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

2021-09-13沈艾娥

民族学刊 2021年5期

[摘要]新媒体的兴起，给人们的思维言行及生活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给整个传媒生态与传播格局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个性化等特点，使得传统传播方式已无法适应于当前传播趋势。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面临传播手段单一，网络媒体“去中心化”，以及多重噪音干扰等挑战。通过整合传播定位、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及传播符号等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所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想在新媒体语境中进行有效传播，应顺应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和信息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好各种新媒体技术及其平台，消除传播壁垒，重视日常化平民化的“软传播”;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打造富有民族共同体特色的新媒体话语体系;丰富传播样态，搭建民族共同体传播的数据链平台，从而有效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5-00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环境污染及其舆论监督机制研究”（14BXW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艾娥（1979-），湖北荆门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及新媒体传播。重庆渝北 40112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重要理念之一。2014年9月，习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目前，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等基本概念进行的理论探讨，虎有泽，尹偉先等编撰的论文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应包含国情家底意识、历史主流意识、政治法制意识、团结合作意识、共建共享意识等六种意识。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存路径或构建策略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进行探讨;三是从历史角度对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演变进行的探讨，如吴楚克、王浩的论文《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矛盾演化为“国内区域民族矛盾”的开始。四是以某一具体民族地区为对象进行研究，廖建新的专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文化模式研究：以金沙江畔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的考察》，深入研究了我国金沙江畔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风格。李群育的《心归慈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西历史文化散论》一书阐述了纳西族自古以来从确立到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路历程。五是从传播角度进行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马凓的《华裔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传播路径——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一文，从“认知一情感一行为”三维驱动模式的角度，探讨构建铸牢华裔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传播路径。苏泽宇的《文化传播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发生、何以生成的传播机理。段鹏的论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以新疆为例》，提出了新疆主流媒体未来工作的重点应聚焦于全媒体传播。这些研究尽管并非从新媒体语境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但是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当前，新媒体的兴起，给人们的思维言行及生活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给整个传媒生态与传播格局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个性化等特点，使得传统的传播方式已无法适应于当前传播趋势。如何增强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效果，是一个亟待思考与解决的话题。

一、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语境是指新媒体作用于社会各个层面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传播环境，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安排，也即新媒体介入下的话语表达、社会性格和文化形态”[1]。当前，新媒体的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交互性等特点，使新媒体的舆论场众声喧哗，缺乏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把关人”。在“去中心化”的新媒体语境中，传播主体背后隐含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诉求，而群体化的情绪很容易被带动。在这种语境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面临重重挑战。

1.传播手段单一。过去，我们习惯于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宣传，传播手段简单单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较为缺乏，传播者对新媒体业态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应变能力，传播渠道未得到有效整合，无法适应变化迅猛的世界新格局。当前，网络媒体是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各自具备精彩而富有特色的本民族灿烂文化，然而，当前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的网络平台、内容设置及版块安排等并不新颖完善，无法展现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无法吸引新媒体语境下求新求变的受众口味，相关传播渠道的受众接触率和使用率明显偏低，致使传播影响力不够，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度。

2.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新媒体是利用数字、网络等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媒体内容生产的动力来自社交，人们在社交媒体编织的关系网络为媒体提供了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2]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主体多元化，受众可以自主的参与到传播系统中，传受双方交互性大大增强。社交是媒体的核心要素。然而，新媒体的交互性具有强烈的“去中心化”特征，加之匿名性及开放性，使得新媒体缺乏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把关人”角色。我国各民族之间存在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族民众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特色文化相互了解并不深，致使各民族间人员交流与沟通较少。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场众声喧哗，不同传播主体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诉求，其间会掺杂不少不利民族团结共进的声音，稍不注意就容易制造民族误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

3.多重噪音干扰。香农-韦弗传播模式指出，传播过程内外的噪音障碍会形成对讯息的干扰，从而影响传播效果。当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过程中，噪音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国内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文化背景的差异，使某些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讯息产生误读，形成噪音干扰。二是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益错综复杂。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演变为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重要成效，而欧美等西方国家由于应对迟缓而错失最佳防控时机。以美国为主导的欧美国家长期把控国际舆论场，污华声浪持续涌动，各种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二、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新的传播格局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媒生态发生巨大转变，传播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合传播“强调传播要围绕受众，整合各种传播要素，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3]。根据整合传播理论，新媒体语境下，通过整合传播定位、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及传播符号等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所面临的现实难题。

（一）整合传播定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4]其传播定位要以整合各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内涵为支撑，以各族民众的认同为目标，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1）文化层面：塑造同根同宗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象。我国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各民族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着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定位就立足于各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这既是对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自我认同，也体现了我国“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自信”。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寻根”，最能体现中华各民族同宗同源共同体形象的，莫过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龙”。龙是炎黄子孙手足情深的寄托，是华夏民族团结奋进的象征。“从龙形的组合中，我们见证了包容……包容的结果是和谐，和谐之后便有了团结、力量、腾飞、权威、吉祥和欢乐。”[5]龙的崇拜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的精神基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我们应以各民族文化元素为载体，以新媒体为传播手段，以龙图腾为核心，大力传播我国各民族同宗同根的历史渊源，努力塑造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象。

