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李静

1  引言

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对美国的综合研究，不是一个独立学科，也不是哪个学科的专利，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1]。研究美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促进中美深层次对话交流，中国的美国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议题多为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宏观战略层面，国内对美研究比较重视宏观研究。从战略层面认知美国十分有必要，但并不充分[2]。近年来，高校智库作为美国研究的一股重要新生力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美国研究在中国智库研究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面向“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中美大国竞争的背后，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建设作用更加凸显，但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对中美智库研究成果的宏观探讨较多，主题同样集中于智库对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宏观话题的研究，对高校智库的探讨较多，但对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具体探讨比较少。因此，本文以智库建设路径为切入点，深入探析我国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路径和未来建设愿景，不仅可以丰富美国研究的内涵，还可以为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尤其在当下，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现状与类型：国内外高校智库美国研究评述

2.1  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定义和职能

学界对“智库”的定义一直争论不休。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博士，在对“智库”不同定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智库”是为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政策导向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议的组织，其能够在公共政策方面对决策者和公众起到引导的作用，像高等教育机构组织和管理下的政策研究所等类似附属于大学的智库就是高校智库[3]。我国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可以看作是以高校为研究平台，以高校教师为研究主体，以服务中美文化交流和国家战略为研究目标的隶属于大学的智库。

高校智库是典型的现代智库，既具备普通智库政策咨询和服务社会的一般功能，还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和提供高质量具有学理性的政策咨询的功能[4]。其优点是具有多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这使高校智库能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特有作用，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5]。根据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关于高校新型智库职能的阐述，本文认为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服务国家整体战略、正确引导中美舆论风向、促进中美公共外交、促进中美公共外交人才培养以及提供高水平咨询建议等。与其他部委下属智库及全球化智库等社会智库相比，高校智库从事美国研究的优势在于高校美国研究信息资料比较丰富、美国研究课程体系相对完备、高层次人才队伍较为稳定以及对美人文交流方式和途径多元化;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学术化、学科化以及体制限制等原因，在成果转化和对政府决策影响力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2  国外高校智库美国研究现状

美国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智库的普遍议题，高校智库是美国研究的重要研究主体。美国研究主要分为美国高校智库的美国研究和非美国高校智库的美国研究。前者是从美国内部视角研究美国，后者是从美国外部视角研究美国。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内部的美国研究从主要探讨美国文化的根源，到后期的跨学科研究，主题逐渐趋于多元化[6]。这种演变在美国高校智库的研究中可见一斑，美国高校智库的定位和职能，从20世纪初关于政策咨询的学术研究，逐步扩展到人才培养和引导公众的社会职责，例如，美国国内两个典型的高校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里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斯坦福大学深厚的学术氛围之下，胡佛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形式以各种报告、媒体传播、学术论文、宣言、演讲等多种形式发布[7]。此外，美国高校智库注重培养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开设了较为丰富的美国研究课程。例如，202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以下简称《2020指数报告》）中位居高校智库排名第一的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除了国际问题研究课题，开设的美国研究课程涉及20世纪美国史、美国与世界、美国经济发展、美国与全球化、美国与各区域的关系等主题模块[8]。

非美国的其他国家高校智库通常将美国研究置于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和文化研究等议题之下。例如，巴黎政治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位于《2020指数报告》高校排名第6位，其依托巴黎政治大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长期优势，在国际关系和区域政治方向处于风向标的地位[9]。部分智库还关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研究，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防研究中心，其美国研究主要围绕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军事外交、合作交流等领域开展，拥有较高的影响力。

总体来看，美国研究普遍依托优势学科，凸显高校特色，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善于利用媒体资源提升学术影响力，竭力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美国研究的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智库主要研究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既有反思性也有宣扬性，主题日趋细化。其他国家智库对美国的研究则是以合作和交流为目的，研究相对宏观。

2.3  我国高校智库美国研究现状

国内智库从事美国研究始于中美建交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40年左右的历史，而高校智庫大面积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不同视角来看，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类型划分各有不同，例如，根据资金来源，有高校专项经费、教育部门拨款、中美共同资助、多元资金来源（政府、企业、高校等）。根据智库名称和研究内容，部分高校智库在名称上虽未体现“美国研究”，但“美国研究”是其主要任务或任务之一，具体主要有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美国研究中心、将美国研究作为任务之一的综合型高校智库、将美国研究作为任务之一的交叉学科型高校智库，以及将中美交流作为主要任务的中美合作型高校智库等①。

