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参加小杜老师的新书发布会。除了小杜老师本人，我们还十分荣幸请到了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编剧吴老前辈，还有出版社的编辑乾老师。时间有限，我们先有请吴老先生！

吴先生：各位年轻的朋友，你们好。小杜这本儿书是我写的序，有什么好听的都写纸儿上了，再让我讲，还能讲什么呢？总不至于再把序念一遍吧（笑）。之前我可是挺犯愁的，可是今天一到现场，我就不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当然，你们不是冲我这个老头儿来的，是冲我手里这本《姐姐》来的。这让我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就是你们这样一群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笑），不逛街，不追剧， 不摆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甚至把恋爱都暂时撂放在一旁，来关注这本新书，是这个让我感动。

我写了一辈子字儿，你要问我写这么多字儿有啥意义，我可是说不出来。就算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还是说不出来。然而我却从没因此悲观过，因为这个世界再忙忙碌碌，总还有像你们这么一群人，尤其是一群年轻人，能安下心，捧起一本儿小说来看。冲这一点来说，写作和阅读其实是一场寻找：作为读者的你们，找到了小杜;作为作者的小杜，找到了你们。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寻找，令我欣喜。我写了一辈子，也找了一辈子。虽然我和我的读者大多没见过面，但这种未曾谋面的寻找，让我活得有滋有味儿，还想再活七八十年，再写七八十年。我想，这就是写作的魔力吧。

《姐姐》是小杜的第二本书，不怎么厚，十三四万字，却很有嚼头儿。其实有一点我在序里没提，就是现在的作者写什么的都有，写宇宙的，写犯罪的，写时间的，写垃圾的，写帝王将相的，写吸血鬼的……但像这本踏踏实实写自己身边亲人的，又不光是表现亲人的好、亲人的亲，也写亲人的不好，还有亲人的不亲，把亲人之间那种掺合了血缘的隔膜，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相互成就，都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微妙，写得线条细密。这是一种老派的写法，挺像过去织的那种布，粗看上去毫不新奇，甚至有点笨头笨脑，但就是耐穿。为啥呢？下笔够密实，又收着写，这嚼头儿就是这么来的。

后来我一看小杜的简历，八零后，在美国做科研的，傻眼了，居然是这么个小伙子，在一个整天讲英文的国度，写出了这么有嚼头儿的汉语，这算是写作的第二种魔力吧。

但是呢，这些话我在序里不好说，因为现在大家看书，没谁想读老派的文字。但老派的文字，在新人笔下写出来，还有你们这群年轻人闻着味儿就过来了，也说明在文学面前，没什么是老的，但新的却源源不断，这是文学的第三重魔力。

光是这三重魔力，就够我魔怔一辈子了。到我这年岁，好吃的、好看的、好玩儿的，都记不起来了。能记起来的倒是一些小说。

好了，我一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趁你们没睡着，赶紧把时间交给小杜，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主持人：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送吴老前辈！下面有请小杜老师。

小杜：谢谢吴老师！如果他不主动走，我想大家是不会听我讲的（笑）。

不知道什么时候国内开始流行叫老师，我没教过书，也没讲过课，只是做了点科研，写了一些小说，就这样被称作老师，实在诚惶诚恐。

吴老师也没教过书，我却可以安心叫他老师，因为我刚到美国那年，每天都要讲英文，讲得语言中枢开始缺氧，就盼着晚上躺被窝里读一会儿中文，给语言中枢做个人工呼吸。我那时候看的就是吴老师的散文集。而那本集子，不是我从国内带过去的，是我在美国当地小镇的图书馆偶然邂逅的。吴老师说这是寻找，我说这是缘分，不然怎么解释呢？

吴老师笔下的那些人物是那么鲜活，那么有生命力，以至于我没法只是把它们当成散文来读。每天临睡读上一篇，放出声儿来读，用字正腔圆的汉语读出来，因为吴老师文字的味道，不单在词句里，还在一个个音节里，而且我只要一合眼，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就会从纸里站起来，走过来，对我讲着吴老师的家乡话。

我是在美国第一年开始动笔写作的，吴老师用他的文字，一篇又一篇地告诉我，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虚构还是非虚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人物从纸人变成活人。

能出这本书，除了文字上受吴老师的滋养，还要感谢出版社的乾老师—大家看看，我入乡随俗，也跟着老师老师叫起来了—从交稿，到签合同，到过审、修改、定稿、校订……这些环节乾老师和我沟通的邮件加起来够出另一本书了。能跟她合作，绝对是这本书的幸运。

主持人：这就把话筒还给我了（笑）？关于这本新作本身，没有什么和读者想說的？

小杜：该说的都在书里说了，不该说的都让吴老师在序里说了（笑），确实没啥了。要不就提问吧，既然大伙都来了，随便聊就好了。

主持人：那我先用主持人的便利问一句，非职业作家的身份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小杜：我自己认为职业作家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写作的收入足够养活自己;二是在此基础上，我能写自己想写的小说。以此来看，我距离职业作家的梦还有一段距离。也正因为此，我很感谢我现在科研的工作。我谈不上多喜欢它，但是我很尊敬它。我一直尽自己努力，完成它赋予我的使命。这么说吧，我在国际期刊上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绝不少于我用中文发表的小说。就算有一天我可以成为职业作家，我也未必会放弃科研的工作。它所给我的，绝不仅仅是安身立命，还有一种“处江湖之远”的独立，差不多是这么个状态吧。

主持人：谢谢小杜！现在我也不好再叫你老师了（笑）。那么请大家举手提问……有请这位穿黄色运动衫的女同学！

读者1：小杜老师（笑），我就是想亲口问你一句，《姐姐》里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小杜：（笑）我刚刚说过，吴老师用他的散文集教过我，在文本世界里，虚构还是非虚构并不重要，就好比重力在太空上失去了它在地球上的分量。

那在我本人的生活中，确实有一位表姐，她小时候有点斜视，和我很亲近。而这样一个现实中的人物，和文本中的表姐，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允许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打比方：小杜爱吃饺子。这句话是事实，相当于你所说的是“真的”，因为我本人确实爱吃饺子。但是，我爱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吃饺子时候是习惯蘸醋还是蘸酱油，如果一日三餐都吃饺子能不能受得了，吃饺子的时候脑子里会想什么，会不会想到在某个雨天里站着某一个自己喜欢过的人，这些和现实看似关系不大、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或者干脆说细节，在我看来才是要由小说来解决的。

至于这些细节是不是真实的，在文本的维度内，解释权在我，决定权在你们。至于文本以外，就属于作者的私人范畴领域了。谢谢。

她从后门走进图书大厦二楼C厅。他正在台上侃侃而谈。厅子不大，人却没坐满，比她想象的要稀落。她挑最后一排坐下，能看见他的短发，却看不清白了多少。他是少白头，从小就对着镜子用镊子揪，她在一旁吓他：“揪一根长十根。”他把镊子一丢，跑掉了。

她随家从县城搬到省城时，他还在中学，嘴唇上两道胡须，比她的眉毛还浅，又处于变声期，所以在大人面前刻意保持沉默，但只一张口，她就能听出里面的尴尬，甚至还有愤怒。从那以后再没见过，连封信都没有。现在音箱里这成年男子的声音，她怎样才能和多年前的那个男孩拼合在一起？

坐在厅子里的，几乎全是女人，比她年轻的女人。她们的装束，让她鳄鱼纹的MK手包显得十分突兀。偏偏又没桌子，只好放在腿上，用他的新书遮盖。主持人不年轻了，白裙介乎于套裙与超短裙之间，以至于每次坐下去，必须双腿交叠。丝袜偏又是黑色的，不知是敢穿还是显瘦，务必要把所有目光吸聚在两条腿上—两条经过瑜伽训练的腿上。她自己的腿呢？并起来叠在椅子上，像方正厚实的肉垫。

