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 张宇婷

摘要：[目的/意义]西方智库的“独立性”一直在智库界有很大的争议，本文力图解释和厘清西方智库“独立性”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逻辑，批判性认识西方在智库“独立性”问题上的缺陷和不足，为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构建提供认识基础。[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智库在“独立性”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背后逻辑进行探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构建原则和路径提出参考性建议。[结果/结论]政治体制和社会历史的不同，造就了中国和西方智库在发展理念和发展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国智库应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实际，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理念，激发智库市场活力，加大政、智两端的改革创新和深度融合，为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关键词：中国智库    西方智库    独立性    以人民为中心    智库市场

分类号：C932.4 C2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1.04.03

现代智库起源于欧美国家，世界上智库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在西方，毋庸讳言，西方智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在政治民主、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危机应对以及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参与作用，并且正在对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多年以来，西方智库的发展模式一直在中国智库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如何批判性地认识和评价西方智库，并在这种借鉴和批判中获得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自主认识，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辩证地去看待，进行全面思考。

1  历史维度：中西方智库发展模式的纵向演绎

1.1  中西方智库产生的历史和政治逻辑存在根本差异

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会产生现代智库呢？中国作为智库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却没有形成现代智库呢？实际上，考察中西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历史可以看出，中西方政治发展、文化传统的模式以及所导致产生的历史变迁的图景差异是非常大的。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开启了领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航程，欧洲各国各学科学者展开了对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洞察和思考，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实践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以其巨大的资本能量把资本主义市场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使得资本主义力量成功地发展成为支配世界、统治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急剧增加，而社会科学的日益发达和学科体系的日益完备、政府治理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的需求日益增多，这又为现代智库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开始重视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并开始走向融合，这种“智政”链条的紧密相连为现代智库的出现和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条件。

现代智库机构最初出现在英国，然后延伸扩展到整个欧洲及北美，二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现代智库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两党制、三权分立制度以及权力的分散和互相制约，为美国智库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又为智库施展其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政党的轮替又为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提供了制度性的便利。美国社会科学的发达、兼容并包的思想环境以及媒体市场的高度自由繁荣都为美国智库的活跃和高水平的政策咨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欧洲，多党制以及政党之间的竞争对政策改进和智库建设也产生了同样的需求。欧美智库的共同点还体现在其有着浓厚的捐赠文化和慈善文化的支撑，欧美智库在这种激烈的政策竞争和充分的资金保障条件下，不断提高智库研究的水平，由此带来的高质量的咨询成果对社会咨询、公共治理、外交战略、舆论营造、公民教育都会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相对而言，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政治文化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的特质，中央集权以及知识分子与封建朝廷之间的依附和效忠关系是中国特有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不论中国古代智库在各个历史阶段发生怎样的变化，古代智库里的幕僚始终专心效忠于幕主，服务于君主或者幕主的权力和军事斗争是其不变的目的。这些幕僚的决策咨询缺乏科学知识体系的支撑，并且服务对象、服务机制和服务能力各不相同，这与西方国家出现的现代智库有较大的区别。中国旧时智囊最大的致命缺陷是没有形成完整的组织化的智库机构。尽管清末民初开始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性影响，如民国时代中国的陈达、吴文藻等学者发起的社会调查，仍然大体属于学术研究，不能称为民国政府的智库。同时，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官本位文化，缺乏西方发达的媒体传播机制和优秀的政策研究人员，也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智囊机构。我国传统智囊们始终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也没有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承担相应的角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智库基本采取类似于苏聯模式的政策研究体制，缺乏现代智库研究所需要的制度和机制，也就不可能演变成现代智库的模式。新一届领导人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战略眼光，促使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促成了中国现代型智库从无到有、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尽管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开始吸收了现代智库的一些特点，但仍然没有突破制度和体制上的限制。然而，西方学者通过专业性研究和凭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化的咨询体制无所顾虑地发表意见，告知政府和社会某一问题的现状以及可能的趋势，“有意无意”地影响社会、影响政府，逐渐形成智库与政府之间基本的供需机制，同时，西方完备的科层制度又为这种政策供需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西方智库这种起源于市民社会并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的智库体制，与中国改革开放后自上而下对智库的重视和推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2  全球化的发展为中西方智库交流与合作提供充分条件

