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迎春 卜祥记

摘 要：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所存在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与对立，主要表现为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与纯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共同根源则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黑格尔哲学因素。对《资本论》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直接原因在于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其内在却是源于祛除了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的实质性影响，忽略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和根本方法的唯物史观，造成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对《资本论》的哲学化解读路径试图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哲学环节，但由于几乎完全抹杀了《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之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立场的本质性界限，试图以《逻辑学》为底本诠释《资本论》，从而又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作为实践哲学范式之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是从黑格尔哲学中挣扎出来的理论成就。它的辩证法品格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有着斩不断的理论承继关系。要本质性地呈现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和《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那么对《资本论》唯物史观高度的理解就不仅既要看到黑格尔哲学作为唯物史观之必然理论环节的承继性，同时又要看到《资本论》在结构体系、分析范畴和分析方法上对黑格尔的超越。

关键词：《资本论》; 唯物史观;黑格尔哲学

作者简介：范迎春，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E-mail： fanyingchun2001@126.com，上海 201701）。卜祥记，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哲学（上海 212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研究”（19FKSB035）;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2018-YXZZ-05）;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2019-CX-020）

中图分类号：A811;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005-10

一 《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在解读中的分离与对立

综观《资本论》的解读史，除了学界熟知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说外，比较有影响就是“并列论”与“对立论”两种解释方案。就“并列论”而言，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国内学者提出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唯物史观底本与逻辑学底本的并列论观点。如果说“并列论”是比较温和地强调《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差别，那么“对立论”则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截然对立起来。“对立论”的解释方案主要流行于国外学界，但近年来已得到某些国内学者的呼应，并逐渐产生了较大影响。对《资本论》进行实证化经济学解读或纯哲学式的解读造成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在解读中的分离与对立。

（一）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中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

对《资本论》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基本排除了其所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通过整体性地剔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他们试图以一种实证科学或分析哲学的量化方式来更“精准”地解析《资本论》，把它看成一部纯技术性的经济理论著作。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等是这一理论解读路向的始作俑者。为了凸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在对《资本论》进行解读时，他们竭力整体性地清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丢失了《资本论》中的总体性辩证法思想。这种解读不仅掩盖了唯物史观独特的整体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品格，而且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的价值理论的解读，更多地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展开的。其结果是，尽管他们在表面上并不否定《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但实际上二者已处于实质性的分离状态。因此，面对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攻击和非难，他们无法给予有力的还击，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理论“修正”甚至否定或放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为了进一步应对资产阶级理论家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批评，一些国外学者以更具实证性经济学方法来解读《资本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是以更加彻底的实证化范式解读《资本论》的最新代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分析的实证方法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重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在借鉴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基础上，聚焦于运用数理分析去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此外，还有一些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如演化经济学、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它们一方面不满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数学化并给予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借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更加注重制度、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并试图在积累、危机与劳资矛盾等中间层次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由于他们更多地是在既有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分析具体的经济事实，而无意于追问一定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及当下经济事实的来历，因而并不具有唯物史观的深刻性、历史性和否定性视野，而更多地带有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色彩。总之，对《资本论》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直接根源于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其内在性的根源却是由于驱逐了《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忽略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和根本方法的唯物史观，造成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因而既不懂得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也无法真正呈现《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

（二）哲学化解读路径中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面对《资本论》实证化经济解读造成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对《资本论》的哲学化解读路径试图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哲学环节。但由于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曲解，混淆了《资本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立场的本质性界限，试图以《逻辑学》为底本诠释《资本论》，反倒加剧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同样造成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论》的实证化解读路径及其造成的理论后果，卢卡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诠释《资本论》，而这一哲学化解读的努力又是基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传统来完成的。因此，卢卡奇最早开启了以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式理解来解读《资本论》的先河。卢卡奇看到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社会辩证法思想以及据此而展开的《资本论》研究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试图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但却“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页。，忽略了《资本论》所强调的现实经济关系，打上了主观主义的烙印。因此，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经济批判理论的双重诠释中，最终都陷入了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窠臼，从而从另一个理论路向加剧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

作为一个看起来非常奇怪的理论家，阿尔都塞既不满意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解释和对《资本论》的实证经济学诠释，因而主张对《资本论》做“多元决定论”的哲学化解读，也不满意于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解读，因而主张对《资本论》做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为此，阿尔都塞提出了“总问题”和“认识论的断裂”，并以此开启了他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多元决定论”诠释《资本论》的解读路向。虽然阿尔都塞把“经济结构‘最终决定非经济结构”作为“原则” [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了结构的“共同存在的形式”，以至于在一般意义上把作为“共同存在”的“结构”本身作为决定性因素，试图以“超决定论”替代“一元决定论”，从而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和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放弃了作为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地位，把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对立起来。