《姐姐》，她的手指抚摸着书题。“情乱如酒，沉沦似莲，你立于其上，我手足无措”，腰封上的标语不知所云又咄咄逼人。翻开扉页，他在美国的照片，“2014年秋，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曾被二姑转发到家族群里。二姑每次从美国回来，都在家族群里说那边很无聊，再也不想去了。可每次还是照样去，一住就是小半年。因为去了美国，他是二姑的骄傲。也因为去了美国，他成了二姑的心病。二姑在群里抱怨说，他在那边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

下一页是吴作家题的序。在教工宿舍的床上，林老师曾给她念过这位大作家的诗，喉结一上一下的，她忍不住伸手去摸。

刚和林老师在一起时很痛，从肌肤一路疼到脑海深处，像一棵树一寸一寸裂开。“要不别走了，”林老师用鼻尖蹭着她的额头，“在这儿睡吧。”后来那裂缝愈合了，不疼了，只是每次在教工宿舍過夜，都要耗掉半生的力气，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一缓过来，就再去过夜，好像整个月份只剩那几个夜似的。

林老师喜欢抽着烟，大段大段念那些长长短短的诗句，念完问她怎么样。她说，我只喜欢听你念。林老师有点恼了，一口气念了很多，十一点熄灯，用香烟点着蜡烛继续念，烛火一跳一跳，他们俩的影子也在墙上一跳一跳。

第二天上课哑着嗓子，林老师跟同学们说对不起。她很幸福，因为整个教室只有她知道他是怎么哑的。

二

读者2：小杜你好，我是一名九零后的读者。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从小处于不断搬家的状态，换城市，换学校，换周围的人。不要说像姐姐这样同辈同龄的亲人，就连朋友都没有。我在大学之前的记忆基本上只有陌生和孤独。所以当读到小说中“我”和姐姐的那种亲密，那种两小无猜，我既感动又羡慕。

我也喜欢《姐姐》这个题目，因为姐姐听起来比表姐更亲一层。但是从不伦之恋那一章开始，到后来姐姐和各路男人的交往，我就很难接受，甚至有些读不下去了。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非用性来呈现某种状态的结束。

你的文学观，从我读到和了解到的，都是力图用平实来呈现生活，你甚至说过不避讳平淡。那么在《姐姐》中出现不伦之恋这种概率较低的情况，是否意味着你的文学观产生了变化呢？谢谢。

小杜：对于一部作品，每个读者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评判。你对乱伦的评判是—让我暂且用这个字眼儿吧—没法接受，读不下去。作为作者，我不会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只能替它接受这个评判。

好在乱伦之前的部分你还是喜欢的（笑），这个肯定我也欣然接受。

都说一部作品完成后，作者就死了，虽然有点夸张，但我还是赞同的，所以我不想以作者的身份聊自己的作品。都已经是死人了嘛，还有什么好说的（笑）？可是在今天这个场合，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让我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和视角，试着聊一聊《姐姐》。

这位同学提到了“我”和姐姐的亲密，可如果让我读这小说，却读不出有什么亲密。大家想想，整个小说前半段，在姐弟二人的互动中，姐姐一直是在给予、在付出，“我”则是一路索取，这能是纯粹的亲密么？比如过年那一节，母亲把“我”身上的压岁钱都搜走了，怕“我”贪玩耽误学习，结果“我”把姐姐拽进了游戏厅，因为她兜里有钱，不少还是母亲给的，所以“我”除了要用姐姐的钱买币子，内心里还有一种间接对母亲的报复：你不是把钱都搜走了吗，我照样有钱花，而且花的是你给姐姐的钱。

而游戏厅又是一个彻底的男性化世界，乌烟瘴气，充满了电子音的杀戮。姐姐作为唯一的女性，目睹了麻将机里女郎的衣衫，如何被“我”一件一件脱掉，这算哪门子亲密呢—

读者2：（笑）请问真的有这种麻将机么？感觉好魔幻。

小杜：让你这么一问，我瞬间觉得自己老了。九十年代上半段，你们可能没出生，我已经在小县城的街机厅里对着这种麻将机发呆了（笑）。当然，游戏里和玩家搓麻将的女郎是卡通版的，而非真人版，不然就是三级片了。

关于这款游戏，还有个细节我没写进书里，就是麻将打到最后，哪怕是和小三元或者大四喜，卡通女郎都会留一件泳装内裤在身上，玩家则会从人形变成一只小螃蟹，吐着泡泡儿，钻进泳装内裤里。

读者2：（大笑）吐泡泡儿的螃蟹……为什么不写呢？

小杜：（笑）被编辑乾老师删了！

他左手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青色的改良旗袍，长袖，连身，腿上没有丝袜。她从后面看着很白，大概也很光滑，泛着厅子里的灯光。他讲话时，那女人侧身注视着他，面带微笑。是谁呢？主持人连一句介绍都没给。是在美国的女友？还是国内的情人？二姑可是一直为他的终身大事发愁，更反对他的写作，说整天写那些玩意儿还耽误找老婆。在家族群里，二姑也没提他这次回国。所以他这次回来出书，身边带着个若有似无的情人，都是背着二姑么？

她也好多年没见过二姑了。她小时候很喜欢吃二姑包的白菜猪肉馅饺子。他挑食，不吃猪肉，二姑就给他们姐弟包荤素两样馅儿的。奶奶在世时，总说这一大家就二姑上心管孩子，不打麻将，不给零钱，连方便面都不给买，一天三顿饭，顿顿不落给伺候着。结果呢？他从小打游戏、看录像，长大了写作、交女朋友，样样都瞒着二姑。孩子养到最后，跟养个贼差不多。

她拿出手机，点开二姑的朋友圈，除了养生保健就是百大致癌物的榜单。奶奶去世后，这一大家子一哄而散。一晃二十年，足够把二姑变成一个陌生人。她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了？差不多也是个贼吧。现在和老杨在一起，她不打算结婚，不打算要小孩，更不打算告诉家里。

小杜：好了，咱们不开玩笑了，重新回到九十年代的街机厅。大家试着想一下：麻将机前站着一个女孩，所有男孩子都注意到了，停下手里的游戏，高高矮矮都凑了过来。

小说中的表姐有斜视，可游戏厅里的男孩们第一次见到她，不但不会注意她的斜视，反倒故意开关于吐泡螃蟹的下流玩笑，吸引表姐的注意，这时“我”心里明明得意，嘴上却说你们别想欺负她眼睛有毛病。这种矛盾心理，小说里反复强调。比如表姐转过几次班，每次“我”都警告她班上的男孩子，别想欺负她眼睛斜视，其实是提醒大家注意她的斜视。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表姐好看，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别的男生注意她的缺陷，从而排斥她，好让我独占她的好看。而这种行为，却被表姐理解成是在保护她，并为后来的不伦之恋，提供了心理基础—

读者2：是说姐姐想用恋爱来补偿弟弟么？

小杜：具体心理应该很复杂，我不知道我在文本里呈现出了多少这种复杂。你说的补偿，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另外就是表姐一直因为斜视而自卑，尤其是在学校的环境里，不要说周围的男同学，就连她自己的亲弟弟上学放学都离她远远的。有“我”这个表弟表示出亲近，甚至做出保护的举动，对一个少女来说，是很大的触动。