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导致现实政治制度的显著差异，也造就了今天中国智库和西方智库的不同发展模式和现实差距。这是不同地域、历史、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导致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为中西方智库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为世界智库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并促进了世界智库模式多元化的形成。中西方智库的各种差别不应该成为交流合作的阻碍，双方更应该加强互相交流对话与合作，取长补短，合作应对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政策和社会治理问题。通过汲取已被实践证明且具有国际通识的成熟经验，中国智库结构体系重新塑造了有价值的理念、路径和方案。中国智库近些年的实力明显增强，已经主动地瞄准和顺应世界智库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这说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在取得可喜成就，也是中西方智库加强国际交流、紧跟世界智库发展趋势的重要结果。同时，受制于传统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影响的政府智库，仍然在中国智库界处于优势地位，而社会智库在国家智库体系中仍然体现出发展的脆弱性和不均衡性。无论中国政府智库，还是社会智库、高校智库，其政策研究能力、研究自主性、决策影响以及社会活跃度，与世界知名智库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现实充分表明，建构与世界一流强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任务十分繁重，需要激发制度变革的动力和市场促动的活力，提高自身实力，承担新使命。

2  一個关键变量的辩证思考——关于对智库“独立性”的价值审视与反思

2.1  中西方智库界对“独立性”的认识分歧与批判

智库界一直把“独立性”看作智库成长的必备条件。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方智库一直把“独立性”作为其智库发展和繁荣的核心价值。尤其是美国的大型知名智库十分推崇独立性，一直把智库的独立性看作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以智库是否独立作为评价智库优劣的标准。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直把“独立、质量和影响力”作为显示其价值的信条，威尔逊中心更是声称自己是美国最重要的无党派政治论坛;卡托研究所为了保持其“独立性”，甚至拒绝接受政府资助。那么应如何看待其对智库“独立性”的执着和坚持？对于西方智库“独立性”的形成逻辑，有学者[1]认为，（西方）国家体制内不同政党轮流执政，而且政党组织权利分散，相互独立，有利于形成智库的独立性。但是，西方智库是否如同其所宣称的那样，真正做到研究的客观中立和科学？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美国智库的“独立性”做了许多的考察与分析。从国内智库研究的历史线索来看，党的十八大以前，国内学界对智库的“独立性”基本持肯定态度，甚至有学者对中国究竟有多少西方独立样式的智库产生疑问和争论;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内开始对所谓西方智库“独立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反思。例如，朱旭峰[2]指出，在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相关建议时，学界仅仅呼吁“保障、提升智库的独立性”，极易将“独立性”视为智库建设领域“政治上正确”的口号。更加直率的观点，如关琳、李刚和陈媛媛[3]合著的《美国智库“独立性”拷问——基于董事连锁的实证考察》认为，智库作为前政府官员、媒体人士、政府游说者和政策研究专家等精英人群的会集地，可以充分扩大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连锁董事积累社会资本的有效渠道。简而言之，其认为，美国智库各路精英聚集的地方，就是美国精英们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工具，也是政党和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主要媒介。蒋来用[4]在《中美智库独立性考察与思考》中认为，虽然美国智库专家所宣称的智库具有无党派、非营利性、资金来源多元化、透明度高、独立经营的特点，并能对政府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美国智库与捐赠者，尤其是各路企业之间的金钱勾连、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机制，导致智库专家一旦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以后，就不可能再维持先前的所谓思想独立，美国大选以后智库对当选总统的各种建议所包含的政治倾向，这些因素都充分说明，所谓的智库“独立性”在现实当中不可能真正实现，贯穿于西方智库研究报告的仍然是持有特定的阶级或者集团利益的立场、各种价值偏见，以及无所不在的虚伪和各种交易。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内也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智库的“独立性”表现出偏爱。如有学者认为，“（智库）由于缺乏独立性，无法自主地参与政策的决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解释者和宣传者，并未在应有智库层面上发挥出思想和知识生产的作用。[1]”这些观点都体现出国内对智库的“独立性”有很大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客观来看，对于国内学界对西方智库“独立性”的考证，必然有辩证和反思的一面，但西方智库的“独立性”也必然有其符合西方标准的价值，关键是中国智库应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