此外，对《资本论》的各式解读路径中还有一条偏向政治式的解读，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维尔诺、美国的哈利·克里夫、法国的雅克·比岱等。他们将《资本论》主要地看作是一部政治著作，因而更看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甚至把“大纲”与《资本论》的客观结构对立起来。但是，当抛开《资本论》的经济哲学立场，仅仅诉诸于革命主体的激进政治抵抗时，他们也就彻底抛弃了政治斗争的全部经济基础而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

综上可见，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所发生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与对立，主要表现为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与纯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差异;而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黑格尔环节，既是造成差异化解读路径的共同根源，也是破除《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与对立，呈现二者内在关系的关键。

二 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与黑格尔环节

“唯物史观自创立伊始就本质性地从属于或者服务于《资本论》研究，因而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卜祥记：《<资本论>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第4—23页。唯物史观的理论草创依托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奠基，而实践哲学范式的革命性生成是马克思洞悉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精华的产物。因此，作为实践哲学范式之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是从黑格尔哲学中挣扎出来的理论成就。它的辩证法品格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有着斩不断的理论承继关系。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所发生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与对立，都与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环节密切相关。

（一）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

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这一基本判断植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逻辑。从《资本论》研究课题的生成看，它经历了《莱茵报》时期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克罗次纳赫时期所面对的市民社会难题，《德法年鉴》时期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初步确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从物质利益的困惑到市民社会难题的初步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而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初步确立则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不同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政治取向。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由对国民经济學理论著作的研读转向对国民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时，这一反思和批判直接指向了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当“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即当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作无须追问的当然事实，并基于“私有财产的事实”建构起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时，这一经济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现实立场的理论表达，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因此，对于刚刚实现了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政治立场转变的马克思来说，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无法接受的，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自然而然地指向对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直接目的就是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来历。在这里发生的就是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性的分析，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6页。直接地说，这一结论意味着不是像国民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私有财产导致异化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间接地但却本质性地说来，它意味着对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理论前提的彻底颠覆，同时也是马克思对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论前提的重构，即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而且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为前提。既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已经被彻底颠覆，而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已经被重构，那么依据新的理论前提重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因此，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 ，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6页。在这里出现的正是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课题的初步自觉，而后来的《资本论》研究是这一理论诉求的实际表现和现实展开。

从《资本论 》研究的唯物史观前提看，在意识到《资本论》研究课题的必要性的同时，马克思还清醒地意识到“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而这两个任务直接与唯物史观相关，或者说唯物史观的草创就是解决这“两个任务”的理论成果;反言之，唯物史观的草创是直接服务于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资本论》研究定向。具体地说，马克思所意识到的必须首先解决的两个任务是：当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归结为异化劳动，（1）异化劳动是何以发生的;（2）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又是何以演变为作为私有财产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这两个任务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实际上涵盖了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而对这两个任务的解决也就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叙事中进行。这就预示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场的理论必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分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析，展示出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演进，并由此澄清了“作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的“工业资本”的来历。由此出现的乃是既作为人类历史的展开维度，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框架的草创。在历经“《哲学的贫困》聚焦于《资本论》课题研究的哲学路径”“《共产党宣言》公开申明即将展开的《资本论》课题研究工作的哲学定向”卜祥记：《<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4—22页。的理论准备之后，马克思开始全心转向《资本论》研究。

据此我们认为，如果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贯通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核心理论主题，那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唯物史观草创就既是破解《资本论》研究之前提性任务的理论成果，又是走向《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准备，当然同时也决定了《资本论》的本质性理论高度。它意味着唯物史观的草创本身并不是直接就是马克思的理论目标，而是为了《资本论》研究的理论需要，并旨在为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奠定坚实的世界观基石和方法论前提。日本学者城塚登从不同角度大致表达了类似见解：“唯物史观最典型、最全面地适用于近代的历史。这一点同唯物史观的实践性质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20页。那种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相分离或相对立的各种理论态度，无不与其对唯物史观的纯哲学化误读密切相关;在他们那里唯物史观被蜕变成了外在于《資本论》的抽象哲学教条，似乎唯物史观并不只是《资本论》研究需要并在其中得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它同时还是《资本论》之外的马克思的另一个理论目标。

