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来兵，冯 露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2.成都英才学校，四川 成都610051）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领域推行系列改革举措以建立适合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制度，其中高等教育是改革最为活跃的领域。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允许并鼓励民间力量办学，肇始于清末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借助于民间力量的私立大学开始艰难起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对私立大学的管理法规，私立大学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据统计，“截至到1947年年底私立大学有24所，占全国大学数量的44%，广泛分布在上海、武昌、成都、广州、济南、福建、南京、沈阳、北平、湖南、无锡11个地区”，［1］91-92涌现出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华大学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私立高校。私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督导，学科的设置与变更也需遵守教育部规定，其独立性受到制约，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大学实行院—系建制，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学院，至少具备以上三学院者才可称之为大学，且最少应包含理、农、工、医之一，此规一出，私立大学也纷纷施行新规改科为院，设置文、理、法、商、教育学院占多数，农、工、医学院较少。不过体制的优势让私立大学在教师聘任、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学风建设等方面能够保持自主与发展个性，诞生了一批注重实用、注重研究、服务社会、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私立大学，形成了风格各异，互为补充的办学局面，进一步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的类型、培养了多样化的人才、释放了不可小觑的办学力量。

一、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建设的历程

湖北作为晚清以来的教育重镇，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急切，黄陂陈氏家族趁着民国政府允许并鼓励民间力量办学的契机，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学校，［2］1学校自1912年8月正式开始招生，合计学生达到700余人，设置预科部、专门部、女子部，女子部为简易师范性质，分文学、职业两专修科。［3］77基于当时中国师范教育薄弱、中小学师资缺乏的现实，中华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制定了发展师范教育的计划，奠定了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开设的基础。1914年教育部派人视察，要求对学生的安排予以调整，于是中华大学将女子部改为中华女子学校专修科。1915年中华大学在中华民国教育部立案，被正式认可为大学，至1952年并入华中高等师范学院，为一所百年高等学府奠定了发展基石。

中华大学教育系科胚胎于1920年创立的西洋哲学门，隶属于大学文科。1922年西洋哲学门改为教育哲学门，同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也设立了教育哲学系。1923年中华大学教育哲学门改为文科教育学系，西洋哲学门和教育哲学门均办至1923年6月学生毕业时停止。教育学系初始阶段由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大学的林卓然为主要负责人，林和民、严士佳、陈程滋、虞默生、崔思让先后任主科教授。受北伐战争影响，1926年，中华大学改组合并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冬中山大学停办。初始发展阶段的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在1922到1927年间的毕业生人数一共为9人，其中1923年教育哲学门8人，1926年教育学系1人。［4］366可见在1922到1927年间教育系科并非每年招生，且人数较少。