2.2  需要对智库的“独立性”作辩证思考和理性看待

第一，本文肯定“独立性”所包含的技术取向对于智库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智库独立首先是思想上的独立，独立的机构、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财务是保证智库保持“独立性”的三大保障，其认为只有实现财务上的独立，才能为思想上的独立提供保障。但西方智库更为强调的是不受任何组织约束的思想独立。具备智库研究和咨政建言的自主精神，不仅可以创造一个公开透明的辩论环境，有利于科学决策在各种可选择的决策方案中脱颖而出，而且更是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发展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如果智库只能依附于当权者和政治权威，就无法对当政者提出劝谏，起到纠偏的作用，那么只能依靠领导集团的政治偏爱和政治奖赏来获得生存和发展，最后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公共利益被特定的阶级利益偏好所掩盖和蒙蔽，从而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长期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实际上，智库在现代社会就是社会监督政府、促进国家善治的一个重要路径，这也是西方智库尤其看重“独立性”的基本逻辑。

第二，如果进一步深究下去，那么情况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需要对西方智库标榜的“独立性”要有更多和更加深入的观察和辩证思考。一方面，智库需要有自主研究价值的取向，这是智库发展与进步的基本理路;另一方面，无论智库如何号称怎样的“独立”，其终究是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特定社会的智库运行，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现有制度和体制的束缚和规制，尽管其可以成为改变制度和体制的一个变量。无论人们如何否认，智库都是与既有制度和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有政治属性和价值立场的。美国既是实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又是一个信奉资本主义市场自由交易的国家，智库与资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是紧密关联的，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政治集团和群体竞相利用和展示自己利益诉求的主要平台。智库研究什么、提出什么建议以及其背后的资金支持，都有这些大型企业捐赠者、基金会以及前政府高官的影响（尽管名义上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控制，但是这种影响无所不在），并且和美国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智库实际上成为与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媒体精英、经济精英并列的社会精英机构，形式上这些精英机构都可以为了各自所谓客观中立科学的建议而竭力呼喊，但是这些客观中立科学的建议背后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可以说这些精英机构都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者和发言人。当智库为一种利益团体或者特定政策服务时，智库研究就有可能导致负面的结果。

第三，不同西方国家的智库，在“独立性”上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实质都有所区别，欧洲智库、日本智库与美国智库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尽管欧洲智库也十分强调智库的“独立性”，但是欧洲各国的多党制，使得欧洲智库在组织隶属和意识形态倾向上，更多地与其背后的政党利益密切相关。与美国相比，欧洲智库的政策研究主要来源于学术化的讨论及国家与政党的政策需求，呈现一定的本土化和保守性特征，同时，欧洲大多数智库的研究成果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定的政治价值倾向，咨询成果更多地表现为对政党和政治团体政治主张的辩护和宣传。事实上，欧洲和美国不同类别的智库在“独立性”的实际表现上也千差万别，如政府智库、市场型智库、政党智库或者高校智库都与政府关系保持着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同类别的智库“独立性”边界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而在深受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的日本，其智库主要是由政府建立的，承担着众多的政府委托研究项目，甚至有许多营利性的咨询机构，这些智库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智库所强调的“独立性”相差甚远。一概而论西方智库的“独立性”实际上也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同时，标榜智库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味着其独立的思想能增进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因为政治权力和知识一旦相连，知识就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一定反映了某种阶级利益的需要，尽管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是具备批判性思维的群体，但是知识分子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一旦卷入现实政治，這些知识分子必须在各种政治利益面前做出选择。所谓完全“中立”和“客观”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2.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构理念和原则与西方智库存在根本的差异