从智库目标定位和智库主要特点来看，宏观上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可分为4种类型。

第一，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并重型智库。一方面，学术研究致力于加深国内学者对美国的认知，促进美国研究学者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注重学术成果转化，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建言献策。例如，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目标定位包括研究、教学、交流和咨询，注重联合校内外的学术力量，组织和协调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研究项目，在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就有关美国问题向其提供咨询。

第二，教研为主型智库。依托学科优势，进行美国研究和人才培養。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致力于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美国研究专业，整合校内外优质学术资源，构建了跨专业方向、跨学科学术团队，在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国内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美国族裔研究、种族政治研究、经济史、女性主义、中美人文交流研究等为重点的特色研究领域，逐步建成了包含“美国社会与文化”“美国内政与外交”“美国经济与中美关系”等研究方向的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另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心还有1979年中美建交之际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其宗旨是培养对美国有深入了解的优秀外语人才，推动中国的美国学教学与研究，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进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

第三，中美合办的国际化智库②。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中美合作办学模式运营的智库或研究中心，合作内容包括智库理念、运行模式、主要资金来源、人才管理、项目管理等各个方面。最知名的是1986年成立的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在开办20年后，于2006年在证书项目基础上增加了硕士学位项目，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国教育与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精通美国文化的科研型和实践型人才，对中美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此外，1994年成立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也非常成功，该智库是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建立，其使命是针对中国和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当下社会问题，加强相互理解与合作，评估公共舆论和实施公共政策，为中美高层决策者提供重要见解，提供中美学者合作研究的平台，并使其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座桥梁。

第四，军队院校以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为主型智库。军队院校美国研究智库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和军队战略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出现诸多问题的一种回应。例如，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致力于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同时，致力于为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高校美国研究智库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咨政建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研究路径以跨学科模式为主，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和外语等学科都是所涉主要学科，研究人员以兼职高校教师和学者为主，部分机制比较完备的高校智库拥有专职美国研究人员，资金来源主要是高校建设资金，部分智库通过对外交流以及与海外机构合作的方式获取募捐资金。同时，高校美国研究智库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5点。第一，整体上看，高校美国研究智库规划不完善，智库主要集中在著名高校或实力较强的高校，普通院校或地方院校建设美国研究智库较少，智库分布不均衡，不利于国家整体战略规划。第二，虽然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普遍强调跨学科研究，但高质量的智库产品需要跨哪些学科、能跨哪些学科、如何跨学科以及应该以哪个学科为基础等问题，尚未有权威性解释。第三，智库定位多为中美关系、中美交流、中美文化人才培养、军事外交等宏观战略目标，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而对美国问题纵向深入、特色鲜明、具有前瞻性的品牌研究不多。第四，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对政府、高层决策以及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不足，在研究人员组成和对外传播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五，高校美国研究智库评估机制不完备，在决策咨询方面，通常以能否对高层中美决策产生影响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另外，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美国研究智库评价体系，不利于智库长远规划发展，不利于高校智库有效服务中美交流的具体目标。

3  融合与转化：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建设的作用

3.1  促进美国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视角的共融

人文与科学之争由来已久，部分人文学者在经历了与科学的冲突和对话之后，终于认识到这两种视角实际上并非天然对立[10]。智库研究能够促进美国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视角的共融，主要体现在，美国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优势明显，特点在于跨学科、多层次、全方位比较研究，使研究者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去透视美国各种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从宏观上把握美国社会文化的精髓，跨学科特征使研究者需要具备开阔的视角，汲取各种学术视角，深入剖析美国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11]。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应该表现为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逐渐融合。智库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固然重要，而智库研究的另一国际趋势就是量化研究，二者融合已成为国内外智库研究的一种常见做法。例如，赵恒煜[12]应用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的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进行抽样分析，总结出该智库对中国研究的热点演变过程，以及6个中国观念框架和视角，进而呈现出美国智库对中国国家的认知与战略判断的方式和过程。