1928年3月，中华大学复校开学，接收到了一部分教育部的特别补助，校长陈时变卖家产筹得经费以扩充学生宿舍、购买图书仪器等，并邀请汉口商界和银行界的领袖加入董事会，使得社会捐款也有了稳定的增长，同时湖北省政府的补助费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整个中华大学进入繁荣发展阶段。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复准中华大学立案，但是教育部改用美国学制，规定有三个以上学院的学校才能称为大学，且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或独立学院有文学院或文科而不设教育学院或教育科者，得设教育学于文学院或文科。”［5］因此中华大学取消教育、法律、政治、经济等系，改组文、理、商三学院，由之前的文科教育学系改为文学院教育学系。但是为满足社会教师数量不足的需要，1934年中华大学曾有将教育系科独立为教育学院的想法。［6］1932年正值中华大学创办20周年之际，办学规模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华大学大学部学生已经有581人，占据全省四所私立高等学校的78.5%，而此时的私立华中大学只有74人”。［7］126中华大学的繁荣发展给教育学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张安国与罗睿分别在1932年和1937年任教育学系主任，余家菊也于1937年4月2日与陈时和严士佳商议愿意以非正式态度任职中华大学，受到了热烈欢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严士佳、刘行骏、崔思让、林树华，日本帝国大学研究科毕业的汪震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虞默生均在此时期任教。1931年教育学系上学期开设11门课程，每周30课时，下学期开设12门课程，每周32课时。［8］1031928年到1937年教育系科毕业的学生人数有61人，1928年3人，1929年3人，1931年4人，1932年8人，1935年17人，1936年18人，1937年8人。［9］367-371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武汉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和湖北省政府的安排，中华大学决定西迁。1938年中华大学师生正式迁往重庆，据记载：“12月在重庆复学时学生已经流失过半，1939年教育系科二年级上学期仅仅只有2人，1939年9月开学后教育系科招生张德富等22人，其中女生12人。”［10］112-113而据不完全统计，迁往云南喜洲的华中大学教育学院同时期在读人数有146人。［5］在重庆时期中华大学经费愈发紧张，教员生活困顿，教育学系的学生也得利用课余时间在中学代课或家教兼职以筹集学费，教学在艰难中前进。为了增进学生的学识，充实课程的内容，陈时利用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请来了冯玉祥、陈立夫、邵子力、马寅初等名人演讲，还聘请陶行知、郭沫若、余家菊、陈启天、沈昌焕、邹韬奋等名家来兼课。在中华大学1939年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教师分工如下所示：“严士佳负责伦理学、课程编制、训育原理、教育行政；张安国负责教育概论、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现代教育思潮、教育制度研究；余家菊负责教育哲学、普通心理，中国教育书籍研读；方辰负责教育统计、教育测验、法学通论等；文学院教授邹昌炽负责英文；龙侃负责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法学通论，”［11］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学系仍然照常上课。但是好景不长，1940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调整师范通令，中华大学本年度教育学系不招生，进入停滞发展阶段。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部分人员抵达武昌，停办5年的教育学系开始恢复招生，一共招生20人，但是由于战乱和政权变更的影响，中华大学的学生流失率极高，办学一度陷入困境。1949年原教育学系主任严士佳任中华大学校长，卢春荣接任教育学系主任，开学之后首先改革了课程和教法，以新民主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还增设了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论等马克思主义学科，同时精简课程，压缩学分，加大实用课程比重。1950年，中华大学改归湖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直接领导，秉承着“废院存系增科”的原则和响应政府精简节约的号召，校董会决定废除文学院，而将原来的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改组为文史系。院系变革之后教育学系同学的出路有两种：一是转入中华大学其他科系继续学习，二是转入湖北教育学院肄业，针对这次院系调整教育学系二年级学生表示愿意就读于湖北教育学院，而三年级学生则发出了自己的不满，他们表示愿意委曲求全的在文史系内就读，不过希望每学期增设六到八个教育学分，还希望在毕业证书上冠以教育学系。［12］64自1922年中华大学设立文科教育哲学门到1950年教育学系撤销，1952年并入华中高等师范学院，中华大学教育学系经历了改名、停办、复办、撤销，改组的命运，为教育界培养了诸如余家菊、王亚南等杰出人才，学生遍布高校和中小学教育系统，为当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建设的内容

（一）教师队伍建设以引进德才兼备的海内外人才为主

为了引进西方新教育，中华大学广泛聘请教师，非常注意聘任国外留学生和国内名校毕业生到校任教。由表1可知，据不完全统计，教育系科教师有17人，其中有11人为国外知名大学毕业生，比总数的二分之一还多，毕业学校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日本帝国大学和日本中央大学等世界级高等学府，另外6人也毕业于国内知名公立大学如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东南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和武昌大学。从师资队伍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在教师的选聘上以高质量作为标准，且与私立华中大学教育系科主要以国外教会委派来的教师不同，中华大学立足国人自办大学的基点，更加重视对留学生的引进，表明了中华大学教育学系学习国外新教育思想，扶持中国教育学师资队伍，以缩短中西教育之间差距的决心。

