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蓬 任敬文 李丹

[摘要]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与沿线多种文明相互融合，在物质、宗教及文化等方面产生广泛交流。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与南亚等国各项合作不断深化，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愈发为学界重视。《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广泛承继学界已有成果，又在著述体例及内容上大胆创新，从物质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学艺术自身的互动与融合入手，逐步抽丝剥茧，将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清晰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巴蜀文化;南亚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5-0099-07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与融合”（16JJD770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席蓬（1988-），男，汉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先唐文学与文献;任敬文（1988-），男，漢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助教，研究方向：先秦文学文献;李丹（1997-），女，汉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先秦文学文献。四川 成都 610068

古代巴蜀文明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又因巴山蜀水的哺育与滋养而独具灵性，具有鲜明独特的区域特征和文化属性，继1986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后，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杖等一系列出土文物引发学者广泛思考与讨论，时隔34年，三星堆再度有重要文物出土，“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古代巴蜀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巴蜀文明，丰饶的物产、开阔的胸襟，使得巴蜀先民走出盆地，在融入北方中原王朝之际，也将触角伸向更远的南方异域——南亚。

一、“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历程

早在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即有“蜀身毒道”[1]的文献记载，身毒国是古印度的别译，从张骞通西域所得见闻可知，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与南亚间交往的历史极为悠久。1877年，德国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用于描述汉代时期的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线。

综观百年来的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互动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主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的交通情况，并结合域外研究者的成果，如梁启超在20年代《中国印度之交通》中即认为中印之间已经存在“滇缅路”，并且有发生贸易关系，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史考》（1936）、严德一《西南国际交通路线》（1939）、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1941）、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1944）、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1943）、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1948）、夏光南《中印缅甸交通史》（1948）、朱伯奇《国际交通新路线》（1949）等皆围绕中国早期西南对外交通情况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西南地区交通路线与丝绢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学者林名均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1942）、郭沫若的“西蜀文化说”、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1940）、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卫聚贤《巴蜀文化》（1941）、冯汉骥《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1946）等将古史记载与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结合，探寻四川古代文化，研究者将“西蜀文化”“四川文化”“蜀的文化”都视为一个文化区域进行研究，并逐渐将“巴蜀”联系到一起继而冠名“巴蜀文化”，开始注意到古蜀国与中原文化融合的问题，讨论多涉及古代巴蜀文化的概念、与中原文化关系、巴蜀神话、出土器物等。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缅甸波巴信《缅甸史》（1965）、英国哈威《缅甸史》（1973）、英国历史学家霍尔《东南亚史》（1982）等域外学者的著作对早期中印缅交通进一步考证，将汉代张骞出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的史实联系起来，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1959）、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1959）、严耕望《唐金牛成都道驿程考》（1968）、桑秀云《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1969）、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1974）、童恩正《古代的巴蜀》（1979）等论著，注意到了古代巴蜀地区的各民族、铜器玉器、丧葬类型等，主要研究古代巴蜀与周边地区的早期历史、社会经济、对外贸易、交通情况等，已有论述涉及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问题，古代巴蜀文化研究呈现出在传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的特征。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学者们从历史、考古、经贸、文化、民族等不同视角出发，积极投身于古代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1983）、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1984）、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1987）、伍加伦、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1990）、袁庭栋《巴蜀文化》（1991）、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1991）、蓝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1992）、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2000）、高大伦《从考古发现看西南丝路沿线的文化传播》（2008）、颜信《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2011）、霍巍《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遗址》（2014）、邹一清《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2014）、罗群《20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2015）、黎小龙《“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2017）等，先后对古代巴蜀文化的起源、内涵、发展、内外关系等进行了诸多探讨，无论是在研究范围与方向，还是在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不断推进着古代巴蜀文化研究，使得巴蜀文化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研究也更加深化，并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鲜明特征。

