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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诗经·周颂》的研究综述

2016-11-14李佳玉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6年10期
关键词:研究内容综述

摘 要:从研究内容、研究特点出发,以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周颂》研究为论述对象,以现代研究为论述重点,分三阶段对《诗经·周颂》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1986年至1996年为起步阶段,该阶段侧重《周颂》的篇名、主题、地位研究;1996年至2006年是过渡阶段,出现专题研究;2006年到2016年是成熟阶段,研究人员增多,研究内容多样化,以姚小鸥、祝秀权教授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最后归纳研究内容,并对《周颂》的研究方法提出三点建议。

关键词:《周颂》 研究阶段 研究内容 综述

《诗经·周颂》蕴藏着丰富的周代礼乐文化,历来被称为诗之“正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世纪上半叶以王国维和傅斯年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周颂》研究影响深远,在大批研究者的前赴后继下,至今,《周颂》研究已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经调查,《周颂》虽在颂体文学中占有关键地位,但限于其“庙堂文学”的性质,《周颂》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未受重视。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入一批校友捐赠的战国竹简,其中包含部分《周颂》文献资料,《周颂》研究的地位由此提高。另外,海外少数学者也曾致力探索《周颂》,并发表过数篇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论文,这些成果值得国内研究人员参考。随着清华简的面世,回顾《周颂》研究史不仅有助于了解《周颂》研究中存在的优势与挑战,而且有益于为颂体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一整套研究思路。

秉着追昔思今的学术精神,综合文献搜集情况与研究特点,笔者将《周颂》研究史分为三个时期:1986年至1996年为起步阶段;1996年至2006年为发展阶段;2006年至2016年为成熟阶段。着重论述每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

一、起步阶段:摸索与前进

这一阶段,关于《周颂》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篇名研究

清朝学者最重训诂,戴震、马瑞辰等的训诂著作都可看作是解释《诗经》字义的典范,在这些著作中,篇名释义是最基础的部分,今人中亦不乏训释篇名的成果。如杨合鸣的《诗经五首篇名解》[1](P75-76)涉及《周颂》中《酌》《般》《赉》的篇名解释。论者首先阐述诸家关于三个篇名的不同释义,再结合自己的考证,得出如下结论:1.篇名“酌”含“酌时宜之意”;2.“般”应训为“还”意以契合诗旨;3.“赉”义为“上天赐命武王”。

(二)主题研究

《诗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难免有牵强附会的解释出现,研究者要擦亮眼睛,用社会的、历史的眼光去解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刘操南的《<诗·周颂>没有合理内核吗》[2](P85-90),是从“颂”的形式、先周和商代的农业经济史揭示《周颂》的核心理念,并列举《周颂》中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以阐述周朝统治者的农耕思想。另有针对单篇章节解释《周颂》思想的论文,如姚小鸥的《论<周颂·三象>》[3](P95-100)借助考论《三象》的性质与概念说明《周颂》的礼乐文化内涵。张辉的《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4](P96-97)主要论述了《周颂》在周朝社会生活中的人事作用,认为这些诗既可用来祭祀祖先或神灵,也有天子借祭天活动威令诸侯的功能,并将祭祀与祈求农业兴旺的关联交代清楚,说明农业生产在先秦时期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再如王潜生的《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一文[5](P112-117),先回答“颂诗颂谁”“颂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再着重阐述颂诗的进步意义。论者认为颂诗反映了进步的天命观,赞颂了统治者“明德保民”的开明政策,也对统治者进行了劝勉警戒。

(三)地位研究

蔡守湘、朱炳祥的《人类精神初次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6](P95-102)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考论《周颂》的地位。两位论者首先回顾西周初年人与神关系的递嬗,认为《周颂》的宗教性质在夏商两朝的基础上发生实质性转变,周人已从原始的神鬼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递进入手,考辩《周颂》中的农事诗,认为周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逐渐摆脱动物习性,开始成为具有灵性的“站立起来”的人;最后反观人类社会的变革,结合《尚书》和其他反映西周统治者言论的史籍证明《周颂》篇章安邦定国的社会性质。“孔子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吾从周。的确,是周公而非孔子,将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和改造,使之规范化,以适应于当时奴隶制的统治。所以,中国人类精神的第一次觉醒,不是在春秋时期,而是在西周初年已经开始,只不过至春秋战国蔚为壮观罢了。”[6](P95-102)论者将人类觉醒归结于西周早期的劳动生产,有可取之处。西周人对农业兴旺的祈求正是把对鬼神的依赖转移到自然上,这表明人类开始为了满足生存需求寻求解决方法,也即人本观念的苏醒。

