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强 曹咪 吴贵华

摘 要：以福建省为处理组，采用合成控制法，利用2004—2016年内11个未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省市区构建“合成福建”，并由此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合成福建”，年平均增幅度为9.53%。（2）通过作用机制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深化福建省对外开放发挥政策效应。（3）基于福建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有必要持续推进旅游对外开放，优质对接国际旅游需求;促进产业平衡稳定发展，逐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旅游生产要素积累，全面提升生产要素优势;合理调整政府支出，实行积极而有限的政府职能等政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入境旅游;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合成控制法

作者簡介：侯志强，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目的地与景区管理（Email：405447464@qq.com 福建 泉州362011）;曹咪，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目的地管理;吴贵华，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经济地理学。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Z160085）;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FZ09）;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项目（18013121001）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062-15

“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延伸和发展，主动对接世界发展趋势，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也是架起国家、地区、民族、组织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突破地域隔阂，深化合作，增强互联互通，推动国际贸易如火如荼开展;沿线省市区积极参与，重点部署特色项目，稳步推进对外开放新格局。入境旅游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内容，对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与“倡议”贸易畅通的主旨不谋而合，因此有必要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入境旅游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唐睿、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推动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双重差分的实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7—27页。“一带一路”，旅游先行。旅游业作为先导性产业，目前已有学者对“倡议”与入境旅游业的相关政策效应进行了量化和质性研究，邹统钎：《“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愿景、难题与机制》，《旅游学刊》2017年6期，第 9—11页。许培源、罗琴秀：《自贸试验区功能差异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7—79页。包括“一带一路”政策效应的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入境旅游业的作用机制、发展格局、发展机遇与挑战等。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及全国多数地区来说，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总是有限的，但是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却是无限的。曾博伟：《改革开放4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导向的演变》，《中国旅游报》，2018—10—09（03）。 “倡议”搭建新兴国际区域合作平台，推进我国新时期入境旅游重要客源市场的形成，精确评估其对我国各省市区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对促进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对于处在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地理节点的福建省而言，随着“倡议”的持续推进，如何紧抓机遇，突破入境旅游发展壁垒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福建省入境旅游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接待入境游客544.98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9.12亿美元;2018年全年接待入境游客901.24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90.92亿美元。可见，“倡议”提出以来，福建省入境游客人数和国际外汇收入指标均在数量上呈稳定上升趋势。同时，2015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支持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旅游业开放意见的函》指出，进一步提升福建自贸区对外开放和合作水平，努力建设两岸旅游合作先行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核心区。由此，基于福建省自身的发展实际，探索向好发展的入境旅游路径意义重大。放眼“倡议”的全局发展，合理评估内外部发展差异，实现政策与入境旅游发展的合理对接至关重要，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应建立在对“倡议”的政策效应进行科学评价的基础之上。

自福建省对接“倡议”以来，“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如何？福建省与“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之间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旅游视角，采用合成控制法，通过反事实组与真实组的对比，探求“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通过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的对比分析，探究福建省与其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的差异，旨在基于福建省经验数据的分析，为“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对接“倡议”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 文献综述

（一）“一带一路”入境旅游研究动态

入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其本质属跨境消费范畴，鉴于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地位和入境旅游在旅游市场中的重要作用，与入境旅游相关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且有关研究日趋丰富：（1）立足“倡议”背景，兼顾入境旅游发展机制与现状研究的同时，放眼未来长足发展，客观分析旅游面临的挑战，合理阐释旅游的使命与机遇，以进一步探索对接思路，指明旅游发展的突破口姚延波、侯平平：《“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入境旅游产品开发新思路》，《旅游学刊》2017年6期，第5—7页。师守祥：《丝绸之路旅游：多面挑战与突破口》，《旅游学刊》2017年第6期，第7—9页。。（2）探求“倡议”下的入境旅游发展格局，并开展“倡议”背景下的入境旅游外部影响研究，通过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省市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特征、入境客流的集聚市场供给特征等，以进一步探讨旅游业国际合作模式、旅游市场流向等郭鹏、董锁成、李泽红，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业格局与国际旅游合作模式研究》，《资源科学》2014年第12期，第2 459—2 467页。吴良平、张健：《“一带一路”背景下入境客流集聚市场供给特征研究》，《旅游学刊》2018年第7期，第40—51页。。（3）采用自然实验等方法，致力于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求证“倡议”本身的政策效应唐睿、冯斐、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我国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第 10—18页。唐睿、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推动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双重差分的实证》，第17—27页。。