（2）政治层面：塑造平等和睦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的历史中形成的，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背景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共御外侮，中华民族进一步凝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6]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构建平等和睦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形象，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践行。

（3）经济层面：塑造健康可持续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形象。民族问题很多时候是因各民族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误会所致。“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塑造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环境，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物质保障。”[7]各民族经济发展越是取得长足进展，各民族群众越能从中获得实惠，他们就越能主动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我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基调也意在构建稳定、均衡、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共同体形象，各民族经济的均衡发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整合传播主体

“随着网络技术和传播媒介形态的倍速演进，新媒体传播所凸显的即时性与交互性、文本多样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征，使得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8]在新媒体语境下，互联网媒介技术跨越了地域和时空的局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主体日渐多元化，互联网平台的便捷性让普通大众也能参与到信息传播之中，自媒体及社交媒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开放性，整合各类传播主体，打造多层次多元素多种类的，全民共同发力的传播新局面，将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组织及其个人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阵营之中，集采众长，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传播优势。

基于数字网络技术优势的新媒体语境，各传播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诠释多元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精神。“互联网潜在的精神的内涵，那种对于解放人类心灵、智慧和对自由、开放、共享、创造的追求，吸引着互联网社群中许多探索和思考。”[9]政府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主体，在整合各级资源的基础上制订统一的传播战略，通过各项法律政策或宣传措施，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阵营中，并运用自身的号召力和权威性，合理有序地引导广大网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过程中客观公正进行传播与交流，增强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同时，自信而理性地进行民族共同体传播。各类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组织及个人也是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为了激发单位、组织与个人的传播积极性，国家应成立专门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机构，整合各种民间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从而使各民族的文化、宗教、思想借助新媒体便捷的传播渠道逐渐相融，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在新媒体语境中不断得以消解并融合，新的民族共同体价值体系逐渐得到确立。

（三）整合传播渠道

“过去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传媒生态，已经有多种新力量（如自媒体、互联网公司等）进入，而这些力量并非可有可无的配角，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媒体话语权力削弱，也带来新的市场格局。”[10]智能化的新媒体技术可以集纳各种传播渠道之优势，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各民族的多元文化诉求，从而形成多元并存的民族景观，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域得以极大扩展。

四川理塘的藏族“甜野男孩”丁真在网络上的走红，就是一次集网络、电视和报纸等多重传播渠道集体打造的经典案例。2020年11月11日，抖音账号“微笑收藏家·波哥”发布了一个藏族小伙丁真的视频，时长还不到10秒，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当天点赞就超过200万次。随后，微博、微信、今日头条，再到抖音、快手等几乎所有网络平台都被丁真霸屏，全网关于丁真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百亿次。与此同时，四川甘孜理塘县国资委下属的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丁真签约，并邀其担任理塘县旅游形象大使。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各级主流媒体也对丁真进行了报道。丁真的名气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日本朝日电视台以“因为太帅成为观光大使、在社交网络上人气爆棚的19岁少年”为主题，报道了丁真走红的过程。丁真通过短视频迅速爆红后，四川甘孜理塘县政府顺势推出《丁真的世界》宣传片。在各类传播渠道的共同努力之下，“到11月最后一周，‘理塘搜索量猛增620%，比国庆翻4倍。”[11]

（四）整合传播符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不可见的抽象概念，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将其具象化人格化，才能为各族民众所感知所接受，否则易流于空泛。而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人格化的过程中，可结合各民族经典符号予以表征，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引发各族民众的情感共鸣。象征符号的重要作用在于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如民族神话、民族传说、民族人物等民族资源需要进行系统整合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广就是基于这些要素而开展的统一的系统符号整合。民族历史人物符号是颇具感召力的符号，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个体的人物与整个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而影响人启发人。各个民族在其发展历史中都有其深受民众喜爱，积极促进民族团结融合的知名人物，如汉代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唐代促进汉藏交流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等等，其中不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强的人物，然而很多历史人物如今已鲜为人知。如回族爱国教育家达浦生，在抗战期间自费赴海外宣传抗日，历时8个月，发表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达浦生曾说：“日寇屠杀中国人时，不会区分你是回族还是汉族，所以只要是中国人，都应奋起抗日。”[1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就是要盘活这些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唤起各族民众的家国情感。

除了民族历史人物，还有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民族历史建筑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符号整合的关键元素。对这些民族符号进行整合传播，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各民族的文明，是广大民族了解各民族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对促进当前的民族团结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路径

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也促成了媒介生产、内容、传播形式以及信息接收对象的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想在新媒体语境中进行有效传播，应顺应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和信息传播规律，找到最为合适有效的传播路径。

（一）消除传播壁垒，重视日常化平民化的“软传播”