3.2  推动美国研究学术与实践成果的相互转化

智库为学术成果的转化提供了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智库研究的牵引之下，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成果被不断应用到实践中，而实践的检验又反哺高校智库美国研究。二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美国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智库研究拓展了美国研究的学术边界，从对美国文化、种族、宗教和政治等基本学理问题，延伸到关注美国当代社会分裂、种族冲突、移民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打压升级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智库对现实问题和咨询政策的研究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学术研究的理论范畴，研究实践进一步检验了理论的效力，促进了美国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每年发布《美国蓝皮书》系列报告，研究团队成员既有实践经验丰富的从事外事工作的高层领导，也有跨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报告质量较高，具有较强的决策指导意义。高校智库在美国研究学术与实践成果转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还有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该中心注重“美国学”特色学术研究成果，着力打造关于中美重大问题的咨询建议。

3.3  提供中美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智力支撑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从硬实力竞争转向软实力竞争，即思想文化领域的竞争，智库正是思想文化领域竞争的助推器[13]。例如，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景，美国智库学者所持的态度既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悲观者认为中国并没有明确阐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14]，这说明美国智库对中国政策的解读与我国政策本意之间具有较大的差距，从侧面说明了加强中美智库之间交流的必要性。国内高校智库正在做此尝试，例如，中美合办的国际化智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开展。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是开展和深化美国研究得天独厚的平台，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特殊时期，结合学科优势开发创新性研究项目极具现实意义，而且中美高校或高校智库之间的合作研究和对话，也是中美最容易开展的交流领域。

4  冲突与选择：美国研究智库建设的优化路径

鉴于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可通过以下四个智库建设路径推动美国研究更加系统化、深入化与合理化，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服务中美交流和国家战略的职能。

4.1  植根于高校学科发展，走优势化发展道路

高校的优势学科是智库发展的源泉。优势学科是高校智库的深厚根基和有力依托，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以及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闻名于世，而这些领域均为斯坦福大学在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优势学科[15]。同样，《2020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靠前的6所高校智库分别来自北京大学（2所）、清华大学（3所）和中国人民大学（1所），这三所高校的综合实力在国内外均属前列，学科优势明显。2020年，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CTTI）来源智库遴选出99家增补智库，高校智库有92家，大部分属于实力较强的综合型大学，有相应的优势学科。充分利用高校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平台优势，开发创新项目，才能更好地推动高校智库发展。

对于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建设而言，应该考量如何在高校优势学科的深厚土壤中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首先，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可以以某一优势学科为根基，如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等，开展跨学科研究。其次，利用已有优势学科人才开展研究项目，同时，利用项目研究加大智库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力度，为优势化发展哺育后续力量。最后，充分利用高校平台优势，开发学科特色创新研究。创新研究和优势学科密不可分，关系紧密。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创新可以从高校优势学科的强强联合，如英语学科、政治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联合模式，实现优势的增量。

4.2  突破宏观研究藩篱，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美国研究是一个宏观的概念。目前，我国很多智库规模庞大，研究领域过于全面，导致研究不深入，目标不明确，问题较为明显[16]。一旦智库研究领域过于宽泛，便很难形成特色。重点打造品牌化研究既是智库发展的自身需求，也是有效服务国家战略的必要条件。

高校智库的美国研究可在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走专业化和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只有打破宏观研究的限制，谋求精细化研究，才能真正锻造智库品牌。一是打造智库研究品牌，如中美智库文化论坛、美国经济研究峰会、美国年度十大影响力事件评选、中美军事外交高端论坛、美国选情研判、美国当代种族文化研究等议题，可以深入研究和整合，长期跟踪，系统研究。正如美国智库自产生之时，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就是导向，发展到现在，各大智库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服务国家和政府内外政策决策。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其特色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与外交、环境与资源问题以及科学与技术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2021年，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评为“优秀高校智库”，表彰其连续六年的优异表现。二是关注智库品牌的评估和推广。以多渠道和多手段实现品牌的评估、修正和提升，通过新媒体平台对智库品牌加以推广，提升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

