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

川的父亲于2004年去世，不幸是肝癌，拖了半年，死得很痛苦。查出病的时候，医生说喝酒吗？川的母亲解释说，滴酒不沾的。医生说，那就是命。没什么钱，所以也没怎么治，最后三个月父亲躺在家里，不能吃也不能睡，肚子鼓成蛤蟆，熬死了。

很快，川的母亲带着她改嫁到另一个村子。母亲为了讨好丈夫，逼迫川嫁给继子辉。川和辉，只是名义上的兄妹，没有血缘关系，内部消化，为的是省一份彩礼。川才十五，正读初三，学习不算好，原以为还可以读个高中，大学是考不上的，出去打几年工，再回来嫁人。她得知消息，连夜逃走，被继父和辉在汽车站抓了回来。其实也不是抓，继父和辉先去了火车站，没找到人，再去了汽车站，以为人一定早走了，却看见川呆坐在候车厅，哪也没去。川没坐过火车，汽车也只到过隔壁山城，北上广深对她来说只是地名。她也没人可以投靠，无处可去。走投无路时，她给班主任打电话，求老师解救。老师说，这是家事，不好干涉，来自农村的女孩们，大多会在高中课堂里消失，救不过来，对不起。川说，没关系。为了防止她再次逃跑，川被反锁在房间里。她小小地反抗，绝食抗议，好几天不吃不喝。母亲来劝解，说，女孩子终究要嫁人的，与其嫁给别人，不如亲上加亲，还做一家人。川说，我还小。母亲说，我十五岁的时候，你已经一岁了。川又说，你是你，我是我。母亲说，你替我想想。川不语，坐在床沿，正对着衣柜上蒙灰的镜子，镜子里照出她和母亲。她的面貌有一半来自母亲，另一半来自已死的父亲。母亲发胖了，还很年轻，才三十岁，已经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死了一个丈夫，又有了一个丈夫，马上要做婆婆，继子变成女婿，女儿变成儿媳。

后来辉进来，母亲走出去。辉坐在川的身边，点着一根烟。川说，你别抽烟。辉把烟扔在脚边踩灭，他二十一岁，两颊长满粉刺，高高瘦瘦，颧骨和喉结突出，染一头红毛。川一直住在学校，和辉只见过几次，印象不深，每次辉都会假装没看见她。辉每句话都带脏字，和继父一样，喜欢吐痰，在县城的一家理发店工作，头发干枯，身上带着染发剂的浓烈香味。和其他男孩子一样，他也很早就离开学校，开始在社会上游荡，做过洗车店的店员、餐厅服务员、各种杂工，学过几门手艺，屡屡中途而废，大部分时候没有工作，在台球厅和网吧里浪费了几年青春，最想要的东西是女朋友和摩托车。理发店学徒是辉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一年半，每个月四百元，如果他顺利出师，再攒几年钱，也许能开一家店。川不喜欢辉的头发、味道、脏话、吐痰，最不喜欢他看她的眼神，像狗看见骨头。辉告诉川，之前，为了给她的死鬼父亲治病，她母亲向他父亲借了八万块钱，条件是母女俩都嫁进来，所以，川早就被卖掉了。川惊愕，到窗边透气。辉以为她要逃走，上前抱她。川向后一仰，掉下了窗户，结果毫发无伤。川被吓病，发了几日高烧，躺在床上，对辉说，我还以为我是你妹妹。辉笑笑说，我二十多岁，不需要妹妹。

半个月后，川嫁给辉，喜酒办在村子的小酒厂里。冬天太冷，川穿了一件红色大衣做婚服，平生第一次做了头发，辉帮她把头发盘成一个高髻，上面插几朵玫瑰花。婚礼当天下了一点小雨，不妨碍众人的兴致，酒喝了两大坛子。川和辉挨桌敬酒，接受众人的祝福，辉的一个兄弟趁乱摸了一下川的屁股，她转身想走，被辉拉住了胳膊。有人说，新娘子也太年轻了，才十五岁。有人说，可到二十岁，还不是要结。母亲和继父坐在上位。川和辉磕头。母亲手里抓了一把芝麻和枣，说，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往新人的头上撒去。当晚，新人被反锁在房间里，辉喝得烂醉，无法行动。川不敢上床，在地上蜷缩了一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她没有逃开第二晚，辉压上来，按着她，没把她当人。辉睡着后，川哭了半夜，觉得自己不干净，被钉死了。第二天，母亲来问川，晚上怎么样。她一五一十说了。母亲说，年轻人不懂事，不知道疼人，以后就好了。