读者2：那这是代表—

主持人：对不起，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请下一位同学提问。

他倒是带她去过游戏厅，不过并没打什么麻将机，更没有脱衣女郎和吐泡泡的螃蟹。他和游戏厅里所有男孩一样，都痴迷于那些打打杀杀的电子小人儿。

她站在他身旁，眼睛盯着屏幕，其实是在打量他身旁的男孩。因为斜视，没人知道她到底在看什么，有时倒也好玩儿。那男孩发育有问题，脑袋大，身子小，踩板凳上才到他胸前。他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嚼着胸前的红领巾，嚼完吐出来，黏黏糊糊地贴在胸前，打完一局，腾出手，再放进嘴里嚼。

他不是那男孩的对手，每次都输得很惨，想揍那男孩，却不敢，因为男孩家就在游戏厅隔壁开烧饼店，难怪头发里总有一股油烟味。“那小子有毛病，个儿长不起来，要不非揍他一顿！”和她一起回家的路上，他咬牙切齿。

“长得挺好看，就是眼睛斜歪—”大人们总是这样说她。镜子里，她明明看着自己，眼睛却望向别处。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有毛病的人，也总留心周围有毛病的人，事无巨细都记在心里。比如那个爱嚼红领巾的男孩，后脑勺上有两个旋、一道疤，红领巾是布质的，不是绸的。

如果说她的人生像一条河，流淌到今天，这河上漂着的，无非是布质还是绸质红领巾之类无用的记忆。除了听之任之，她别无选择。

三

读者3：小杜你好，可以谈谈姥姥这个人物么？我对她的感觉是勤劳、淳朴，一只手在战争中没了，另一只手亲历了过去那个艰辛的年代，同时她没有受过教育，脾气很差，和子女疏于沟通，许多时候她内心里明明是爱的，但话一出口却是恶的。你笔下的这位姥姥，总让我想起自己的姥姥，她会因为我随便说一句想吃鸡翅，就炖了自己养了好几年的老母鸡，也会因为我出汗时站在风口而狠狠掐我。在我看来，她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人物，无论是爱，还是恨，表达都是直接甚至粗暴的。

小杜：我姥姥家没有养过鸡，所以我挺羡慕你的姥姥能随时为你炖掉自己养的老母鸡，以后要是再写姥姥，我能借用这个细节么（笑）？

说老实话，在写姥姥的时候，我并没有从她和家人的沟通角度来琢磨这个人物。现在再去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姥姥身上倒是有一些那个时代的东西，比如说她去世前的那些个春节，一大家子人总是聚在一起。

读者3：哦，我记得那些过年的场景，那种八十年代特有的温馨热闹。

小杜：没错，是温馨而又热闹，就是那种质感。但我不觉得那是八十年代特有的东西。

以我本人生活经历为例，我爷爷当过干部，叔叔姑姑里也有做官的，所以去爷爷家过年吃喝玩乐的档次都高一些，连罐装的可口可乐都能喝到，要知道那可是九十年代初的边陲县城。但我不愿意去爷爷家过年，为什么？因为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家里条件差一截，所以特怕在当官的长辈们面前说错话，结果越怕越说错，一顿年夜饭下来，往往吃出一裤裆子汗。姥姥家就不一样了，几个舅舅在下岗前都是普通工人，跟我爸妈差不多，我在他们面前不怕说错话，又因为我学习成绩还不错，所以在姥姥家很受宠。有可口可乐不叫幸福，满屋孩子里大人就问我期末考第几，才叫幸福（笑）。

有点跑题了，咱们继续聊姥姥。时代性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觉得它并不体现在姥姥这个人物身上，而是在她去世前后的对比，至少我读起来是这样感觉的。

我们再拿过年的场景举例，姥姥家的屋子就那么几间，把锅灶炒翻了也就能做十二三样菜，四五样荤的，七八样素的，外加两锅饺子，屋里屋外都是人，面粉洒一地，脚印踩一地，别说我们小孩儿，连媳妇儿们都没地儿上桌吃。就这么个条件，从年三十儿过到正月十五，烧炉子不用怎么添煤，屋里就特暖和，为啥？人多热闹呗。姥姥一过世，再过年就剩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刚离婚没地儿去的小舅了。别的舅舅都过得很窘迫，下岗了，没钱也没心情过年。姥姥家那几间屋子瞬间就空了，一空就变得特别大，猛然间多出好几十平方米。所以姥姥去世后的过年场景，我就写我爸和小舅不停给炉子添煤，我和妈妈还是嫌冷，四口人四样菜，两荤两素，有盘炖鱼，没怎么吃呢，那鱼汤就成鱼冻了。还有就是饺子汤，为什么我忽然发现饺子汤那么好喝？因为人少，屋冷，别的菜都凉透了，就剩饺子湯还冒点热气儿。时代感这种抽象概念，就是从这些细碎的具象传递出来的。

除了舅舅们下岗过得落魄，我在现实中的高考失利，也在文本里被安排到姥姥去世之后。这种调整也是为了强化时代感，因为我们那一届高考，正好赶上大规模扩招。对于高考失利的我来说，那是加倍的挫败感，因为一夜之间，本来成绩比我差一截的人，考上了跟我差不多的学校，而本来跟我差不多的，却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学校。

主持人：您刚才不还说您是学霸么，怎么就考砸了呢？

小杜：答案就在小说里啊！原来你没有读（笑）？五十分的语文大作文，我顶多拿了十来分，小说里是这情节，现实也差不多，总之是考砸了。

主持人：所以是一个出了两本书的作家，高考作文写砸了（笑）？

小杜：没错，其实我要是阅卷老师，碰见我那种混账作文，倒扣十分都算少的。

主持人：您到底写了什么混账作文呀？

小杜：那篇高考作文我犯了兩个错误，第一是文体，我选了写记叙文而不是议论文;第二是主题内容，我把大舅—也就是姐姐的父亲—失业下岗写进去了。这事儿写进去本身也不致命，关键是我写得很惨，并且穷尽了一个高中生的想象与观察。比如大年三十，春晚上那个小品，“我不下岗，谁下岗”，大舅借酒消愁，直接用酒瓶子把电视砸了。那是烈性酒，大舅下岗前所在那个酒厂出的，六十度，冬天上坟烧纸，点不着火，用那酒一浇，迎风就着。大舅是个烈性子，人如其酒，酒如其人，算是一个隐喻。酒喝光了，瓶子砸碎了，他整个人也就完了。

读者4：小杜老师可以谈一下您在美国的状态么，包括生活和写作？

她的高考只有三百分，没有失败可言，因为根本没有谁指望她胜利过。大人们只是谈论她的眼睛，仿佛那两只不肯直视对方的眼睛，就是她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学校不是学校，是监狱。周围那些被称作同学的人，每天上学，放学，上课，下课，考试卷填上自己的名字，等待那些被叫做老师的人的赞扬与呵斥。他们在这座监狱里活得如此猛烈，以至于彼此间发生了恋爱或仇恨。他们从不觉得这栋楼与旗杆操场蓝天白云合在一起是座监狱，这是她最不理解的地方。

奶奶死了，那栋老房子空了，逃学总算有了个固定的去处，她用脸蹭着胳膊上的黑纱布。

前院大门锁着，左手边是那株半死不活的柳树，树荫最浓处有一块砖头，翻开砖头，是突然暴露在日光下而张皇失措的蚯蚓。她蹲在那儿，或者等蚯蚓四处逃散，或者干脆摁住，晒干。她掏出自己的自行车钥匙，在泥土与蚯蚓的尸体之间挖出另一支钥匙。摘掉黑纱布，擦净钥匙上的泥，插进锁头。被打开的一瞬，锁头内会发出金属质地的声响，像是在对她的抚摸做出回应。太喜欢这回应了，锁上，打开，锁上，打开，她反复了好几次。她蹲下去看蚯蚓的尸体，目光落在杂草里或树根上，想象这些曾蜷曲自如的躯体如何在这钥匙上缠绕，有些困倦，也有些悲伤。

