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简称“斯诺”）具有冒险精神，且有勇于探寻真相的新闻职业追求。在历史的长廊中，斯诺以记者的身份为大众展现了中国的一段历史。斯诺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使者，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人、红军的信息传播，呈现出连续性、序列性、结构性的特点。斯诺通过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为中外万千读者表达及阐释了中国革命完整意义的信息。他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人及红军的窗口，也为中外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记者；斯诺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2-0028-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者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BLK17

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具有冒险精神，且有勇于探寻真相的新闻职业追求。斯诺崇高的职业理想是自我传播进行“主我”和“客我”的互动。斯诺自我传播互动的结果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人及红军的跨文化传播。

一、自我传播形成的独立判断

自我传播又称人内传播，或者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指的是个人接收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1]。斯诺用热情的文字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为读者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斯诺通过他的所见、所闻为中外人士解答了对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疑问。当时斯诺亲赴中国，以真切的感受及实质性的关注解读中国革命。他在中国的采访与写作通过对革命环境与采访对象的交谈、观察、分析，进而形成独立的判断。

斯诺作为美国新闻工作者，能够秉持新闻记者的独立判断力，洞察到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双方的舆论场内处于劣势地位。斯诺对延安的探寻，实质也是对被国民党封锁屏蔽的红色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准确把握。他由此掌握了中国当时的局势情形，为当时的人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及革命理念，并在当时和此后的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斯诺以是否有益于人民为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斯诺深入陕北进行采访，对于战争的评价不只局限于党派及政治的视野，而是把焦点放在人民身上，如果战争无益于人民，那就不是正义之战。经过长时间的探寻，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艰难困苦。

二、斯诺的第一角色与意见领袖思想的传播

斯诺作为名记者有几个第一角色。他是第一位到陕北苏区采访并报道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他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外国作家，并撰写了《毛泽东自传》；他是第一位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传播给世界的外国人；他也是第一位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

斯诺还是意见领袖思想的传播者。他擅长人际交流，也具有新闻职业精神。在新闻作品写作的过程中，对新闻采访颇为重视，因此在写作之前获得了许多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6年7月15日，斯诺在陕北保安的窑洞正式采访了毛泽东。采访从晚饭时间一直持续到深夜，斯诺提出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等重要问题，毛泽东面对信任的外国记者斯诺谈话兴致很高。毛泽东也对斯诺提了一些问题。毛泽东确信找到了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告于国人并告之世界的传播使者，即斯诺。因此对于斯诺的提问，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进行了解答。

斯诺是一位采访经验丰富且善于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人。就当时斯诺深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媒介环境来说，所要面对的障碍及困难很多。为了实现采访梦想，1936年7月，他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了他充满好奇的陕北。

可贵的是斯诺不惜一切代价要采访的报道对象，多与斯诺能够产生共鸣，特别是毛泽东。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形式不同于一般的一面之缘的采访。1936年7月15日至23日，斯诺与毛泽东每天都谈话，7月末到9月中旬，他應毛泽东的建议去前线生活了一个月，9月23日起，又与毛泽东持续几天进行谈话。这种持续性的不间断采访，增加了记者对采访对象的了解，在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形成了互动与交流的融洽氛围，促进了意见领袖表达观点的意愿，从而形成了话题的连贯性与系统性。毛泽东与斯诺的频繁会谈，让记者角色的斯诺的采访更加深入。斯诺在前线的生活也给予了他思考及印证意见领袖思想的时间和空间，有效架构了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为斯诺日后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启发。

斯诺对中国革命的采访很全面。他在陕北苏区的采访由点到面，既有信息细节，又有宏观视野。他在微观中观察人物、社会，又在宏观中了解、把握中国命运，感受到了延安时期为了完全正义的人们身上所拥有的希望、活力、热情，以及人类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他认为在那里他遇到了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1936年7月9日至10月12日，斯诺在苏区进行了4个多月的采访和考察[2]。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收获颇多，他深刻了解了红军战士拥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面对各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深入的采访让斯诺获得了红军领导人及前线部队的权威性资料，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外新闻行业中有着“七分采访，三分写作”的业务共识，斯诺脚踏实地的新闻职业精神为其新闻传播工作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斯诺在与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采访交谈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采访工作的效果，显示了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彼此欣赏及信任，这在革命年代，特别是信息封锁的时代，彰显了斯诺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独特魅力。斯诺以充满睿智的判断力及新闻专业素养为全世界万千读者奉上了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他通过文字及镜头，向受众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洞见、对世界未来的预言，他们作风质朴、谈吐诙谐、学识渊博、胸怀宽广。

