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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认知框架

2021-09-06周达谋刘清李宏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1年4期
关键词:智库

周达谋 刘清 李宏

摘要:[目的/意义]目前,我国智库建设存在舆论引导和国际传播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亟待提升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充分审视如何认知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方法/过程]本文将已有的智库影响力框架理论研究作为基础,结合知名国际智库的发展特色,建立认知框架来剖析智库的国际影响力。[结果/结论]本文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去洞察智库产生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因素与行为,从智库的研究过程、传播过程以及国际开放程度三方面入手,梳理其层次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使用整体框架的形式来呈现结果。

关键词:智库    国际影响力    认知框架

分类号:C931.5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1.04.02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增强国家软实力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十分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并对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部署和安排。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进展显著,体制机制创新、重大成果产出和人才队伍建设均取得不俗成绩。有些智库透过创新性思想产品的输出,为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议题中的话语权和设置权做出积极贡献。但是,我国智库在国际影响力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舆论引导和国际传播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亟待提升。因此,亟需合理的认知框架来剖析国际影响力,从而为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和建设水平的智库提供合适的发展路径。

本文聚焦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建设,将已有的智库影响力理论研究作为基础,结合知名国际智库的发展特色,建立了一套兼顾典型性和动态性的国际影响力认知框架体系,有助于智库更好地认知和发展其国际影响力。

2  智库的国际影响力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在构建智库影响力框架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的理论方法包括社会结构理论[1]、知识运用理论[2]、传播学理论[3]、政策过程理论[4]、社会网络分析[5]等,不同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影响力分析切入视角。针对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有学者观察具有较大影响力智库的发展特点[6],总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进程[7],并指出造成国际影响力不足可能的原因;也有学者指出,人才是构建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8],最后,学者们均对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方式路径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此外,部分国内学者专注于如何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可行的路径,比如战略方针、研究领域、思想创新、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传播渠道等[9-10]。

总之,已有的智库影响力框架研究运用了各种理论,按照不同类别和主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更多的集中在国内决策领域和传播渠道方面,对于国际因素的考量,尚未有学者能够对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提出严谨的分析框架。虽然对智库的国际化研究日趋完善,但智库国际化只是智库产生国际影响力的一条路径。本文从国际影响力入手,跳出国际化的局限性,在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中,以更完善、更全面、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待智库的建设行为和影响方式。

3  构建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认知框架的必要性

寻求国际影响力是智库发展的战略需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这是智库实现二轨外交功能的必要前提;其二,智库可以通过产生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自身的资源建设水平;其三,国际智库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影响各国决策者。对于我国智库而言,特别是国家高端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既有助于积极有效地服务我国对外工作大局,如服务重大外交活动、推进特色大国外交,又能够为我国谋划国际战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高水平决策支撑。

由此可见,提升国际影响力是智库发展的基本诉求,使用全面合理的框架体系进行智庫建设指导非常必要。目前,已有的关于智库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性研究,主要是使用不同类型的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然而,由于评价本身的导向性和各类指标可能存在的偏颇性,需要谨防智库评价沦为官僚主义产物或被商业利益裹挟[11]。因此,本文对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并非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而是从认知理论的角度,洞察智库产生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因素与行为,梳理其层次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最后使用整体框架的形式来呈现结果。

