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刚 陈秋燕 王梦龙

[摘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当前，我国政府和学者已从政策、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学术与应用成果，但也出现了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心理健康化”、“单一学科化”的窄化趋势。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认真梳理这些政策、理论与实践脉络，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合理构建其理论体系。具体来看，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依据我国的国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心理行为特点，综合运用心理学、民族学、预防医学、社会工作和公共管理的理论与策略有效解决社会心态改善、心理健康促进、公共危机管理、民族团结提升、社会共同体认同、民族文化传承和美好生活实现等社会治理问题，有效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为解决民族问题和创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中国特色的新方案。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5-0050-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家支自我对彝族大学生创业挫折的抵御作用研究”（17XJC190005）、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2018SQN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刚（1982-），男，汉族，四川雅安人，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副教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分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民族心理健康、人格与社会认知;陈秋燕（1964-），女，汉族，四川广安人，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院教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民族心理学;王梦龙（1994-），男，蒙古族，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四川 成都 610041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总结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之后，党中央和政府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社会心态培育、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干预问题，并指出应把社会心理服务全面融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之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全国各地也开始大力推进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建设工作，形成了一些具有示范性的建设经验或模式。民族问题事关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其内容和性质具有时代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看，民族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随之变化，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属于人民内部问题，[2]其核心是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需要与时倶进。[3]从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人口流动、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在更大的空间和更短的时间进行快速迁移;信息化又使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之间的信息流动、贸易活动和人际互动在全新的网络虚拟空间快速发生。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增加了民族互动，加深了民族交往，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交融性和一体化正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从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来看，民族地区群众在城镇化之后往往处于相对落后或边缘的地位，城市生活的融入也存在一定困难;他们的文化心理游离于现代都市工业文明和传统农牧文明之间，易出现“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些新变化提醒民族工作不能完全照搬传统民族工作中的思路和方法，[4]应针对新情况提出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社会治理策略，尤其是从心理与行为问题层面找到“软治理”的有效措施。

民族地区是指我国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等边疆地区。由于特色的地理位置、多元的群体构成和复杂的历史文化，这些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灾害、安全突发事故和公关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发区域。据国际紧急事件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记录，自2010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共发生457起紧急事件，居世界各国之首，其中不少就出现在民族地区。在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同时，这些公关危机事件也给民族地区的各族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当前，民族地区正在从巩固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这一阶段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刚性治理措施，更需要探索具有人文性的柔性治理策略。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必须立足民族地区的现实条件，尊重各民族的心理与行为特点，唯有如此方能实现真正的“善治”，创新民族团结工作的新模式，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已出台了许多关于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的文件与要求，多個学科的学者也开始深入探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中央综治办也联系了12个地区试点探索社会心理服务实践，这些都为探讨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构建积累了诸多值得借鉴的政策、学术和实践经验。[5]同时，这些探索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心理服务的定位、目标、内容、策略等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心理健康化”或“单一学科化”。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少走弯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策、历史、实践和学理层面探讨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梳理其与社会治理、社会心态培育、心理健康促进、公共危机管理、群际关系改善、社会认同建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等的关系，从而科学构建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期促进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的中国特色模式和民族地区经验探索。

一、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源起与发展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近年来党和政府的一种新提法，吕小康、[6]陈雪峰、[7]辛自强[5]和王俊秀[8]等学者都是从政策文件中理清其内涵与外延。党的十七大和十大大报告从文化建设的视角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和2016年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都对心理健康工作进行了战略性部署。在第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贯彻落实上述要求，2018年国家卫健委等10部委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计划到2021年底在试点地区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则从法律上明确了各级政府和部门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的责任。从上述文件来看，党和政府将社会心理服务放在了社会治理的国家战略高度;建设理念上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大健康”理念，兼顾“问题”与“发展”视角;服务对象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心理问题，更加重视群体和社会层面的社会心态培育和积极心理建设。

