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黄济是我的学长，我之所以称他为学长，因为我们都是北师大教育系的学生。他1946年入学，我1949年入学。如果他1948年不离校去解放区，我们不就是先后同学吗。说是学长，其实也是师长。我1956年从苏联回到母校，就在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主任是王焕勋教授，副主任就是黄济。我虽然在苏联学的是教育专业，但食而未化，对教育理论没有深入理解。回国以后立即上讲坛，都是在黄济学长的领导下，集体备课，钻研教材，才得以完成教学任务。后来教育学教研室编写《教育学讲义》和《教育学阅读资料》，我承担了一部分任务，那时几乎每星期都会到黄济家里去讨论。这种研讨使我向黄济学习良多，受益匪浅。所以，他既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师长。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合作就更多了。1979年，我任教育系主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觉得教育系要恢复教育学科的建设，要恢复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创建教育经济学。黄济就担负起教育哲学重建的任务，从此他开辟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中等师范学校，教育部要我们编写教育学、心理学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