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元，王秋庆

（1.天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天水741001；2.兰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甘肃 兰州730001）

自1999年以来历经二十余年的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总规模达4002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站在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到普及化发展的新起点上，面对新时代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占有西部本科高校57%的地方高校如何应对深度转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实施大学有效治理，实现自身高质量转型发展，不仅是新时代西部高校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一、大学治理与西部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

准确把握大学治理、高质量转型发展相关内涵是实施大学治理、推进部分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大学治理

大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大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部分地方高校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内涵提升，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治理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前者主要指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一套现代大学制度及其相关体制机制、规章制度安排，后者则指运用大学制度推进和促进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稳定各方面事业的过程和能力。“大学治理既是体系，又包含能力建设，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互为支撑的，治理体系的作用发挥有赖于能力建设，能力发挥要在治理体系的范畴之内，以治理体系为依托。”［1］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大学的治理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但大学治理的效能最根本的还在于推进大学的发展。大学治理实际就是协同校内外各种力量、集合校内外各类因素，共同致力于大学发展的过程。发挥大学制度优势，营造治理生态，优化治理结构，选择不同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大学治理走向“善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是新时代中国大学也是西部部分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

大学治理体系有外部和内部两部分组成。前者是从宏观视角也就是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视角出发对大学实施的治理，主要指处理好大学与政府、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后者则从微观视角即从大学内部视角出发对大学实施的治理。而“大学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与政府、市场、社会、知识之间的关联，大学本身无法自立于多种力量之外。”［2］2017年9月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更加完善的“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3］教育格局。可见，大学的治理是多主体交互参与、共同治理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政府作为大学的主办者、管理者要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充分利用市场、项目、评估、督导等手段对大学实施引导和监管，落实有效治理。另一方面，大学作为办学主体，要处理好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各主体的关系，鼓励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大学治理，协同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着力完善大学校内外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二）地方部分高校转型发展

地方部分高校转型发展从政策语义上讲就是将部分地方普通高校转为应用型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在目前发展阶段和转型语境中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包含三方面含义：一是地方部分高校转型是大学原有传统办学模式、教育内涵的变化。转型是教育理念、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办学模式以及人才培养规格、结构、层次、内涵的变化，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转变，是普通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化，也是学校内在内涵的转化。“所谓转型，就是要在内涵建设上转变过来。”［4］这个变化是从宏观向微观、从抽象向具体、从同一向多元转变的过程。学校服务面向从传统“高大上”向服务地方聚焦；人才培养目标从普通学术型的宽口径、厚基础向应用型的专业化、重实践、动手型转化；科学研究是基础研究、纵向研究为主向服务企业、应用研究、科技研发为主转化；发展途径是跟着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模仿学习转向与企业合作、与产业对接；发展检验标准是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是服务地方贡献的大小；育人从学校为主向校企协同、“三全”育人转变；专业和课程设置从注重与学科结构衔接向与产业需求、生产环节对接转移。这一系列的变化，必然要求教师队伍、教学科研条件、培养模式、大学制度、大学文化与之的相适应相协调，要求大学治理理念、思路、方式、结构的变化。但根本的还在于“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格局”。［5］

二是地方部分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是与内涵式发展相一致的发展。高校内涵式发展是与外延式发展相对应的发展。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指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实现的发展模式，主要通过挖潜、改造、改革的方式实现发展，其动力来自于学校现有资源的重组、优化配置、制度机制创新、学科及专业结构的调整、人力资源活力的激发等，在发展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水平的显著提升。［6］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而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则“是基于并且高于内涵式发展的一种内生发展取向和模式，它以特色强、质量优、满足需求能力强为主要特征”。［7］“既可以理解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升级版’，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高于内涵式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发展阶段、发展取向。”［8］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方转型高校实际面临着既要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又要实施转型发展的局面，实际就是综合的全面的发展，其核心任务就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因而，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表面看是发展类型的转变，而本质则是内涵的转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度发展，提高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是地方部分高校转型发展是高质量的转型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担负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和智力支撑、科技服务的高校，自然要求必须以高质量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实际早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就已提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9］可见，地方部分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不仅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也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地方高校求新求变、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立足中国大地、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内在需要。因而，地方部分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就是转型发展更高阶段的发展，是在内涵式发展基础之上高质量的转型，也可以说是内涵式转型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因此，地方部分高校的高质量转型既包括我们所说的转型发展的含义，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内涵提升，是结构、效益、质量、规模、公平的高效协同，是内涵与外延相协调相统一的发展。但从理论角度讲，高质量转型发展包含了内涵式发展，但内涵式发展不一定包含高质量转型发展。对西部转型高校来讲，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统筹高质量转型发展、内涵发展和外延发展，不能把他们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看待。