（二）“倡议”的政策效应研究动态

国内外学者对于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剖析政策合理性;（2）评估政策效应大小;（3）探究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对于“倡议”的政策效应研究秉承政策研究思路：（1）基于“倡议”的政策性质，从国际产业转移、地缘政治等视角剖析倡议的经济性、国际性，并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政策效应分析赵宏图：《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看“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与国际性》，《现代国际关系》2019第3期，第38—45、64页。周强、杨宇、刘毅， 等：《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世界地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4—11页。;（2）定量评估“倡议”带来的政策效应。“倡议”的提出契合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愿景，有利于加强国际贸易合作，拓宽国际贸易领域，优化国际贸易结构，促进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点涌现。相应地，“倡议”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倡议对开放型经济、地区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政策效应郭爱君、朱瑜珂、钟方雷：《“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评估——基于“准自然实验”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9期，第59—71页。张宇：《“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降低了中国出口的隐性壁垒？ 》，《世界经济研究》2020第11期，第3—14、135页。。

（三）政策效应测度方法研究动态

在政策效应测度方法的研究中，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伴随着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随机实验方法和拟随机实验方法成为学者青睐的政策效应测度方法，譬如双重差分法（DID）、断点回归方法（RDD）、倾向匹配得分法（PSM）以及合成控制法（SCM）。DID方法、RDD方法和PSM方法应用领域广泛，但在被广泛运用于政策效应测度的过程中，其应用缺陷逐步体现。SCM方法中，某一受到政策影响的地区构成处理组，各方面都与受政策影响的地区相似却未受政策影响的其他地区构成控制组，然后对控制组中的各地区进行加权赋值，合成一个处理组的反事实组，用以反映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处理组真实情况，较好地解决了DID方法出现的控制组选择误差问题。同时，SCM方法有效克服了RDD方法限制条件过高以及PSM方法不能有效分析单个地区政策效应的问题。SCM方法由阿巴迪提出，最初用于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活动的经济成本Abadie A， Gardeazabal J.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pp.13-132.，后经发展，现已广泛应用于自贸区、环境、房地产、金融财政、经济圈扩容等政策效应测度。基本原理是：首先选取适当控制变量，明确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其次筛选合理的控制组，对筛选后的控制组中的各地区进行加权赋值处理，合成一个处理组的反事实组;最后对比处理组与反事实组的差异即为政策效应。

（四）研究述评

“倡议”是新时期中国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畅想，自“倡议”提出以来，学术界相继开展“倡议”背景下的旅游发展研究，研究内容较为广泛，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兼而有之，且全局和本位研究视角均有涉及。客观地识别出“倡议”的净效应对评价政策有效性颇具意义董珍、白仲林：《对口支援、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对口援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30—138页。，但囿于目前研究的客观实际，“倡议”产生的政策效应尚不明确。研究主要表现为：（1）定性研究成果居多，定量研究产出薄弱，量化政策效应评估亟待开展。“倡议”相关研究虽在研究对象和区域上有所区分，但以描述性、解释性的定性研究成果居多。其次，虽针对“倡议”提出后的旅游总体效应有所涉及，但较少从“倡议”提出前后的研究视角对入境旅游发展进行对比研究，且政策效应量化评估的精度仍需提高。（2）研究注重全局性样本，忽视单一个体研究。多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省市区整体作为研究样本，注重各国家、地区、省市区之间的共性，造成对个体省市区间差异性的忽视。“倡议”政策效应的实现离不开沿线省市区的协作，结合各省市区入境旅游发展的实际，更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入境旅游发展规划。（3）“倡议”的政策作用机制和异质性问题挖掘不够。明确“倡议”下入境旅游发展背后的驱动因素和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发展的差异，有助于后期政策对接思路的提取，使“倡议”整体向好发展。（4）政策效应研究难于剥离其他因素影響，内生性影响问题依旧凸显。DID方法是使用较为广泛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之一，但DID方法运用要求较高，需满足处理组和控制组存在共同趋势的前提假设，然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满足存在共同趋势的假设难度大，导致DID方法剥离出的“倡议”的净政策效应难免与实际效应有所偏差，有必要采用克服内生影响问题的方法进行“倡议”的政策效应测度。