传统媒体时代，与民族团结意识相关的传播往往以国家立场的名义突出舆论引导，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单向性很强，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宏观叙事，传播方式刚性有余，在传播内容的设置、设计和选择上更适合社会的政治精英阶层。新媒体语境下，经媒介技术“赋权”，普通百姓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能直接参与国家大事交流，新媒体架设了一座国家意识与普通百姓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民间舆论场的崛起，传统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话语模式受到冲击，刚硬强势的传播方式容易激起受众的逆反心理，造成传播壁垒，从而大大降低传播的效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应重视平民化视角下的“软传播”。

“‘软传播主要是将某些生硬、刻板的传播方式予以‘软化，将传播的信息予以生活化和情景化，重视表达方式的情感与理性诉求的双重协调，注重传播内容的亲和力、震撼力以及鲜活性、新颖性。”[1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宏观而抽象的指涉，其传播内容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整合，难免包含有部分政治意识色彩较浓的信息，稍不注意其传播策略便容易引发受众心理隔离防线。然而，假若将这些政治意识色彩较浓的信息以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播出，则能消除传播壁垒，更容易让受众所接受。

“软传播”意味着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转换，从以往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观照，切入更加微观具体而又鲜活可感的人物故事、细节描绘或个体感受，增加传播柔和度，以适应新媒体语境下民众接受心理和表达习惯。同时，要利用新媒体增强各族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交流与互动，发挥民间社团的传播积极性，带动各族民众自主表达日常生活中充满趣味性、情感性或实用性的生活故事或活动场景，与官方传播中的经典民族叙事形成良性互动。

（二）尊重传播规律，打造富有民族共同体特色的新媒体话语体系

每个民族都是由个体组成，而个体对民族共同體的认同离不开个体自身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种文化因素。个体的认同具有多重性，“个体认同包含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些认同存在于人的统一认识中，而且它们不是对抗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15]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过程中，增强个体认同是其主要传播目的，其传播内容就要适应个体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霍华德·贾尔斯（Howard Giles）提出了传播调适理论，认为“在赢得不同文化（群体）的他人好感时，语言调整是极常见的策略”[1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传播，离不开一套既能适应各民族文化习惯，又颇具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以便在不同的传播渠道中产生遍在效应和共鸣效应，从而强化个体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具体而言，一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包容量进行扩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具有更为广阔的普适性，更适应于各族民众共通共享。二要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要吸收新媒体的话语体系，通过网络健康“流行语”及其表达方式来亲近民众;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各民族富有特色的民族话语符号，让各族民众在亲切性与贴近性中产生情感的共鸣，如富有民族特色的网络表情包，用网络流行体表达各民族经典用语等。

当然，富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色的新媒体话语体系的打造，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摒弃主流话语体系。习总书记在“4·19”讲话中强调，要“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同心圆”的原则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的实践，即要坚持核心主流话语的稳定性，同时要借助新媒体平台，以不同的形式让主流话语从中心向四周逐层扩散，主流话语、民间话语和新媒体话语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传播效果。

（三）搭建区块链平台，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样态

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播格局，也改变了受众的接收习惯，尤其是新生代的“数字原住民”，其信息接收方式呈现出鲜明的直观化、碎片化和快餐化的特点。在新媒体语境下，传播样态随着媒体竞争日趋多元化，数字化、音视频化、直播化、二次元化等层出不穷，其中短视频更是广受欢迎。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17]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实践中，要利用不同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样态，既要重视传播内容的文化审美性、休闲娱乐性，也不排除经济实用性。文化审美性或休闲娱乐性的传播，不一定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传播效果，但从长期效果来看，可以在各民族公共交往中充分发挥涵化作用，增加各族民众相互间的了解，消融潜在的民族文化冲突;而实用性传播的内容与各族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如民族舞蹈、民族美食等，可以增强各民族文化外在魅力，激发受众的兴趣，也能为所在民族的民众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对这些丰富的传播样态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并实行资源共享，区块链平台的建立是一条值得考虑的路径。区块链基于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等计算机技术，“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18]。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块链平台，能够充分引流各民族文化资源，汇聚民族人力资源，盘活各民族历史资源，达到多节点跨时空的深度聚合，也能针对不同民族个体进行精准而有个性化地推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大有裨益。

结语

“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备受关注，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有关社会分裂与整合的话题”[1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战略规划。新媒体语境大大拓宽了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与传播场域，传播空间呈现出开放性的态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应顺应时代发展之大势，充分利用好各种新媒体技术及其平台，消除传播壁垒，重视日常化平民化的“软传播”;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打造富有民族共同体特色的新媒体话语体系;丰富传播样态，搭建民族共同体传播的数据链平台，从而有效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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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塘“热度猛增620%！”“甜野男孩”丁真接受采访聊走红[EB/OL].（2020-09-29）[2020-12-14].http：//www. ce. cn/xwzx/ shgj/gdxw/202011/30/t20201130_36062286. sht- 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