说并将其奉为正统思想，有利于实现文化整合，减少满汉冲突，维护民族和睦。

清廷对儒学的尊崇在《四库全书》中一览无遗。《四库全书》的编排体例就彰显了以儒学居宗的思想。四库开馆之初，乾隆就说：“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10]440从而确立了整个《四库全书》以经部为首的编排方式。在《总目·子部总叙》中，馆臣也说儒家“本六艺之支流”“孔孟之正传”[15]769，理应居子部之首。

（五）打压具有激进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个人或群体

《四库全书》对于具有激进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个人和群体打压起来毫不姑息。

元明两代的科举考试中，“春秋类”的阐发大体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依凭。清代帝王对胡传十分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胡安国传中涌动着浓厚的“攘夷”思想。胡安国处于两宋之交，目睹北方国土沦丧，徽、钦宗被掳，有切肤之痛，故而对“攘夷”一义反复申述，这就招致了后来清朝统治者的厌恶。乾隆怒批道：“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诚所谓胡说也。”[16]

并谕令纂修《御纂春秋直解》以驳斥胡传。相应的，馆臣对元明两代“春秋学”著作的褒贬，基本是根据对《春秋传》的依违来展开，不主胡传的学人著述得到馆臣认可，以胡传为飯依的书籍则多被贬入“存目”，态度鲜明而决绝。

陈文新曾说：“就主流而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古典主义精神在明代的发扬是汉族传统文化复苏和兴盛的产物”[17]，这一特征典型地体现在“七子派”身上。“七子派”高倡“文必秦汉，诗必汉魏盛唐”，掀起一阵席卷天下的复古思潮，激扬汉民族的主体意识。

也因为如此，七子派遭到了四库馆臣的猛烈攻击，在《总目》中批评他们有“钩棘涂饰”“剽剟填砌”“摹拟剽窃”“渐成伪体”之弊病。其实，七子派一方面的确有取径狭窄、短饤剽窃之习，另一方面也有振衰起弊、复兴文教之功。但《总目》对他们不稍假借的裁量，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18]而这背后潜藏着的，是乾隆打压激进汉族中心主义思潮的凌厉手段。

（六）以“淳”“质”为诗文审美理想

清代帝王向来以淳朴质实、不尚浮华来定义自身的族群性格，进而和人文渊薮“江南”的奢靡精致形成对照，以取得文化上的心理优势。⑤检视《清实录》，可看见清朝皇帝对本民族“淳”与“质”的风习甚为得意，如“原因国初满洲习俗淳朴，顾惜颜面”[19]125“奉天为陪都根本之地，民风淳厚，从无为匪劫掠之事”[19]482。在四库馆初开，向天下征集图书时，乾隆也说：“奉天风俗淳朴，本少著述流传，坊肆原无可采购”[20]，用风俗淳朴来遮掩奉天地区相对文化落后、典籍贫乏的状况。

与之相应，在《总目》的诗文批评中，“淳”“质”乃诗文理想风格，如“不以文章见重，而笃实质朴，要不失为儒者之言”[15]1344;“特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江左胜流，动刊梨枣”[15]1725;“文二百四十八首，诗一百七十六首，大抵淳朴质直，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15]1384。将满族族群的性格特征衍化为诗文创作的理想风格，从而抬高满族的历史地位。

这个问题繁难而复杂，此处只不过聊举数例。质言之，《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古籍整理工程，也是乾隆对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进行整肃的过程。在《四库全书》中，乾隆既刻意消除旧有典籍中任何对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不利的因素，又大力组织撰写有关满、蒙、藏等民族文化历史的著作以求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既要彰显对汉族正统学术的亲近、接受、奉为圭臬，又要打压带有激进民族思想的汉族士人。这一切，都和他通过维护民族和睦以捍卫满族统治的理念若合符契。

三、《四库全书》贯彻清代民族和睦理念带来的裨益

《四库全书》荟萃典籍、高挹群言，极大推动了学术发展。然而，由于乾隆挟天子之尊，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强制消除各民族文化的客观差距，一味淡化汉族中心主义思想而罔顾学术发展规律，加上其民族管理方略自身的局限性，使《四库全书》给中国文化学术事业带来不可低估的伤害。这种伤害表现为书籍损毁严重;文字狱屡兴;汉民族的历史地位遭贬抑。缘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四库全书》中的民族思想颇有微词，认为其消极落后。这些观点不乏合理性，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汉族中心主义为本位来考量的，容易只着眼于其弊端。倘若我们堅守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客观全面。