从理论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主线是积极的社会心态建设，心理健康服务是其中的副线，然而，当前国内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工作基本上是在心理健康层面展开，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心理治疗等活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能等同于“治病救人”，[5]而应该回到到社会治理的政策起点或现实需要，突破个体心理的小视角而从社会心理的综合性视角进行开展。[6]这一体系“不仅仅包括心理健康服务，还应包括社会心态培育、共同体认同建设等社会心理主题，形成‘大心理、‘大应用、‘大服务的生态链”。[6-8]新时代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仅仅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8]

从实践层面来看，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开展社會心理服务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例如，中央综治办于2016年指定了北京市丰台区、上海市长宁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等12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联系点进行试点探索。两年之后，研究者从多方面收集了12个试点地区的建设现状资料，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组织架构、工作模式、平台建设、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队伍建设和效果评估6个一级指标以及其下的23个二级指标进行了编码分析。[5]结果发现，这些试点地区整体上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治理关系错位，建设实践主要偏重于心理健康和风险防控，在建设思路、定位和成效上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然状况”与“应然意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主要是主管部门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理论层面的学术研究匮乏以及基层部门执行与创新能力不足。这些实践的总结与反思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政策文件的精神，也有助于指导基层工作者开展具体实践，避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出现“心理健康化”或“单一学科化”。

从政策、理论和实践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成果和重要举措，是依据人们的心理行为规律，综合运用心理学、民族学、预防医学、社会工作和公共管理的理论与策略有效解决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心态改善、公共危机管理、群际关系改善、社会共同体认同、文化传承与发展和美好生活实现等社会治理问题，其核心是从宏观层面开展积极取向的心理建设，特别是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定位与目标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定位于服务社会治理，核心目标是解决社会的心理建设问题，促进社会“善治”。这不能仅依靠依靠单一部门或某一学科开展工作，也不能仅关注心理健康问题。从领导组织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坚持党的领导，由政府牵头进行政策设计与指导，实现由“心”而“治”的转变。从服务内容与对象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重点解决群体或社会层面的普遍性、群体性、涌现性的社会心理问题，而不仅仅聚焦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问题。从服务策略来看，社会心理服务是遵循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规律，采用多学科策略开展具体工作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措施，实现整个社会的积极心理建设。因此，我国的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进行建构，[9]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延续和创新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改进与丰富社会心理服务的理论与实践，避免现有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

二、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治理改进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7]是指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等社会治理的行为者，通过构建共建共享的合作型关系，依据一定的国家法律、法规对各种社会相关事务、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生活等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10]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以各个领域之间主体参与和多元合作为治理基础，从容有效地处理各类社会问题，并合理配置各种社会资源。从民族工作层面看，这就要求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充分了解各族群众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系统把握他们的社会心理服务需求，从而提高服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国家的社会管理实际上是借助大众赋予的权力为大众利益服务，提供社会保障，增进社会福祉是公权力使用的基本原则，管理者不能借助公权力凌驾于民众之上对其进行全面管制”。[11]辛自强认为“社会治理若能尊重并遵循人类心理和行为规律，则事半功倍，使治理效果‘入脑入心，并赢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相反，那种见物不见人，单纯基于行政强制和利益诱导的治理方式经常会引发新的矛盾并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5]概言之，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和现实需要。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在方式上更多诉诸于“软治理”或“巧治理”，减少那种简单粗暴的“硬治理”，有效整合心理学、民族学、预防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工作等多学科策略，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自然延续，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与民族工作的有机结合。[9]我国实现中国特色现代社会治理改革总目标已经确定，但现实的社会治理水平离“善治”还有一定距离，而多学科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有助于跨越这段差距，尤其是在突破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领域。