（三）大学治理与西部地方部分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

地方部分高校转型发展是大学教育理念的重塑、制度组织的重构、执行实施的重组等一系列“变轨”过程，是高校深化综合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转型高校中的体现。而大学高质量转型发展实质就是构建与应用型大学相适应的大学制度和运行规则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建设、发展的能力，是在转型基础上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发展。因而转型高校的大学治理就是转型高校实施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西部地方转型高校作为西部应用型大学的建设主体，在新时代面对新的形势和使命，必须清醒认识提高大学治理能力，加快高质量转型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紧紧抓住高质量这一牛鼻子，结合自身实际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西部新建本科高校占有全国新建本科高校的24%，占有西部本科高校的57%，其转型质量如何对于推进大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西部地方转型高校的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高校的治理现代化。地方高校尤其是近年来升本的地方高校，规模扩张迅速，基础薄弱，积淀不足，更需要沉下心来，聚焦内涵，着力走高水平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

二、西部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内在动因

实施部分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任务，是生源危机背景下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西部地方高校有效解决发展中诸多矛盾的必然选择，更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分类推进高校发展，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重要基础。

（一）高质量转型发展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战略的使命任务

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从一所学校的质量意识上升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意识，从教育质量意识上升到国家意志，并且从一个教育概念上升到一种国家战略行动，既是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2010年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这意味着到2035年我国要总体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强国的转变。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意识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建设的高等教育强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规模上的要求，而是一个质量上的使命，是由“大”到“强”的质的飞跃。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大招生，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并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大”的问题解决了但大而不强又摆在我们面前。诚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10］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大扩招、大合并、大升格的外延式发展之后，坚定不移地选择以质量为核心的高质量转型发展道路已成为西部地方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成为西部转型高校履行国家使命的战略抉择。

（二）高质量转型发展是生源危机下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考生源数量的下降，部分高校将因生源减少面临生存挑战。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8年高招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75万人，报名人数虽创8年来的新高，但与2008年最高峰时的1050万报考人数相比，还是减少了75万人。与生源数量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招生规模仍在增长，从2008年的600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790.99万人。录取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57%，跃升至2018年的81.13%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达到51.6%。但预测招生规模今后也不会有大的增长，“进入大众化中后期和普及化阶段以后，高等教育规模在量的增长上会出现滞涨现象”。［11］在造成高等学校生源下降的因素中，既有人口这一主要因素，也存在着其他诸多因素。

其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即18—22周岁人口）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尽管有波动，但整体稳定在12‰左右，2017年人口出生12.43‰。考虑到最近10余年小学入学新生持续徘徊在1700万左右的状况，高考报名人数还将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变化不大。［12］

其二，出国留学人数增加。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9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自2008年开始，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从2008年的17.98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66.21万人，十年间增长3.68倍，而且还保持持续稳定增长。［13］其中高中生出国留学的比例从2012年的17%上升到2015年的27%。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大连、西安等5城市的调研，59.3%的中国高中生对出国留学感兴趣。［14］

其三，完不成招生计划和“三放弃”现象逐渐增加。近年来，各地完不成招生计划的现象比较普遍，主要是考生放弃升学机会。如河北省已连续五年完不成招生计划，2017年计划录取40.87万人，实际录取考生40.12万人，总体未完成额为7500人。［15］考生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的现象也日渐凸显。“部分省份新生不报到率在5%—10%之间，个别学校甚至超过10%。在民办本科及专科批次，这个比例更高”。［16］

其四，高中阶段辍学人数增加。近年来，由于受就业难、高额的教育费用、高等教育期望收益值降低以及读书无用论等因素的影响，高中生辍学现象十分严重。如有学者对重庆8县区14所农村普通高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三年，14所学校平均辍学率较高，达20.9%（不含学籍在册但学生已辍学者）”。［17］