表1 教育学系教员统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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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名教师中，9位外国留学生都是硕士研究生，教授职称的有9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且有3人均担任过教育系科主任一职，高学历和高职务体现了教育系科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选人上宁缺毋滥。但是由于中华大学属于私立大学，跟公立大学相比办学资金有限，因此在教员的选聘上往往要求全能型人才，一人能够任教多门课程。例如严士佳任教的课程有伦理学、课程编制、教育行政；方辰任教的课程有心理卫生、教育实习、哲学概论、心理及教育测验、教育统计；张安国任教的课程有教育概论、教育史、现代教育思潮、教育制度研究、比较教育；余家菊任教的课程有教育哲学、中国教育书籍研读、普通心理。［11］

由于中华大学办学经费有限，因此教员的薪金相对于其他国立大学来说属于比较低的。例如在西迁重庆时期，受到战争影响，物价飞涨，生活指数渐高，教职员的待遇在全国大学中却是最低的，教员每日蔬食陋居。［13］但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多数教师还是能够勤勉教学，一是因为他们受陈家父子毁家兴学精神的感召，受陈时校长以诚相待，以礼相见的关怀，不计报酬，不畏艰难，同样怀抱着教育报国的热心，“风雨同舟数十年，含辛茹苦为育才”。［14］81二是因为，陈时知道物质的条件是生存的基础，为了提高教师们的待遇，他变卖家产，招募校董，上街募捐，还想办法让教师兼任商界、报社和银行等行业的职务，这样一来，教授待遇大抵与国立大学教授待遇相同，教职员们也能安心教学。余家菊从中华大学毕业之后又兼任教育系教师，一直关心着它的发展，1945年4月9日，学生发动中华大学国立运动举行罢课，校长陈时被学生攻击无品、无学、无信，陈时不得已宣布离校，在危急关头余家菊临危不惧站出来公开呵斥学生，并立即请来中华大学董事长和教育部人员，劝陈时坚定立场，继续担任校长，保证了中华大学的正常运行，余家菊还在日记中留下了“途经教育学院，石径花蹊中顿忘人世”的语句表达了对中华大学教育学院的深厚感情。

（二）课程设置以新教育思想为中心

中华大学教育系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课程安排上效仿日本和美国现代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推行学院制度、选修制度、学年学分制度等，主要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文化和手段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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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修与必修结合，尊重学生自主权

我国选修制兴起于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而中华大学教育学系采用的是选修结合必修的制度，修满学分即可毕业，考察学生成绩不以学年为主，这种方法，给教师开课和学生选课更大的自由权。由表2可知1932年教育系科一共有39门课程，其中有7门选修课，自二年级起开设，分别是：幼稚园教育、教育社会学、教室管理、新兴教育、教育测验、体育学和教育专书研究，选修课内容丰富，涉及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和管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能够适应学生个性，发展其兴趣与能力，改变传统教育的划一性。同时还严格规定了选修程序，选课日期为开学注册公布后10日内，选修课程之后，经过指导员签字存档，逾期不允许补选，凡是选修科目考试不及格者，注销其学分。［16］112关于必修课程，如果用现代的课程划分来看一共包括三类，分别是公共必修课：国文究习、英文研习和中山主义；学科必修课：教育概论、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哲学、师范教育和教学法等；实践课：视察指导和教育实习。

表2 1932年教育学系课程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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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学与西学结合，用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学生

由于中国近代教育学的发展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因此中华大学教育系科的课程内容是以西学为主，正如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所说，“好像是在中国进了外国大学”。［17］但是作为国人自办的大学，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对于西方宗教思想予以了摒弃，没有像同时期的教会大学那样设置宗教教育概论、品格教育、宗教教育视导、宗教学校管理、宗教学及教学法等宗教课程，［18］而选择了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青春心理学等现代心理学课程，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等现代统计学课程以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学习到“原汁原味”的西方教育学，教育系科还广泛引进西方教材，师范教育课程使用《德国小学师资概论》、《英国师范训练》和《1927年世界教育年献》；教育研究课程使用十七世纪起至现代各派教育名著如卢梭的《爱弥儿》、斯宾塞的《教育论》等；教育社会学课程使用《教育社会学》原稿和《教育社会学初步》，教育哲学课程使用《Democracy Education》，与此同时，对于品质精良的中国教育学教材也予以使用，师范教育课程使用《世界师范教育概论》和《教育概论》，教育制度课程使用《世界各国学制考》等。［19］除此之外教育思潮和民众教育两门课程均使用本学系教员编写的讲义，发扬了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进了校本教材的建设。