基于此，聚焦“倡议”背景下的福建省入境旅游发展，既从个体层次进行福建省“倡议”的政策效应评估，又从整体层次开展福建省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的“倡议”政策效应和政策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旨在结合福建省发展实际的同时，放眼“一带一路”全局发展，协调对接“倡议”。由此，本研究采用合成控制法，选取旅游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政府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旅游劳动力以及部分年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反事实组，通过反事实组与真实组的差异对比评估“倡议”的政策效应。同时，借助于福建省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的“倡议”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的对比分析，以期为“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推进入境旅游发展提出合理政策启示和发展建议。

二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合成控制法

依据合成控制法的思想和操作步骤，本研究详细阐释合成控制法的原理如何应用于“倡议”对于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研究。给定J+1个省市区T期的入境旅游发展数据，假定第1个省市区（i=1）为在T0受到“倡议”影响的福建省（处理组），其他J个省市区为不受影响的控制组省市区;YNit为福建省在时间t没有受到“倡议”影响的入境旅游发展情况，Yit为福建省在时间t受到“倡议”影响的入境旅游发展情况;T0为“倡议”提出年份，T0之前没有政策效应，T0之后政策效应产生。研究将2013年“倡议”提出作为时间节点唐睿、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推动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双重差分的实证》，第17—27页。唐睿、冯斐、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我国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第 10—18页。，并将T0定位于2013年。由此，“倡议”对于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可表示为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郑尚植、陈子昂、侯琳：《地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年第4期，第116—127页。等。同时，参照前人研究成果唐睿、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推动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双重差分的实证》，第17—27页。唐睿、冯斐、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我国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第10—18页。丁绪辉、田泽：《“丝绸之路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第142—148页。李秋雨、朱麟奇、刘继生：《中国城市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及空间溢出性》，《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年第1期，第100—106页。张子昂、黄震方、曹芳东，等：《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驱动机制》，《地理研究》2016年第6期，第1 177—1 192页。，选取因变量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百万美元），控制变量为：（1）旅游资源禀赋。考虑3A景区由市级旅游景区评定机构评定产生冯烽、崔琳昊：《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经济管理》2020年第2期，第175—191页。，4A、5A景区由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产生，4A、5A景区更能体现各省市区的旅游资源禀赋差异，同时借鉴何仁伟何仁伟、李光勤、曹建华：《酒香真的不怕巷子深吗？——基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旅游学刊》2018年第9期，第94—107页。、邓涛涛邓涛涛、邹光勇、马木兰：《国际旅游岛战略提升了海南旅游业国际化水平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效果评估》，《经济管理》2016年第7期，第147—155页。的研究，对4A景区赋值4分，5A景区赋值5分，故将4A、5A景区赋值加总求和得分用以表示旅游资源禀赋。（2）对外开放度（%）。学者对于对外开放度的测度主要包括商品开放度（出口额占GDP比重，进口额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资本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服务开放度（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市场开放度（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 张懿：《中国对外开放与区域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7期，第123—128页。，考虑数据的可获性，同时方便与他人的研究进行对比，借鉴多数文献的处理方法，故将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用以表示对外开放度。（3）产业结构（%）。考虑入境旅游属于服务行业的范畴，故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以表示产业结构。（4）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支出反映政府预算范围内行使的政府职能，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故将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用以表示政府宏观调控。（5）固定资产投资（亿元）。资本存量的规模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吴贵华、张晓娟、李勇泉：《高铁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期，第53—64页。，为地区旅游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改造、地区主体功能的提升等提供有利保障曹芳东、黄震方、吴江，等：《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地理研究》2012年第8期，第1 431—1 444页。。基于此，参照张军做法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第35—44页。，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处理，然后按照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用以衡量资本存量。（6）旅游劳动力（人）。旅游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要素投入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故选取旅游产业的支柱行业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从业人数总和用以表示旅游从业人数，有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但由于旅游景区从业人数数据缺失值过多，为保证相关数据的可操作性、时间可比性以及与被解释变量的一致性，故选取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的从业人数总和用以表示旅游劳动力。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选取的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分别表示为lnitgdp、lnres、lnope、lnstr、lngov、lncap、lnlab。此外，为提高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倡议”提出前的拟合精确度，借鉴阿巴迪等的做法，还加入了2004、2007、2008、2009和2012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作为预测变量，分别用以控制初始入境旅游發展水平、2003年SARS事件、2007年人民币汇率升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7—2009年环球金融危机、2012年经济危机等重要事件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圈定的“一带一路”省市区，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8个省市区。对于控制组省市区的选择，在借鉴何芙蓉何芙蓉、胡北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省份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第46—52页。与唐睿唐睿、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推动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双重差分的实证》，第17—27页。唐睿、冯斐、冯学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我国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第10—18页。研究的基础上，剔除《愿景》圈定的受倡议影响的18个省市区，同时考虑福建省发展实际，进一步缩小控制组范围，剔除与福建省发展差距较大的北京和天津2个直辖市，故选取与福建省发展相似且不受“倡议”影响的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11个省市区作为控制组省市区。研究的数据为省域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部分省市区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采用均值替代法对缺少的数值进行处理，以排除有缺失值的变量。