二、“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的主要研究成果

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研究，涉及的研究地二域范围相当广阔，内涵十分丰富，紧紧围绕着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已硕果累累。学术界对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的研究涉及经济交往、政治互动、交通形态、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对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开展了长期探索，也取得了大量新成果。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谈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社会经济研究

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院落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石器，数量达400余件，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20世纪40年代，历史与考古学家在川西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巴蜀文化”研究持续升温，直至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使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或认为其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湖南出土的青铜礼器上的浮雕有关;或认为出土的青铜雕像、青铜神树等与古代西南民族的传统有关;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雕像应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有关，因为无论在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甚至古代巴蜀地区本身，都没有发现其确切的文化源头。1988年，王友群发表《西汉中叶以前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考》，开始讨论中国西南地区川黔古道、川滇古道，并涉及蜀布、邛竹杖来源考;张善熙、陈显丹的《三星堆文化的贝币试探》（1989），关注了三星堆出土的贝币;1989年，段渝发表《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文明的关系》一文，以宏阔的视野讨论了川西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1993年，段渝教授又发表《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认为商代成都平原三星堆古蜀王都和成都，就已初步形成为中国西南同南亚、西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1996年，黎人忠发表《南方丝绸古道与货币试探》一文，讨论了蜀地的丝绸、邛竹杖、蜀枸酱及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认为“海贝产于我国东南沿海或南亚沿海国家，对地处内陆的四川来说，当是外来品”[2]。到21世纪初，巴蜀书社围绕着中印关系，出版了南亚研究基地丛书，如邱永辉、欧东明的《印度世俗化研究》（2003）、文德富的《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2003）《印度科学技术》（2004），陈继东《当代印度对外关系研究》（2005）等，分别从印度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对外关系等方面探究南亚面临的问题。此外，杨继瑞《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南亚：现状与前景》（2004）、杨文武《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研究》（2008）、杨翠柏《南亚国家贸易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讨》（2008）《南亚政治发展与宪政研究》（2010）、马克博尔A巴蒂博士的《中國的和平崛起与南亚》（2012）、刘建和朱明忠等撰写的《南亚研究丛书：印度文明》（2017）等论著围绕着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研究南亚政治发展，突出其在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古代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随着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的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认为：殷商时期的古蜀文化中具有如此多的雕像、金杖、金面罩、神树、海贝、象牙等文化因素，必然与南亚、中亚和西亚文明具有某种联系，并且大胆判断，这些文化因素能在古代印度河文明以及古代近东文明中找到渊源，据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展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

学术界通常将“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出域外，分别至东南亚、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3]。1980年前后，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肯定了各民族沿着这条“走廊”南北移动的历史，时至今日，南丝路的研究在近些年已成显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西南地区从事西南古道研究的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老一辈的学者如云南的方国瑜、王叔武，四川的蒙文通、任乃强、童恩正、林向、李绍明等，还有四川、重庆和云南的一批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方面的中青年学者。近30年来，在南方丝绸之路考察研究中，西南高校和文博部门对古代蜀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交通古道与商贸往来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4]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呈卓荦大端之势，从体例而言，可简要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全面介绍，力求详尽。这类著作多针对古代巴蜀文化、南丝路及中外交流进行全面而详细地论述。其优势在于为学界提供全方位的认知或勾勒整体面貌;又巴蜀与域外交流多经南丝路进行，故研究多由南丝路展开。如伍加伦《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1990）、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1994）、蓝勇《南方丝绸之路》（1992）、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2008）、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2005）、霍巍等《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2007）、屈小玲《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国文明与文明传播》（2016）等;第二类是某一领域的专题论述。这类著述多侧重考察某一类问题，力求精专，如“物质”“交通”“宗教”“民俗”等。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1948）、方豪《中西交通史》（1970）等以“交通”为专题;农学冠《中越民间文化的对话》（2010）、宇松汝《道教南川越南研究》（2017）、印度学者谭中《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2006）等则侧重文化、宗教与文明的比较;第三类是论文集，自“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以来，就有大批学者参与研究，其后又与南丝路相结合，成果更为丰硕。部分学者将自己的单篇论文结集出版，这些单篇论文在发表之时便代表了较新的观点，结集出版更见学者研究的心路历程。如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走出盆地：巴蜀文化与欧亚古文明》（2019）等。