三、跨文化传播的使者

作为记者，斯诺善于运用文字、照片等媒介传播信息。无论是哪一类媒介，无不饱含着斯诺的深情，体现他的新闻敏锐性。展现中国红军的作品，以及与中国工农革命家建立的良好友谊，都体现出斯诺是一位充满热情的跨文化传播的使者。斯诺在陕北苏区时间不短的新闻传播活动，也给当时陕北苏区的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当地军民交谈、生活的过程中，人们认识了这位美国记者。斯诺离开陕北后，毛泽东还去信表达了对跨文化传播使者斯诺的思念与感谢：“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

从陕北苏区离开，回到北平的斯诺刻苦勤奋，积极整理采访笔记，并抓住各种机会向外界披露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比如记者招待会、报告会、放映会。他通过各种场合，让人们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并阐释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精神源泉。斯诺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使者，不顾国民党的威胁与恐吓，以多种形式展开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革命的解读和传播。斯诺选择的记者招待会、报告会、放映会这些传播场合，往往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且这些传播场合较为公开、正式，斯诺以一对多的传播形式达到了一定的良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斯诺以文字的形式在大众传播平台上发表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革命进行解读和传播。斯诺在完成《红星照耀中国》作品前，分别在中国及美国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作为《密勒氏评论报》派出的记者，自1936年11月12日以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文章《毛泽东访问记》。这份报纸也是最早刊登斯诺采访毛泽东及红军信息的媒体[3]。

1937年2月5日，由美国华侨在上海创办的《大美晚报》刊登了斯诺的演讲稿《红党与西北》。1937年4月15日，斯诺在北平创办的英文雜志《民主》刊发了《苏维埃的台柱子》，这篇文章即《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内容。《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民主》都是当时的英文报刊。

斯诺相继又在国外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撰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和《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刊登在美国的《亚洲》杂志上。文章《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美国《新共和》发表了斯诺的《中共为何要长征》等文章。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他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这本著作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巨大反响。

四、延安时期斯诺新闻传播的特点及意义阐释

延安时期斯诺在中国开展新闻传播活动，他对信息的传播呈现连续性、序列性、结构性的特点。斯诺到中国展开实地采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宝贵的采访资料给予了斯诺极大的启发与写作上的帮助。斯诺通过相互关联的文字、照片等有意义的符号，为中外万千读者表达及阐释中国革命完整意义的信息。

（一）延安时期斯诺新闻传播的特点

关注延安时期斯诺新闻传播活动，从横向及纵向的视角进行研究，延安时期斯诺新闻传播表现为连续性、序列性、结构性的特点。

1.连续性。斯诺对陕北苏区的报道先以分篇的形式进入中、外各大报刊媒体进行传播，在中外读者中先以小主题聚焦的阅读及思考方式，让受众关注中国革命。这种传播方式让读者先由零散地认识中国红军革命问题再到集中思考这一话题。此后再在《红星照耀中国》成书出版后网罗了世界各地的读者。这种传播形式具有信息传播的连续性。连续性的传播模式对于读者持续性地关注斯诺的新闻作品及新闻选题有益。

以报刊媒体刊发文章的传播形式，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在读者视野中也保证了新闻的新鲜。在形成传播影响的情况下，再以著作的形式立体化地展现主题。实现了传播过程的连续性，一是能够满足读者的需求，二是没有浪费记者斯诺手中掌握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这种连续性的新闻传播增强了信息的动态性，让文字、图片、会议等有意义的符号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形成信息交流的双向互动，彼此产生作用力。

2.序列性。报刊文章与著作结合的传播形式，体现了传播过程的序列性。以1936年11月12日为起始，斯诺单篇报刊文章逐日逐期进入公众视野，再到1937年7月完成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公开发行，形成了斯诺传播中国革命主题的序列性。斯诺的报刊文章、著作依次登场，面对中国、外国的读者。斯诺对中国革命的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及要素各有先后次序，按照信息的流向依次发挥各自的功能。