三 实证结果与解析

（一）合成控制法的基准结果

以控制组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均值为对照，首先运用简单的对照方法探究“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图1为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控制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均值的变化情况，由图1可知，2004—2013年控制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均值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差异总体变化不大。其中，2013年后控制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均值呈平稳趋势，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则持续保持上升态势。虽“倡议”提出前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均高于控制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均值，但2013年以后，两者差距则稍显增大，可得出初步结论：“倡议”推进了福建省入境旅游的发展。鉴于2004—2013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控制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均值存在一定的差异，难免会造成后期计算“倡议”对于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偏差。因此引入合成控制法，加入控制变量进行拟合，并从整体上评估“倡议”是否能够促进福建省入境旅游的发展。

表1为“倡议”提 出前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对比情况。由表1 结果可知，控制变量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异小，拟合度高。政府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的实际值与合成值几近相等，其他控制变量趋于相似。同时，RMSPE为0.0407，表明合成值很好地拟合了2013年“倡议”提出前福建省真实的入境旅游特征。基于此，合成控制法适宜于估计“倡议”为福建省带来的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

根据预测向量的全局最优化，可获取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合成值的控制组权重。“合成福建”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真实福建”发展较为相似的江苏、安徽、江西、贵州4个省市区合成，权重分别为0.802、0.110、0.071、0.018。依据控制组权重，得到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情况。见图2，图中实线表示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真实值的变化趋势;虚线表示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合成值的变化趋势;竖直虚线表示“倡议”提出年份。如图2所示，“倡议”提出之前，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路径几乎重合，说明合成控制法很好地拟合了“倡议”提出前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变化情况。其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且“倡议”提出后依旧保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则在2012—2013年与真实值出现明显分异。2012—2013年呈下降趋势，2013年之后则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受2012年经济危机的影响，福建省的入境旅游受损;而2013年“倡議”的提出又为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契机。因此，消除时间效应，通过对比2013年之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即可估计“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产生的政策效应。其中，在“倡议”提出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始终高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且两者差值保持平稳。2013—2016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是8.428、8.500、8.624、8.798，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是7.591、7.800、7.949、8.026。两者之间的差值为0.837、0.700、0.675、0.772，平均值为0.746，即“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为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加0.746。相较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2013—2016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1.03%、8.97%、8.49%、9.62%，年平均增幅度为9.53%。