4.3  区分智库功能和类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从事美国研究的高校智库虽都隶属于各大学，但由于大学的特点和力量的差异，应当对美国研究智库的功能和类型进行区分或分级，从国家整体布局作全方位规划，避免重复建设，从而真正有益于美国研究的不同领域。当前，各级、各类高校智库重复建设现象比较严重，很多高校智库定位不清、盲目跟风追寻热点，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很难保持真正客观公正的研究，更谈不上提供高质量的咨询建议[17]。学术研究型、政策咨询型、中美联合建设型、中美交流实践型等类别智库，应该承担不同的功能，本文认为高校智库美国研究的功能应该包括宏观功能、中观功能和微观功能，高校应当根据自身优势，合理定位智库角色，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层级。具体来说，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宏观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中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方面宏观政策的论证、制定和实施，为国家高层决策者提供可行的咨询建议，服务中国的国家整体战略;中观功能体现在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能够发挥积极影响力，例如，能够为中美军事外交提供有力的咨询建议、能够设计规划国家对美传播蓝图、能够联合培养公共外交人才、能够鉴于中美舆情变化提出建议等;微观功能体现在高校美国研究智库专注于美国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能够为中美交往过程中遇到的具體问题提供洞见和建言，例如，师范院校美国研究智库可以致力于促进中美学前教育交流，交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可以专注于交通技术、交通人文和交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有些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可能兼具三种不同的功能，但应该依据智库类型确定一个主要功能。

4.4  整合传播交流途径，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是智库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需要利用新媒体和外部可用资源提升智库自身的研究力、影响力和发展力，融入国际智库话语体系。智库作用不仅体现在能及时、准确地分析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影响和传播政策理念[18]。因此，美国研究智库不仅起到政策咨询作用，也是中美学者和大众交流的重要平台。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联合办会、合作研究、设立代表处、联合办学或联合教学等。21世纪初，美国许多大学智库在中国建立了联合研究中心或代表处，例如，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7）、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所（2010年）和芝加哥大学保罗森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2014年）[19]。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传播方面作了较好的示范。近两年，其出版了一份重要报告和一本重要论文集，发布了《中美关系战略报告2019》和《40人看40年：中美外交风云对话》，该智库研究团队在亚洲新闻台、《环球时报》、中新社、《海峡时报》、“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就中美关注热点多次接受采访和发表评论，主编的《40人看40年：中美外交风云对话》以多种语言在国内外同步发行，帮助国内外不同领域群体正确理解中美关系，传播效果较好。未来，高校美国研究智库需要顺应新媒体时代特征，在传播和对话方面进一步探索，提升中美在这一层面的深入交流，进而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4.5  注重智库机制建设，走规范化发展道路

机制建设是智库规范化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关于高校智库的各种考核机制、管理机制、资金机制和人才机制等方面没有严格的规定，因此，高校智库还未面临较大生存压力。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复杂变化，高校智库建设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和前瞻意识，加强机制建设，注重影响力评估，走规范化发展道路，真正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建立高校智库的各项建设机制，加强人才库和数据库建设，科学运行智库工作和研究，使高校智库研究长期化、常态化和可视化。高校智库的政策机制、人才机制、成果机制和评价机制的建设，是智库规范发展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要关注国际评价标准和国内评价标准。人们通常将智库成果作为影响力评估的标准。事实上，智库影响力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目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指数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我国高校智库需要积极借鉴其评价系统科学合理的地方。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借鉴了麦甘等智库研究组的研究方法，专门研制了中国智库的评价标准方法，以主观性评价为主，借鉴麦甘的部分客观评价方法，两份报告相互借势、相辅相成，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20]。又如，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依据大量数据的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中国智库索引”（CTTI）系统，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力求从不同角度评价国内智库机构和专家。总体而言，我国高校智库既要积极融入国际智库评价机制，参与国际智库尤其是与美国智库间的对话，提升自身在智库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也要逐步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各项机制，全面推进我国高校智库的规范化发展。