打开前院的门，树上的沙果被翻墙而进的孩子摘得差不多了，在地上烂得横尸遍野。她喜欢把屋子里的窗户都打开，躺在炕上，听着院子后面那条小河的流水声，任凭微风在脸上拂过。也是因为那条小河，微风也沾了些许湿气。

她闭上眼，想了半天，到底是该先脱裤子还是打开书包。睁开眼，她选择了前者，卫生巾夹在十六开的政治课本里，拆开 ，夹在双腿间，干燥，温暖。

“你也跟大舅大舅妈去省城么？”他在这土炕上问。她不做声，腿被蚊子咬了，不痒，只是有些疼。

“我不想重读，”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去年转来几个重读生，女的长粉刺，男的满脸丧气，都考得很烂。”

“姥姥家没有被子么？身上无所谓，就怕肚子着凉。”他转过身，鼻息向她的脖颈袭来。她闭上眼，七月末的雨夜，她只是背对着他，细雨声中隐隐传来蛙鸣。

他不再说话了，手在她腰上。她分不清那是不是抚摸。他好像一直在挪他的身子，挪了好久好久，越挪越近。

蚊子吸足了她腿上的血，黑暗中的嗡嗡声有股腥味。

他的手在移动。她感觉到他的小臂是紧绷的，所以她猜他的手在她身上应该是轻柔的。双眼闭得越紧，越能看清他喉结的轮廓。

她告诉自己，只要那只手再动一下，她就推开它。可是做不到，因为所有力气都用在不让自己突然转向他。那只手化为钥匙，破砖而出，在等待锁头内部发出金属质地的一声回应。

蚊子的嗡嗡声时强时弱，时远时近，分辨不出那是吸满血的餍足，还是饥渴难耐的绝望。

“蚊子太多了。”她睁开眼，紧盯着黑暗。她相信那一刻她的双眼不会是斜的。

他抬起手，黑暗中狠狠拍了几下，背对着她过了一夜。

四

小杜：要说我在美国那边过的如何……这么说吧，我在公司上班，周中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不抽烟，不喝酒，不追剧，不打游戏，不养宠物，不爱美食，对旅行也没有刚性需求。写作于我像一个黑洞，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吸掉了。反过来它也让我能保持某种状态。比如说某个周末的夜晚，可以绞尽脑汁编造句子，也可以靠在沙发上喝罐装啤酒，写作让我选择了前者。为了保持精力，我甚至还按时锻炼健身。所以我不觉得我为写作付出了什么，它只是让我进入了另一种生活的模式。至于我纯粹用在写作上的时间，每天差不多有两三个小时。外加以一个写作者的心态读书看电影……这些时间就没法算了，但绝对值得。

我始终这么认为，一个人能写什么，百分之八十取决于他读什么、怎么去读。

美国对我来说是这样一个国家：我可以努力去融入它，这中间会有背离母体文化的苦痛，也有获得认同感之类的快乐，但我没有选择去主动融入。我从不看美国新闻，不关注美国大选，不过美国人的那些节日，除了工作也不跟美国人交往，连他们的社交媒体都不用，这些自我封闭并不妨碍我在那个国家生活，至少现在是这样的。

当然，你不在乎人家，也别指望人家在乎你。在美国有不少华人组织，争取华人的权益，我从来不参与。我不喜欢给自己贴一个群体性的标签。没错，我的母语是汉语，我喜欢吃中国的饭菜，我觉得中国姑娘好看，可我非得用华人来标榜自己么？对于我来说，个体的意义大过群体……有点扯远了，我想说的是，美国对我来说是一座巨大的孤岛，刚好适合写作。

读者5：我也是一名作者，写了差不多三年，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发表，您有什么建议？

小杜：前年是我写作的第八年，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今年我出了第二本书，投稿被拒是家常便饭。所以就发表来说，我不觉得自己能给出什么成功的案例。您写了三年没有发表，非要让我给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再写三年吧。

任何作者都要面对发表的诱惑和压力，这个我当然理解。但是在写作这条路上，时间是你最大的敌人，也是你最好的伙伴。一个点子、一个念头，不论多好、多伟大，如果不写出来，仅仅是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点子或念头而已。每个作者都是这么写过来的，别无它径。

读者5：但是您不能否认那种一炮而红的作者吧？

小杜：同样，我也从不否认那种买第一张彩票就中上百万大奖的幸运儿。

主持人：有请那位穿黄色套头衫的朋友发言。

读者6：为什么要把乱伦的场景设置在录像厅？九十年代的录像厅是不是所有八零后小镇文艺青年的洗礼圣地？

小杜：您套头衫印的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吧？那咱俩还是校友。第一次在UCLA听余华先生演讲，我还是个到处蹭演讲蹭免费咖啡的学生，不过今天咱们好像没准备咖啡（笑）……言归正传，我从不觉得录像厅是某个群体的什么圣地，也从没试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我把它作为姐弟间发生身体接触的场景，一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对那个环境再熟悉不过;二是我在录像厅里接受的可不是什么文艺洗礼，而是色情洗礼。

所有的色情场景，都掺混了暴力和鬼怪，从那个发蓝光的屏幕，透过烟雾缭绕，刺激着我的视觉神经。

您知道为什么录像厅里的电视屏幕发蓝光么？因为那时放的都是盗版录像带，因为盗版次数太多，颜色早就失了真，所以屏幕才发蓝。

您能想象那些画面里人的皮肤是蓝色而不是肉色的么？您知道看通宵录像的都是些什么年龄段的人么？有我这样当时身体刚发育的孩子，还有白天逛县城晚上不愿意回家的农民。

您知道第二天一早推开录像厅的门，是满满一地的纸巾、火腿肠、烤地瓜、瓜子皮和汽水瓶么？

录像厅对于八零后来说，相当于网吧对于你们九零后。您会把网吧看成是文艺青年的洗礼圣地么？如果真要说洗礼，那录像厅洗礼的可不是文艺，洗礼的是我们的世界观。

看通宵录像之前，我们觉得所有女同学都是扁平的、二维的;和农民大叔一起看完通宵录像，再看班里的女生，目光就带了曲线，她们就变成三维的存在了，而且身上还冒着蓝光。

事实上我根本都不用正面去写“我”和姐姐的身体接触，只要把屏幕发出的蓝光如何在每个人脸上颤抖写出来就好了。那时候录像厅门口摆着音箱，直接连着电视，对着午夜的街口，录像里演什么，音箱就放什么。

有一次我去看通宵，最后那排长椅就躺着一对情侣，整整一宿，我都分不出来那声音来自门口的音箱，还是那对情侣。大家都出奇地安静，跟我一样，很想去分辨那声音的来源。所以那场身体接触的细节，差不多都来自这次经历。

我这个人不讲什么情怀，更不会因为什么情怀去写作的。

她注意到那个穿旗袍的女人又拿出手机。第一次拿是把响铃调成静音，第二次、第三次呢？一个重要的电话？因为是他的新书发布会，那女人一直忍着没接那电话。他倒是一直在讲他的，若无其事的样子，脸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满，这点生存之道，他这年纪早就修炼出来了。厅子里的年轻女孩们，难道不会琢磨旗袍女人和他的关系？难道没发现他每次开玩笑，旗袍女人不看他，反倒一直盯着那个女主持人？她们真的满脑子只是他和他的文学？