为更直观地反映“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本研究测算了2004—2016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差距的变动趋势，即“处理效应”。见图3，图中垂直虚线表示“倡议”提出年份，即2013年;水平虚线表示0线，即此处政策效应为0。如图3所示，“倡议”提出前，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值基本在0线周围波动;“倡议”提出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扩大到0.837，且2013—2016年期间该差距趋于稳定且始终为正值。通过数据测算，2013—2016年期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平均差值为0.746。由此可知，“倡议”对于福建省入境旅游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起因于“倡议”？抑或是偶然因素造成？为此，通过双重差分方法（DID）、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

公式中，Yit是i省市区在t期实际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Dit为政策虚拟变量，受“倡议”影响的福建省赋值为1，不受“倡议”影响省市区赋值为0;类似的，Tt为时间虚拟变量，2013年之前赋值为0，2013年之后赋值为1;Xit为其他控制变量;δ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倡议”的DID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未纳入控制变量，未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2.167，P值在1%水平上显著，但R2为10%，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差;模型（2）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1.770，P值在1%水平上显著，但R2为27.8%，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差。模型（3）纳入控制变量，未控制年份效应，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989，P值在1%水平上显著，R2为82.8%，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模型（4） 纳入控制变量，控制年份效应，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556，P值在5%水平上显著，R2为86.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李光勤、胡志高、曹建华：《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基于双重差分的“局改委”政策评估》，《旅游学刊》2018第1期，第13—24页。。基于此，“倡议”较为显著地促进了福建省入境旅游的发展，表现为2013—2016年平均使得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加了0.556。对比合成控制法与DID方法测算的“倡议”的结果，DID方法测算结果（0.556）与合成控制法测算结果（0.746）相吻合，均表现为促进作用，说明合成控制法测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2.时间置换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2013年作为“倡议”时间节点的偶然性和人为可操作性，进一步采取Abadie等提出的时间置换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间置换安慰剂检验的基本思路：将倡议时间节点由实际发生的2013年推前或延后到其他年份，然后重新进行合成控制法分析，并检验“倡议”对福建省入境经济的政策效应。

选择位于原时间节点前后的2012年和2014年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当“倡议”时间节点设定为2012年时，如图4所示，对比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走势，真实值与合成值在2012年前后并没有出现突变结果，其两条增长路径在2012—2013年之间产生分异，之后保持平稳分异趋势，与时间节点为2013年时的走势相吻合。为更加直观地分析以2012年为“倡议”时间节点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对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以2012年为“倡议”时间节点，RMSPE为0.0436，表明“合成福建”很好地拟合2012年“倡议”提出前福建省真实的入境旅游特征。结果显示，2012—2016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为8.349、8.428、8.499、8.624、8.799，合成值为8.368、7.614、7.820、7.983、8.066，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为-0.019、0.814、0.679、0.641、0.733，2013—2016年年平均值为0.717，即“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为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加0.717。相较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2012—2016年增长幅度分别为-0.23%、10.69%、8.68%、8.03%、9.09%，2013—2016年年平均增长幅度为9.103%。其中，2012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值不大，为-0.019，趋于0;2013年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明显，且差值在2013年之后保持相对稳定。由此，假想2012年为“倡议”的时间节点是无效的。