可以想见，在生源和招生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随着高校质量提升和招生制度改革的深化，高考多元化录取趋势明显，学生可选择的机会日益丰富，高校间生源大战将更趋激烈，优胜劣汰将成为常态，西部地方高校尤其是转型高校靠什么更好地吸引学生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三）高质量转型发展是高校解决现实矛盾实现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期，往往也是高等教育的矛盾凸显期，归结起来其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矛盾之一，规模扩大与师资队伍不足之间的矛盾。扩招以来，师资队伍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生师比是反映高等学校师资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根据《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48.75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67.28万人，普通高校生师比为17.56∶1，远超教育专家提出的本科高校最佳生师比14∶1的标准。［18］而实际上，很多新升本本科院校生师比还达不到全国的平均值。

矛盾之二，快速发展与经费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教育经费是推动高校发展的首要动力，没有一定的经费作保障，高校的发展就成为无水之源。在我国，公共财政投入是公立高校最主要的经费来源，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七年保持占GDP比例4%以上，2018年达到4.11%，虽然如此，与世界平均水平4.9%、发达国家5.1%、欠发达国家4.1%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9］而且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东部高校与西部高校之间在经费上尚有不小的差距，不平衡问题突出。

矛盾之三，规模扩大与毕业生就业难的矛盾。根据《2018中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高校毕业生795万，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最高（92.75%），其次是专科毕业生（90.29%），第三是本科毕业生（87.03%）。［20］最近几年高校毕业生都将处于一个就业人数的高峰期，就业压力将会持续增大。2018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了820万，高校毕业人数创历史最高。毕业生就业难，除了结构性失业和选择性待业原因外，数量相对过剩和就业观念落后也是重要原因。

矛盾之四，规模增长与质量下降之间的矛盾。经过二十年的扩招，高等学校的规模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一些学校的培养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出现了质量下滑的质疑。一些学校学风下降、毕业生素质堪忧、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社会对高校的谔垢。

（四）高质量转型发展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实施部分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优化布局结构的重大举措。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第一次明确提出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方向转型这一政策。201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再次强调，引导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基本建立起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类型，一批转型发展的地方高校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骨干。可见，西部转型高校的高质量转型，对于推进西部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分类发展，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应用型高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西部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治理路径分析

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是地方部分高校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保障。笔者认为，西部转型高校特别是新升本的地方高校要实现更富内涵更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始终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基础上，立足西部大地，结合自身实际，以创新驱动引领大学之治走向善治，努力做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更新办学理念：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先导

认识是行动的基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高等学校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首先就必须转变理念、更新思路，把重点转移到深化改革、优化机构、创新驱动、提高质量实现发展的轨道上来，树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是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的内涵发展观，［21］调整传统办学思路，统筹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协同课程、教学、师资、人才培养，以理念的不断创新突破，引领大学高质量转型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校之间、“双一流”高校和地方转型高校之间发展差距明显，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理念思路的差距，树立一流理念、高质量观念对于西部地区的转型高校来讲尤其重要。

（二）谋深战略规划：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统领

地方部分高校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首先要做好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是围绕学校一定发展时期的战略问题所作的设计，是一种带有全局性的、积极主动的、目标指向明确的前瞻性整体谋划。它旨在事先做好应对预计困难的准备，迅速抓住和利用新的变化和机遇，以更好地实现预定的目标。实践证明，凡是取得成功的学校一定是因时、因势、因己做出了具有洞察力的战略选择，都得益于有一个符合自身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战略和规划。［22］如洪堡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战略思想，斯坦福大学以科学技术与产业的一体化战略带动起飞的发展战略，华中科技大学超前办理科、超前办文科、走文理渗透、理工结合的综合性之路的发展战略，都是快速发展的成功典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和战略。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期和发展战略机遇期，也是高等教育深化综合改革的关键期。高校尤其是地方转型高校能否立足自身实际，统筹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明确学校发展目标，找准学校发展定位，选取恰当的发展路径，制定适实的战略规划，对学校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意义重大。

（三）坚守科学定位：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前提

科学定位是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前提，没有科学的定位就没有高校的良序发展。“大学使命和战略定位十分重要，因为它为大学确立了基本价值观”。［23］所谓高校定位是指一所学校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生需求，自身的办学基础，按照扬长避短的原则，参照国家有关高校类型和层次的划分标准，经过纵向横向分析和比较，准确把握自身角色，确立学校在一定时期内的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目标、办学特色、办学水平以及服务面向等一系列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和规划活动。［24］目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转型高校还存在不少定位趋同、千校一面、同质同构等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对高校定位不清。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25］办学定位模糊说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脱节，表现在一些学校不切实际，盲目贪大求全，偏离发展方向，失去办学特色。因而，高校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就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根据产业、行业发展和自身实际做好科学定位，寻求之间契合点，这样才能明确自己在哪里、去哪里、怎么去？！