此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索和讨论“丝路学”及其学科构架，如魏志江的《论中国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2016）、马丽蓉《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振兴》2018）、聂静洁《关于完善“丝路学”概念体系构架的建议》（2018）、刘再聪的《丝绸之路得名依据及丝绸之路学体系构建》（2020）。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內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多次组织召开了“丝路学”学术研讨会，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探索为例：2015年9月，成立了丝路战略研究所;2017年4月，隆重召开了首届“丝路学·国际论坛”;2018年4月，举办了第二届“丝路学·国际论坛”。多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对“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构建人文、经贸、安全“三路并举”的丝路学范式，在协同创新中，努力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以及中国丝路学学科的发展。巴蜀文化研究也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趋势，“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华文化传播”“川渝文化共建共享”等学术研讨会先后召开，“南方丝绸之路”高峰论坛、“南方丝绸之路申遗保山云端论坛”先后举办，值得注意的是，举办的会议和论坛的地点，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尽管上述几种主要著述体例各有长短，但南方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以商品贸易、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为主的重要通道，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互动交流大有裨益。

（三）古代巴蜀文化与印度宗教、文学研究

梁漱溟、梁启超、汤用彤在192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讨论印度的哲学与佛教，钟敬文、鲁迅、胡适、许地山、郑振铎等较早注意到印度文学的发展和译介，但季羡林先生从中印建交前后就开始研究印度文学，是介绍和研究印度文学的第一人。1991年，季羡林等人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分别从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各地方语言文学兴起的时期及虔诚文学时期梳理了印度文学发展史，尤其是讨论了史诗时期《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在印度国内外的影响，并讨论了印度佛教文学、故事文学、梵语小说等，季先生指出，“中国地处东方，同印度作了几千年的邻居。文学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相互影响，至深且巨。”[5]1998年，石海峻著《20世纪印度文学史》，分析了印度在宗教改革、民族运动、印度独立等过程中文学的发展状况，2008年，薛克翘《印度民间文学》中也涉及印度古代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等方面的讨论。