当“倡议”时间节点设定为2014年时，如图4所示，对比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走势，两条增长路径在2012—2013年之间产生分异，之后保持平稳分异趋势，与时间节点为2013年时的走势相吻合。为更加直观地分析以2014年为“倡议”时间节点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对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以2014年为“倡议”时间节点，RMSPE为0.224，表明“合成福建”较好地拟合2014年“倡议”提出前福建省真实的入境旅游特征。结果显示，2012—2016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为8.349、8.428、8.499、8.624、8.798，合成值为8.405、7.732、7.891、8.061、8.140，真實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为-0.056、0.696、0.608、0.563、0.658，2013—2016年年平均值为0.631，即“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为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加0.631。相较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2013—2016年增长幅度分别为9.00%、7.70%、6.98%、8.08%，平均增幅度为7.94%。其中，2014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值明显，为0.608;2012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值趋于0，为-0.056，2013年与2014年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值接近，且之后保持平稳。因此，将2013年确立为“一带一路”的时间节点。

3.处置组置换安慰剂检验

考虑“倡议”政策效应会在邻近省市区之间传递，即“倡议”对福建省的政策效应可能外溢影响周边省市区，从而可能会造成得出的处理效应存在偏差，为此在控制组中去除与处理组（福建省）相邻的江西省丁焕峰、孙小哲、刘小勇：《区域扩容能促进新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吗？——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的合成控制法分析》，《南方经济》2020年第6期，第53—69页。，并通过合成控制分析法测算处理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组样本中剔除江西省后，RMSPE为0.0426，表明“合成福建”很好地拟合2013年“倡议”提出前福建省真实的入境旅游特征。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由江苏、安徽、贵州3个省市区合成，权重分别为：0.800、0.144、0.056。2013—2016年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为8.428、8.499、8.624、8.799，合成值为7.585、7.790、7.952、8.034，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为0.843、0.709、0.672、0.764，2013—2016年年平均值为0.747，即“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为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加0.747。相较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合成值，2013—2016年年平均增幅度为为9.54%。如图5和图6所示，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增长路径趋势走向以及处理效应的大小均与剔除江西省之前情况保持基本一致，说明采用合成控制法得出的结论稳健可信。

四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福建省入境旅游的作用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倡议”确实促进了福建省入境旅游发展。那么“倡议”影响福建省入境旅游的作用机制如何？为此通过考察“倡议”对各控制变量的作用进行分析，引入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各控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李光勤、胡志高、曹建华：《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基于双重差分的“局改委”政策评估》，第13—24页。。其中，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表示“倡议”对于各控制变量的政策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338，P值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倡议”对政府宏观调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2）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014，P值在10%水平上不显著，表明“倡议”对固定资产投资不具有显著影响;模型（3）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控制年份效应，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354，P值在10%水平上不显著，表明“倡议”对旅游劳动力不具有显著影响;模型（4）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290，P值在10%水平上不显著，表明“倡议”对旅游资源禀赋不具有显著影响;模型（5）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1.218，P值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倡议”对对外开放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6）未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年份效应控制，虚拟变量交叉项系数为-0.025，P值在10%水平上不显著，表明“倡议”对产业结构不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此，可初步得出结论：（1）“倡议”主要是通过深化福建省对外开放发挥政策效应，这与“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相符合，与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美好愿景相契合，与深化“五通”合作，促进产品、技术、资金等要素跨境流动，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携手共谋发展、共创繁荣的发展措施相一致;（2）“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如果政府过渡干预地区发展，则可能扰乱市场机制，进而导致“政策红利”难以释放。这与刘敏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各地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由于各地区发展实际的差异，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效应相应呈现经济抑制性、促进性和模糊性刘敏：《政府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期，第128—137页。。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政府在深化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前期存在一定的探索成本，譬如政府的宏观调控可能存在调控力度和方向把握不准确等，加之样本考察期较短，2013—2016年福建省政府宏观调控还处在量的积累，尚未突破质性转变的拐点。二是对于处于沿海地区的福建省而言，其对外开放的格局已形成且保持相对稳定，此阶段政府采取一定的对外政策宏观调控，难免对福建省相对成熟的对外开放市场机制带来一定的波动。

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异质性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