饭局上认识的老杨。那时老杨身边坐的女孩就一直盯着她。她并不得意，反倒吃惊，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女孩目光竟如此苍老毒辣。后来老杨跟她承认，那女孩背地里说她穿衣服很怪，红色风衣居然配黑色宽裤。“到底还是个孩子。”老杨笑着摇头。老杨做了半辈子建材生意，花钱格外痛快，圈子里有名的“三起三落”，笑起来倒很俭省，千百种意思，一张笑脸就全应付了。唯独那次，老杨的笑脸让她想起多年前林老师给她念的一句诗，原句记不得了，只记得里面有女人，有马，还有马鞍。老杨和她在一起，刚开始自然是为了生意。其实他们同属一个圈子，无论结不结婚，外人看着都有点古怪。那个圈子也有点怪，比如两个人在一起的标志，不是睡一起，而是彼此间有没有借钱还钱。老杨和那女孩的关系，仅仅是睡在一起，所以老杨笑“到底还是个孩子”。她和老杨很少睡一起，时间基本都耗在酒局、牌局上了。酒局他们喜欢下小门小脸的馆子，太大的光是上下楼就觉着胸闷。牌局就去郝老四家，倒不为别的，就为郝老四那个会泡茶的老相好。她和郝老四也处过那么一段，还没处到借钱还钱的份儿上就散了，所以圈子里也没太承认他们俩处过，何况郝老四和那个会泡茶的也一直没断。不过很奇怪，那个会泡茶的曾经找过她，送给她两块普洱茶饼，压得很紧，还送了把茶刀，一刀一刀往下撬。会泡茶的也没说别的，只是拿出自己的社保卡，夹在两指间，说郝老四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但每个月还是往这卡里打钱。还说是郝老四讨厌孩子，所以她才一直兜着肚子没生。事后她用那茶刀撬了几次普洱茶，撬得支离破碎，也就作罢了。原来社保卡也能当成武器，未免有些好笑。那个会泡茶的说老杨和前妻有个儿子，在美国读书，所以老杨无论跟谁在一起，都不太可能奔著结婚去的。好在老杨很讲究，无论跟谁，也从不拿结婚说事儿。她听了更觉得好笑，因为老杨的身体很差，也没见吃什么不该吃的，血脂、血糖、血压就是下不来，整夜整夜边打吊瓶边打麻将，嫁这么个半截身子埋土里的主儿，图什么呢？

她没见过老杨的儿子，老杨也已经好久没见过了。老杨还是办了张银联卡，专门汇美元的。卡里的数儿，都给她看了。老杨说什么钱都能动，就是这笔钱不能动。但每次去郝老四家打麻将，老杨就把这银联卡往桌上一摔，说“今晚就奔这个打”，在圈子里都成口头禅了。她过四十岁生日，老杨做成了一大笔单子，送给她一匹阿拉伯马，浑身栗色，唯有四个蹄子是白的，寄养在庄子上，俩人一有空就开车过去伺候。老杨嫌自己太胖，舍不得骑，总是让她骑。她笑，说自己也不轻。她其实喜欢看老杨骑，用手机拍下来，传朋友圈上，“老杨骑老马”。老杨很喜欢那照片，再去郝老四家打麻将，就不摔银联卡了，改晒照片，口头禅却没变，还是“今晚就奔这个打”。酒桌上，老杨认识了两个市作协的，晒了骑马的照片，讲了几个生意上的段子，就飘飘乎觉得自己是个有故事的人了。“啥时候我得把这些人这些事儿拎出来写写。”老杨最近总跟她叨咕这句话。她不喜欢听。其实有空去看看那匹马，弄块湿海绵，肥皂上轻轻擦一擦，细细过一遍马鞍，下午四五点的阳光下晒干，看着老杨蹲在树荫下抽烟，肚皮一起一伏的，她很乐意这样过下去的。

五

读者7：能谈谈表姐的父亲么？

小杜：如果我是读者，我会觉得舅舅这个人物比较符号化。简而言之，他是一个深陷过去那个时代体制而无法自拔的男人。比如过去下岗前他是县酒厂的司机，尽管他那辆解放大卡车总有股酒糟味儿，但在八十年代的小县城，这份职业还是给了他莫大荣耀，当然还有舅妈的爱情。书里提到舅妈当时有许多追求者，无论文凭长相还是家里条件，舅舅排名都靠后。但是他把解放大卡偷偷开出来，带着舅妈去江边兜了一圈儿风，排名就蹿上去了。没错，开着酒糟味儿的大卡带女朋友兜风，就是那个年代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儿。不那么浪漫的是舅妈家要改几间砖房，舅妈的父亲在砖厂上班，舅妈的母亲在水泥厂，所以这两样都不缺，缺的是运这两样的卡车。这时候舅舅和他的卡车更鹤立鸡群了，所以老丈人家砖房一盖好，他和舅妈便结了婚。新房院子很大，但不像别的县里人家种点菜养头猪什么的，院子就是一片泥地，特意空出来停卡车用的。他把那辆大解放开回家，也不干别的，就是在院子里停上一小会儿，泥地滚满了车轮胎的痕迹，让四邻羡慕不已。那辆解放很旧，在座各位应该都没见过，车前面有一大插孔，铁质的摇把子插进去，用力猛摇，才能点火发动起来。所以小说里提到“我”和表弟最喜欢看舅舅摆弄那个大摇把，因为那是个将近一米长的铁家伙，摇起来威风凛凛，根本就是武侠小说里的场面。但那辆解放有个毛病，摇把偶尔会莫名其妙反打回来，那个力道很可怕，一下就把舅舅的胳膊打折了。好在是工伤，医疗费酒厂给报销，舅舅绑着绷带，走在街里，有人问是怎么弄的。他摆一摆没折的那支胳膊，说没事儿，工伤而已。再问是什么工伤，就叹口气，说还能是啥工伤，酒厂那辆破解放呗。一听是解放大卡，对方都肃然敬意，上一支烟，问大解放又怎么了。舅舅接过烟，耐着性子说，解放的摇把子造反了云云。这些情景我小时常听大人提起，舅舅家那院子也常去，我在文本里做的基本上就是原样照搬生活。

读者7：舅舅抽屉里那本《君主论》也是真的么？

小杜：当然是真的。那个时代像舅舅这种想读几本书但又不知该读什么书的人很多。而且他那个抽屉很神奇，除了《君主论》，还有各种匪夷所思的奇异古书、秘闻实录和法制故事集，还夹着一本叫《奥秘》的杂志，里面有恐龙、外星人、尼斯湖水怪什么的，配了黑白插画，上图是越战时一颗子弹击穿一个美军士兵的睾丸，下图是那颗子弹又击倒一个越南女人，再下图就是那女人怀孕了，然后整篇文章都试图从科学角度分析原因。当时我和表弟—也就是表姐的亲弟弟—还在小学，每次偷翻那抽屉，都很满足而且震撼。至于为什么单单挑《君主论》写进小说，我想还是為了表现舅舅对体制的那种盲目崇拜。其实一旦写起来，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好恶，我硬往他抽屉里塞一本《红楼梦》，肯定会被他扔出去的。