另外,海外学者的《周颂》研究也值得关注。夏含夷的《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7](P26-33)考察了《周颂》中的礼仪诗篇。该文论点清晰,一是从时间角度出发,研究西周最早的诗篇,认为这些极有可能是用来被集体唱诵的祷告诗,其中必然表现着一定的西周礼仪形式;二是从语言学与历史学证据选取部分诗篇考察,认为这些诗篇由专职人员在祭礼中唱诵。随着西周社会的发展,整个礼仪的轴心变化在于集体唱诵者与祭祀师的角色切换。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研究关于《周颂》的研究成果很少。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至1996年,相关论文共有十余篇,研究内容倾向于挖掘《周颂》蕴含的礼制文化,研究范围狭窄。因此,1996年至2006年,学术界主要致力于扩展研究范围,脱离篇名、主题、地位等大而化之的研究藩篱,深入文本,细化研究内容。

二、过渡阶段:沉潜与突破

21世纪以来,诗经学界曾面临学术困境,许多学者对此作出反思,有人将这种困境概括为: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有许多构成文字的符号在今天已不能释读,我们无法去追寻与诗歌创作者同时代的心理词典”;另一方面,“围绕《诗经》这3万多字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已汇聚了近3000年的历史。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由人类智力组成的海洋”“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8](P80-85)以上准确表述了《诗经》研究的现实障碍。按时间来说,《周颂》是《诗经》中最原始的部分,和《诗经》其他诗篇相比,研究难度要增加很多倍。可以看出,1986年至1996年,海内外《周颂》研究存在泛化现象,研究者多停留在对《周颂》政治语境的解读上,等级制的礼乐文化几乎成为每个研究成果都要论及的核心思想。《周颂》研究不应只着眼于西周政治背景的挖掘,周天子的统治不等于整个社会的情况,农耕文明、祭祀礼仪的内涵可以上溯到周朝的统治情况,也有自身独立的发展特点。随着学科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周颂》研究窘困的局面亟待改变,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寻求新突破。综观这十年的研究成果,礼乐、祭祀、宗教几乎成为《周颂》研究的关键词。祭祀产生的效力代表着周王朝的信仰,因此具有宗教性质;祭祀维护的是以周天子统治为代表的礼乐等级制度,因而祭祀又是礼乐文化的产物。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因此无论怎么分类,研究内容多有交叉之处。笔者拟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将1996年至2006年期间的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类:

(一)《大武》组诗研究

《周颂·大武》篇相传因缅怀武王克商的伟大功绩而作,是《周颂》组诗中较有名的诗篇,对研究西周时期其他的文史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今人研究如吕耀森的《<周颂·大武乐章>研究管窥》[9](P45-47)按照《大武》的篇数、篇目、次序对历代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在篇数上,王国维据《礼记·乐记》立论,认为《周颂》有六篇,其他代表学者有杨向奎、孙作云、张西堂、高亨;姚小鸥据先秦其他典籍记载的关于“成”字之义,驳斥静安先生观点,借助《左传·宣公十二年》得出《大武》至少包含七章诗篇的观点,吕耀森赞成这一观点。在篇目上,王国维以“夙夜”一词为线索,认为《昊天有成命》属于《大武》篇章,高亨赞成王国维的篇章考论,但表示“夙夜”一词实在《我将》篇章中,因而《我将》也是《大武》篇合适的入选。张西堂、姚小鸥的考证相互补充,共同将《时迈》纳入《大武》乐章。在次序上,吕耀森只列举各家的次序安排,未对学者安排《大武》诗篇次序的理由阐述清楚。李庆《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10](P80-128)颇有影响力。李庆教授常年在海外从事日本汉学研究,因此文章列举了部分西方与日本汉学家对于《大武》乐章的见解,视域宽广,足资参考。李庆教授认为王国维先生的《周大武乐章考》存疑甚多,要将《大武》研究透彻,必须先明白三个问题:1.古代礼乐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民间舞乐的关系;2.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3.如何看待《左传》《乐记》《吕览》中有关《大武》记载的文献史料。李庆教授在这些问题上用力甚勤,结合海内外掌握的资料,对这三方面的问题给予了较客观的回答,为后辈研究《大武》提供了参考思路。张树国与梁爱东的《<大武乐章>与“三象”考辩》[11](P47-52)一文认为:“象乐”“勺乐”与《大武乐章》歌词、舞容的结合,代表了周代宗庙乐章中诗舞综合艺术的最完美的形态。姚小鸥的《<周颂·大武乐章>诸篇绎释》[12](P37-40)立足历代文献考释七组诗的含义。