三、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态改善

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基调和价值取向等社会心境状态。[12]社会心态反映社会现实，即反映了特定环境中人们的共同利益或要求，[13]同时社会心态又会反作用于现实，对社会成员形成模糊的、潜在的、情绪性的影响。[14]例如，王真卓认为“不良的社会心态折射了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又会对社会的发展稳定和良性运行产生不利影响”。[15]因此，社会心态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基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以此为主线开展工作，引领各族群众树立积极、正面的社会心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从性质上看，社会心态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前者顺应历史潮流，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后者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各族群众总体上对社会、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发展是普通认同的，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与发展是支持、向往和积极参与的，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是理解、包容和乐观预期的[16];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总体向好，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是积极的。这些普遍性的积极社会心态是社心理服务建设中必须看到的，也应在社会治理过程充分利用和发挥。同时，社会心理服务也必须正视各族群众中一些不良心态。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社会流动频繁化，各民族之间的群际差异在接触、交流与互动中凸显出来，出现了一些心理失衡、归因偏差至对社会发展拥有不确定性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历史、信仰和习俗等文化传统，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心理惯性，使得他们容易对某些社会现象形成相同的认识，唤起相似的情感体验。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应充分了解不同民族社会心态形成与发展的心理规律，从中找到恰当的切入点，积极营造和引导正面的社会心态，为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奠定稳定的心理基础。

四、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心理健康促进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身体、认知和情感在与其他人发展不相违背的情况下达到的一种身心合一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能保持人格完整、智力正常、认知合理、情感适宜、态度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的状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各族同胞对心理健康服务的主客观需要日趋强烈求，[17]心理健康服务理应成为其中的重点。从主观需求来看，2019年2月中科院心理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数据显示，88%的受访群众认为心理健康非常重要。[18]近期调查也发现，约80%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并期望获得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与全国基本情况一致。[19]然而，少数民族群众在服务需求的专业性、机构和人员上也表现出了自身的一些特点。[20]]从客观需求或疾病发生率来看，流行病学统计数据发现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某些精神疾病类型上的时点患病率和总终生患病率相对较高。例如，流行病学调查表明，部分少数民族的时点患病率和总终生患病率均接近40%，远远高于同期全国的11.18%时点患病率和13.91%的总终生患病率。[21]从主客观需要来看，民族地区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應尊重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服务需求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形成具有一定推广性、普适性的服务策略。

与全国的整体情况相似，民族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和资源也主要分为医学模式、教育模式和社会模式，三种模式的服务目标各有侧重。[13]这些服务模式、理论基础和方法措施基本源自西方，尚缺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衔接，缺乏本土化的创新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专业机构和人员的认可和接纳。加之，民族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又相对匮乏，[22]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基本配置、床护比、心理健康的资金投入等与国家标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3]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群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满足。综合来看，少数民族的主观与客观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都日益强烈，且需求特点具有一定的群体差异性，可获得的、被认可的专业服务资源也比较缺乏。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当充分整合区域内外的各种专业服务资源、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探索心理健康服务的新形式，逐步建构植根于民族地区实际的服务模式，更好地满足各族民族群众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五、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事件是指一种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公共危机事件通常具有爆发的突然性、过程的持续性和结果的破坏性等特点，常常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强烈冲击。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涉及的类型包括族群问题、宗教问题、生态问题、安全问题、公卫生问题和灾难问题等多种公共危机事件。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必须重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研究，探索及时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降低危机事件给民众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尝试将“危”转为“机”，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元的群体构成和复杂的历史文化，我国的民族地区也是自然灾害（如火灾和地震）、公共安全突发事故（如群体事件）和疾病传播（如艾滋病）等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发区域。例如，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14次、6级以上1次，主要集中在云南、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造成33人死亡，1217人受伤，133.5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80亿元。[24]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在应对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学者和各族群众也积累了具有启发性的社会心理服务及危机干预经验。例如，汶川抗震救灾中总结的灾后心理援助模式，四川凉山州的绿色家园戒毒（康复）项目和木里火灾救援中探索出的消防员危机干预模式等。由此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重视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各级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常见危机事件的特点形成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社会心理服务方案。