有好恶也就罢了，他还有了自己的命运，于是在文本里我开始失去对这个人物的掌控。舅舅离开酒厂下岗后我本来想安排他在街头做点小买卖，卖点蔬菜瓜果，像他身边许多人那样当个小商小贩，可是他说不，他有他的梦想，他要承包那辆解放。在当时背景下，一般人都奔着公家的好东西去承包，他却出高价把那辆大解放开回了家，一边读翻译得错误百出的《君主论》，一边梦想和他的解放永远驰骋在国道上。可惜解放车也有它的命运，它被更新、更快、更庞大的私人大卡撞散架了。舅舅的梦跟着破碎了，和舅妈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解放车过去促成了这个家，现在却开始破坏这个家。按说这时我可以安排舅舅当小商小贩了吧，可是还不行，因为他的同学圈子里有先富起来的人，在省城开了建材公司，需要人给跑长途运输，舅舅便欣欣然去了。当他做出这个决定，小说已经过半，我才明白这个男人的宿命是国道，是大卡车，是那个打折过他胳膊的摇把子，是散发着机油味道的驾驶室。

他说话时目光扫过她的脸，没有停留，没有惊讶，瞬间即转向专心聆听的她们。他真的认不出她么？是因为她不再斜视的双眼还是越发臃肿的面庞？她揭开纱布，站在镜子前，目光不再偏离，笔直地射向那张二十岁的脸：这是我么？

她在省城读的大专。一开始，那些省城的男孩没有像县城男孩那样嘲笑她。他们只是对她视而不见。他们明明看着她，却像没看见一样。他们才是真正的斜视。父亲在省城的那个同学万能而无所不在，经他介绍，她去做了手术。揭开纱布，像揭开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男孩子都向她射来灼热的目光。他们还是对她开玩笑，只不过每个玩笑不再是嘲笑，而是讨好。他们在讨好她被手术刀矫正过了的双眼。她发现，只要轻轻瞥上一眼，他们就变成动物园里的猴子，面红耳赤，抓耳挠腮。纱布后面的世界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妙，只是一个由各种高矮胖瘦的公猴组成的世界罢了。她倒有点怕这个世界，担心猴子们一拥而上把她分而食之。

林老师是从师范被借来代中文课的，讲起话来很快，板书又猛又草，半节课下来一地粉笔头，倒不像教中文的，竟像个教数学的。第一次见林老师，她就认定他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大猿猴：衬衫袖口露出浓密的汗毛，双眼硕大而微凸，两条瘦长的腿插在黑粗布牛仔裤里，即使并拢站着，中间也会留下让她没法视而不见的空隙。这不过是一所大专，班里人都是省城的破落户，却都看不上林老师，因为他刚毕业，家又是县城的。男生们给他起外号，女生们说他身上有一股子怪味儿。她也是县城来的，她虽然不说，但女生们早就全知道了，接着男生们也知道了，可他们却不停地讨好她。他们要骑着摩托带她去江边兜风，去工人文化宫滑旱冰，去烧烤一条街喝扎啤，然后呢？像猴子剥桃一样剥开她，舔吮她，撕咬她。

“《宋史》上没有柳永，大宋的青楼上却有他，而且有得肆无忌惮，有得永垂不朽。”林老师擦掉黑板上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大家跟我读一下—我知道这世界无我容身之地，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加缪这句《局外人》放在柳七郎身上能不能成立？”

她坐在最前排，盯着林老师的喉结。书上总是用棱角分明来形容男人的脸，她却想用这个字眼儿来形容那个喉结。她第一个来到教室，给讲桌上放了一瓶矿泉水，因为林老师喝水时喉结一起一伏，很有弹性，和说话时不大一样。

“老师，”下课了，她的目光比手术前更偏执，只肯落在阳光透过矿泉水瓶折射出的焦点上，“我还是不明白你讲的柳永。”

“下节课我再叨咕两句吧。”一节大课下来，林老师嗓音哑了，喉结却轻快依旧。

图书大厦二楼C厅，他刚刚赢得一阵掌声，微笑着拧开一瓶纯净水。她闭上眼：那个棱角分明的喉结，她竟然从未亲吻过。

六

读者8：全书后半段情节都是围绕姐姐展开的，叙事也是姐姐的视角，可我不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想问一下您对女性主义的看法。

小杜：我对女性主义没有什么研究，在自己作品里也从未试图探讨过它，因此没有什么看法。至于小说后半段集中写姐姐，完全是情节使然。小说让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了，没有特殊含义。

读者8：可是小说—尤其是非类型化的小说—毕竟体现了作者最内在的声音，不是么？

小杜：你说的没错，可现在是新书发布会，跟你对话的小杜不是作者。它本质是一场秀—乾老师您别笑哈—在这种场合，我发不出您所说的最内在的声音。我顶多能发出几下外在的声音。而外在的声音告诉我：我的小说和女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读者8：可以从计划生育的背景下，聊聊表弟和表姐的设置么？

小杜：大舅和大舅妈刚好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我就写到小说里了，仅此而已。那时许多家庭都这样，在现实中和计划生育没有什么关系，在小说中我也从未试图让两者产生联系。

如果我是一名读者，可能会对“我”和表弟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大家想一下，表弟学习不如“我”，各方面都很庸常，但从小家境比我好，很受舅舅舅妈的宠爱，最重要的是，表弟是那个天天与表姐生活在一起的同龄人，这让“我”很嫉妒。在小说里你读不到“我”对表姐的直接依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两小无猜，那是1.0版本的田园时代，我既没有那种经历，也不想去虚构，我只能呈现出一些扭曲的东西，让我暂且把它们称为2.0版本好了。在这个版本里，“我”和表弟穿着过年穿的新衣，钻进了舅舅的解放大卡车厢。表弟钻得很熟练，为什么呢？因为那根本就是他自己家的车。虽然只是十来岁的孩子，但他已经很懂得炫耀了，所以在“我”面前钻得更欢更熟练。“我”因为钻得不够熟练，所以新衣刮了道口子，这让“我”妒火中烧，所以当表弟问敢不敢用舌头舔车厢的铁皮时，“我”很鄙夷地说不敢。他当然就舔了，然后舌头就冻在铁皮上了，整个头都不敢动弹。“我”没有马上跟大人们求救，而是装作很着急的样子问表弟怎么了。他当然没法说话，只能用一只手扑腾。为什么是一只手？因为另一只手要扶着车厢，怕头部晃动而扯到舌头。大人来了，“我”说我劝表弟别舔，可是他不听。这当然是一面之词，表弟却没法辩驳，因为舌头还冻在车厢上呢。大人们七手八脚，温水里添了盐，才敢往他舌头上浇。整个春节表弟基本没动什么好吃的，话也不敢说，连瘦好几斤。舅妈把舅舅臭骂一通，解放车再也不敢冬天停在院里了。2.0版本的亲人之间，许多时候就是这种东西。

主持人：时间有限，还有问题的朋友请快举手。

读者8：小说后半段姐姐随家去了省城，做完斜视矫正手术后变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舅舅让她嫁给同学的儿子，一个患有癫痫症的花花公子，这难道不是父权男权的双重碾压？姐姐显然被毁掉了，离婚后自暴自弃，一个不到三十岁的漂亮女人辗转于大小加油站之间，急着跟各种跑长途的卡车司机上床。她还让那些司机带她去那种国道边上的破旧小旅店，不让对方洗澡，上床时身上有点柴油味儿，而且对那种用父亲用过的铁摇把的柴油大卡司机毫无抵抗力，这难道不是她性意识中对男权、对父权的臣服甚至崇拜？这难道不也是男性1.0版本的田园时代？