根据“倡议”对接的不同省市区，参照已有学者的划分方法，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圈定的省市区划分为“一带”沿线省市区，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3个省市区;“一路”沿线省市区，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上海5个省市区;以及“一带一路”圈定沿线省市区，共18个省市区。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ID分析法分别探究“倡议”对福建省与“一带”“一路”以及“一带一路”圈定沿线省市区的政策效应差异。如表4所示，“倡议”对福建省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机制区域异质性

采用DID分析法分别探究“倡议”对福建省与“一带”“一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的作用机制差异，如表5所示，“倡议”通过对福建省提高外开放度，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发挥政策效应;“倡议”通过对“一带”沿线省市区深化政府宏观调控，削减旅游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旅游劳动力、旅游资源禀赋）发挥政策效应;“倡议”通过对“一路”沿线省市区提升旅游劳动力、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削减旅游资源禀赋发挥政策效应;“倡议”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深化政府宏观调控、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削减旅游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旅游劳动力、旅游资源禀赋）发挥政策效应。

基于政府宏观调控的驱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提升表现为对“一带”“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究其原因在于，作为横跨中国东中西部的“一带一路”，其经过的西部城市占整个沿线城市的60%，西部城市因此被看做是“倡议”实施成功的关键，加之“一带”沿线省市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支持上享有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政府投入王巧、佘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研究——基于中國285个城市PSM+DID的检验》，《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2期，第132—143页。，因此“倡议”对“一带”沿线省市区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显著。而政府宏观调控的提升对“一路”沿线省市区的入境旅游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的提升对“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影响不大。

基于固定资产要素的驱动，固定资产要素的积累表现为对“一带”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抑制效应。究其原因在于，旅游项目大多数属于重资产投入，企业资本回收周期长，资本回报率偏低。同时，固定资产要素投入侧重于提升地区基础设施，推进城镇化建设等，其“累积效应”尚未转移到入境旅游营销推广、核心旅游吸引力打造等方面。基于此，固定资产要素的积累表现为对“一带”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抑制效应。

基于旅游劳动力要素的驱动，旅游劳动力要素的积累表现为对“一带”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抑制效应;对“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究其原因在于，“一带”沿线省市区处于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探索阶段，亟需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一带”沿线省市区人力资本存量充足，能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人力保障，但“一带”沿线省市区人力资本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专业化人才居少，并不利于入境旅游发展的高效持续推进。相反，“一路”沿线省市区人员流动大，人力资本存量处于波动变化当中，加之“一路”沿线省市区人力资本综合素质普遍偏高，因此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更有利于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

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驱动，旅游资源禀赋要素的积累表现为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抑制效应。究其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省市区旅游主题定位趋同，资源特色不明确，创新要素驱动不突出，旅游资源同质化现象严重，难以形成资源特色优势，提升入境旅游资源吸引力。基于此，旅游资源禀赋数量的增长表现为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抑制效应。

基于对外开放度的驱动，对外开放度的提升表现为对福建省、“一路”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对“一带”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相较于福建省和“一路”沿线省市区，“一带”沿线省市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落后，加之研究时间区间为2013—2016年，样本考察期较短，因此“倡议”对于“一带”沿线省市区的对外开放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进而造成对“一带”沿线省市区对外开放度影响不显著。

基于产业结构的驱动，产业结构的提升表现为对“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对“一带”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相较于产业结构调整处于持续探索和推进阶段的“一路”沿线省市区，“一带”沿线省市区处于相对靠后的探索初期;同时“一带”沿线省市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新兴产业业态成长缓慢，加之第三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产业调整难度较大。相反，“一路”沿线省市区产业结构趋于多元，高技术、高附加值新兴产业成长迅速，第三产业发展良好，产业调整难度较小。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11个省市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反事实组模拟福建省受到“倡议”影响的入境旅游发展趋势，并借助于“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的对比测算“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同时，采用DID方法和安慰剂检验对“倡议”是否真正推进福建省入境旅游发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探究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作用机制，且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1）自“倡议”提出以来，对福建省入境旅游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合成福建”，年平均增长幅度为9.53%。（2）通过作用机制探究，“倡议”主要通过对福建省深化对外开放发挥政策效应。（3）基于政策效应、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倡议”对福建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均表现为促进作用，但福建省政府宏观调控、旅游生产要素投入、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