3.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术型和应用性型人才

为谋求中国学术独立，不再一味引进外国研究成果，提高学生研究兴趣，发展中国学术，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在课程中设置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概论等基础理论学科，研究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教材、教法、儿童、教师与学校之职务和功用及关于其他教育活动的原理。并且专门设置教育专书研究一科，提高学生研究兴趣，培养研究发表的能力。同时成立教育研究会，创设图书室，以供全系研究及阅览，学校还创办《中华周刊》《光华学报》《中华季刊》以供师生发表文章。在一切事务中，理论固然是最高的源泉，但是如果没有实践的检验，那么理论终究是空洞的束之高阁的理论，是绝不会有价值的，在教育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教育系科学生的培养中，十分重视实践环节，教育实践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教育参观，二是毕业实习。教育参观的年级主要是三、四年级，由教务长严士佳、教授韩均之等教员带领，参观对象以中小学为主，据不完全统计教育系科学生参观过的学校有：汉口市立第二中学、汉口市立第一中学、抱冰堂复兴小学、汉阳训女中学、汉阳益智中学和省立第四小学校。而毕业实习时间是两个星期，地点是中华大学附属中小学，以1937级教育学系的8位实习学生为例，据《中华大学教育学系民二六级教育实习团附小实习报告书》记载，附小自主任到各级训导的职务全部交给实习生负责，即一切对内对外事情由实习生全权负责，教学与管理相结合，扩大了实习生的权力范围。［20］实习结束后为了教育学系老师做各种参考，也便于同学检讨实习中的错误，以资改正，实习生还在教育系严士佳、张安国、方旦明、余家菊、汪震华五位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以简介实习概况和自我的检讨为主要内容的实习报告书，并发表在了中华大学自己创办的期刊《中华周刊》上。

（三）教学管理以提高学生质量为理念

1.坚持严进严出的考试程序

中华大学严格规范学生生源和毕业质量，除学期末的测验之外，入学和毕业都要举行考试，新生入学考试分为两天，包括体检、口试和笔试。入学考试的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生物、史地、公民七科。［21］学生毕业时为检验其大学期间的学习效果也要举行考试，1941年教育系科的毕业考试科目为教育哲学、教育制度、训育论、专材研究、日文、图书馆学、体育、民众教育、教材编制、教育实习。［22］入学考试主要是对中学基本知识的考察，以确保生源的高质量，而毕业考试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内容，以保证为社会输送高水平的教育人才。

2.设置灵活多样的考试题目

中华大学教育学系革新了封建社会传统考试形式，试题也较为灵活。某年教育学系二年级上册期末考试试题如下所示：“一、教育原理：1.教育定义议论纷纭，试列举各家学说而详论之；2.智力测验对于教学方法有何辅助试述其理由及其实施方案；3.训教指导制之利弊如何？；4.试详言吾国实验学校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任答三点）。二、心理学：1.试论述心理学各家学说并加批评；2.何为本能？人类的本能究竟是特殊的还是普通的，试举例而详论之；3.试详释下列各名词：感觉、联念、自我、情绪、反应、行为主义派。三、教育史：1.试详述周时教育制度及其特点；2.试累述卢梭学说及自然主义之实际的影响；3.试详言欧美现代教育之进展及其影响。”［23］这篇试题完全革新了传统封建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其形式分为名词解释、简答和议论，在内容上多为新教育思想，例如考察学生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思想、对现代心理学知识和智力测验等知识的掌握。同时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教育情况加以考察，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对批判和怀疑意识的养成，对于名家观点，鼓励学生提出不一样的意见，培养学术创新能力。