延安时期斯诺新闻传播活动的序列性延展至今，一直以来，在中外《红星照耀中国》都是畅销书，这本著作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著作出版伊始激励了一大批文人志士投身革命事业，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及外国友人走进陕北等地，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散发出来的乐观、自信、豁达、勇敢、睿智让不同时代的读者深受感染。截至2020年，84年来，斯诺新闻传播的时间序列在前进，但活力从未衰减。

3.结构性。延安时期斯诺传播中国革命的过程具有结构性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各要素和各环节之间相互关系的总体，呈现出以报刊文章为时效性最强，著作立体架构的时间方面的先后次序，传播形态方面的链式结构。因此在中外媒体传播的架构下，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主题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文字在社会上传播，传播范围广泛。

最早刊登斯诺有关陕北苏区采访稿件的是《密勒氏评论报》，它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在1917年6月9日创办于上海的一份报纸，这份周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读者除了在华外侨还有众多的海外读者群，中国读者群体包括中国政界人士和知识阶层，并且《密勒氏评论报》的发行量有一半以上在海外。中国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也将这份报纸作为练习英文的教科书。因此，《密勒氏评论报》的发行量大，且传播范围广泛，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刊载斯诺文章的英文报刊皆是既有中国读者，也有外国读者。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内容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时政新闻为主，“人物传记”板块涉及中国各个阶层的名人，因此成为了政治史、社会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学资料。此外在美国、英国也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为《西行漫记》。斯诺新闻作品的传播由近及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二）延安时期斯诺新闻传播的意义阐释

延安时期斯诺的新闻传播活动较为活跃，在信息封锁的革命年代具有特殊意义。斯诺纪实的文风不仅为中国读者传播了重要信息，也为外国读者传播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及社会动态。斯诺的新闻作品不仅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也体现了纪实文学的纪实性和历史画面的定格，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1.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人及红军的窗口。斯诺在报纸上首发访问记及特写报道具有轰动效应。就当时中外新闻事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报刊媒体是新闻媒体中的主流媒体，这些报刊媒体的传播范围广、受众群体庞大。斯诺在中国发表的文章，事实上解除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信息封锁，击破了社会上的谣言及谣传，消除了当时国人对红军认识的不确定性，疏通了国内堵塞的信息渠道，也让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现状。这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人及红军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信息传播的场域，既有信息的输出，也有信息的输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外媒体刊登的斯诺文章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快速在受众群体中形成反馈。对于国外媒体来说，中国红军革命无疑是新鲜事物、独家新闻，有极大的新闻报道价值。在报刊上首发访问记，一时间在中外媒体及读者中形成了关注话题。

2.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斯诺才华横溢，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在业务技能方面，他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业务技能过硬。斯诺的新闻稿件及纪实文学皆展现其文采。他的新闻作品无不凝结着他精益求精的新闻职业追求。对于新闻真实性的探寻，斯诺以无畏的勇气，敢于去采访、提问，并且他对采访对象的提问能够抓住重点。斯诺在新闻写作方面既能体现自己的个性，又能展现报道对象的特点。斯诺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梳理清楚每一个事实的要点，理清细节，这一点在他的新闻作品中多有展现，以细节描写来展现报道对象。斯诺跨越国界的新闻职业情怀为中外万千读者表达及阐释了中国革命完整意义的信息。斯诺作为传媒精英，为读者进行信息传播及把关，为大众提供了精神食粮，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五、结语

在历史的长廊中，斯诺以记者的身份为大众展现了中国的一段历史。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斯诺作为外国记者，为中外读者带来了优秀的新闻作品。他在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虽有一定范围，但获得了前期难以预计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人、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信息传播方面，他的传播信息内容意义完整，解读深刻。斯诺对中国红军革命的解读视角独特，他从事物的变动中寻找新闻，掌握新闻采访選题的大量事实，注重对新闻本源的探寻，让受众进一步了解新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3.

[2] 迟源.斯诺的新闻职业精神[J].传播力研究，2018（5）：160.

[3] 雷鸣.好奇而独立的“局外人”：从埃德加·斯诺的早期写作谈起[J].党史博览，2019（2）：94.

作者简介：甄东霞（1975—），女，甘肃镇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