宗教文化研究方面，1992年，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一文讨论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可能传播的途径，认为四川早期佛教及其遗物由川滇缅印古道传入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此后又指出，“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具有明显的西北印度犍陀罗雕刻的风格特征。”[6]2008年，李远国发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一文指出，以“三星堆”为中心的成都平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南丝路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线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往互鉴的最早的信道，巴蜀文化、滇南文化、印度文化等多种文化亦借兹互通，它促成并实现了中西方早期的相互了解，形成了中外宗教与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华美篇章。[7]2010年，谭继和先生发表《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一文，认为《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各种见闻，深刻影响于巴蜀地区的佛教绘事以及石刻艺术。[8]2017年，中国佛教协会宗性发表《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回顾了古代巴蜀佛教兴盛的历史，并结合唐代赴东南亚、南亚求法的五位巴蜀僧人，展现了当时巴蜀佛教僧材辈出的良好风貌，并肯定了早期巴蜀佛教所具有的包容开放、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品格。[9]2020年，汤洪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一书出版，较为全面地回顾和梳理了古代巴蜀文化与印度宗教与文学的互动和交融。2021年3月9日和12日，青年学者李丹先后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四川日报发表了评论性文章《解密：古代巴蜀文明中有多少异域文化？》《穿越时空，探寻古代巴蜀与南亚的交流过往》，4月14日，汤洪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说起——试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一文，结合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通报情况，再度探寻古代巴蜀文化与异域文明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甚巨，巴蜀地区佛教昌盛，转世轮回之说深入人心，“本生故事”亦散见于各类佛教典籍，甚至在敦煌壁画中，也有《鹿王本生》《须达那太子本生》等本生故事。郑振铎先生早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曾谈到印度文学通过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学，如唐代变文。他说：“变文之渊源，不能不求之于印度。”[10]“我们重要的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和鼓词，也都是受印度影响而发生的。”[10]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俗文学也受到印度的影响。至《大唐西域记》产生，到神魔小说《西游记》出现，“孙悟空”“观音菩萨”等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善恶有报”“因果轮回”“人生无常”等观念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题材所要表现的内容，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的交往历史悠久，从“蜀身毒道”到“藏彝走廊”，从“藏彝走廊”到“南方丝绸之路”，近百年来在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民族、文学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就是巨大的，深刻说明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在政治生活、经济往来、交通路径、文化传播、国际关系、宗教文学等方面有着广泛而真实的联系。自2013年国家倡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学术界以更多热情投入古代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建设和研究中，同时，古代巴蜀文化在整个欧亚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也越来越引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三、“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的典型力作：《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围绕着“古代丝绸之路”“藏彝走廊”“西部大开发”“南方丝绸之路”等社会热点问题，古代巴蜀与南亚的互动交往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研究视野。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精美青铜神树、巨形青铜大立人、面具金杖、玉璋象牙等极为贵重的文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结合青铜器、玉器、象牙等具体器物形态分析古代巴蜀与中原文化、亚欧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具有双边文化互动性质的物质载体虽有研究，却尚未全面梳理。而且学者们尽管注意到古代印度文化对中华文化很早就产生了影响，但鲜有学者探究古代巴蜀文学与南亚文明之间的具体关联。汤洪教授的专著《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更为全面地总结了古代巴蜀文化与丝路沿线文化互动流播的特征，正好回应了这种趋势和需求。2021年3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再次震惊世界，100多根象牙尤其引人注目，500多件文物让学者们再次将古代巴蜀文化与亚欧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汤著以文化传播为视角，解读古代巴蜀与南亚互动和融合，在物产交换、商贸交流、中外交通的文化变迁史中，彰显古代巴蜀文化的魅力，促进了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互动交流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遥远的先秦时期，渴望与外界交流且具有开拓精神的巴蜀古老先民，即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广大地区发生着多层次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3]，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经由南丝路连接到一起。汤洪教授并未专论南丝路，而是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在具体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趋势，总结了古代巴蜀文化与丝路沿线文化互动流播的特征，使整部著作深具原创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对当代巴蜀文化研究与丝路文明互鉴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在著录特色上，该作视野宏阔、文献翔实、图文并茂、特色鲜明。首先，该书亦采专题研究之模式，以12个专题论述贯穿论题始终。丝绸、邛杖、茉莉、井盐、象牙、海贝、琥珀这些物产在南丝路上的流通与传播，往往以点带面，成为最富双边互动与交融特征的物质载体。该作先列举分析了文献中关于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互动交融的特殊物产，再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给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并结合时代特征探索了异域文化发展流播的规律。因此，既有对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互动交融史上具体问题的考证，又有对诸多物质载体的整体把握，使得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美结合，尤其是巴蜀茶与印度茉莉的完美邂逅，成为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互动与融合的重要符号，充分说明了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在丝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其次，全书三编并非随意罗列拼凑，而是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串联起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的清晰脉络。“互通有无”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目的之一，即物质贸易向来被认为是古代不同地域文明相互交流碰撞的主要载体，无论是横穿西域的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都是重在商贸交流，进而衍生出文明的互动与融合。作者在“物质文化”一编中将物质交流与文化互动结合来探讨，充分挖掘物质背后所附加的文化因素。宗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之大自不必多言，巴蜀地区普遍的佛、道及民间神鬼信仰也造就了古蜀文人的奇丽文思。该作最后一章即以考证李白“青莲居士”之名号来源为契机，探寻巴蜀文学中印度文化的隐微印痕，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鲜明特征;再次，各专题皆能做到以小见大，立足巴蜀、放眼世界，体现出作者既深入精专又胸襟开阔的学术素养及视野。无论是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互动交融的物质载体，还是宗教文化（佛教道教），作者都紧密结合历史地理学知识，对其传播的路线分别予以详细梳理和解析。“正如经由印巴次大陆传入巴蜀地区的青铜雕像和金杖等文化因素，也未在云南境内留下任何痕迹，而是直接达于成都平原一样。这种现象，文化人类学上称之为‘文化飞地。”[11]汤洪教授对此观点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也正是在这种宏阔视野的关照下，我们才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古代巴蜀与南亚之间密切的往来和交流。