六、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民族团结提升

民族关系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25]长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家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少数民族在进入城市及非民族地区时可能会在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遇到种种问题而产生社会威胁感。由于群体迁移过程中，群体间交流接触增多，语言发音差异、生活习俗异同以及文化信仰不同容易导致不同民族沟通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解，从而对其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引发部分人群出现自卑、不满和愤怒等情绪体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时缺乏社会关系与支持，导致其在心理上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许多研究者经过对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分析发现，由于其处所处的边缘地位，一些人难以适应融合都市社会生活;他们的文化心理游离于现代都市工业文明和传统农牧文明之间，会遭遇城市融入困难的局面。[26]

民族关系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都不是心理健康问题，而是社会心理问题。面对上述现实，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重视和发挥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公共管理等策略，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族群分歧、冲突或矛盾。这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必须正视，也必须解决的社会治理问题。我们需要分析这些社会心理问题，探讨化解这些问题的心理资源，从而提出各种有效的增进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加深民族互助和维护民族和谐的新措施。唯有如此，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才能有效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七、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共同体认同

社会共同体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7]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7]。从学术领域来看，社会认同历来都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研究问题。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Piaget和Weil对儿童和青少年对国家的理解。目前，心理学关于社会认同的理论主要包括了情感认同说、共享认同说和服从认同说。[28]情感认同说认为社会认同主要是情感上对组织或群体的认同和热爱;共享认同说认为社会认同是以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等共同因素为基础形成的;服从认同说主要是从权利和义务角度定义社会认同，即成员对群体或自的权力和治理的认可、服从、忠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须充分理解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才能从更好地发挥和整合情感、道德和法律等具体的治理策略，引导各族群众树立坚定的“五个认同”意识，营造共建、共融、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认同。

在我国，各族同胞都具有多重身份（Identi-ty）和群體归属，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采用积极有效地心理学策略，帮助各族群众对些身份进行整合与转化，化解不同群体认同之间的不协调或冲突。从群体关系与归属来看，各民族既属于自己的民族，又隶属于不同的组织或单位，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一员。以心理学中的身份突显性（Identitysalience）理论为例，社会心理服务需要看清楚这些身份或关系之间的层次与联系，引导各族群众在不同情境中突显合适的“身份”，帮助各族群众建立多元、灵活、稳定与和谐的身份意识或社会认同体系。[29]此外，群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了不同民族或群际之间稳定的共享格局，进而产生跨民族的群际认同（如学校认同、组织认同和地域认同等）。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认同所铺就的相互交织、相互链接的心理网络是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生成的深厚土壤。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需要探究各族群众内在的不同群体认同感之间的关系，探索化解不种群体认同之间的张力与冲突的多学科策略，促进他们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上的社会认同共生与协调。

八、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民族文化传承

对于每一个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是指与该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30]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灵魂，可以塑造人的心理行为活动。在马克思社会管理思想中，文化是具有社会治理功能的，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31]从本质上看，社会治理是人心治理，相关治理体系的建不仅需要刚性约束，也可通过文化实现心理测量的柔性调适。因此，社会治理应合理开发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从而助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顺利推进，以及多民族社区的社会治理问题解决。[12]

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熟悉的文化体系，对他们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民族群众内心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等心理特征比较一致。在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重视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民族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的重要力量。唐立军和陈义平认为民族文化主要包括有社会秩序规范功能、社会礼仪教化功能、社会意义阐释功能和社会意念象征功能。这些社会功能可通过民族文化教化帮助各族群众遵守社会规范，服从公共管理，营造有利于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文化环境，并激发各族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探究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及规律，有利于帮助政府部门设计和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服务政策，也有助于专业人员和基础公务人员更加准确把握他们的心理诉求。尊重和了解民族文化，研究和掌握民族心理与行为特点，这是精确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实现路径。[32]