3.推行宽严相济的成绩评定

中华大学教育学系的评价体系兼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每学期成绩，以平时成绩和学期考试成绩平均计算。各学科缺席次数，占该科一学期授课时数五分之一者，得扣其学分，必修课不及格者必须重修，选修课不及格得以性质相同之他种选修课成绩补充，但学分总数不得少于规定的分量。成绩计算以学分为主，每学科不满60分为不及格，基本科目如英文不及格者留级处理，其余一科不及格，而成绩在五十分以上，学分修足者，准许复考一次，再不及格，须随班补习一年，考试时再不及格，即行留级。

（四）课外活动以增进学识和锻炼能力为目的

1.邀请名家讲学以拓宽学生视野

中华大学为了增进课外知识给学生灌输新思想，提高研究兴趣，不分国界、不分流派邀请了众多教育界名人来校演讲。著名经济学家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回忆在中华大学教育学系的求学经历时说：“校长陈时特别注重学校的课外教育，名人演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居天下之中的武昌，往来的中外名人都要在中华大学缴纳一点路过的‘精神税’，陈时还特别建造了一所可以容纳两千多人的大礼堂以成此盛举。”［17］1922年8月30日梁启超在中华大学发表了题为《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其将来之责任的演讲》，追溯了历史上湖北文化的显著地位，论证了湖北文化对中国的重要历史作用，同时揭露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湖北为外来势力威逼利诱最甚，因此梁启超号召湖北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振奋精神，勇往直前，带动周围省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黄炎培的演讲分析了中外职业教育问题，提出职业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而中国的职业教育很落后应该加强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他鼓励学生走出社会后要多从事这方面的事业。1934年晏阳初到校做主旨为《对于农村除文盲，做新民》的演讲，到场学生六百多人，他列举了中国民族积弱的原因和今后民族恢复的要点，回忆了他在定县办理农村教育的经过，学生听后颇为感动。此外还有康有为讲大同主义与人道、蔡元培和张伯苓讲教育学、王士杰讲现代教育学、陈立夫讲唯生论、冯玉祥讲爱国主义与抗战胜利、马寅初讲新人口论等。［24］10中华大学的演讲者名录中还不乏著名的外国代表，例如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受到总部设在中华大学的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于1920年11月到中华大学发表演讲，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他给中国的民主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无情的鞭笞了封建教育制度，向青年学生们传播了他的生活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思想。此外还有北美教育考察团、世界学生联盟、教育专家孟禄（Paul Monroe）、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H.A.E.Driesch）、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25］349抗战期间，陈时还邀请了郭沫若、邹韬奋、邓初民、杨杰、陶行知、范长江和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到校演讲，宣扬民主与进步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的天空下，营造了一片“民主的乐园”。［26］156受到各位名家思想的熏陶，中华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人人言新教育，人人求进步的新局面。

2.筹备野宴活动以联络师生感情

为历届教育系科毕业学生联络感情，教育学系还特别成立了中华大学教育学会，每学期举行一次野宴，场地主要设置在校外，其目的是研究学术与加强交流，每期都专门成立野宴筹备委员会，负责经费的筹集，野宴活动书籍、报章杂志的出版、以及参与人员的邀请等事项。1936年秋季举行的野宴，参与者有中华大学校长、教育系科教员、教育系科在读学生以及毕业的各位校友，总计八十余人，规模盛大。［27］1937年举办的春季野宴，参加人数在百人以上，目的也不再限于在校学生和毕业校友之间的交流，还附带参观汉阳兵工厂。［28］由此可见由教育学会举办的野宴活动是一次规模大、组织健全，意义丰富的活动，有利于广大师生在生活中交流，在生活中学习。