4  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认知框架构建和解析

首先,通过综合分析已有智库影响力框架理论研究,本文认为智库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以及研究平台等因素是智库在研究过程中产生政策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将研究范围从国内拓展到国外,即可考察其国际影响力;其次,研究过程的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产出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影响力是一个主体作用于其他对象的结果,从研究成果到影响力效果需要多种传播手段和渠道,故可以从传播过程分析智库产生国际影响力作用方式。此外,由于研究过程和传播过程重点在于智库借助已有资源产生国际影响力的要素和方式,智库对国外资源的合作使用对其国际影响力也至关重要,因此,将智库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即国际开放程度)囊括在内,主要是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高质量资源的吸收性和开放性,既作用于智库研究过程的各种要素,也影响传播过程的渠道和范围。综上所述,对于智库国际影响力的认知,可以从研究过程、传播过程以及国际开放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4.1  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是指智库的研究工作从选题到最后产出成果这一进程的所有研究细节,智库若想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则需要具体到研究过程的每一个参与因素。本文综合了智库影响力框架理论和已有文献分析,一共总结了三个主要因素,分别为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以及研究平台。其中,研究成果是核心,是直接发挥影响的主体;研究人员是关键,优秀的成果需要智库学者的精心打造;研究平台是基础,好的平台可以聚集多方力量和资源,全力为研究人员提供高质量成果服务。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4.1.1  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是智库进行的所有研究工作的一个最终呈现,也是智库产生影响力的根源,优秀的研究成果可以表现出智库的权威性和独特性。研究成果不论展示形式和面向对象,都是智库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核心要素,也是智库采取一切行为的作用点。除此之外,智库的主要功能是咨政建言,研究成果展示了智库研究的可信度,其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对政策的理解和采用情况,即关系到最重要的政策影响力。因此,如果想将影响力从国内延伸至国际范围,那么最根本的就是研究成果的改变。此外,长期持续跟踪进行的研究项目可以转变成智库的品牌项目,品牌效应可以进一步扩大智库成果的传播范围和效果,使智库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提升。对于研究成果带来的国际影响力考察,又可以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质量三方面入手。

研究内容是指智库研究主题的特性,如议题的前瞻性、热点性、区域性和多样化情况等。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使用世界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进而推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该智库也因此名声大噪。研究视角是指研究内容的切入方式,即看待同一现象所采取的不同突破口,好的研究视角通常表现为新观点的提出和新方法的运用,为公共政策研究带来全新的认知。例如,美国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研究社会公共政策,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质量则是指研究成果好坏的评估标准,通过对具备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成果的特性进行综合分析,可得出评估标准,包括独立性、科学性、建设性、系统性和全局性等方面。

4.1.2  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是智库的智力资源,是生产智库思想的源泉,也是智库最关键的力量,所有研究成果都依靠研究人员在已有的研究资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国际高水平的智库往往拥有众多高级专家学者,而知名度越高,越容易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具有蓄水池的作用。此外,由于政策过程中有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除了智库之外,还有政府、学术界和商业界等,这些主体都共同为影响决策而努力,重点在于人际沟通和交往。因此,研究人员是智库发挥其功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可以从国际知名度和国际活跃度两个方面来考察。

智库学者若能打造自身的国际知名度,也就有了品牌效应,其研究动态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通常来说,具备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智库核心领袖,往往是所在领域权威的代表,可为智库带来巨大的知名度。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具有丰富的政策研究和从政经验,在退出政坛后,其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该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政策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又如,国际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构建、新型智库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领域都有独特见解,这不仅使世界各国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现象,也为其所在的智库带来了极大的国际影响力。

智库学者的国际活跃度主要表现为在国际智库交流合作中的参与程度,如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上参与和发言的情况,同其他智库的交流访谈情况等。在这些重要的国际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既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一个同行讨论和认可过程,也是学者自身以及其所在智库宣传研究成果的绝佳机会。例如,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教授,多次率领团队访问欧美一流智库,学习交流思想理念,积极参加各类国际会议,出版具备国际视野的书籍、报告,因而在国际社会上具有很高的活跃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全球化智库国际影响力的扩散速度。

4.1.3  研究平台   智库研究平台,即智库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情况,平台的高低不仅对智库学者的才能展现有影响,也塑造着国际社会对智库的认知。而智库建设所展现出的研究平台有多种基础要素,如智库规模、发展历程、组织管理以及运作机制。虽然这些要素是智库产生影响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若考虑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则需要讨论一些深层次的因素。本文认为深层次的因素主要是研究平台的稳定资金来源、有效决策对接以及数字体系建设三方面。其中,稳定资金来源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基本保障,有效決策对接是智库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前提,数字体系建设则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智库平台建设的必然趋势。