九、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与美好生活实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时代使命，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追求。[33]目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直接关乎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体验，关系到我国实现经济更加平衡充分发展的问题，也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34]近年来，党中央和政通过“精准扶贫”战略，帮助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实现了全 面脱贫。然而，脱贫攻坚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传统扶贫工作难以解决的困难，如个别贫困群众或家庭出现的“反复贫困”问题。傅安国和黄希庭基于心理学理论和社会现实提出了“扶贫先扶志”的观点，试图从心理层面解决这些群体的“反复贫困”问题，为巩固脱贫攻坚提供了新思路。[35]由此可见，社会心理服务应充分发挥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形成巩固扶贫成果的长效机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此外，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是具有主观性的。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同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感受与体验是存在差别的，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具体期待、实现方式和过程也难以做到千篇一律。[36]关于少数民族吉祥文化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在“生育吉祥”“婚姻呈祥”“老人祯祥”“生活颂吉”“节日与信仰”“符图与象征”“祈福迎祥”“吉祥物”等八个方面都有着各自民族的独特性，这些特点也清晰地勾勒出了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具体期待，对吉祥幸福的内心渴望。[37]关于彝族美好生活表征的研究发现，四川彝区“美好生活”社会表征主要包括五个维度：良好的教育环境、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物质财富的增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38]这些社会现实和研究结果都提醒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充分了解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期待，既要有一般性、整体性的部署，也应注意工作的精细化、差异化。

十、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

综合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立足政策、文化、心理等社会现实基础，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需要引入社会心理服务的支持和辅助。基于社会心理服务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立足于国家的社会治理战略，依据我国的国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心理行为特点，运用多学科策略有效解决他们的社会心态改善、心理健康促进、公共危机管理、民族团结提升、社会共同体认同、民族文化传承和美好生活实现等社会治理问题，从而促进各族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推进民族团结事业发展与创新。

从定位与目标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属于社会治理，兼具社会心理服务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工作属性，其核心目标培养各族群众的积极社会心态，解决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与发展。无论是从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来看，还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历史与延续来分析，抑或是从提出“社会心理服务”的文件精神来探究，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都应定位于社会治理体系。当然，这并非否定心理健康服务的价值，也不是忽视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只有清晰地认识这一关系才能避免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治理出现错位，把握准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的目标，理清工作思路，助力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和民族团结事业发展。

从领导组织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政府牵头，专业人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总结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中国70多来的历史表明，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作用，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专业优势，发挥各族群众的内在动力，由“心”而治。从实践来看，各级政府应探索社会心理服务领导组织工作的创新，在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上结合实际进行整合或改革，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真正落实服务工作目标。例如，四川省成都市在社会治理上将职能分散在40多个部门进行整合，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成立了“市委社治委”，力求实现城市社会治理做到“统筹指导、资源整合、协调推进、督促落实”。改革经验和探索都是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值得参考的经验。

从服务对象与内容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要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更要重视民族关系、社会心态、社会认同和脱贫攻坚等民族地区较为突出的社会治理问题。这样才能避免照搬套用，创新现有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心理需求。同时，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也应牢记社会治理的战略高度，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的理念，从立足“疾病或问题取向”转向立足“健康或积极取向”，从“刚性治理”转向“柔性治理”，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转向社会整体联动，进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更好地促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从服务队伍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建设需要组建来自心理学、预防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工作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同时还需要了解法律、健康防疫和民族语言与文化等知识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本身是少数民族的专业人员。例如，教育部2018年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要求“要按规定配齐配强少数民族学生专职辅导员”。这是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专业队伍建设方面非常值得参考的具体举措。从组织形式来看，各个地方还应逐步建立专职队伍、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的服务队伍体系，确保各类服务工作能够有序开展。此外，为提高服务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还应为各类服务队伍的工作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包括研发培训方案、开发培训内容、探索培训形式等，以便打破教育背景带来的专业隔阂和工作障碍，提高从业者的职业胜任力。