一年后，川在家里生下一个男孩。辉把婴儿抱在她面前，让她看一眼，川别过头去。婴儿患有先天性哮喘，很虚弱。川没有奶水，养育起来必须小心翼翼。母亲帮了很多忙，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川自己带孩子。继父怕她逃跑，总是跟著她，川的活动范围只有方圆一公里，可以远远看见灰色的城市边缘。孩子说话和学会走路是同一天，那天她激动哭了。辉和理发店老板起了冲突，打了一架，后来大半年没有工作。他学着继父，每天喝一点酒，有时候能喝醉，醉后他打川，强奸她。辉白天打游戏和打牌，或者出门游荡，川带孩子，夫妻俩互不理睬。母亲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在县城里找了一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半年后，她和超市经理好上了，离开了家。为了躲避继父的骚扰，母亲和那个男人到福建打工，抛下了川。继父中风，右边身体行动不便，不能再出去工作。辉戒了酒，又找了一家理发店开始工作。做了不到三个月，因为旷工，被老板开除。一个月后，母亲打电话来，口气轻快地说，川，你也出来吧。川把孩子留在家中，趁夜离开，坐上了去晋江的火车，这一次继父和辉没有抓到她。一路东南去，川觉得自己像一条快渴死的鱼，大口呼吸着潮热的空气。

下车后，母亲和那个男人在车站迎接。母亲刚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衣着入时，画了淡妆，看起来比在家的时候年轻。母亲上前给川一个拥抱。这么多年来，川都没被人这么紧紧抱过，几乎全身发抖。母亲给川买了一张假身份证，让她进入一家制鞋厂工作，给皮鞋贴胶底，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个月工资两千五。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川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她把其中一多半给了母亲，自己留了一点，兜里揣钱的感觉是自由的。胶水的味道刺鼻，吸久了头疼，有时候坐久了，眼睛会花，站起来几乎要栽倒。一起贴底的女孩不久之后查出一种怪病，离开了工厂。众人都说可能是胶水祸害的。川怕自己落得一样的结果，离开鞋厂，进了附近一家内衣厂做车工，往胸罩和内裤上缝各色各样的蕾丝花边，她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操作自动缝纫机。胸罩厂里除了女工，还有许多男工，一开始他们拿着胸罩比划来比划去。川总是脸红，几天后就习惯了。她喜欢触摸胸罩的蕾丝和海绵，想象它们被各式各样的人穿戴，和柔软的胸脯合为一体。工友告诉她，蕾丝层数最多的胸罩出口日本，朴素的出口欧洲，布料最少的出口沙特阿拉伯。川问，沙特阿拉伯在哪里。工友说她也不知道，只是在订单上看到，应该很远。在工厂里，一日是一日，人来自天南海北，又都年轻，中午一起在食堂吃饭，随便说点什么都笑成一团，乏味，却也有以前没有的充实。有男人动了心思，打听川有没有结婚。川把自己孩子的照片给他们看。

川在食堂认识了一个姓霍的年轻男人，霍是新来的版师，在日本待过小半年，学习内衣的制版。霍和川同年，瘦高个儿，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两个人相见的机会只有中午在食堂，霍总是寻觅川，坐在川的旁边，提他在日本的经历，说他老师的严厉，以及胸罩的夹片设计。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很迷人。川知道自己喜欢霍，也知道霍喜欢她，原来喜欢是源自身体的热意，会累积，会爆炸。相识两个月后的一个正午，霍来找川，告诉她，他想和她在一起，一分钟都等不了。川和霍去了附近的一家小宾馆，在满是污渍的床上，川裸露自己的身体，小腹皱得像橘子皮，怀孕时她的肚皮撑开了，再也没有收回去，留下灰白相间的疤痕，和松弛软塌的皮肤。霍轻轻摸着那些疤痕，说，受苦了。川听了，像吃了酸。霍很温柔，做完爱之后会紧紧抱着川，两个人相拥而眠。一个月后，川决定搬出去和霍住。母亲拦她，说，万一辉寻上门来怎么办。川说，她不想什么万一。川庆幸自己逃了出来，霍是勇气的犒赏，是她的终点。她为霍洗衣做饭，白天一起去厂里，晚上下班回家做饭，睡前一起看电视，经常谈未来—什么时候结婚，攒多少钱，买什么房子。和霍在一起，川觉得自己重新回到完璧的状态，没有被打碎没有被侮辱过。半年后，也就是川二十岁生日的前几天，霍有急事，请假回到甘肃老家，一个星期后，他打电话来，向川提了分手。他骗了她，其实他在老家已有妻子。他和川同居的事情败露了，如今要给家里人一个交代。