尽管西方智库的“独立性”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眼球，但是西方智库背后的逻辑与中国智库背后的逻辑是迥然不同的。西方智库的研究无论是在机构运转、资金筹措、咨询产品生产还是人员的流动上，都是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完美流畅的表演，西方智库的研究咨询行为在维护社会公义、维护中下层群众利益，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发挥其功能。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智库尽显本色，充分暴露了智库的阶级本质，严重违背了世界和平，严重侵害受害国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主权。而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决定了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国家的政治运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居于主体地位，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事决策咨询研究的根本任务。党管智库的原则，是保证我国智库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国智库的发展和西方智库发展模式完全相同，那么中国智库就有可能被各种利益群体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极端反华反共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或者成为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推手。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推出所谓的“新思维”改革方案以后，各种反共的政治组织大量出现，这些组织大多数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用所谓的揭示“历史真相”和丑化共产党形象蛊惑人心，搞乱社会舆论，疯狂消解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完全否定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伟大成就中的进步作用，从而导致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而苏联人民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安定和富足的代价。智库研究为谁发声、为谁谋取利益，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政治属性的问题。保障智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坚实基础。

然而，强调智库组织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了西方智库的“独立性”研究在技术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有益借鉴和促进作用。相反地，中国智库当前研究保持自主意识的不足，导致智库研究虚化。所谓的智库研究虚化，是指大量的智库研究成果都无法对科学决策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当前的智库体系大多数是政府智库，即使像大学这样的高校智库，虽然属于相对独立的学术和高等教育机构，但也受到党委政府的指导和管理，这些机构能否承担起当代智库的使命，能否更为自主地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确实存在众多的难题。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面对各种社会难题中所体现出来的质疑精神和反思批判意识明显不足，不能真实地找到问题的症结，无法提出科学、客观的政策方案，最后导致各种决策错误引起的社会突发性和动荡事件不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由于智库缺乏自主性而导致智库产品不能满足科学决策的需要。二是从政府决策过程上讲，尽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已经提了许多年，但是很多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仍然取决于领导干部的个人喜好和自由意志，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屁股决定脑袋”的明显特征，这必将对智库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三是就目前而言，当前许多智库对政府政策的纠偏作用主要通过内参方式进行，此类稿件行文非常谨慎，缺乏“恕我直言”的意见表达方式。缺乏反思批判的方式容易导致智库成果不够分量。当然，片面地认为中国智库完全没有自主、成为政府政策的“吹鼓手”，则是对中国智库的偏见。因为政府智库的众多智库专家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优秀专家，而这些政府智库本身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前提下，都能够从事比较独立的政策研究，一般也不存在所谓的政治压力，而是来自于对国家法律和党规党纪的自觉遵守。而一些新兴的社会智库，也有很多政策报告都是建议性的决策咨询，即使少数属于批评类的政策研究报告，也并不表明其与政府有天然的对立。

综上所述，中国智库虽然存在某些相对自主性不足，但是大多数的中国智库还是能够秉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运用科学前沿的研究方法对政策提出咨询意见。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评价当前中国智库的自主研究现状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进入极端片面认识的误区。面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客观现实，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智库颇有微词。例如，美国智库研究专家麦克甘[5]认为，中国智库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而非独立性研究，中国政府加强对智库的审查对（中国）本土智库的自主性造成了影响，同时，其也承认，附属于大学或者私营机构的智库由于提出更加批判性的意见，发挥了对中国决策过程的影响。政府智库在继续加大对中国政策影响的同时，独立智库在数量、水平和影响上也在逐渐成长。意大利学者蒙奈戈茨[6]认为，中国智库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能否掌控好公开性和（政府对智库）可控性之间的平衡，中国智库必须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智库的评价反映了其以西方智库价值观的预设为前提，在不同程度上怀揣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偏见，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对立，同时，也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决策制度、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仅以西方的政治思维和价值偏好来观察和判断中国智库的性质、结构和运行。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的批评可以归类于善意地找出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智库的相对自主性能够保证智库研究的高质量，针对以上中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和问题，中国智库应该进一步加强自主性建设，尤其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应加强发挥智库的批判和纠错功能，树立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力求把在新时代遇到的新难题、新矛盾和新舉措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主题，鼓励中国智库通过内参、参加座谈、参与政府政策报告起草过程以及通过给领导干部授课等方式，严肃、理性地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加强对现有政策的监督和评估，进一步下放真正属于智库本身职能的权力，建立“言者无罪”的智库原则，让智库充分释放自身的咨询服务功能，使之真正成为党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3  树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构建原则和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