前文讲过，乾隆灌注于《四库全书》中的民族思想主要有两大方面。首先是论证满族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突出满族的特殊性与优越性。清代前中期，汉族人反抗清廷的行为持续爆发，成为威胁朝廷统治的隐患。有鉴于此，乾隆致力于树立本民族的良好形象，向世人宣示满族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夺得政权名正言顺。虽然不乏夸张溢美之处，却也是巩固统治、稳定政局的必要措施。另外，刘晓东指出“乾隆皇帝对满洲民族意识的梳理与重塑，从更深的政治层面考量，应该说也是在当时汉化加剧的背景下，‘崇满洲以安藩部，从而有效维系‘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切实需要。毕竟，边疆少数民族更主要还是通过对‘满洲的认同，来体认中华‘大一统的。因此，只有突出满洲自身的民族特性，才可能确保清朝政府对边疆‘藩部的统驭能力与‘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稳定”[21]。所以，乾隆激发满族族群意识，维护自身独特性，除增强本民族信心，获得汉民族认可外，还是联结、统驭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

再来说一下消解“华夷之辩”，倡导多民族共融的大一统。“华夷论”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左右，长期被统治阶级奉为压迫、歧视边疆少数民族的理论根据。概括说来，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民族管理容易带来两大弊端：

一是边境骚乱不断。明清以前历代王朝在内地施行郡县制，在边疆施行少数民族朝贡制。中原帝王没有将周边少数民族牢笼于大一统王朝的掌控中，而是行“羁縻”之道，“以夷治夷”，只要求他们定期朝贡。少数民族各部落自主其地，部落首领大权在握、世代承袭。这样的结果是“当中国治则通而来宾，不治则叛而互相吞并，争为雄长。至士马日强，土宇日广，恒与中国为敌”[22]。所以“这一行之两千余年的方针政策，并未有从根本上消弭‘边患，边疆诸民族与内地汉人冲突不已，更与中央王朝时刻爆发战争，绵延不绝”[23]1。

二是民族心理疏离。汉唐时期，国力强盛、气度恢弘，不甚分辨“华夷”界限。宋代以后，王朝积弱，屡屡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欺凌，汉民族的群体意识和积淀在心理深层的“夷夏之辨”又被不断激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汉族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状况，不仅缺乏语音语义的准确性，还带有强烈的嘲弄意味。金鑫就指出在明代涉及边疆民族的各种史志中，如《辽夷略》《北虏风俗》《三云筹俎》等，人名翻译“无不有浓重的鄙俗色彩”[24]。这样既不利于各民族之间友好共处，又加深了民族之间的心理隔阂。

清政府秉持各民族共融共存的“大一统”观念，把郡县制深入推进到边地，将边疆直接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废除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制，改由国家直接派官治理，如盛京将军、伊犁将军、驻藏大臣、台湾巡抚等。结果“没有一个王朝能解决，以致成了两千多年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最终由清朝圆满解决，其重大意义在于，清在边疆地区设治，实则是宣示国家对该地区的主权，特别是赶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之前完成边疆的行政建置，对捍卫领土主权就有了法理可依，也就有了可靠保证”。[23]11

除了在行政机制上完善民族管理方式，清政府还在意识形态领域抹除威胁民族和睦的因素。比如前文提及，乾隆尤其注意少数民族语言译名规范的问题，因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不惜改窜典籍原文。他的这一做法不排除有挟私报复的成分，但更应该是渴望建立“一统同文”的盛世。正如学者指出的：“乾隆的举措是一种意识形态改造，目的是以这些强制措施，渐渐纠正潜藏在译名中的危及民族和睦、统治稳固的旧‘华夷观，促使内地人民在情感和意识上形成对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的认同态度，以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25]元代统治者倒是对此不甚留意，蒙古人即使将自己的名字译成“丑”“驴”之类的汉字也满不在乎;他们书写诗文时，“胡虏”一类的词常常流泻笔端⑥。这种不以“华夷之辩”挂怀的洒脱态度固然有助于营造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但也暴露了他们对民族管理问题的疏忽。终元一代，民族矛盾相对尖锐。乾隆“厘正书法”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古籍整理之规范，却坚守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有其积极作用。

其次乾隆以铁血手腕消除带有汉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言论。的确，他对其他民族并没有真正做到“一视同仁”，特别是汉族有失公正，但这也是受历史条件制约。诚如论者所言，“民族属于历史范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今中外任何民族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民族狭隘……满族与被统治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一样，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民族狭隘性……满洲根本政策是以往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封建王朝所实行的‘明华夷之辩‘以夏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汉族根本政策的一种逆反式的延续，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26]271-272。所以，我们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来评弹古人，汉族统治者没有做到的事情，不能苛求满族统治者完成。

数千年来，汉族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导者，因此漢族成员，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正统感和文化优越感。久而久之，大量充斥着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书籍流布天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造成威胁，这当然不能被清廷容忍。因而乾隆要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泯灭此等言论，也是题中之义。王汎森就对此评价说：“我们通常是以汉族中心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这场禁毁运动，故只注意到它的破坏面。这个面当然是无可讳言的，不过，如果我们试着更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马上想到的是，由于这种不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观，而是对各种族采取比较平等的观点，会不会使得清朝能够摆脱旧的华夷观来处理周边种族的问题，而且也比以前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27]489