川当时就懵了，怀疑那通电话是骗子打来的，或是霍受了胁迫，不得已说出那些话。可是几天后，霍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年轻女人，三人在屋子里打了照面，川收拾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离开那间屋子，回到母亲的住处。没多久，霍离开了工厂，他们再也没有相见，川觉得自己的肠子一截截揉断了，在床上躺了两天。母亲安慰说这种事情很常见。

为了多赚一点钱，母亲开始上夜班，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川和母亲的男人同处一室，她叫他龚叔。有个晚上，母亲离开之后，龚叔闯进了川的房间，让川陪他睡觉，他愿意付钱。川惊愕得说不出话，龚叔问她想要多少。川说你先出去。龚叔退了出去。川反锁了门。第二天晚饭后，龚叔又抓住了川的胳膊，把她往床上带。她挣脱了，跑出家门。川没有和母亲说这些事，选择搬去内衣厂的集体宿舍。宿舍每个房间住十个人，房间很小，挤了五张上下铺床，除了床，地上散乱地摆放着洗漱用的脸盆、鞋子、衣服，无处下脚，夜里经常有人哭，没人过问是谁在哭。川在宿舍住了一年，过完年，她拿了全勤，得了一笔两千元的奖金，川把其中大部分交给了母亲。她计算过，两年下来，已经在母亲那里存下了三万块钱，足够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川的室友玲去了杭州，打电话给川，说这边工资高一点，轻松一些。川向厂里辞职，收拾好行李，向母亲讨回积蓄，母亲说怕她乱花，只给了三千，川到杭州后，和玲住在下沙郊区。这一次她们没有住集体宿舍，两个人一起租了个小房间，可以不穿衣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玲说川的腿和乳房长得很好看。

川进到一家服装厂做车工，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每天的工作是按顺序缝起衣服的裁片，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一点计件的奖金，多劳多得，到手的钱大概是在晋江时的两倍。这一次，钱可以自己留着，不用再上交。

玲找了一个在粤菜馆做厨师的男朋友舜，舜是广东开平人，个头矮小，但笑起来好看。两个人在KTV认识，玲说舜长得像刘德华，唱粤语歌迷死人。每次舜来，会带一些店里卖剩的饭菜，三个人囫囵吃一顿。川编个理由出门，让玲和舜单独待着。她知道孤男寡女在一起会做什么。舜走后，床上会留下一股淡淡的咸味。三个月后，玲和舜分手，舜提的，理由是性格不合。玲十七岁，第一次谈恋爱，闹着要自杀，喝得烂醉，在江边闲逛。川怕她做傻事，寸步不离地陪着。玲清醒之后，继续回厂里上班，手掌不小心被机器扎了个洞。川听到尖叫，跑去看，见玲整个人蜷在地上，地上全是血。救护车到的时候，玲神智不清，嘴唇像纸一样白。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伤好之后，决定回老家，找个人结婚，做点小生意，不再出来了，以后川要是想见她，就去老家找她。玲说，哪哪其实差不多，都没什么意思。

玲走后，舜来找川，依旧带着饭店卖剩的饭食。两个人凑得很近，可以闻得到彼此的味道。川身上有股挥之不去的机油味，舜身上有厨房油烟的烧火味。那味道曾让她彻夜难眠。川说，其实玲挺好的。舜说，玲花钱太厉害，天天都要逛街，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川知道舜的来意，她也想要，晚上留他过夜。舜像只精力旺盛的小野兽，在床上卖命，全身沁出汗，在被褥上留下淡淡的咸味。川想到他之前就是这么对待玲的，突然觉得孤独，哭起来。舜手忙脚乱，疑惑不解，为什么女人都这么爱哭。