（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黑格尔因素

唯物史观的理论草创依托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奠基，是其在人类社会领域中的运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革命性生成是马克思洞悉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精华的产物。实践哲学范式把“实践”作为最高原则和理论基石，在总体性或原则性高度上把唯物史观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场域。

作为唯物史观的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理论要素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借鉴与超越息息相关。当我们把实践、感性活动或劳动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核心概念时，它们无疑本质性地源自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思想精华的洞悉。针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思辨唯心主义性质，把黑格尔所理解的精神劳动转换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转换为现实个人的劳动，这乃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哲学批判部分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展开经济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理论前提和理论高度，并因而孕育着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全部理论可能性及其实践哲学路向。

在此，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乃在于费尔巴哈对感性的人与感性自然界及其对象性关系的指认;这一指认意味着费尔巴哈“不仅颠覆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而且由于把实体世界理解为‘感性客体，因而也与前康德的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范迎春、卜祥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哲学动态》2015年第11期，第29—36页。在自然唯物主义与社会唯物主义原则性差异的高度上，费尔巴哈以其社会唯物主义的原则性立场深刻地影响马克思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创立。但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中那个“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这一最为核心的因素却来自于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马克思把被费尔巴哈所错失的、潜藏在黑格尔思辨神学深处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即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辩证法”拯救出来，并以此为感性对象性关系奠基，从而创制出作为实践活动之哲学表达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哲学的根基处发动了革命。因此，相比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显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理论环节。

只要立足于劳动辩证法的理论高度，自然界就将不再可能被解释为先在性或外在性的存在，它只能以劳动对象与劳动结果的属人的自然界而存在;在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中所发生的自然界之成为属人的自然界的现实性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生成。据此，劳动辩证法既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生成的根基所在，也是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草创的关键理论环节，同时还是准确把握唯物史观与《资本论》之内在关联的枢纽。正是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吸收，马克思才得以超越费尔巴哈并制定出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范式，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一哲学范式的具象化展开，并据此奠定了即将开始的《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立场与方法。就此而言，任何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黑格尔理论环节的忽视或误读，都不仅会造成对马克思哲学以及作为其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的误读，也会直接导致它与《资本论》的分裂。

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祛除了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的实质性影响，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时，《资本论》也就实质性地与唯物史观分离开来，从而被降低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卢卡奇倒是看到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他同样忽视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现实性内涵，而把马克思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思辨唯心主义因素，即把思辨精神的劳作视作“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因而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经济批判理论的全部诠释陷入了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窠臼。阿尔都塞主张对《资本论》做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时，更为坚决地祛除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并试图以此成就他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对《资本论》的解读路向，从而再度把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对立起来。就此而言，只要放弃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之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性影响，包括对马克思哲学做非黑格尔式的——诸如康德式的或斯宾诺莎式的解读，就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哲学及其与《资本论》内在关联的误读、分离与对立。

（三）唯物史观辩证法品格的黑格尔因素

不仅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源于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继承与改造，而且唯物史观的总体性、差异性等社会辩证法品格也内在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有着斩不断的理论承继关系。基于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依据实践哲学所规定的现实性路向，马克思从现实个人的劳动创生社会关系出发，原则性地讨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机制与发展规律，初步制定了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既是精神生产的辩证法，又是总体性的辩证法;这不仅由于黑格尔把人类理性精神本身看作一个整体，而且还在于他把意识的各个环节看作是理性精神自我认识的中介。正如黑格尔指出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转引的那样，精神生产辩证法的总体性鲜明地体现在：“意识必须依据对象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把握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8页。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本质，但却保留了其中的总体性特征，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正如卢卡奇所言：“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马克思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在横向的社会结构和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呈现以生产和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总体结构。他所阐释的总体不是精神总体，而是物质生产活动所生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卢卡奇对《资本论》的哲学化解读就是试图恢复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但由于他“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忽视了《资本论》研究中现实物质根基，从而把总体性的辩证法变成了抽象的总体性，几乎完全抹杀了《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之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立场的本质性界限，从而实质性地造成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差异性作为唯物史观的又一重要品格，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直接相关。但是，在黑格尔这里，差异性本质上不过是精神实体自身的各个环节，即是同质性的差异性。正如阿尔都塞理解的那样，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乃是本质主义的，作为总体性的整体是可以做本质切割的，而被切割出的各个差异性环节实际上是同质的，即不过是思辨精神本身。当马克思彻底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本质，立足于客观现实分析人类社会时，唯物史观差异性的辩证法品格才真正被发掘出来。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类社会是一个以生产方式作为构成整个社会机体基础性因素的有差异性的总体，而且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也看作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构成的差异性总体。阿尔都塞看到了马克思的整体性与黑格尔的“思辨”统一性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他的进步之处。但是他却又把马克思的整体性解释为“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05页。时，他实则又以抽象的“整体结构”取消了差异性。而作为从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中挣扎出来的唯物史观，它不仅强调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同时又把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作为决定性因素。《资本论》之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无不是在如此这般的语境即唯物史观的语境中展开的。放弃了作为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地位，也就把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对立起来。