(二)祭祀文化研究

较早的研究成果如陈洪波的《从<诗经·周颂>到汉代祭祀诗看秦汉之际的文化嬗变》[13](P8-11),西周至汉代祭祀诗的变化间接反映了社会政治思想统治的加强,祭祀对象、祭祀心态与宗教关怀都是祭祀文化研究的常态问题,笔者以为是文的后两个论点有重叠之处,祭祀心态中也掺杂着周人祈求的宗教关怀,将二者拆开分别论述显得有些牵强。

《楚辞》与《诗经》同为南北文学的源头,《九歌》与《周颂》同为祭祀诗,反映的文化内涵却截然不同,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多有比较。这方面的成果以台湾研究人员高婉瑜的《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14](P82-87)为代表,该文论述详细,考据精详。在祭祀对象上,作者认为周朝侧重祭祀祖先,以表歌功颂德、子孙显孝之意,但也祭祀“天”和“鬼”,出现诗人陈梦家所言:“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的现象”[15](P562)。《楚辞》倾向祭神,但具体是哪些神,名家众说纷纭,作者未表示自己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作者认同李泽厚、鲁迅等人的观点,南北环境的差异间接导致南方重“巫”、北方重“史”的局面,《九歌》正是“巫”文化风气中自由精神的产物,《周颂》融入较多的政治文化思想,较早受到北方等级制度的规约。在祭祀功能上,“《周颂》的祖先崇拜,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强化宗法与等级意识、怀柔夏殷遗裔、鼓舞民心努力耕作。”[14](P82-87)而《九歌》诸篇表面歌颂神灵,实则直指现实,表达楚地人民的多样愿望,但作者对《九歌》具体的现实内涵未加以诠释。在音乐歌舞上,周人承殷朝的礼乐文化,有严格的典礼制度,音乐随祭祀阶段的不同而变化,舞蹈有大、小舞之分,音乐和舞蹈的结合视祭祀的主要对象而定。而楚地祭祀主浪漫活泼的风格,歌舞始终一体。总的来说,《周颂》更加关注“人”的观念。此后类似的论文还有《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16](P23-27)《祭祀祖先和以性娱神——<周颂>、<九歌>祭祀诗两极现象的文化考察》[17](P35-38)、《<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18](P77-82),等等。

专门探讨“祖先崇拜”的文章如《试论<诗经·周颂>中的祖先崇拜》[19](P33-35),是文认为:周人的宗庙观念在殷商王朝的基础上有所进化,立足保民安邦的为政思想,统治者更加关注人自身的需求。第一,祖先神是宗周王朝的保佑力量和福祉的源泉,祖先神时刻关注周王朝的传承与发展,是周人渡过难关的心理动力;第二,祖先神也是宗周统治者德行的典范,具有规范与约束德行的力量。天然的血缘关系将祖先神与祭祀者联系起来,但周人对祖先的崇拜归根到底是道德伦理化的结果,祖先身上善的品质无形中凝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从<诗经·周颂>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20](P96-97)一文阐述了“祖先崇拜”的对象,将崇拜对象的特质归结为“德”和“孝”,并说明“德是什么”“周人为什么要颂德”“孝如何贯穿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等问题。全文思路清晰,但是很多问题语焉不详,例如在论述孝道的功用时,作者认为,祖先崇拜使宗族成员趋于团结,从而成为无形中巩固周朝统治的精神力量,但是文中并未条列孝道有益王朝统治的证据。