舜来过几次，干脆住了下来，他的行李很少，只有几件旧衣，胡乱塞在衣柜里。舜的父亲也是个厨师，在开平开着一个饭店，三天两头叫舜回去。不知是天性还是习惯，舜计较钱，有点过头，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其它一律不买，除此之外，还算温和贴心。川说不清对舜的感情，不喜欢，也不讨厌，但觉得有了依靠，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又随时可以分开。舜带川逛街，只逛不买。川说要尝尝咖啡，舜给她买了一杯。川第一次喝到咖啡，咽不下去。舜看她苦脸，大笑出声。川说，总算尝到咖啡的味道了，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能咽下去。舜说，因为我们不是他们，不骗自己。川觉得很有道理。两个人去灵隐寺烧香，心里都不信，还是许了愿。川希望以后过得顺一点，舜希望多赚钱。川一抬头，撞见佛祖弯弯的眼角慈爱的目光，忽然觉得一定能如愿。

舜向川求婚，川同意了。两人准备一起去广东见舜的父母，临走前一天，川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和輝的孩子被开水烫了脚，耽误了几天，送到医院已经严重感染，可能会截肢。消息辗转几道才到川这里。川心脏痛，立刻收拾衣服准备回去。舜拦住她说，如果她现在走了，那他俩就完了。川不耐烦，说，那就结束吧。舜说，万一你被扣在那边怎么办。川说，管不了那么多。回去的路上，舜打了十几个电话，川没有接。也就是在那个时刻，她依稀知道无涯是苦，必有无数的波波坎坎在前，一个也逃不过去。川在医院见到那个孩子，左脚缠满绷带，离开时他才一岁，回来时他已经四岁，相见不相认。辉陪床，带着隔夜的酒腥，眼神涣散，他始终不肯正眼看川，也不叫她的名字。川也不看他，两个人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壁。他比从前胖，皮肤好些了，牛仔裤紧绷着腿，头发染成了红紫色，打着厚厚的发胶，有种独属于县城的不合时宜。半年前，他和另一个女人结婚，领了证，川那时还在晋江，听到这个消息长吁一口气。逃出来的这几年，她做过无数次噩梦，梦见辉杀过来，把她拖走，关到不见光的屋子里，她撕心裂肺地大喊也没人来救。孩子越长越像辉，窄头窄脸，细长的眼，那家人的凶横也有了，一点看不出她的样子。相认的过程并不愉快，孩子始终不肯叫“妈”，川说，那就叫“阿姨”。她早已想明白了，从这个家里逃出去那天，她就把这孩子丢了。她想念过孩子，却从来没有想过把他带走，这孩子是根栓她的绳索，既然解开了，就不会系回去。她留下一笔钱—既没有少得吝啬，也没有多得让人以为她发了财，坐第二天的车回了杭州。

她在疲惫之中回到住处，没想到舜还在等，她以为他早走了。川推开房间的门，看见他坐在里面，当时心就软了，接下来他提什么要求她都会答应，所有都会给他。她和舜一起回了开平，见了舜的父母，一度讨论过结婚的事，又搁置了。舜的家境比川想象中好很多，在小城市属于中上，有两三个铺面，但舜的父母依然辛苦经营着一家熟食店。舜的母亲知道川曾经结婚生子，很是嫌弃，当着川的面说，希望找个更干净的女孩做媳妇。为了讨舜母亲的开心，川每天到饭店帮忙，清洗扒了羽毛的鸡鸭鹅，舜也在厨房忙活。厨房过度闷热，热得人发痱疹，两个人从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回到家后，累到倒床就睡。三个月后，川突然觉得异常厌倦，大病一场，广东潮湿的天气让她提不起劲，熟食的味道让她想起死猫死狗。舜全身都是那个味道，从头发到脚趾，冲不干净。病好之后，川下定决心离开广东，也离开舜。他挽留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川说，其实她并不喜欢他，至少没有喜欢到可以忍受这种生活的程度。舜说，他之前出去就是想逃开这家店，他理解她。川得了一笔钱，是她在饭店三个月的工资。川原本准备去晋江投奔母亲，拿到舜给的那笔钱，有了本钱，便改了主意，去了浙江。直到现在，她和舜一直保持着友谊关系，有时候会互相发信息问好。分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舜结婚，邀请川去广东参加婚礼。她当然没去。

川回到浙江，临近年关，工作不好找，通过之前的一个同事介绍，进了海宁郊区的一家皮衣厂，赶一个美国订单，过年加班，付点加班费。她无处可去，正合心意。那个订单赶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交付完，老板给每个员工发了一件皮衣。川不穿，寄给了母亲。她那个时候才知道母亲和龚叔已经分开一段时间。母亲当面撞见龚叔和别的女人在街上勾肩搭背，两个人大吵一架，龚叔气急，拿了刀，拧着母亲的头，要抹她脖子，几乎闹出人命。之后两个人分家，龚叔搬了出去。母亲以为自己真的要被杀，吓破了胆子，到现在看见锋利的东西还会发抖。川问母亲接下来的计划，母亲说突然发现自己还年轻，甚至没到四十岁，以后走一步算一步。川邀请母亲过来和她一起住，母亲犹豫片刻，拒绝了。