三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高度与对黑格尔的超越

要本质性地呈现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和《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对《资本论》唯物史观高度的理解就不仅既要看到黑格尔哲学作为唯物史观之必然理论环节的承继性，同时又要看到《资本论》在结构体系、分析范畴和分析方法上对黑格尔的超越。

（一）《资本论》结构体系的唯物史观立场

作为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为主要内容的巨著，《资本论》采用了类似于先验结构的表述方式。这一点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黑格尔看来，“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谈到《资本论》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以及同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在即将完成《资本论》第1卷写作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到：“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这里所说的“德国科学”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指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同时，在谈到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在形式上的不同时，马克思也提到《资本论》所具有的类似于先验结构的表述方式。

但是，馬克思只是强调了《资本论》在表达方式上对《逻辑学》的借鉴，《资本论》与《逻辑学》形式上的相似只是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上的一致，决不能忽略二者性质的根本差别。早在《资本论》第1卷刚出版不久，马克思就发现“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页。并引用了德罗贝尔蒂和考夫曼的观点来说明人们理解的相互矛盾。时至今日，对《资本论》所使用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仍有很大的争议。一方面，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信徒的叶·瓦·德罗贝尔蒂，于1868年对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之“责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页。的再现，他们或者把《资本论》的生命力所在归之于对黑格尔的超越，或者把《资本论》解释力的式微归结于《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性质，因此无不竭力祛除《资本论》中的黑格尔哲学因素，而诉诸于对《资本论》展开纯粹经济学的解读;另一方面，我们在卢卡奇、阿尔都塞等那里看到了另一种极端看法。他们只是看到了《资本论》与黑格尔哲学在结构形式上的相似，却本质性地错失了《资本论》结构体系的唯物史观立场，忽视了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具有本质性高度的唯物史观立场。事实上，《资本论》经济范畴的结构体系只不过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结论的逻辑表达;并且采用类似先验结构的叙述方法才能得出更为客观、真实的结论。

（二）《资本论》分析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

当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时，其一，它绝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仅在于提供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实际上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有内容的辩证法。这也是《资本论》可以在范畴形式上借鉴黑格尔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基础所在;其二，当马克思进而指出必须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它也决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以唯物主义形式把唯心主义辩证法“倒过来”，那样会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再度形式化。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的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富有内涵的挽救与本质性超越，是唯物史观辩证法路径的本质性开启，同时也是《资本论》分析范畴的唯物史观内涵。因而，只有将经济范畴与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只有本质性地呈现《资本论》经济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我们才能真正厘清它与黑格尔《逻辑学》的根本界限。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洞察到了现代国家中私有财产的经济作用。”[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杨学功、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83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追问私有财产的现实来历，并把异化劳动作为产生私有财产的根据，并据此要着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观念形式的来历与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的就是作为《资本论》理论高度的唯物史观;它把一切社会交往关系既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又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以此为根据，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依然滞留于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水平，把经济范畴作为社会关系的决定力量，陷入空洞的理性设计与唯心论的深渊。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不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作为根本来统治现实社会，社会关系才是社会的本质。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到社会关系并以辩证法看待：抽象劳动是作为价值的实体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基于此，马克思把商品而不再是交换价值作为其价值理论研究的起点，以此展开内在矛盾的批判路向。在《资本论》中，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经济范畴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其目的在于以理论的形式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在马克思这里，“任何社会现象，以及表现这种现象的相应的任何范畴，都表现为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的、矛盾的统一。”[苏]维·索·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刘品大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马克思打破了看似合理的经济范畴的统治，将经济范畴与决定这些范畴的社会关系链接起来，既是对唯物史观的确证，也使得唯物史观进一步深入到经济范畴和社会关系之中。对《资本论》的纯哲学化解读依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经济范畴背后蕴含的社会关系，未能深刻理解把握《资本论》分析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他们依然割裂了经济范畴与社会关系的联系，认为是经济范畴统治着现实的社会关系。