立足广义祭祀诗含义的研究如《<诗经>祭祀诗的思想内涵》[21](P29-39)《<诗经>祭祀诗研究》[22],等等,参考这些论文对了解《周颂》祭祀诗在整个《诗经》祭祀诗中的地位颇有意义。

(三)礼乐文化研究

《礼记·乐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武王克商,周王朝取代殷商暴政成为敬德保民的天命正统,原先的礼乐制度也随王朝更迭得到加工、改造和完善,礼乐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姚小鸥先生曾指出《诗经》与周礼研究的两种方法:一曰“通过《诗经》的自然史——创作与成书过程来探讨周礼的渊源与历史”;二曰“通过对《诗经》本文的阐释来解释周礼的性质、内容与演变”[23](P5)。《周颂》作为研究周代礼乐文明的重镇,历来备受重视,限于《诗经》成书过程的复杂性,本阶段有关《周颂》的礼乐研究大抵沿袭第二条治学路径。本世纪初,赵逵夫教授曾主持《先秦文学编年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旨在对先秦文学文献研究情况进行梳理,项目成果包括大量的《周颂》研究论文,其中涉及礼乐文明的研究不在少数。如贾海生的《周初礼乐文明实证——<诗经·周颂>研究》[24],是文对《周颂》三十一首诗及相关问题作了认真研究,就诗之所用及背景、作时、作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见解,并进行了合乎逻辑的论证。第一章通考周公所制乐舞及所用诗歌,第二章考论洛邑告成祭祀典礼所作乐歌,第三章主题为成王行礼所用的乐歌,第四章为康王祭礼武王所奏乐歌。韩高年教授的《周初藉田礼仪乐歌考》[25](P63-67)一文认为:《周颂》中《载芟》《良耜》《噫嘻》《臣工》是周成王时用于藉田仪式的乐歌。其他类似的研究成果如姚小鸥先生的《<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26](P47-51)、岳泓的《从<诗经·周颂·有瞽>看上古音乐文化的传播》[27](P45-47)、孔德凌的《<诗经>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变迁》[28]。

(四)宗教文化研究

闻一多认为,《诗经》是“唱着以人生和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29](P201)。《诗经》的宗教性质早已被学术界认可,《周颂》作为包含祭祀诗较多的篇章,是研究先秦宗教文化的重点。

李建军借助研读《周颂》《大雅》等篇章,在《<诗经>与周代宗教文化研究》[30]一文中表达周朝祭祀以德为人神感应介质的观点,认为周朝祭祀呈现的“清穆”特色可能与农业生产方式及“殷鉴不远”有关。之后又发表《试论<诗经>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31](P66-73),立足与周人祭祀比较的立场,继续考证《商颂》《周南·汉广》《九歌》等篇章,推论宋朝人和楚人的祭祀特点。论者稽考问题注重运用考古文化学知识,如说明殷周祭祀特点,分析现已挖掘的殷商墓葬结果,用惨烈的人祭数据说明殷人的蒙昧性根源于殷商落后的生产力。倪晋波的《论作为文化体系的周人宗教——以<二雅>、<周颂>为观照文本》[32](P92-96)首先阐释了周人宗教文化中不同于殷人的理性特质,“以‘天命为中心,以‘德为根本的天人合一的宗教体系是周人对于自己的政治存在和现实世界及人们的内心观念的一种把握,而这种把握所造就的概括化的价值观念又为其政治存在及延续提供了思想依凭和维系手段。对于前代王朝来说,这是一种创造与超越。另一方面,其以‘天为宗的宗教思维与政治化的祭仪相对应,使周人在获得信仰的同时,也暗示了‘德‘孝的合理性存在并使之在情感上变得可以接受,从而为它们成为一种普泛的社会价值开辟了道路”[32](P92-96);其次,说明周人宗教体系的脆弱性与平衡性;最后,列举孔子思想阐释西周对春秋时期的影响,将体系的人文内涵概括为“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礼治主义”三个方面。姚兴富的《<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33](P82)从祭祀对象和地方风俗入手,窥探南北不同宗教文化下的祭祀特点。作者认为,周人的“祖先崇拜”沿袭了“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的传统,而楚民族的“自然崇拜”承袭了“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风气。