应该说，在民族和睦理念指导下的清代民族管理事业十分出色，不仅惠及当时，而且泽被后代。一方面，清廷有效管理了边疆，“完成中国疆界的划分，从而确定了中国疆域的真实面积”，[23]2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另一方面“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份”[28]，促进中华民族由“自在的共同体”向“自觉的共同体”转型。

所以，尽管辛亥革命前夕“排满论”一度声势浩大，但很快烟消云散，中华民族精诚团结、融为一体的观念成为思想主流。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9]这些观点的潜流伏脉，早已在清代民族和睦理念中孕育着。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清代民族和睦理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积极的。对这一理念的贯彻虽然使《四库全书》产生了破坏性，但也令它能以平允通达的态度来对数千年中华文明进行整合，保存了大量各民族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的珍贵资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思想保障。

《四库全书》在有清一代传播不广，影响有限。但以文澜阁写本为底本而翻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却自179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衣被天下，沾溉无穷。不过，人们在评判其影响时，多着眼于学术方面，特别是对目录编纂方法的垂范，罕见论及其中民族思想对于士人精神之浸染。这也难怪，思想政治教育是潜移默化的，难以被强烈地觉察，故而我们无法在具体的文献中勾稽参验。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四库全书》在民国时已然“被赋予传承‘国粹的文化功能，化身为新的民族国家之认同”[30]61

《四库全书》原本是朝廷“文治光昭”的象征，普通人难以触碰。随着清朝的覆灭，笼罩在它身上的神圣威仪也逐渐淡退。民国年间，将《四库全书》由秘阁藏书改造成全民共同财产是整个知识阶层的热望，众多学者名流奔走呼号，倡议影印、续修并深入研究《四库全书》。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资费短缺、各方势力相互掣肘等因素，影印、续修计划多未实现，最后只能以选印珍本的方式小部分地在社会上流通，但在推动这项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四库全书》已然获得了“重器”的意味，担当凝聚民族认同的功能⑦。

1919年，徐世昌首次拟刊印《四库全书》时颁布《大总统令》，说道：“《四库全书》为我国最巨典籍，名播海外。”[31]1925年，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又将影印事宜提交国务会议，经过商讨，最后决定将文津阁图书交给商务印书馆影印。时任执政段祺瑞下令说：“《四库全书》为我国最大之典籍，甄录国故，世界共推”[32]。1928年，奉天想以地方政府之力承办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之事，由张学良等署名通告全国的电文里说“资借群力，发扬国光”[33]。虽然这些决议最终都未能施行，但不难看出执政者均将《四库全书》视为传统中华文化的凝结，有国之重器的意义。

在民国时《四库全书》已然不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之财产，而是全民共同的宝物，凝聚着中华民族之认同。一旦有外国势力染指，国人就会愤慨不已，纷纷抗议。正如论者所说“《四库全书》在民国时期的轨迹，实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蜕变为民族国家的历史”。[30]1

《四库全书》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象征物，固然是因为其包罗宏富、纵贯千古的学术价值，但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和睦思想则为它成为象征物奠定了基础。试想，倘若《四库全书》依旧拘守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满篇“斥金”“斥元”“夷夏之大防”的字眼，又如何能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已经自觉形成，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为普遍共识的浪潮下，发挥凝聚国人的巨大功用？只会成为加深民族裂痕、加剧民族隔膜，不合时宜，该被淘汰的老古董。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是四库馆臣纂修的皇家学术丛书，贯彻了以乾隆为主的清代统治者之民族和睦理念。虽然由于乾隆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消弭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急迫用心与铁血手腕，导致《四库全书》给中国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但也令它发挥了整合中华文明、凝聚中华民族的非凡功用，意义重大。

时至今日，我们要避免身陷“以今律古”的泥沼，对《四库全书》为了迎合官方理念而造成的某些“失真”一味指摘，而是应该返回鲜活的历史现场，明确《四库全书》的“钦定”特征，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重新审视其中的民族思想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效应，肯定它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绩。如此，庶几可以客观研判《四库全书》之价值，拓宽其阐释空间，将“四库学”转向深化。

注释：

①据戴逸统计，清兵初入关时，整个满族人口约为60万，而中原汉族在册人数为7000万，实际数目要超出一亿之多，几乎是满族的200倍。参看戴逸《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朱诚如等主编《明清史论丛》（2），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②參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高宗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971页。

③同上，第11页

④参看何素婷《〈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西南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第300-301页。

⑤参看杨念群《何处是“江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四、五章。

⑥参看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⑦林志宏《旧文物，新认同——〈四库全书〉与民国时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第77期，第61-97页。

参考文献：

[1]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2：257.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06.

[3]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卷）[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