（三）《资本论》范畴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唯物史观原则

基于中介性和可回溯性的辩证法的历史性，是《资本论》范畴体系在方法论上之唯物史观原则的核心内容。当马克思把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作固定不变的永恒经济范畴视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反映时，他也就本质性地开启出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把这种历史性的哲学立场贯穿于《资本论》研究，这却是与中介性和可回溯性的分析方法密切相关;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论》范畴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唯物史观原则，它体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超越。

就构成历史性的中介性而言，中介性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方法。马克思不仅据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来历，而且破解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难题，重构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以“自发分工”为枢纽，在历史的序列中把劳动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与工业资本贯通起来，并同样借助于“自发分工”展示了最初形式的私有财产如何历经不动产的土地私有制、等级资本、商业资本而通达作为私有财产之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的进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来历。在《资本论》——尤其是第1卷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同样看到唯物史观中介辩证法的鲜明特色;正是依据这一辩证方法，马克思建构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运行的经济范畴序列;宏观地看来，在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中介性序列中，马克思的分析给我们呈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生成的范畴表达;微观地看来，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也无不贯彻了中介辩证法精神;它的本质重要性在于，马克思正是以此破解了几乎使古典经济学走向破产的斯密教条、劳动力价值、等量利润等理论难题，从而不仅挽救了古典经济学，而且构建起科学的经济范畴体系。

《资本论》范畴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可回溯性，准确地说来，应该被称作现实性的历史可回溯性;也就是说《资本论》的结构和范畴形式都可回溯到客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中，通过回溯将真实的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真正揭示出来。就此而言，没有中介性辩证法，价值形式分析就不可能具有可回溯性;但是，如果以中介辩证法为基础的可回溯性所导向的只是向初始概念本身的回溯，那就是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再现。当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范畴本质性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时，他也就为价值形式分析的可回溯性规制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现实性通道。正如雷特尔所言：“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遗忘）他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张一兵编;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早在《1844年手稿》中，当马克思把批判矛头直指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时，他就是在追问被国民经济学家视作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起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理论聚焦点同样是对工业资本历史来历的追问;在《资本论》中，依托唯物史观的中介辩证法所构建的价值形式分析序列，也同样具有现实性的历史可回溯性，而且在对每一个经济范畴的规定中，时刻不忘对起源的回溯。如：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的历史前身及其来历;在谈到“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这一经济事实时，马克思把“工人”回溯到“劳动者”;在谈到“商品”的来历时，马克思把“商品”回溯到“劳动产品”。

不仅把价值形式范畴视作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反映，看作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依据中介性辩证法建构出价值形式范畴的理论序列，从而不仅以逻辑形式展示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現实运行机制，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起源，这就是《资本论》范畴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唯物史观原则。马克思正是据此揭示了经济范畴的起源和社会关系本质，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和经济范畴的天然性，从而阐明经济范畴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呈现《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因此，如果说在实证化的经济学解读中对价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历史可回溯性的忽视，是由于他们竭力祛除《资本论》否定性辩证法中的黑格尔环节或因素，因而导致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那么对于以卢卡奇、阿尔都赛等为主要代表的纯哲学化解读路径来说，则根源于他们彻底抹杀了《资本论》的否定性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界限，从而走向《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总之，如果把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与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造成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与对立，根本原因则是未能恰当界定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和理论构建中的合理地位。因此，只有正确呈现作为马克思理论环节的黑格尔哲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对马克思的实质性启发，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之对于《资本论》的重要性，从而合理彰显《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及其唯物史观境域。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Das Kapit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empirical econom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way of pure philosophy. The common cause of this difference is how to treat the Hegels philosophic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s.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empirical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lies in the vulgar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o “economic determinism”， which is internally derived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influence of Hegels philosophy on Marx， ignor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and fundamental method of “Das Kapital”. This leads to the separation of “Das Kapit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Hegels philosophy in Marxs thought， but because it almost completely blurs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Das Kapital” and Hegelian philosophy and tries to interpret the “Das Kapital” based on Logic， thus the “Das Kapital” is opposed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concrete paradigm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a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coming from Hegels philosophy. And the dialect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a continuous relationship with Hegels negative dialectics on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In order to essentially 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as Kapita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the “Das Kapital” ， we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inheritance of Hegels philosophy as an inevitable theoretical link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see the transcendence of “Das Kapital” to Hegel in the structural system， analytical category and analytical method.

Keywords： Das K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gels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