除以上研究内容外,还有少数成果考论单篇主旨,如《<周颂·清庙>的主旨及思想意义》[34](P149)。

这一时期的海外研究成果较少,据调查,日本学术界有薮敏裕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引的“诗”理解—以<周頌·清廟之什·清庙篇>为论述中心》[35](P198)一文,是文影响力较大,被中国学者引用数次。

沉潜期的《周颂》研究取得较快发展,出现众多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使我们看到《周颂》丰富的底蕴,了解到《周颂》研究的十年动向。从以上分析看出,很多研究观点前后相袭,有突破性的观点较少,《周颂》研究该走向何方,仍然是《诗经》学术界需要继续探索的主题。

三、成熟阶段:创新与超越

《周颂》研究道路漫长,它没有掀起像《诗经》“国风”和“大小雅”那样的研究热度,它在学术研究的长夜中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笔者以为,《诗经》学界有继续进行研究的必要,一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够完善。如姚小鸥先生根据前辈学者的考论,认为《周颂》包含七篇,之后就没有人再怀疑或者总结《周颂》的篇数问题了,很多研究人员在分章探讨主旨时默认《周颂》有七篇诗作。再如《周颂》与《九歌》的比较,约有五篇论文从祭祀对象、地理风俗、思想特点去表述异同,观点类似,研究方法局限,对很多问题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周颂》是“三颂”中最重要的篇章,是周人文化精神的体现,研读《周颂》是“拾遗”,是在捡起丢失的中华文明。时代在发展,《周颂》研究也要发展。从内部研究看,主题挖掘、内容阐释已是常见的领域,探讨节奏格律、意境文体的却很少;从外部研究看,联系先秦文献和《诗经》文本内容探讨诗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成果较多,但联系背景探讨诗歌形式的成果很少。另外,专门探讨《周颂》的研究人员较少,很多学者在发表一两篇论文后就没有继续《周颂》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小鸥教授在《周颂》研究上用力甚勤,前后发表论文数十篇,是《周颂》研究的代表人物。因此,回顾这十年的研究概貌,我们必须捋清《周颂》研究体系,抱着怀疑精神和求实态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使《周颂》研究可持续发展。当然,创新并不是求异,只是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理,切勿急功近利,抓住偶得的一点考论大作翻案文章。同时,《周颂》以及整个《诗经》学研究都要立足学术实际,重视并学习前人的治学成果,克服研读文献上的障碍。

(一)研究内容概述

1.农业文明研究

农事诗在《周颂》以及整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数量上说,《周颂》中农事诗约计六篇,占了《周颂》五分之一的篇幅。从内容来说,农事诗所反映的农业文明是研究西周经济文化的基础,进一步说,农事诗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意识形态。2006年以来,有关《周颂》农业文明的研究成果可观。如《由<诗经>中的农业现象解读周代农业文明》[36](P42-45)《从<诗经>中关于畜牧与农耕的记载看周代社会》[37](P75-77)《从<诗经>看商周时期的农耕生产习俗》[38](P156)《从<诗经·周颂·臣工>看周先祖后稷弃在中国农史上的重要贡献——兼论大小麦在中原种植的最早时代》[39](P119)。最有代表性的是姚小鸥教授的《先秦礼乐文化与<周颂>农事诗的历史演变》[40](P180),郭沫若曾列举五篇农事诗,即《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是文在郭沫若基础上添加《思文》一篇,认为这六篇农事诗几乎都有祭祀内容,这些内容与周人的思想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姚小鸥先生从各组诗的祭祀对象入手,先证明《思文》农事诗的性质,再逐个探讨各组诗的内容侧重,征引广博,从考论字义到辨析诗歌内涵,科学比照了先秦的其他古籍,裨益于青年学者学习其中的研究方法。《周颂》中的农事诗从侧面反映了周朝制度及其演变,有助于窥探西周的农业文明,我们需要立足整个周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开展《周颂》农业文化研究,逐步发掘其中的历史魅力,但也需要适时撇开前人观点,找出自己的一点发现。