中国智库在对西方智库发展模式批判性认识的同时，又要吸收西方智库发展历程中合理的理念和方式，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思想指导，以树立为党和人民决策理念为中心，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

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咨询理念，牢固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思想立场和价值立场

意识形态的不同是中西方智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差异之一，西方智库以所谓的“独立性”智库价值理念，来掩盖西方智库决策咨询所服务对象的本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决策依靠人民、决策为了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智库领域的具体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谈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目的性所在。中国智库在批判地认识西方智库所宣扬的智库“独立性”的同时，应鲜明地坚持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决策理念，人民性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根本属性。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党始终为民族复兴、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而服务，只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和服务理念，党对智库的领导、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以及智库为人民利益决策才能达到高度的逻辑统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才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功立业，这就完全避免了智库的决策咨询活动为某一阶层、群体的服务或者代言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决策咨询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需要。

3.2  在强化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视野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并放在坚定文化自信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宏观目标事业下阐述，体现了党中央要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的重要一环来贯彻落实。智库建设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一个国家健康和繁荣发展的软实力，而文化的软实力又是衡量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产生的对他人或者他国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维度。智库能否建设好，必然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至关重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做好决策咨询服务的同时，必须要做好对外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当前，在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疫情泛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提高了对华恶意攻击的力度和频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责任、有义务和有能力承担起辨别是非、传播中国积极抗击疫情的有益经验、大力宣传中国加强对外友好援助的事实，以及积极塑造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任，不仅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友好、负责任的中国，也向世界展示开放、进步和充满活力的大国智库形象。

3.3  激发智库市场的活力和动力，提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动力

智库的竞争是观点和政策的辩论和竞争，谁能够更好地为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谁就能够占据思想政策领域的高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是一部市场经济蓬勃兴起、市场要素激发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变迁历史。而中国智库的出路在于到广阔的市场里找到发展壮大的机会，政府的政策咨询需求实际上也需要一个广阔的思想供给市场才能获得更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当前，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需要继续把握和创造战略机遇[8]。虽然中国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的总基调没有变，但需要重新审视新的国际环境下这个战略发展机遇期的新内涵、新变化、新格局[9]。观察和理解这个战略发展机遇期的重任就必然落到中国智库身上，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智力资源去共同参与，通过智库形成竞争性的思想和观点市场[10]，国家根据智库的思想竞争做出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决策咨询是否有广泛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关键看这个国家的智库市场的竞争度如何。作为正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优势在于不但可以制定政策来激发市场活力，还可以利用制度优势对各类智库进行激励、评价和监管，对危害国家安全和重复发展低效研究的智库进行治理和管控。那么如何激发智库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可以从以下两个路径来尝试。

3.3.1  实现智库构成要素的多元化发展    智库的构成要件很多，包括资金、人员、影响渠道、信息保障等。西方智库的构成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来源多元化，包括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人员构成的多元化、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多元化、影响决策渠道的多元化以及信息来源的多元化等，这些多元化是保证智库繁荣和活力的重要保证。当然，中国国情和中国智库发展现实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很难一举照搬西方智库的这些经验。无论承认与否，中国的智库思想市场实际上已经孕育和发展起来，从单一的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到体制外社会智库的纷纷建立，由过去的单一内参模式走向政智互动、社智互动模式，从单纯的决策咨询和内参提供，到咨政、建言、启智、育才等功能多元化、智库社会化过程正在中国逐步形成，一个由智库、媒体、政府、公众、企业等多元化思想市场主体构成的、具有包容性的中国特色思想市场正在得到迅速扩展和延伸。