（四）坚持强化特色：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

办学特色是指一所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优于或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文化特质和性格特征。高校只有形成了办学特色，才能在同行竞争中凸现自身的价值，保持永不衰竭的生机和活力。高校的办学特色包含诸多元素，渗透在学校理念、制度、行为不同层面，体现在教学、科研、学科、专业、管理、文化等各方面。特色发展是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高校实施高质量发展就要在分析自身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扬长避短，紧密结合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状况，坚持走差异化、个性化、特色化之路，强化地域性办学特色，努力打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高地和动力引擎。实践也证明，只有把自己的优势和国家与区域的需求紧密结合，突出区域特色，形成比较优势，才能推进大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彰显自身的价值和作用。西部地方高校大都处于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生态多样、文化多元，为高校的特色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要紧紧围绕地方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民族、宗教等展开，努力使地域化的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专业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和科研服务优势，转化为学校办学优势和发展优势”。［26］

（五）强化队伍建设：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基石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是涉及“谁来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质量如何，对于“培养什么人”、实现内涵发展、质量提升至关重要。教师是大学的第一资源，“是质量建设的基础”，［27］尤其是高水平的教师也是学校办学水平的代表和文化象征，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和文化根基之所在。教师作为知识的载体，他们的学历结构、能力水平、人格修养、奉献精神，已经成为高校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综合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拥有一批优秀的教学和学术骨干，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方部分高校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基石。

（六）坚定学科专业建设：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龙头

大凡有过高等教育经历的人，都不难体悟到：大学是以学科建制为基本存在形式的。大学功能的彰显，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乃至文化传承创新，大多是通过学科门类来实现的，其具体过程和环节也是按学科来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学科是大学的细胞，是大学生存与生长的原点。因而可推言，学科是大学地位和声誉的标志与象征，其发展水平决定着大学的质量与水平。从国际范围看，大凡世界一流大学必有一定数量的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可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标杆和旗帜。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引领大学学科建设。专业作为学科与社会需求的对接点，更能体现职业的应用性。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除了结合自身传统的特色和优势外，更要根据国家需求、地方和产业企业的需要来进行，精心布局，凝练打造，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进大学高质量转型发展。

（七）加强文化建设：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灵魂和依托

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离不开大学文化功能的发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是反映其办学理念、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团体意识、群体心态、行为规范等方面特性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传统。它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大学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广义的大学文化涵盖大学精神文化、组织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大学文化广泛渗透在大学办学中的各环节诸方面，影响和支配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和发展特色，对高等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所学校内在文化底蕴的显现，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是大学师生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所学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精神依托。文化之于大学的作用如此重要，但现在大学发展中却普遍存在着与大学文化功能不相协调的各种现象，如功利性倾向、官本位倾向、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等等，严重损害了大学道德楷模的形象、败坏了学风，使大学偏离了其组织属性和为学宗旨。所有这一切，表面上是具体的制度问题、政策问题、方法问题甚或是认识问题，但本质上是大学的文化问题、理念问题、学风问题、价值观念的问题。因此，西部转型高校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切实从精神文化、组织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各个方面着手，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推动学校高质量转型发展。

（八）推进制度创新：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力

创新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大学不断进步发展的力量源泉。如何实现转型高校的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路径选择就是要以制度创新为重点，走“创新兴校”治理之路。高校制度创新是多层面、多方位的，包括领导机制、科技创新机制、教师的聘任与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高校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过程。“在新时代，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在于寻求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安排，构建富有活力、务实高效的大学治理体系。”［28］为此，西部转型高校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在学校内部形成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全面提升，推动学校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九）坚持党的领导：高校高质量转型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高质量转型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随着改革深化，各类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应对前进中的风险和挑战，实施高质量转型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根本制度，根据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学校实际，不断健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治理体系，以政治引领依法治校、以德治校、共建共治，推动西部部分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

四、结语

高质量转型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协同治理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发展条件和社会需求、发展阶段的不同，各类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但立德树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始终是高校永恒的主题，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文章始终是转型高校的目标。在新时代“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中，推进大学治理，实现地方高校高质量转型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更是新时代西部地方高校的历史责任和初心使命，唯有慎终如始，坚守高质量转型发展定力，才能立足中国大地，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