小杜：我只是想以一个男性作家的頭脑，虚构出一个国道上的性爱天使，一个加油站里的肉身菩萨，没想到您会解读个1.0出来。果不其然，一本书诞生后，它的作者就死了。没错，姐姐手持加油枪，和各路司机搭讪，看似完全沉沦到性爱中，但许多细节其实是被抽空了，被虚置了。试想一想，一个女人，每天吸着车尾气，容颜不会受损么？每天吃高速路边快餐店的盒饭，身材不会变形么？每天套着加油站的工作服，还有曲线可言么？在这种状态下，她是如何保持她的性吸引力的？南来北往的司机中，碰上一两个有命案在身的逃犯怎么办？说到底，这样一个女人的故事，实际上的视角来自于书中的“我”，是用男性的脑子想象出来的。男人想象女人时，不需要生活的沉重与苦难，只需要有性—当然最好再有点类似红颜知己的感情或错觉—那就足够了。而恰恰是这种想象，让“我”觉得兴奋而又解脱—从当初不伦之恋而破坏姐姐一生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这个故事里如果真有谁是彻头彻尾的堕落，那其实是“我”。整本书就是“我”带着性快感的解脱录，和父权男权、女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这么说够明白么？

她第一次来林老师的宿舍，满眼都是书，摆书架上的，散在床上的，还有用尼龙绳子扎成两捆当哑铃练的。林老师太瘦了，又爱穿一件大背心，抓着两捆书做的哑铃，展开双臂，像一只蝙蝠在挥动翅膀，她能听见骨骼轻微作响。书多，阳光又足，空气中的水分都被吸掉了，每次在这宿舍过夜，她鼻子都干得出血。第一次竟然没出血，她很窘，不知道该和林老师怎么解释。后来翻了点杂志，才知不是每个女人第一次都会出血，但也无法释然。林老师倒没问什么，只是让她用自己的塑料脸盆。因为整层宿舍楼只有一间水房，一间公厕，怕她不方便。那盆底下印着两条鲤鱼，互相追着头尾，尽管是半夜，尽管光着身子，她还是没法对着两条鲤鱼蹲下去。林老师点着一支烟，在烟头一亮一灭之间，打开录音机，歌手叫罗大佑，听起来大街小巷，卡带的名字却很怪：《之乎者也》。她让林老师把音量调到最大，才蹲到洗脸盆上。第二天林老师有课，先爬起来洗脸，只穿一条短裤，端着鲤鱼盆去了水房，她用被子蒙住头，满屋的烟味儿。

宿舍里有方便面、电热杯和鸡蛋。林老师在纸壳箱上挖了一排窟窿，鸡蛋整整齐齐立在上面，她担心半夜会孵出小鸡。照他们这样子，后半夜肯定很饿。林老师光身下地，黑暗中踢到她蹲过的脸盆，她捂住被子哭笑不得。电热杯功率很大，林老师蹲在地上，边抽烟边用筷子翻咕嘟起来的面汤，手臂的青筋在灯光下泛起一层晕，很好看。她不吃，只是看他吃，喉结一动一动，面条从那里吞进去，诗句从那儿吐出来。白天在课堂上，她硬撑着不瞌睡，不大信夜里一切是真的。

床单上印着粉红色的格子，一看就来自女生宿舍。她不说什么，等林老师给配了一把钥匙，头一件事就是扯下来，换上自己的床单。还带过来拖鞋睡裙和洗漱用的。脸盆也是她自己的，红色，底下没有鲤鱼，比她蹲过的小一圈。化妆品她倒是有两样，不过都没带。林老师说她眼睛好看，看一眼相当于读三遍吴大作家写的诗。她捧了一盆君子兰过来，故意两天没浇水，发现盆里的土越来越干，还落下一小层烟灰。她细细吹掉，浇了半茶缸子水，打开录音机，听到那首《乡愁四韵》的时候来回倒了几遍，再看盆里的土都已经干了。花叶花茎润了些，再浇半茶缸下去。床头有半包烟，林老师平时抽的牌子。她拿出一支，对那盆君子兰抽，很呛，如何也想不明白他是怎样做到既不浇水又忍心对着花抽烟的。她把那包烟放在花盆旁边，下次再来，烟还在原处，和花一样没人动。就这么漫不经心地养着，有一天自己开了，橘红的花瓣，肥绿的叶子，两相一衬甚是好看。一开就是小半个月，看着看着也就腻了，那种静悄悄壁虎伏墙式的烦。忘了开到第几天的时候，林老师拿给她一盒药片，说是事后服用的。

七

弟弟从小有哮喘，发育又比别的孩子慢一拍，母亲把他当成女孩来养，父亲看不上他，弟弟也很怕父亲，只要家里两个男人坐一起，气氛总是很难堪。父亲被车摇把打伤，住了半个月的院。母亲让她和弟弟轮流送饭。弟弟不敢，都让她送了，自己却在家偷翻父亲抽屉里的那些书。搬到省城后，弟弟的个子狂蹿猛长，又贪睡，一觉醒来跟母亲说腿疼，靠墙一量，好像又长了一公分。哮喘还在，话说一半就突然不说了，捂着胸口喘气，一米八的少年，看着让人格外难受。父亲管过去的同学叫“老总”，车开得没白天没黑夜，回家也不说什么，只是喝酒睡觉。老总给父亲配了一款爱立信手机，联系业务的。弟弟在电视里看了刘德华做的广告，很羡慕，偷偷拿出来玩儿两天，被父亲发现，照例是打。打一半又不打了，不是因为弟弟喘气，而是发现儿子比自己高半头。弟弟勉强读完高中，去了体校，在那儿认识了她现在的弟媳，家里做地产生意，很娇小，才到弟弟胸口，远看像驼背的大人牵着一个孩子。相处两个月，弟弟腰间挎了部爱立信，回家调成静音，不敢让父亲发现。父亲对这段姻缘的看法是“扯淡”。可弟弟一毕业就结了婚，新娘肚子是大的，婚礼排场更大。好在父亲的同学很够意思，帮着订酒楼，还叫来很多车，场面颇过得去。奶奶家那边过得都很一般，没有谁来。父亲喝多了，同学拉住他的手，半开玩笑说，以后别再叫老总了，还是叫同学顺耳。弟弟从岳父那儿借了一大笔钱，跑建材生意。弟媳刚生，孩子据说身体不好，一直放在娘家雇人看着，母亲父亲俩月没见孙子，都要疯了。那笔钱说是借，也和给差不多。谁也没指望弟弟能怎么样，只除了父亲，不但主动给儿子开车，还逢人就说，我他妈就是开车的命。赶上建材生意最好的年份，弟弟这样的新手，吃了两次小亏，居然也就跑起来了。买到第三套房子的时候，弟媳不再上班，先说要考研，后来又不考了，给一家公益组织做了志愿者，全国到处跑。弟弟的哮喘没怎么正经治，慢慢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烟酒，一米九的大个子，腰上赘肉再多，也不怎么能看出来。两个人都不顾家，她经常带侄子出来吃必胜客，吃小龙虾，边剥虾边问长大了养姑姑还是养妈妈。孩子说养姑姑。她就亲那孩子，照原话又问一遍，拍成视频，传朋友圈上，许多人点赞，只除了自己家人。

主持人：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再替粉丝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说说下一部新作么？

小杜：想写一本非虚构的书，还在前期酝酿和搜集素材阶段，背景是我住过的美国小镇，那种典型的大学城，十来万的人口，大部分都是老师学生。在一個炎炎夏日，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失踪了。这案子轰动一时，想必大家也听说了，美国这边甚至出动了FBI，虽然抓到了嫌犯，但对方一直否认，都过去两年了，还是找不到女孩本人或是尸体，所以一直无法定论，没法给受害人和世界一个交代。学校能做的，也只是在女孩被最后目击的地点修一座纪念性的建筑而已。一个生命就这样在我们面前消失了，我们却无能无力，它对我震动很大，一直想要把它写—