川继续在皮衣厂工作，厂里的版型师傅收她做徒弟。接下来半年过得很平静，早起去厂里，上午把活儿干完，下午和师傅待在一起，打打下手。周末休半天，她会坐车到市里逛逛，依旧没钱但很安心，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其实师傅讲得很少，主要靠上手。她做了多年车工，已有了基础，略微指点就明白个大概。版师是服装厂里地位最高的工种，有时候是他们决定了一件衣服的成败，中午食堂吃饭，版师可以和老板坐在一桌，川心里有点羡慕。师傅说裁缝这一行要穿着体面，川听进去了，得空给自己做一两件。她开始留意街上行人的着装和橱窗里的新衣，漸渐能够看出好坏。几个月后，夏天最热的时候，皮衣厂老板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欠债难还，把工厂抵给了债方。师傅决定去山东烟台，那边也有些厂子，接日本单子，活儿很多，一年不断。川怕冷，不愿意去北方，师傅让她去杭州，那边有一家学校，可以系统学习制版，毕业发技师证，不过要付高价学费。川打电话给学校，问清楚学费具体金额，比想象中还要贵，但可以承受。川已有多年没有进过学校，听到“学校”二字会害怕，交际圈里从来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学校对她而言是另一个世界。但她又希望改变，这么多年，总是在一个怪圈里绕，前进又退后，无论她多么用力，都有块巨石挡在面前，她得搬开它。

她又搬到了杭州，找工作，租房，去学校报名，交学费，再一次身无分文。学校开班后，一个星期三节课，都在晚上，每次两小时。授课的老师据说是美院的老师，说些她听不懂的术语。学生成分复杂，来自各个年龄各个行业，有像她一样的人，也有家庭妇女、在校学生、会计。一个班三十多个人，最后上完课的只有十几个，大部分人中途退出，留下的都是最在乎学费的人。教室在一个办公大楼里，有一间教室和一个版房，白天版房出租，因而总是很凌乱。最初两节课在教室里上，有个老师过来讲时装史，听得人昏昏欲睡。后面的实用课程由两个资深版师教授，教课的场景就像在工厂，川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比坐在教室里轻松自在。结业考试有两场，一场笔试，一场实操，川顺利拿到结业证书，她把这个消息短信告诉了母亲、玲、舜和师傅，只有母亲没有回复信息。

她在学校认识了珍和茂，珍在美院读服装设计，茂也是做了多年车工，想转行做版师。珍看起来从没受过苦，冷着脸，很少说话，总穿一身披披挂挂的黑，衬得脸姣白。川喜欢看她，像看小孩，也像看自己，工厂里很少有这么骄傲的人，大家都低头做事。珍主动过来打招呼，说，川长得像她姐姐。珍是独生子女，论起年纪，两个人同年。十点钟下课，尤其是冬夜，珍打车回宿舍，已经太晚，川就把她带回家过夜。储物间改成的房间，小窗朝北，没有阳光，潮湿阴冷，只放得下一张小床一个小柜，胜在租金便宜。川和珍挤在床上，川讲了自己被迫嫁给辉的事，那时她还是个小孩。珍听了问，你为什么不反抗。这一声质问让川难过了好些天，好像是一声钟，“你为什么不反抗”。她当然知道原因，但是说不出来，珍不能理解她真正的处境，因为珍在另一个更甜美的世界，不能理解许多人脚步的沉重。和川相比，珍不过是个孩子。这些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友谊，大四的课业轻松，珍有大把的时间浪费，总是粘着川，恨不得时时刻刻在一起。川在工厂上班，珍跑去看她，在厂里闲逛，或是坐在一旁，看众人熟练地使用机器，有时候她会上前打断，要求自己试试。珍说，如果不是天天去，厂里还挺好玩的。别人来问，川就说，是妹妹。珍正在准备出国，申请学校ABCD，这些川听不懂，珍也会没完没了地说起她那些暧昧对象甲乙丙丁，互相试探，有时候也会睡一睡。川爱听这些。珍的父母忙得没时间管教她，珍由爷爷奶奶带大，这是珍最大的困扰，总是觉得自己被人忽视，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川没有这些抽象的困扰，她的困扰总是细小又具体。珍给川画过两幅速写，画中人形销骨立。现实中的川却是个丰腴的人，总是微笑着。珍说这不是真正的你，川不以为然，但一直把这两幅画带在身边。