2.祭祀文化研究

祭祀文明的产生源于西周统治者“天人合一”的观念,祭祀仪式面向万民,实则是周天子巩固自身统治的精神武器。沿袭以往的学术传统,探讨祭祀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相关论文有十余篇。如张磊的《诗经·周颂》中的祭祖诗研究[41](P204)、杨颖的《<诗经>祭祖诗与周代宗庙祭祀文化研究》[42](P1-65)、《<诗经>祭祀诗研究》[43](P1-60)、《从<周颂>看<诗经>祭祀诗之特点》[44](P44-45)、《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45](5-17),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关于《周颂》祭祀文化的研究开始和农事诗研究相结合。不足的是,有些研究成果前后承袭,将《楚辞·九歌》与《诗经·周颂》进行比较的研究约有六篇,论文都是从祭祀对象探讨南北不同的文化风俗,得出的结论类似,学术创意不足。

3.礼制思想研究

礼制思想是整个《周颂》研究的主题背景,一直贯穿《周颂》研究的始终。以“乐”象德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思想模式。杨隽先生的《周代“乐德”教化与“诗亡隐志”的演诗艺术实践》[46](P26-30)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结合《史记·周本纪》《国语》《乐记》及《周颂》文本充分考证《周颂》与祭祀音乐的关系,认为《周颂》是“平德”的大合乐,在整个祭祀仪式中具备较高的音乐规格。

早期较有影响的成果还有杨隽的《“金奏”乐象与“祗庸”乐德——兼论<周颂>的礼学文化内涵》[47](P40-45),田利红的《<诗经·周颂>的尚德思想》[48](P13-17)、陈开梅的《周颂的和谐理念及其现实意义》[49](P44-47)等。

4.音乐舞蹈研究

当诗歌不足以表情达性时,音乐和舞蹈能突破“言不尽意”的障碍,诗乐舞一体化是周人祭祀的传统。《周颂》作为祭诗,必定与周代的音乐和舞蹈制度有联系。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如刘全志的《从舞容与颂诗的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的运用》[50](P42-48),是文从舞容与颂诗之间的游离关系看《大武》的用诗情况。文章首先回顾了前辈学者《大武》的讨论,再指出《大武》与舞容之间的游离关系,最后说明《大武》在祭礼中的运用过程,将《大武》使用的阶段、伴随的音乐爬疏清楚,认为《周颂》中的大部分祭祖诗篇是在祭祀仪式的“九献”环节歌唱,而《维清》《武》《酌》是在“九献”之后天子率群臣舞《大武》时所唱。全文考证精审,论据充足。其他考论舞容与音乐制度的论文约有十余篇,此不赘述。

另有伴随清华简出土产生的研究成果,这批研究成果解决了《周颂》研究的基本性问题,如李守奎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51](P72-76),廖名春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52](P64-68)。清华简出土的《琴舞》竹简发现了《周颂》整篇,使我们对《周颂》的题名、用途、语言等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这种与《周颂》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实属少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高度重视这批竹简,并在近年陆续发表新的研究成果。但竹简的面世并不意味着《周颂》问题的全部解决,相反地,它带给我们更多的难题。我们依旧憧憬考古文化学与文学文献学的融合无间,以实证主义的标准推动人文社科的高度发展。这一时期日本研究成果如杜晓勤的《<诗经>‘商颂、‘周颂韵律形态及其与乐舞之关系》[53](P1-28),该文从韵律考察乐舞,观点新颖。

5.其他研究

祝秀权教授一直从事《周颂》研究,她的特征研究如《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54](P43-50),地位研究如《关于<周颂>的评价及其在<诗经>中的地位》[55](P42-44)。这些成果以文本探讨为切入点,注重与《商颂》《周颂》的比较,有助于认识《周颂》在《诗经》学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祝秀权教授在前后十年里一直致力《周颂》研究,发表论文数篇,研究思路一致,倾向于从宏观角度研究《周颂》。

(二)研究方法总结

比较研究是文学研究常用之法,从比较对象来看,这十年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周颂》与三“颂”的比较。如《<诗经>三<颂>性质考论》[56](P19-23)一文认为《诗经》主颂“时王”之功德,论者结合文本考证“颂”诗所颂对象,以此确定“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论者的另一篇论文《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57](P97-103)与前一篇结论相同。确定“颂”诗性质是研究“颂”诗的基础和起点,祝秀权教授的两篇论文以比较的视点说明了三“颂”的相同点,从而认定“颂”诗性质,为研究《周颂》确立根基。其他探讨差异的论文如崔含的《<诗经>三颂与颂体文学》[58](P89-91)、张蔚的《<诗经>“三颂”微殊之我见》[59](P123)。