（二）政策建议

1.持续推进旅游对外开放，优质对接国际旅游需求。基于福建省、“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倡议”的作用机制分析，对外开放是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有必要立足现有旅游资源，整合资源特色，树立特有资源品牌，并积极对接国际旅游需要，加强“一带一路”国际旅游交流，增强旅游资源推介活動，全力打造旅游资源国际优势。同时，充分发挥沿线省市区特色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旅游合作，扩大海外客源市场。譬如，充分发挥福建省侨乡优势，依托广大华侨华人，提升“倡议”的海外影响力等。

2.促进产业平衡稳定发展，逐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基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表现为对“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对福建省、“一带”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影响不显著的作用机制分析，第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基于此，“一带一路”沿线省市有必要紧抓“倡议”发展契机，全方位培育入境旅游新业态，发展高质量现代化服务业，积极探索入境旅游业与其他服务性行业的融合路径，激发入境旅游增长活力。同时，统筹“一带一路”沿线入境旅游市场，深度挖掘市场开发潜力，探索市场有效需求，鼓励定制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类型和层次。

3.优化旅游生产要素积累，全面提升生产要素优势。基于福建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倡议”的作用机制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旅游资源禀赋等生产要素量上的积累是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根本，但质上的飞跃更是入境旅游发展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市区有必要合理对接国际发展需要的同时，致力于提升入境旅游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优化旅游业资本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劳动力资本要素积累的同时，提升旅游业现代化服务水平;重点依托特色旅游资源产业，打造国际化知名度和竞争力。同时，有效避免陷入旅游资源禀赋带来的“资源诅咒”陷阱，规避资源雷同定位，挖掘当地资源特色，打造核心旅游吸引物。

4.合理调整政府支出，实行积极而有限的政府职能。根据瓦格纳法则，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增多，国家活动的增多必然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多贾凯威：《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MTAR模型的瓦格纳法则再检验》，《统计与决策》2015第13期，第143—146页。。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财政支出规模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孙丽：《公共财政支出与实际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与外部溢出》，《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18—29、175页。，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保持相对平稳增长，但是过度的财政支出会导致财政收支的不稳定，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同时，基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提升表现为对“一带”“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促进效应，对“一路”沿线省市区入境旅游影响不显著，对福建省入境旅游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政府应充分考虑当前发展实际，合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和力度，全面提升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同时，注重政策之间的搭配和长期效应郑尚植、陈子昂、侯琳：《地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年第4期，第116—127页。，关注需求端发展变化，坚持推进高质量供给侧改革。其中，“一路”沿线省市区有必要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适当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实行积极而有限的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有效性许峰、李臣刚：《经济学视角下的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研究》，《旅游科学》2005年第3期，第59—63页。，以此创新开放型入境旅游市场管理机制。

本研究基于福建省经验数据探讨“倡议”的入境旅游政策效应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囿于数据获取的难度，研究时间区间为2004—2016年，未获取2017、2018、2019年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众多，仅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对福建省入境旅游的政策效应测度和机制检验。今后，可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市区发展实际，开展省市区之间的对比研究。

Abstract：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using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is paper wants to construct the “synthetic Fujian” by using the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without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2004 to 2016， and to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inbound tourism of Fujian Provi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Fujians inbound tourism 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of 9.53% compared with that of synthetic Fujian; （2）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erts its policy effects in Fujian Province mainly by deepening the opening up; （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policy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other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opening up of tourism， meeting the high - quality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promoting the balanc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gradually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solida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tourism production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 advantag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rationally adjust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perform active and limited government function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bound tourism; policy effect;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责任编辑 吴应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