珍没有读完课程，最后一个月没来教室。川发短信问她为什么不来上课。珍解释，自己要开始忙毕业设计，抽不出空，而且她要学的已经学到了。之后珍消失了几个月，川也没去找，大家都很忙，而且她早就意识到她们的友谊脆弱，是一个人俯就另一个。

茂一开始看上的是珍，后来知道珍在美院读书，便打消了这个主意，把目标锁定到川，约她出来吃饭，带她去唱歌，逛商场，看电影，给她买好玩的小东西，周末去西湖散步。从来没有男人这么向她献过殷勤，川立刻陷进去，她向来觉得人生来受苦，要劳作，长久地生活在阴霾里，开心倒像是罪，得藏着掖着。茂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有多少钱就花多少，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川的身边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人，大家都对未来有过多期待—主要是钱，愿意牺牲现在，现在和未来是对立的。茂在床上咬她耳朵，讲这些年他走南闯北的事，细想也没有多有意思，可是茂说起来就那么生动。他的嘴巴又大又红，讨女人喜欢，大吃四方，大概是天赋。川也想说点来回应，又没什么可说，她不想提过去，怕破坏茂的心情。和茂在一起，川变得很情绪化，高兴的时候发疯似的高兴，难过的时候又发疯似的难过。她不断想到过去，母亲、辉、孩子和霍，过去的事情又痛苦又贫瘠，每想到一次就被伤害一次。直到有一天，她在茂的面前痛哭了一下午。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轻抚她的肩膀安慰。那之后过去就不值一提，她觉得身体轻了许多，但还是没法和茂说，仿佛这些事情茂是听不懂的。川去茂那里过夜，茂也去川那里过夜，两个人没住一起，茂说他还没想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川知道他还有其他女人，可能不止一个，她有些微微的妒意，但可以忍耐，甚至觉得茂要真是忠贞不二，她才会慌张。每个月的月底，茂的钱花完，跑来问川要钱，一开始只要一两千，后来越要越多，川帮茂付过两次房租，后来给不起也不想给，就直说了。茂大发雷霆，对川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川平静地离开，两个人的关系只持续了四个月。茂课业结束后很快去了广州，打电话过来借过两次钱。川没借。

差不多就是和茂分手的那两天，珍突然又出现，邀请川去看她的毕业展览。川在学校里迷路，见到很多像珍一样鲜亮的年轻人从容走过。她看起来不像学生，局促得引人注目，问了两个人才找到那栋楼。在展厅里，珍的作品被摆放在醒目位置。作品—那三件衣服，川很熟悉，是她常穿的长款工服，藏蓝色，尼龙布，主要用来防尘，珍不知道哪里搞来，在每件工服上都绣满蝴蝶。珍因为这组作品里饱含的关怀拿了高分。她对川说，是看到川低头专注工作的样子，觉得很美很动人，才有了灵感。珍说等展出结束，要把其中一件送给川。川没要，理由是没人会穿这样的工服，她也不想供着这样的东西。川有些微微怒意，仿佛自己的生活被人嘲讽了，但她没说。

没过多久，珍去英国念设计，给川打过一次电话，寄过明信片，不过川换了地方，没有收到。珍说，回来之后，她会去找川的。

川决定休息一个星期，去福建看看母亲，她们已经两年没见。母亲依旧到车站候她，模样没什么变化，染了黄头发，看起来更年轻，身边站着一个男人。母亲介绍说，这是沈。沈三十岁，比母亲小十岁，个头不高，但很强壮，做房产中介。母亲和沈交往三月，已经在着手准备买房结婚。川觉得沈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并不真诚，像个骗子，而且两个人年龄相差太大，这种电视剧里的真爱故事不应该落到母亲身上。她坦白了自己的顾虑，让母亲防着点沈。母親很生气，让川出去住。想象中母女亲厚的画面没有出现。川只好找一个宾馆住了两天，想见见朋友，却发现当初一起工作的人们早已离开，内衣厂改成球鞋厂，里面坐满新的年轻人，面孔和她当年一样稚嫩。她在附近逛了逛，感到乏味，没有向母亲告别就回去了。