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是保证智库研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例如,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开始就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因而可以产出高质量成果,并持续吸引着国际上不同组织机构的资金捐赠,这些资金共同支撑该智库建立了六个全球中心和完善的全球政策网络。有效决策对接是指智库与本国决策部门的良好沟通和积极合作,有助于智库的研究成果直接辅助政策应用,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在人权领域具备较大的国际影响力,除了拥有依托大学的非凡研究实力外,其同时也具备挪威官方人权机构这个官方身份。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体系建设是全球性智库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基础。例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建立了备受赞誉的数据创新中心,该中心开发和推广政策构想,利用数据驱动型创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2  传播过程

智库传播过程是指智库将研究成果展示传递给其他主体的过程。研究过程的目的是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传播过程重点在于研究成果发挥效用的方式,智库的政策研究公共属性使得其必须发展舆论引导能力,因此,传播过程是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国际影响力,智库由于自身的定位具备一定的话语能力和资源,而话语的有效传播深刻影响着国内乃至国际公共舆论的发展,其在国际舆论场的力量彰显着影响力大小。

智库传播过程因主体和方式的不同而有多种类别。传播对象可以分为社会大众、精英阶级和政策制定者;按照传播的方式,可以分为举办圆桌会议、报告演讲、研讨会等活动,或者撰写文章、专著、期刊等文献资料;传播手段则是传播对象与方式的组合。因此,根据传播对象的层次差异,需要选择不同的传播手段。根据传播手段的及时反馈效果和传播对象专一性,可以将智库传播过程分为传媒技术运用和主办会议对话两种方式。其中,传媒技术运用是智库将研究成果以不同的媒介形式展示出来,所面向对象范围更广,反馈较慢;而主办会议对话则是智库学者通过主办各种国际会议和对话的方式来有针对性地宣传自己的政策观点,可以得到实时反馈。

4.2.1  传媒技术运用    智库功能的发挥需要对舆论造成影响,而媒体的舆论宣传也需要智库的研究论证,智库和媒体都需要信息的传递和互通,智库与媒体的合作浑然天成。因此,智库为提升国际影响力,可以运用各种传媒技术,包括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

传统媒体对智库成果的传播功不可没。智库从一开始就以印刷媒体为媒介宣传自身成果。例如,出版期刊杂志和会议评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等杂志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巨大,迄今仍对国际政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随着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体的出现,智库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电视访问等方式来传播思想,并塑造公众舆论。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很早就开辟了一个“公共政策论坛”,通过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进行播出。

智库研究内容方式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而传媒行业的变化更具有颠覆性,互联网引起的横向传播网络融入了大众传播、模糊了地域的差异,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强了智库的传播自主性和互动性,使得智库研究的扩散不再是单向过程,而是不同平台的传播相互关联,这使智库能以较低运营成本接触国际受众,从而获得全球性影响力。目前,智库借社交媒体的传播力进行宣传,已成为传播策略中的新兴趋势,大部分国际智库都拥有各自的媒体办公室、官方网站、聊天室、有针对性的电子邮件列表、快速反应热线、推特账户、Facebook页面、博客或其他社交媒体工具。部分中国智库也开始积极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宣传自身。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建立并维护了较为完善的官方网站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账号,通过视频讲座、热点专栏、电子报告等形式传播影响力。

4.2.2  主办会议对话    在国际舞台上,智库通过主办各类会议对话,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接近国外同行或者政策制定者,进而宣传自身战略和思想,这种产生影响力的方式更具有专一性和实时性。主办会议对话展示的是智库的活跃程度和吸引力强度,是智库作为一个主体将内部的资源和成果与外界进行交流、合作以及共享的一个双向良性行为。这一传播过程可以使智库通过交流互动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不断的辩论探索中寻求真理,从而更具实践性。

智库的主办会议对话情况包括主办国际会议、开展国际议题倡议活动、作为中立方组织和主持多方对话等。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提供了一个不同背景人员交流的中立平台,重点在于学术讨论和思想碰撞,间接影响决策,其通过定期举办针对国际学者和研究院的对话和培训,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的智库机构以及研究人员提供前往交流学习的机会。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非常注重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自2000年开始持续举办了21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