3.3.2  进一步促进政智两端的改革创新和深度融合，提高智库影响决策的效能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智库参与公共决策已经形成了法定的程序，欧美许多国家对咨询过程中的论证所需要的公开信息、招标、组织咨询委员会评估以及审核等一切程序的规定都是充分且严格的，为法律上保障咨询论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并且在实践中严格实施，不存在所谓“操弄绣花腿”的现象。同时，欧美智库的公开透明是智库取得社会信任的重要保障，这是社会包括政府认识和评估以及选择何种智库为自己咨询提供服务的重要依据，这种公开透明实现了政府与智库的紧密相连，并不存在暗箱操作指定具体智库的行为。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了解智库、参与智库，从而形成围绕某个政策问题的社会舆论。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完全不同，中国智库思想不可能照搬西方智库市场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在中国行政决策高度集中的前提之下，想要使中国特色智库市场发展符合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需要，促进智库决策咨询体制的科学匹配，政府首先需要解决智库市场主体竞争不平等和不充分的问题，通过竞争性招标和政府采购等方式，使得最优化的政策产品能够成为政府决策的最终选择。同时，要加快政智两端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融合，提高智库影响决策的效度和信度。

（1）就智库端而言，改革的核心是要创新智库运行机制、提高智库参与决策咨询能力、增强智库的权威性地位。一是拓宽智库研究过程中的信息渠道，为智库的科学客观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和信息基础。二是要建立智库成果的科学评价体制尤其是第三方评估机制，对智库研究成果的认定有可靠权威的依据。三是加快各类智库的合作交流平台，对不同智库的不同政策建议要加强交流，以解决不同类型智库在不同利益立场上的不同声音，使得政策建议更加符合顾大局、利群众、竖公信的政策理念。四是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提升政策思想传播的能力与效果，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提高智库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和水平。

（2）就思想成果的用户端——政府部门而言，改革的核心是要不断优化智库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促进各类智库公平竞争的智库市场格局。一是改革现有的智库登记注册和备案制度，以更宽广的胸怀和法律体系来完善对各类智库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和项目招标制度，尤其是对所有智库开放采购范围以及参与招标准入门槛。二是要建立一套有助于推動智库产品优胜劣汰的机制，在政策产品评估中，多采用第三方评估与同行评议等方法，提升“自上而下”委托模式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三是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形成智库专家与政府决策者之间灵活的角色互换和政智互动，保持“政智渠道”通畅。四是要推动政府信息的共享机制，加强决策者与智库之间的信息联通。

从供需两侧的融合发展角度来讲，加强对智库发展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是目前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方法。例如，设置专门机构定期召集各类智库开展座谈会、听取智库机构人员对智库建设的意见、建立中国智库“旋转门”制度和机制，加强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员和信息交流，建立智库与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以政府出资为保底、社会力量出资为主的智库基金会，提高智库社会化程度，并作为重要平台发布招标项目、宣传各类智库研究成果等，为各类智库发展提供第三方宣传和合作平台等。供需两侧的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良性循环。

4  结语

从历史、政治和实践逻辑的不同维度上看，中西方智库的历史起源、发展理念、实践运行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西方智库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西方智库的运行实践与西方政治体制紧密相关。中国智库背后蕴含着儒家政治文化的强力支撑并一直影响至今，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为中西方智库的发展与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改革和完善智库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与动力机制，建立政智两端紧密互动的决策咨询体制。中国智库应抓住世界智库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智库的发展实际，在激发智库市场活力的同时，加大政智两端的改革创新和深度融合，不断汲取世界发达国家智库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取长补短，为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建设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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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孙  蔚：确立选题，总体思路设计，初稿撰写，修改统稿;

张宇婷：资料收集和整理，参与论文讨论、修改和格式整理。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Western Think Tanks

Sun Wei   Zhang Yuting

Political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independence” of western think tank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the think tank fiel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and clarify the 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ogic behind the independence of western think tanks， and critically understand the shortcomings and inadequacies of the West in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 of think tanks，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Method/proces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logic behi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rinciples and ways of constructing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Result/conclusion]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y have resulted in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rea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 tanks. Chinese think tanks should  base on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establish people centered decision-making concepts，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of think tanks， and increase innov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both sides of politics and wisdom. We are constantly striving to build a world-class think tank that matches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Keywords： Chinese think tanks    western think tanks    independence    people centered    think tank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