川辞去工厂的工作，到一家时尚设计公司当版师，上班地点在滨江的一栋办公楼，那是川第一次在工厂之外的地方上班。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当时，我在那家公司的电商部做运营，注意到川，是因为女性的共性—对衣着的注意，川的裙子有种老式的优雅，人异乎寻常地整洁。后来才知道，她自己做衣服，主要是为了省钱。在我的央求下，她也给我做了两条布拉吉。我请她去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川不喝咖啡，要了一杯水，那个下午，经过一段长得让人难堪的沉默之后，她突然说起数年来的经历，中途征得她的同意，我甚至录了音。听见有趣的声音就录下来，这算个习惯。川没有什么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有轻微的“n”“l”不分，没有卷舌音，但是语调坚定平缓，少有起伏，像一颗打磨光滑的卵石。时间的流速在我们身上并不相同，她从一个洞穴出发，走过许多分叉的小路，从遥远，甚至是从古代，一步步走来。

我和川并没有成为好朋友，很多看不见的东西阻挡在我们中间。我在她面前忍不住表演得更加成熟，又因为表演，两个人都不自在。但我会经常想起她，约她出来吃饭。川很少拒绝，她也无处可去，一个人闷在房间看电视剧，我们在一起时，又总是说起她的过去，除此之外别无可说。川说，我让她想起了珍，珍也是这样，喜欢待在她身边，像是要找什么。

年末之际，珍休假回国，川介绍我们认识。珍披着一头乌黑的卷发，穿着醒目，一直抽烟，一顿饭抽掉半包烟，说起了伦敦阴雨绵绵的天气、她分分合合的男友、异国恋情、她的学校、她的父母、失眠和各种药物。她倾诉欲过度，我和川只有听的份。饭吃到一半，珍接了个电话，告辞离开。我陪川走回她的住处，川说，珍这个人怎么老是过家家似的。

接下来一年中，我见证了川生活的诸多变化。春节前，川的母亲特意打电话来，她不想见川，让川别去晋江过年。川无处可去，就和一个设计师一起去了泰国，那是她第一次出国，去之前她很紧张，怕自己丢了回不来，来问我应该带些什么，注意什么。我列了一个清单给她，借了一个大点儿的行李箱给她。川在泰国玩得很开心，拍了很多照片，可能是她这辈子拍得最多的照片。为了安全，川每天会发几条信息给我，告诉我她一整天的行程。在泰国的最后几天，设计师和她一起报名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冥想班。冥想结束之后，她仍然维持着打坐的姿势，别人碰了一下她，她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哗啦啦掉落了。那天晚上她心里不难受，眼泪却止不住。她和那个设计师上了床，抱着他睡觉，做了久违的美梦，醒来不记得梦的内容。回国之后，那个设计师追求她，川没接受，她很明白两个人不在一个世界，只是因为同在遥远国外，产生了一些错觉。

春末夏初时，川的母亲打来电话说，沈真的是个骗子，拿走了她所有的积蓄，二十几万，说是去买房，却突然消失，好几天找不到人，电话关机。已经报警了，警察说沈的身份是假的，大概率找不回来。母亲的语调平静，声音比平常压低许多。川立刻请假起身去福建，在火车上听到母亲跳楼自杀的消息，幸好没死，性命无碍，但全身多处骨折，现正躺在医院里。川到医院，医生告知母亲的医药费要花费十万左右。川的钱不够交费，突然很想掐死母亲，再自我了断。她冲进病房，看见母亲昏睡的面孔，一口气压回去，胸口痛了很久。川向我借钱，把情况说了一遍，也向其他同事借钱，设计师给了她一点，凑足十万。在医院那几天，茂突然打来几通电话，他应该没有别的目的，也不知道川的遭遇，只是闲聊自己近来的遭遇。他在广东过得不错，工作挺忙，没时间闲逛，不赌钱了，凑钱在老家买了个小房子……说什么并不重要，听见他的声音，川如溺水得救，又有了力气。十天之后，川独自回到杭州，为了早日还钱，她开始接一些单子，晚上帮人做衣服，一天只睡五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剪了短发，后来一直是短发。

快到新年，川的母亲来了杭州，和川住在一起。川叫上我，三人一起在西湖边散步。南方冬日的寒潮中，山水萧瑟。川的母亲摔伤后，留下终生难愈的后遗症，需要拄拐杖，走得很慢。坐在湖边，川突然让她母亲过几天离开杭州，她们不能住在一起。她母亲很惊讶，问，为什么。川说，不为什么，我不想。母親说，我身体不行了，你为我想想。“你为我想想”，这句话是川噩梦的开始，积攒多年的怨怒突然爆发，她冲着母亲大吼，把母亲的拐杖扔进了水里，独自离开。