4.3  智库国际开放程度

智庫国际开放程度是智库向世界展开大门的程度,包括走出去与引进来两方面,是从智库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考察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本文从开拓全球化视野、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以及参加国际化组织三方面,对智库国际开放程度展开讨论。全球化视野是基础,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是智库智力资源的拓展,而参加国际化组织则是智库团队协作能力的增强。

4.3.1  开拓全球化视野    研究过程中的配置决定了智库发展的持续稳健性,而具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则决定了智库发展的高度。智库发展定位决定了其视野的宽阔程度。智库的使命和宗旨为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指明了道路。智库需要顺应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可偏安一隅,在理念上要拥有全球化视野的长远眼光。全球化视野的两个主要体现是研究领域的设定和研究机构的全球布局。

研究领域的设定,是全球化视野实现的第一步,智库为提高国际开放程度,需要将研究领域从国内拓展到区域或者国际范围,即从解决国内发展面临的问题转向解决所在区域组织或者全球性公共问题,所进行的政策研究转向国际决策咨询。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历史悠久,研究领域随着时代潮流变化而走向全球化,研究议题从美国本土的经济研究、外交政策、城市发展等领域逐渐拓展到全球经济研究、国际事务和全球发展等具备全球化范围的领域。

智库的全球布局,既是智库国际化视野的最终呈现,也是智库进行全球性规划的建设基础。由于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察主要在于实地考察,对当地信息的采集可以成为智库的发展资源,因此,全球布局既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方案,也可以整合各地资源进行综合分析。例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通过在发达国家地区和新兴国家地区设定海外研究中心,可以获取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整合可以得出各种高质量的分析研究报告。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远远不足,目前只有极少数智库拥有海外分支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专门的国际研究学部,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4.3.2  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    人才队伍建设是智库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许多智库在人才配备上都采取全职和兼职、国内和国际、资深教授和科研助手等并行的多元化人才策略,形成了不同背景、不同视角以及不同层次的人才梯队。若要扩散智库国际影响力,不能仅依赖已有学者的知名度和活跃度,还需要在国际上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可以为智库添加不同类型的智力资源,有利于智库的高效运作。智库若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引进当地学者来壮大自身研究队伍,可以有效地化解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即研究人员“本土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从一个新兴智库迅速发展成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智库,离不开智库独特的人员构成。该智库中半数以上的成员具有政府或者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背景,而这些人员大多数也是该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具有丰富的政策工作经验和极强的国际沟通能力,其他成员也具有极高的科研素养和扎实的专业技能。

除了对人才的引进,智库还需要注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提高自身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不仅可以拓宽视角、提升整体的国际研究实力,也能加强智库学者自身的归属感。例如,韩国的峨山政策研究所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力却已走向世界,其通过采取纳入大量的“海归”博士作为研究人员、提供实习生出国交流的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等举措,构建了一个非常有经验和国际水平的研究队伍,聚集了丰富的国际人脉资源,也铺平了其走向国际化的道路。

4.3.3  参加国际化组织    智库参加国际化组织的一个显著方式,就是参与全球化的政策网络。政策网络的作用是通过大量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协作,提高研究质量,这有助于提高智库学者的交叉技能,也将新的思想、概念模式引入政策研究的讨论中,拓宽政策视野。

随着政治和经济的日益开放,以及技术革命带来的创新,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共同建立政策网络,联合多方资源来解决日益复杂化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全球变暖问题、健康危机、全球恐怖威胁等。智库加入全球政策网络,既可以借助合作的其他组织和智库快速地收集到各国的第一手信息,还可以通过展开联合项目的方式与不同智库合作,进而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此外,全球政策网络的不同成员会就全球性问题提供各种视角的有效解决方案,通过整理综合多样性的方案和多元性的观点,可以积累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从而得出更好的创新建议,有助于其提升全球影响力。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沿线相关组织共同构建了丝路国际智库网络,并逐步加强各个成员伙伴之间的交流合作、人员互访和国际传播,从而将该网络打造成为一个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联盟和合作平台。