从服务策略与方法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立足国情和民族文化，依循各族群众的心理与行为特点，整合多学科策略，采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措施，实现整个社会积极的心理建设。前文所述，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关注社会心态培育、心理健康促进、公共危机管理、群际关系改善、社会认同建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及美好生活实现等社会治理问题，这些都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在此，学科地位之争无益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导致宝贵学术资源的耗费。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策略应集众家之智，走合作之路，圆民族之梦，各学科专业人员与政府工作人员、各族群众一起从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和试点实践携手合作，采用多学科整合策略，有序推进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从服务效果评估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探索与创新服务评估主体、评估方式和评估指标等工作。由于是新形式的社会治理工作，虽然政府和学界都非常重视社会心理服务效果评估的重要性，但可操作性的成熟方案尚未出现。以中央综治办试点工作来看，文件要求试点地区应“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纳入综治（平安建设）考评内容”，各地在总结和自评时也都提出了考评指标[3]。然而，这些指标主要是是反映社会稳定、风险预控和心理健康，难以有效反映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质量，也容易导致服务目标和内容出现狭窄化。可见，服务效果评估是具有极强导向作用的。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效果评估方案应首先紧扣定位与目标，多方论证评估方式，谨慎选择评估主体，科学确定评估指标，最终形成兼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评估方案，努力實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发展”。

十—、结语

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工作应“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因此，我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必须立足多民族国家的这一基本国情，将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机融入进相关的政策制定、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连朝毅.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2）.

[2]斯大林（M. B. CraraH）.斯大林全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56.

[3]何立慧.关于中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几点新看法[J].社科纵横，2007（3）.

[4]林钩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2）.

[5]池丽萍，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应然与实然：基于全国12个试点地区的评估[J].心理科学，2019（4）.

[6]陈韶华.中共领导人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理论述评[J].科教导刊旬刊，2010（05）.

[7]吕小康，汪新建.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J].心理科学，2018（5）.

[8]陈雪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

[9]王俊秀.从心理健康到幸福社会[N].光明日报.2019-01-18（11）.

[10]杨灿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升级版”[J].社会治理，2017（1）.

[11]唐立军，陈义平.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民族文化社会功能开发——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J].贵州民族研究，2017（11）.

[12]王晓刚，罗鸣春.我国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现状调查[C].社区心理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01.

[13]傅小兰，张侃，陈雪峰，陈扯妍.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4]王晓刚，王梦龙，谢晓雪.民族院校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现状及对策研究[C]//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区心理学研究（第七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5]孟艳.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城市社区居民心理卫生服务需求调查研究[D].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硕士论文，2010：1-3.

[16]冯启明，韦波，陈强，等.广西农村少数民族居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1（4）.

[17]王军，杨幼平，颜丙约，等.四川省民族地区精神卫生防治体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5）.

[18]桂学平，杨晓莹，张晓英，马毓芬.乌鲁木齐地区精神卫生护理人力资源调查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2（5）.

[19]姚维，马岳勇.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1.

[20]高文珺，杨宜音，赵志裕，等.几种重要需求的满足状况：基于网络调查数据的社会心态分析[J].民主与科学，2013（4）.

[21]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

[22]王真卓.社会治理视阈下的负面社会心态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16（2）.

[23]人民智库.中国公众的文化自信指数调查报告（2016）[J].人民论坛，2016（36）.

[24]陆继锋.中国城市自然灾害报告（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

[25]马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J].中国民族，2017（6）.

[26]窦开龙，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都市困境适应的人类学分析来自甘肃的实证调查[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27]蔡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光明日报，2019-04-09.

[28]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3）.

[29]P. L. Callero. Role - identity salienc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85 （3 ）.

[30]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J].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31]郭建芹.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J].管理观察，2018（36）.

[32]董一平.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J].智库时代，2019（3）.

[33]宋雪霞.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思想[N].光明日报，2018-01-15.

[34]安虎森，张天骄.民族地区实现平衡发展的基本思路——学习十九大精神体会[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3）.

[35]傅安国，吴娜，黄希庭.扶贫先扶志：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与质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5）.

[36]欧阳康，熊翔宇.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本质要义、建构逻辑与实践方案[J].湖北社会科学，2019（5）.

[37]李灿光.中国少数民族与吉祥文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8]颜琳洁.四川彝区“美好生活”社会表征研究[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9.

收稿日期：2020-12-20 责任编辑：杨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