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概述了语言规划的概念和定义，回顾了语言规划的早期发展、研究理论和成果，梳理了语言规划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列举了语言规划的研究目标、任务及研究方法，最后讨论了语言规划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 语言规划;概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121-03

一、概念与定义

对于语言规划的概念和定义学界有众多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这一概念（language planning）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Uriel Weinreich 最早提出。后来该领域的研究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并展开深入地研究，为语言规划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如著名语言学家Haugen教授。实际上不同国家的语言学家一直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对语言规划展开各种研究。

我国语言学家李宇明2010年在其《中国语言规划续论》中提出语言规划是政府或学术权威机构为特定目的对社会语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干预、调整和管理。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语言规划都是未来导向的，也就是说语言规划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在干预结果产生之前明确下来。他认为语言规划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地位的规划;另一种是语言文体的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其中语言地位规划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语言、文字及其变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不同场合所应该使用的语言;而语言文本规划的目的则是对现有语言、文字进行完善、规范和改革，以及对没有文字的语言进行文字创制和对没有发音的语言或文字进行注音方案的设计等。

二、早期发展及研究流派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此阶段，被西方国家长期殖民奴役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开始摆脱殖民者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殖民，他们的国家急需重建，民族急需加强团结，社会形象急需重塑。语言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象征，此时一种新的语言就代表着一个新的国家或新的民族。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都面临着国家重建和民族团结的问题，如使用哪种语言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学生应该学习哪种语言等等。由此看来，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现象，有很强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和政治色彩。

还有一些国家后来经历了大革命和后独立发展时期，如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这些国家决定沿用殖民者国家的语言，如英语，这样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意味着“新旧”政府过渡和行政管理和统治的连续性，特别是这些新兴国家在国际化背景下需求融入国际社会时显得很有帮助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有 Haugen、Fishman和Charles等，他们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语言规划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因此很多学者和语言学家早期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有 Haugen、Fishman和Charles等。他们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为语言规划的研究提出了最初的经典理论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被称为新经典阶段。新经典阶段的语言规划注重和强调个人的选择，语言规划者在实施语言规划时考虑个人因素，以个人理性的自然选择为出发点，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也被认为是非历史、非道德、非政治的。

与新经典阶段相对应的是历史结构主义阶段。历史结构主义注重的是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而不是语言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力量。与新经典阶段不同，历史结构主义认为在实施语言规划时应注重社会历史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考虑受语言规划影响的语言使用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并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所涉及的人都是有政治观点和倾向的。历史结构视角关注社会结构和阶层，对语言规划和政策实施对象的选择加以限制。这种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塑造人们的行为，比如权利、国家、主导支配权、社会结构（阶层）在分析语言政策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

（一）研究内容

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背景下，语言规划和语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也出现了新的转变。这些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语言自身到研究语言应用和实践的转变。这是指语言规划最初研究内容最早始于语言本身的研究，例如对语言的文字、注音等文体方面的改革、规范及完善等。这是将语言规划放在语言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后来语言规划的研究逐步延伸到语言学以外的背景中研究，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

2.从研究语言规划的宏观背景到语言规划的微观背景。以往的研究是以国家宏观层面为背景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整体语言规划行为。但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不断发展，除了国家整体，语言规划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也从国家整体转向不同区域、群体、社区和组织等局部微观领域转变。这些局部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因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和演变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同时在具体语言规划过程中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的实施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甚至是自下而上，这一转变不但使得语言规划的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涵盖面更广泛，也让语言规划能更好地服务以往不被人关注的微观领域和少数群体。

3.语言规划的领域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变而演变。从20世纪60、70年代自上而下的国语或标准语言的推广规划需要，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凸显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移民问题、政治经济问题、文化交流问题、商务旅游等问题，语言规划不断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快速演变，不断有新的研究领域出现，这些都与语言的沟通、交流这一最基本功能属性密不可分。除了上述早期关注和需要解决的国家构建问题以外，也开始转向关注研究多语现象、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方言问题、行业语言问题、政治语言问题、语言教育等问题。

（二）研究对象

随着语言规划的研究不断深入，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日趋清晰明朗。有学者将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归纳为语言关系的研究、语言态度的研究、语言制度的研究、语言群体的研究。

1.语言关系。语言关系是指不同语言之间存在语言机构特点和语言使用功能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语言关系也指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社会、文化的相互接触、影响而在语言上呈现出的种种关系。

2.语言态度。所谓语言态度是指社会大众对某一种语言的语言地位、语言功能、未来演化等语言属性的态度或看法。态度本身是一种心理上的主观现象，但就语言态度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与语言所属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社会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语言规划将社会大众对语言的态度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3.语言制度。语言制度是指一套语言规则，但这种规则不是指语言本身的语言规则、语意规则或语法规则，也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在一定语境下运用语言的修辞规则和语用规则，而是指一个社会共同体用来安排各社会集团相互语言关系的规则。

4.语言群体。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群体，不同群体内部的语言和外部语言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群体。对于一个语言群体来说，群体内部的语言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四、目标和任务

（一）目标

语言规划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演化性决定了语言规划研究目标的多样性，学界学者如Haugen（1983），MosheNahir（1984），Haarmann（1990），Kaplan和Baldauf Jr（1997，2003）等也曾对语言规划的目标进行过一系列探讨。其中Nahir（1984）根据案例分析将语言规划的目标归纳为：语言净化、语言复兴、语言改革、语言标准化、语言传播、词典现代化、术语统一、语体简化、语际沟通、语言维持、辅助语码标准化。由此可以看出语言规划的目标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二）任务

1.提高全社会的语言交往效率。语言规划必须着眼全国范围内整体语言交际效率的提高，整合社会的语言资源，让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地使用各种语言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语言资源使用效率。

2.提高语言的社会凝聚力。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语言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凝集的基本条件之一。

3.提高本国语言的国际影响力。语言作为传播沟通的媒介，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一国经济、文化、教育、人文交流、外交、军事等方面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五、研究方法

語言规划的研究方法一开始主要采用经验观察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但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各个学科和领域出现了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由于语言规划是涉及众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如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交叉学科，其研究非常复杂，因此不可能单独采用一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在语言规划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是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

正如上文所述，在语言规划是后殖民主义的产物，语言规划的目的与国家的建立，民族的团结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在此时期语言规划主要采用语言学框架内的研究方法，如Haugen的四重模型（fourfold modle）和克洛斯的本体、地位概念（corpus＼status），这为语言规划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并对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习得规划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划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问题的社会化现象日趋复杂，如双语问题、多语问题成为社会关注和面临的问题，因此研究学者开始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语言规划。如古柏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化》（1989）提出的语言规划研究方法，如语言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语言规划明细表（accounting scheme）和交互网络（interaction networks）。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使得语言规划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细化研究，这也是社会研究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民族志研究法，历史结构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等社会学研究法也常用来研究语言规划的问题。

1972年豪根在《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中提出了语言生态的观点，认为语言具有自身的生命、意志和形式，可以视语言为一种人类的行为加以研究和分析。随着语言多元化、民族多元化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研究者开始运用生态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研究语言规划。

六、结语

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和身份的象征。解决语言交际问题不是语言规划的唯一目标和任务。因此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它的背后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的共同推动。就语言本身而言，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展望未来，语言规划的未来发展也将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出现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但不管社会和世界如何发展，语言规划总是脱离不了社会这个大背景，而语言规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或促进社会中出现的这些热点问题。除了这些宏观热点话题以外，少数族群语言社会地位、濒危语言保护、特殊人群社会用语等局部微观和少数群体的语言规划问题也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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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简介：

董亚钊，男，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武汉商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商务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