4.4  框架内部逻辑关系

上文对框架的每一部分内容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将每一个因素对智库国际影响力的作用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在此过程中,使用了许多知名国际案例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进行了论证。除了单独作用外,许多因素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联动的状态,即存在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而这也是整个认知框架的动力机制,下文主要对这种逻辑关系进行讨论。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认知框架逻辑如图1所示。

首先,是研究过程内部。研究成果是最终的呈现,是研究人员在所提供的研究平台上专业技能的展现。在研究成果中,各因素也彼此关联:研究内容是智库研究的领域重点;研究视角是智库研究的方法和切入点;研究质量是评价研究成果的好坏,即对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综合评判。研究人员的国际知名度和活跃度相辅相成,活跃度越高,往往知名度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升,而拥有国际知名度也就有更高的曝光度,更受智库界的欢迎,也更容易被邀请出席各种重要场合,故活跃度也会居高不下。而研究平台中,资金来源是保障;有效决策对接则会直接作用于智库产生影响力的大小和速度,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该国智库的有效决策对接直接受到國际的重点关注;数字体系建设,则是智库平台顺应数字科技时代背景的一种发展策略。

其次,是传播过程。一个是传媒技术的运用,包括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两者相互促进,将智库研究成果扩散传播,传播形式更多,传播范围更广阔,传播受众群体更大。另一个是主办会议对话,更加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智库掌握传播主动权,在主场中邀请特定的人员参会,通过讲座、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思想的交流碰撞以及政策的商定探讨。这两种传播形式互相补充,展现了智库全方面、多角度的宣传布局。

最后,是智库的国际开放程度。智库既要带领所拥有的成果、人才和平台等资源走向全世界,也要将国外的经验、人才和组织引进来。全球化视野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也是智库产生国际影响力跨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国际化研究、进行全球布局,这对于智库的研究过程和传播过程均有影响。第二步是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直接作用于研究过程中的人员研究专业度和全球化。第三步是参与国际组织,同各国智库以及其他政策研究机构一起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这增强了研究平台的国际化力量,同样也会影响智库的传播深度。

5  结论

本文将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认知框架分为三个部分:研究过程、传播过程和国际开放程度。其中,研究过程与传播过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绘制了智库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输出内容和方式,而智库的国际开放程度则是对国外资源的合作使用,既作用于智库研究过程的各种要素,又影响传播过程的渠道和范围。首先,本文将研究过程分为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以及研究平台三部分,具体到国际影响力的基础要素,则需要考虑成果中内容的前瞻性和热点性、视角的切入度以及对质量的评判标准,人员的国际知名度和活跃度,平台的资金支持、决策对接情况和数字体系建设水平。其次,本文将传播过程按照传播的对象范围和智库对主动权的把握情况,分为传媒技术运用与主办会议活动,前者是大众传播,后者是精准传播。最后,针对智库的国际开放程度,本文从战略、人才和组织三方面进行了拓展分析,本文认为拥有全球化视野才会进行国际化议题的研究和全球布局,而人才的引进又使智库的人际关系网络具备全球化趋势,从而更多地同其他智库合作,参与国际化组织。在整个框架内容分析中,本文参考了不同类型的全球智库,并指出其在对应因素的发展特色,从而论证了框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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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周达谋:选题与框架设计,内容撰写;

刘  清:框架调整和内容优化完善及终稿修订;

李  宏:框架内部逻辑关系梳理、资料收集及终稿修订。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Think Tank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Zhou Damou1,3  Liu Qing2,3  Li Hong1,3,4

1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Wuhan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4Institue of Strategy Research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07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n China, such as the lack of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fully examine how to recogniz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ramework of think tank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gnitiv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factors and behaviors of think tanks that generate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search process,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international openness of think tanks, this paper sorts out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finally presents the results in the form of an overall framework.

Keywords: think tank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ognitiv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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