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既包括“形而下”的物质文化，又包括“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巴蜀的丝绸、邛杖、茶叶、井盐等本土物产向南传播到南亚地区，而南亚的茉莉、象牙、海贝、琥珀等也以别样的魅力传入巴蜀地区，两地在你来我往的物产贸易中加强联系，促进彼此物质文化的丰富和提升。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交融，它们各自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来自另一地区的文明形态，在促成自身文明新发展的同时，也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互动融合研究，拓展了巴蜀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大多数时候仍然以文献材料与考古出土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巴蜀文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如巴蜀考古、巴蜀方言、巴蜀作家、巴蜀作品、巴蜀民俗等，且多是立足本土，从巴蜀区域文化的层面，予以关注。巴蜀文化与南丝路的联系，让我们进一步打开了视野。

目前，国内对南亚区域文明的研究，已有众多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和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对南亚地区的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关注。此外，中国南亚学会的会刊《南亚研究》，以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南亚南亚研究》，能够紧密联系现实问题，理论观点与政策分析并重，已经成为长期以来研究南亚文明的重要理论阵地。

自2018年起，南亚廊道申遗的工作全面开启，南亚廊道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联系南亚诸国、中西亚地区的重要通道。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巴蜀地区所存的金牛道等古道，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梳理，为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申遗准备工作提供了广泛而重要的学术支撑。

尽管古代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在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比如，多宏观研究，区域跨度大，在资料搜集中，多偏向于巴蜀文化或者南丝路本身研究;在研究方面，政治经济等现实层面的考量因素较多，重文献、轻田野的研究倾向非常明显，以致于目前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的研究，尚有待更多文物出土，迈向精审深细的研究。因此，今后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努力。

第一、重视搜集域外汉籍文献，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历来不乏珍稀文献及其汉籍版本，尤其是涉及古代巴蜀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各类文献，我们必须予以重视。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大多从丝路地名考证、物产交流、人文遗存、行旅记游、西域书写等方面进行着交叉学科的研究;

第二、重视域外汉学的研究，着重关注巴蜀文献及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和流布情况。开展域外汉籍、汉学研究，就必须要求我们将整个南亚地区的汉籍情况做个梳理，这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所做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也意味着在古代巴蜀文化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持一种更为宏阔、开放的视野，继续拓展巴蜀文化研究中尚为薄弱的环节;

第三、在传统学科特色基础上，要寻求古代文学与历史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的学术增长点。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胡可先、薛天纬、张国刚、石云涛、杨晓霭、程金城、雷恩海、海滨、宋晓云等专家学者在丝绸之路与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唐诗与南方丝绸之路，也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95.

[2]黎人忠.南方丝绸古道与货币试探[J].四川文物，1996（05）：29-33.

[3]汤洪.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M].北京：中华书局，2020：11.

[4]屈小玲.中国西南与境外古道：南方絲绸之路及其研究述略[J].西北民族研究，2011（01）：172-179.

[5]季羡林.印度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

[6]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J].文物，1992（11）.

[7]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8]谭继和.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05）.

[9]宗性.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J].中华文化论坛，2017（05）.

[10]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5，288.

[11]段渝.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M].成都：巴蜀书社，2009：294.

收稿日期：2020-12-20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