读者6：这个案子我也关注了，美国的法院已经对凶手做出了裁决，并非像您说的“无法定论”。但这不是我关注的点。我很想知道您凭什么认为您可以写这个故事？

小杜：谢谢这位UCLA校友提的问题。正式发表前，我会和被害人家属取得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一切都会按照合法程序来的。希望这个答案会让您安心。

他刚才怎么说来着？“当我醒来，发现生活又让我粗糙了一圈”？他的衬衫整整齐齐掖在裤子里，以年龄来说，他那腰腹收束得相当不错，也相当努力，这是他说的粗糙吗？穿旗袍的女人在和大家一起鼓掌，她的存在让他更粗糙了吗？这满屋子的粉丝又算什么呢？都是跑过来让他粗糙的吗？

老马—她和老杨这样称呼那匹阿拉伯马，听起来像是个老朋友。他们时常一起喝酒，打牌，偶尔互相骗一骗，借点钱什么的。给老马刷毛的时候，老杨说要把这些事这些人写一写。自己写不了，也要找人写一写。她和老马盯着彼此的眼睛，心想有什么好写的呢？无非是盖过那几栋半的楼罢了。每次老杨口口声声说要东山再起，都会突然冒出个女人，让他痛哭流涕，说要退隐江湖，要过正常日子。酒局，麻将，吊瓶，体检，住院，出院，借钱，还钱，签字，办卡，半死不活的生意，完全走样的身材，毫无规律可言的作息，这已经是老杨的正常日子了，再没有别的了。她和老杨在一起是分开睡的，因为两个人躺一起实在影响彼此的睡眠。他们唯一铁打不动的就是来看老马，刷一刷光亮洁净的毛，骑在它的脊背上。双腿夹着马肚子时，她想起一个什么电影，猎人用刀剖开马肚子，掏出内脏，脱光衣服，藏身于马肚子里，撑过冰天雪地的一夜。

听说他的第一本书拍成了电影，这本《姐姐》呢？她把书从腿上挪开，现出两块方形的肉，蒙着一层紫黑色的纱。自从跑起生意，她就开始胖了，越发喜欢穿这种黑色的宽裤。她还烫了恶俗的波浪卷，映衬着她浮肿的双眼。她发现生活因此简单多了，因为那些男人都改口叫她姐，满脸的敬重，好像在称呼一位女侠。

要是结婚呢，人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父母分居好几年，倒是不吵，只是大事小情相互避而不见，过得跟太阳月亮似的。生个孩子？看看老杨那儿子吧，自从她认识老杨，根本就没见过这小子，反倒是老杨一直往那张银联卡里打钱。二姑呢？她和二姑父倒过得还正常，儿子也时不时回趟国，可还不是在朋友圈上发那些无聊东西？如果老杨真的出本书，会把她写进去么？怎么写？就像这本《姐姐》，不伦之恋？柴油大卡？肉身菩萨？对于别人的世界，或者进入别人的世界，她早已没有什么兴趣了。如果老马的肚子足够宽敞、足够空旷、足够干燥，她倒很想剖开躺进去，再一针一针紧紧缝起来，缝到漏不进一丝光亮。

手机响了，是老杨，她挎了MK包出去，《姐姐》放在椅子上。厅子后门立着新书海报，他在布鲁克林大桥上那张照片被放大了，大到像上了银幕，很不真实。

“喂，”她盯着他鬓角上的白发，“新书发布会应该快完了。”

“我从酒店出来了，”手机里都能听出来老杨没睡醒，“中午带他去吃烤鸭，下午再找个茶庄儿聊聊。”

“看看再说吧，他完事儿后应该还有活动。”

她关掉手机，从后門看去，厅子里的人已经在排队等他签名了。

主持人：对不起这位朋友，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您还有问题我们可以—

小杜：（笑）没关系，请我这位校友说完。

读者6：我没有问您写这个故事合法还是不合法，我想知道您凭什么认为您可以写这样一个故事。

小杜：凭什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读者6：这么说吧，那女孩已经遇害了，法庭对罪犯也做出裁决了，会因为您写一本非虚构有任何改变么？她家人的苦痛会因为您的文字而缓解半分么？以后类似的悲剧会减少么？既然什么都不能改变，写它的意义又何在？除了让作者自己—

小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没想到今天会遇到这种问题。您可以先告诉我写作的意义何在么？

读者6：写作是—

小杜：没错，写作—尤其是我的写作—根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也从不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有改变世界的意愿。这个世界要是因为托尔斯泰或者海明威的小说就会改变，那它早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话说回来，如果这是一个能被文学改造甚至塑造的世界，你愿意活在它里面么？你敢活在它里面么？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不想活在别人的想象中。但这不代表我可以阻止别人去想象，更不能阻止别人把我卷入到那些想象。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用文字去想象嘛！你问我有没有资格去写，就相当于问我有没有资格去想象，这样的问题，请问您有资格提么？

读者6：所以您就可以把自己的姐姐想象成—

主持人：小杜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参与，需要签名的朋友请在大厅排队。

中文课突然换了老师，毫无预兆。她一路跑到教工宿舍，林老师不在，他的衣服鞋子也不见了，书只剩几本，空留一床被子，底下是她的床单。林老师有一部汉字传呼，号码没给过她，她也没问过，只是别人传他的时候，她有点烦。她连着过来几天，录音机都还在，《之乎者也》一遍接一遍放着，没法相信他人就这么走了。君子兰早就谢了，落了惨白的一层烟灰，她往上倒水，那层烟灰被浇塌了，现出黑色的土来。新换的老师戴着眼镜，看不出眼睛是凸是凹。她从教室追出去问林老师呢。那人就笑，说小林子从师大调走了，你是他学生，怎么还不知道？那天晚上她最后一次去了宿舍，拎着自己的脸盆，第一次去了那层楼的水房。想是常有女生来，大家见怪不怪，刷牙洗漱也没谁注意她。一个光膀子的人抹了洗发香波，脑袋伸到水龙头底下冲，水槽里漂满白腻腻的沫子。她打了一盆凉水，端回宿舍，用毛巾细细地洗脸，凉意透过皮肤，一点点浸入脑中。床底下是他的鲤鱼脸盆，似乎还残留着她的气味。她把洗过脸的水都倒了进去，换上自己的睡裙，躺在自己的床单上，听着隔壁宿舍传来的打牌声。半夜，林老师曾让她双手扶墙，一只脚踩地上，另一只斜跨到床上，噼啪作响，那打牌声才戛然而止。她在黑暗中坐起来，打开灯，把鲤鱼盆里的水浇到君子兰上，睡裙湿了，紧紧裹在腿上，像是被肉吸住了，又紧又凉。枕头下有包硬盒烟，她抽了起来，烟头一亮一灭，被花开的声音填满。花盆被她从窗台推到地上，花叶贴在脚面上很软，隔壁打牌声依旧。她穿好衣服，拿起剩下的两本书，一本是电大中文教材，一本是唐诗三百首，一页接一页撕，一页接一页烧。纸页烧的时候会变形，发出一瞬间的抖动，像一个临死的人在挣扎。床单烧起来就很沉默。她的脸被火光映着，干脆脱了睡裙扔到火里，整个身子都是暖的。卡带烧起来噼啪作响，味道也刺鼻。可惜不能一边放《之乎者也》一边烧。录音机用花盆残壳砸开，能拆下来的也都烧了，她打开窗子放烟，又怕对面楼看见火光，窗帘半遮半掩。她抖掉君子兰根茎上的土，火灭之前也烧了，闻不出有什么特别味道。她把满屋子的黑灰拢进鲤鱼盆，扣上养过一盆君子兰的泥土，熄了灯，走出宿舍楼，空气清冷，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责任编辑：王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