比较视野下,《周颂》领域应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清朝学者早已采用比较归纳法研究《周颂》文法,并探讨出一系列研究思路。笔者以为,用比较法去研究《周颂》需先解决三个问题:1.作为比较的对象是什么?2.如何比较?3.通过比较,我们解决《周颂》哪方面的问题。目前在《周颂》研究上,比较法的使用规则不是十分透彻,我们在使用前人的训释文本时,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比较,即前人观点之间的比较,只是“取人善说”的准则尚待明确。

比较《周颂》与“风雅”的论文以2003年倪晋波教授的《论作为文化体系的周人宗教——以<二雅>、<周颂>为观照文本》[32](P92-96)为代表成果。2006年后整体探讨“风雅颂”的论文很多,但比较三者异同的成果很少。另外,《周颂》与先秦其他文献的比较较少,部分成果集中比较宗教祭祀差异,这和先秦文献的特质有关。历经千年,后世学者对先秦文献的解释层出不穷,不少论断有失偏颇,文献本身也由于版本沿革而出现不少变化,在这些复杂情况下比较先秦文献,实为不易。典型成果如《<诗经·周颂>与<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之比较》[60](P32-34),该文重点分析三首诗歌的不同特质,力求描绘出西周至汉代的社会变迁状况。于文哲的《史佚考论——兼论<周书>、<周颂>、<周易>的编纂者》[61](P112)考辩“史佚”其人,不是关于《周书》《周颂》《周易》的比较,笔者以为,既然三书可能是同一编纂者,那么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等方面可能会有联系,但论者未对此加以阐述。除比较研究外,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出土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更加倾向于运用考古文化学知识解析《周颂》,但限于出土文献资料稀缺,因此考古文化学与《周颂》研究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

综观近三十年《周颂》研究,内容集中在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宗教祭祀方面,以姚小鸥和祝秀权教授的《周颂》系列研究为重点。无论是农事诗的研究,还是音乐舞蹈的考证,都离不开祭祀文化的探讨,这和《周颂》的“颂”诗性质息息相关。今后的《周颂》研究也将沿着这样的方向追根溯源,完善《周颂》研究的新格局。

随着《诗经》学科体系的发展,《周颂》的研究方法应更加开阔。第一,立足于文本的校勘、训诂等基础研究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读懂文本是《周颂》研究的前提。尽管《周颂》由于年代久远,在篇数、语言、文本上存在诸多争议,但是清华简的系列研究成果解决了很多基础性课题,为《周颂》研究打开新的研究格局,因而,在出土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应逐步完善《周颂》研究课题的整体建设。第二,多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方法应引进《周颂》研究领域。宗教学、美学、阐释学、考古学、社会学等都是和《周颂》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使用这种研究方法要掌握分寸,研究者要始终围绕文本,实事求是。第三,海外的《周颂》典籍值得予以重视,然而限于海外典籍获取与研读的复杂性,海外《周颂》学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相信译本的完善会减少《周颂》研究的难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韩《诗经》百家汇注”[10&ZD1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杨合鸣:《诗经五首篇名解》,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第75-76页。

[2]刘操南:《<诗·周颂>没有合理内核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第85-90页。

[3]姚小鸥:《论<周颂·三象>》,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第95-100页。

[4]张辉:《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96-97页。

[5]王潜生:《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第112-117页。

[6]蔡守湘,朱炳祥:《人类精神初次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95-102页。

[7]夏含夷:《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河北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26-33页。

[8]张敏,申荷永:《当代<诗经>研究之困境与心理学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80-85页。

[9]吕耀森:《<周颂·大武乐章>研究管窥》,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45-47页。

[10]李庆:《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第80-128页。

[11]张树国,梁爱东:《<大武乐章>与“三象”考辩》,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7-52页。

[12]姚小鸥:《<周颂·大武乐章>诸篇绎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第37-40页。