我陪着她母亲回到住处，却发现川不在那里。接下来四五天，川没出现，她发来信息，让我帮忙请假，却不肯说自己去了哪里。一周后她终于回来，我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了甘肃天水，想找霍，但是没找到。其实她压根没找，只是坐在街上发呆，在街上来往的人里寻找霍的影子，路过一个身材高瘦的人便多看两眼。多年过去，她仍然希望霍是一个终点。中国地方太大，人太多，一旦失联，重逢的可能性太小。天水有一座唐代古寺，里面古柏森森，佛像上彩漆斑驳脱落，表情更加高深莫测。她去拜了拜，虽然她很少被神明眷顾，还是祈求以后的生活平顺。

川果然再也没有和母亲说一句话，过完年后，她母亲无法忍受，回了晋江，川定期给她打一点钱。没多久，四十岁的母亲嫁给了当地一个六十六岁的男人，母女断绝联系。

我跳槽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从杭州去了北京，一年后又从北京去了深圳。川留在杭州，她从来不主动联系我。我偶尔问问她的情况，距离远，关系自然而然淡了。两年后，她也从那家公司离开。再之后，我丢过一次手机，换了号码，我们失去联系，像是命中注定。

今年元旦，我们在通往北京的动车相遇。火车异常拥挤，同一个车厢里，她朝我走来，我朝她走去，我们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那场面真像电影，六年蹉跎，彼此都改变了许多，仅凭着一点儿永远不会变的特质，目光交汇，认出彼此。

川的短发薄薄贴着头皮，看起来比以前精瘦，黄裙黄鞋，眼睛明亮，在人群中如此醒目，就算是一个陌生人，也会注意到她，那是一种和美丽关系不大的气质，甚至有点乖张。她坐在我对面，问我这些年的经历。我说，只是不停地换地方，从北京到深圳，从深圳到上海，如今要再回北京，打了个螺旋，除了年岁增长，收获许多疲惫，换到几斗米钱，其它没有什么变化。其余没什么可说的。川说，不勉强。

川的终点是泰州，前婆婆生了重病，她去探望。我的终点是北京，北京其实算不得什么终点。多年前的录音我一直保留着，我掏出手机耳机，和川一起听一遍，她听完，说，补全它吧。仍旧是一阵漫长的沉默，惯性的停顿，又开始讲。

四年前，经人介绍，川和做毛线批发的男人聪结了婚，聪比川大三岁，泰州人，两个人没有办婚礼，一起去了趟西安旅游，算作仪式。聪是个忠厚的男人，身体、脸孔和眼睛都方方的，像棵树一样可靠。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川将过去和盘托出，不走运，不聪明，没转机，败绩累累。她以为会吓跑男人，没想到他只是眨眨眼，说，你人挺好的。川当时想赶紧找个依靠，聪是最佳人选，两个人很快结婚。聪一家人都对川很好，他们对谁都很好。

婚后，聪给了川一笔小钱，让她开了一家服装定制店，川如愿以偿，可惜生意惨淡，苦撑了一年半，不得已关店。那次之后，川发觉自己没有做生意的天分。她去了市场，做聪的帮手，也帮一些熟客做衣服，几个月后，为了要孩子，做了一次全身检查，胸部查出一个肿块，不巧，是恶性的，只好切掉一个乳房，半年后，又切掉另一个乳房。一对乳房换一条命，很划算。那段时间她频繁出入医院，每次检查和手术，聪都陪在她身边。聪一直想要个孩子，但是川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聪绝望地提议，收养一个孩子，川没同意。她和聪的婚姻于去年无疾而终。川发现自己已经半个月没有和聪说话，感到比独自一人时还要孤独，便提了离婚。聪是个体面人，两个人好聚好散，没有过多牵扯。离婚之后，川很快喜欢上了别人，那个人也在市场里，只打过几次照面，人未必比聪可靠，也说不上好看。她后知后觉，自己可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部分疯狂，至于移情的对象是谁，其实没那么重要。

她说，时间过得真快，转个眼，也三十岁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窗外，火车驶过一座桥，桥下一条巨流，此时河面平静，返照金色斜晖，河面之下，河水奔腾，去不复返，正如我们遇见的每一条河。

（责任编辑：王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