3.组织修业旅行以考察全国教育

教育学系修业旅行以学生团体的形式实行，旅行范围是全国大中小学、博物馆和报社等教育文化场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中国教育实地考察，发扬理论结合实践的学风。以教育系第33届毕业班学生为例，在1934年，由学校出资，他们北上北京和河北进行了为期17天左右的修业旅行，分别有男生5人，女生2人，团长1人，工友1人，共5人，参观目的地主要有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以及中央通讯社等3大通讯社和报馆7所，还在河北参观了定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还带回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小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赠送的图书。［29］同年，教育系大四学生另8人自筹经费，组织教育参观团，跨时两个月，奔赴河北定县、北平天津，南京等地高中以上学校参观，实地考察教育状况。［30］

三、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建设的困境与经验

如果将私立中华大学教育系科曲折的办学经历置于风云变幻的民国历史中，能够从中窥视出近代私立大学的办学困境，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3年成立国立武昌高师属教育部管理，中华大学等私立高等学校属湖北省教育司管理，前者经费由教育部专播，后者经费由校董会筹集，政府适当补贴。但是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湖北省教育经费仅占全省财政支出的6%左右，能够补贴私立大学的少之又少，1923年中华大学年均教育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均低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仅仅靠着校长陈时变卖家产而艰难维持。教育系科的发展也十分缓慢，在1923年和1926年只培养了9名学生，而武昌高师得益于免学费的师范教育政策，自1913年开办到1928年一共培养了940名毕业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湖北省教育经费从占全省财政支出的6%增长到9%，同年中华大学校董会也正式成立，吸引了湖北政界和商界的名人投资办学，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有了较大的提升，1928到1937年间教育系共培养了61名毕业生，处于办学的繁荣时期。而由于此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教会办学经费锐减，同在武汉的华中大学发展受到限制，1932到1937年间教育学院毕业人数为17人，仅为中华大学的三分之一。1938年武汉沦陷，中华大学校董会面临破产，教育部的补助也越来越少，为躲避战争被迫迁往重庆，借用湖北旅川同乡会作为临时校址，并重新组织校董会向商界和银行募捐资金来维持办学，1940年由于经费短缺教育系科停止招生。而同样西迁云南喜洲的私立华中大学得到了外国教会和资本家的大力资助，教育学院在校人数超过200人。1941年湖北省政府还筹集经费设立了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恩施），成立之初院长由教育厅厅长张伯瑾兼任，1941-1942年在校生人数超过800人，在教师待遇、图书、教学设备等方面均有保障。［31］177由此可见在社会动荡时期，国人自办的中华大学与教会大学和公立大学相比发展缓慢，办学形势严峻。1945年抗战胜利中华大学迁回武昌旧址，校舍、仪器和图书损失严重，教育学系于1945年重新开始招生，本以为可以重新发展，奈何内战爆发，受到政局波动的影响，币值急剧下降，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困顿，社会秩序混乱，教学几乎停顿。武汉解放后，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的领导，中华大学教育学系经过了废系改组，最后合并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综上所述，从教育经费的保障、校舍校址的建设、招生的吸引力等方面来看，战乱动荡的社会和分裂的政权严重阻碍了私立大学的健康发展。

尽管私立大学办学举步维艰，但中华大学教育系科建设仍有诸多可贵经验以供借鉴。如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广泛吸纳海内外优秀人才，为教师提供物质和精神的保障；课程设置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学风上受到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又得益于学校领导的聪明才智，中华大学开创了一代独立、自由的学习风气，在现代大学教育系科的教学与管理中，我们也要重申学术自由的精神气质与品格，打破学校之间、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的壁垒，摒弃门户之见，创新学术交流新机制，鼓励理性的学术争辩与学术批评，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在进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当下，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笔者将目光转向20世纪前期，追溯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初始阶段，感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体会他们饱含教育救国思想以振兴中国的热忱之心，总结中国第一所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教育系科的教育理想和显著特征，对当今教育工作者追寻教育初心，坚定建设教育强国的理想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