[13]陈洪波:《从<诗经·周颂>到汉代祭祀诗看秦汉之际的文化嬗变》,培训与研究,1997年,第4期,第8-11页。

[14]高婉瑜:《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82-87页。

[1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2页。

[16]巩建鹏:《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23-27页。

[17]刘惠卿:《祭祀祖先和以性娱神——<周颂>、<九歌>祭祀诗两极现象的文化考察》,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35-38页。

[18]姚兴富:《<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77-82页。

[19]李树军:《试论<诗经·周颂>中的祖先崇拜》,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33-35页。

[20]祝秀权:《从<诗经·周颂>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96-97页。

[21]李白:《<诗经>祭祀诗的思想内涵》,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29-39页。

[22]吴丽清:《<诗经>祭祀诗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3]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24]贾海生:《周初礼乐文明实证——<诗经·周颂>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25]韩高年:《周初藉田礼仪乐歌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63-67页。

[26]姚小鸥:《<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47-51页。

[27]岳泓:《从<诗经·周颂·有瞽>看上古音乐文化的传播》,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45-47页。

[28]孔德凌:《<诗经>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变迁》,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2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1页。

[30]李建军:《<诗经>与周代宗教文化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1]李建军:《试论<诗经>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66-73页。

[32]倪晋波:《论作为文化体系的周人宗教——以<二雅>、<周颂>为观照文本》,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第92-96页。

[33]姚兴富:《<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82页。

[34]李瑾华:《<周颂·清庙>的主旨及思想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49页。

[35][日]薮敏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引的“诗”理解——以<周頌·清廟之什·清庙篇>为论述中心》,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报,2002年,第62期,第198-193页。

[36]赵会莉:《由<诗经>中的农业现象解读周代农业文明》,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第42-45页。

[37]黄志立,池万兴:《从<诗经>中关于畜牧与农耕的记载看周代社会》,语文知识,2012年,第6期,第75-77页。

[38]王志芳:《从<诗经>看商周时期的农耕生产习俗》,农业考古,2011年,第4期,第156页。

[39]王晖,何淑琴:《从<诗经·周颂·臣工>看周先祖后稷弃在中国农史上的重要贡献——兼论大小麦在中原种植的最早时代》,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第119页。

[40]姚小鸥:《先秦礼乐文化与<周颂>农事诗的历史演变》,学术界,2011年,第11期,第180页。

[41]张磊:《<诗经·周颂>中的祭祖诗研究》,现代营销,2012年,第8期,第204页。

[42]杨颖:《<诗经>祭祖诗与周代宗庙祭祀文化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43]问海燕:《<诗经>祭祀诗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44]龚玉娟:《从<周颂>看<诗经>祭祀诗之特点》,长安学刊,2013年,第5期,第44-45页。

[45]林素英:《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5-17页。

[46]杨隽:《周代“乐德”教化与“诗亡隐志”的演诗艺术实践》,文艺评论,2012年,第8期,第26-30页。

[47]杨隽:《“金奏”乐象与“祗庸”乐德——兼论<周颂>的礼学文化内涵》,文艺评论,2011年,第2期,第40-45页。

[48]田利红:《<诗经·周颂>的尚德思想》,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第13-17页。

[49]陈开梅:《周颂的和谐理念及其现实意义》,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44-47页。

[50]刘全志:《从舞容与颂诗的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的运用》,音乐探索,2012年,第4期,第42-48页。

[51]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文物,2012年,第8期,第72-76页。

[52]廖名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 篇对比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64-68页。

[53]杜晓勤:《<诗经>“商颂”“周颂”韵律形态及其与乐舞之关系》,文学研究卷,2013年,第3期,第1-28页。

[54]祝秀权:《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43-50页。

[55]祝秀权:《关于<周颂>的评价及其在<诗经>中的地位》,文学界,2010年,第5期,第42-44页。

[56]祝秀权:《<诗经>三颂性质考论》,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第19-23页。

[57]祝秀权:《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第97-103页。

[58]崔含:《<诗经>三颂与颂体文学》,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89-91页。

[59]张蔚:《<诗经>“三颂”微殊之我见》,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第123页。

[60]李玲玲,刘永红:《<诗经·周颂>与<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之比较》,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32-34页。

[61]于文哲:《史佚考论——兼论<周书>、<周颂>、<周易>的编纂者》,北方论丛,2008年,第6期,第112页。

(李佳玉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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