5  突破与展望：高校美国研究智库之未来

5.1  突破高校智库的发展瓶颈

智库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尤其在目前美国对中国打压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高校智库作为美国研究的重要阵地，值得深耕细作。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建设面临着一些显性和隐形的困境，因此，本文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首先，理性对待、科学使用智库研究成果。其一，美国研究的难度和效度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智库研究成果从生产、传播、论证和被采纳的过程，是一个相对漫长而又未知的旅程，需要研究者多一些耐心，即使未被采纳，但研究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积累和突破，应该正确看待，为长远系统研究做好储备。其二，智库产品作为一种智力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客观评价，保持开放的视野，善于借鉴他人的经验，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研究。其三，作为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研究成果应该在具备深厚学术底蕴的基础上，提出更加具有理据性的咨询建议。例如，从事美国研究的研究人员应该深研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历史成因，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对美国现实问题做出解释，并提出相应合理的对策建议。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要保持客观的、批判性的思考力，既要利用新媒体传播中国声音，又要在各种舆论中保持客观的思考。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传播对智库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来另一个潜在问题，即研究人员是否会受到纷繁复杂的舆论干扰。例如，2021年以来，网络曾盛行“美国崩溃论”，研究人员需要理性对待，注重理据，不被网络舆论所牵引。高校智库不同于社会智库，研究人员应当正确引领舆论，这要求研究人员能够在各种舆论中保持理性客观的判断，不受外部舆论干扰，尤其是在当前中美高层会谈正在推进之中，各种网络评论蔓延，作为智库研究人员，更应该科学思考和分析中美当前的关注热点，理性判断，为寻求可能的对话策略提供高质量的咨询建议，为中美各层面深入交流作好舆论引导。

最后，破除智库内外壁垒，培养团队协作创新能力。高校智库团队协作主要包括团队内部协作、学科间协作、智库间协作以及高校智库与社会人员或机构间的协作等。团队协作研究能力对重大项目完成和重要报告生成至关重要，高效、精准的智库报告尤其需要团队协作。例如，美国著名的兰德智库，拥有1，030名研究人员，涉及350多个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跨学科型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善于应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协作来解决政策领域的复杂问题，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由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协作完成。目前，我国的协作机制还有待完善，需要进一步探索可行的协作机制，促进培养团队的创新能力。

5.2  高校美國研究智库的发展展望

高校美国研究智库作为中美关系研究的重要阵地，是我国当代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充分利用我国高校资源，建设一流的美国研究智库，可成为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的典范。作为美国研究智库主力军，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未来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数据详实。智库研究的基础在于大量确切的数据支撑，包括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和信息资料，这要求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拓宽数据来源，扩大采样范围，运用更加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处理软件，形成更加科学细化的动态数据库，作为智力成果的数据基础。

二是推测精准。基于科学数据和调查研究基础得出的分析、总结、归纳和演绎，是高校美国研究智库的重要成果，精准的预测和研判能够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为中美关系发展和智库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对美研究等方面提供有力指引。

三是研究务实。一方面，作为高校智库研究报告的重要组成，对策和建议应当具备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不同层级的研究应当由不同高校智库承担，在相应的详实数据和精准研判的基础上，形成美国研究对策，不仅应当是具体的、务实的，还应包含近期的和长远的建议，应能够真正地体现高校智库的专业价值。另一方面，智库其他非对策性学术研究成果应紧跟美国研究前沿，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对中美各种问题进行学理性阐释，能够对当前和未来的政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或理论指导，真正体现高校智库的学术价值。

四是评估高效。对于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和美国研究的重要事件和重大决策，应当对其预期效果和可能后果进行评估。高校美国研究智库在评估方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及时提供优质、高效的评估意见，正确引领国际和国内舆论，以最大程度降低负面影响和政策风险。

五是机制完备。高校智库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是对智库成果有效产出的重要保障，完善的智库人员、管理机制和保障措施是现代化高校美国研究智库机构的重要标志，建立健全科学完备的智库机制，也是美国研究智库不断加大投入和质量提升的重要方向。

6  结論

我们的高校美国研究智库与国际一流高校的智库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充分利用高校学科优势，破除学科界限，细化智库功能和类型，拓宽智库传播交流途径，加强智库机制建设，凸显智库品牌的特色和差异，融入国际话语体系，规范智库运行模式。未来，新型美国研究智库应具备数据详实、推测精准、研究务实、评估高效、机制完备的总体特征，切实有效地服务中美各领域、各层面的交流以及我国的国家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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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王  波：提出研究选题，设计论文框架与撰写，修订并终审论文;

李  靜：参与设计，参与文章撰写。

The Optimization Path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Think-Tank Construc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Bo   Li J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ctor in the study of Sino-US cultures and relations， think tanks for American stud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epit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temporary think tanks. Building and improving American research think tanks in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high-quality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arious fields.[Method/process] By review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nk-tank for America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le optimization paths for the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are being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macro research， and distinguishing the functions and types of the think tanks， integrating all kinds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think tanks， so as to take the development road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advantages， brandization， differenti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 treatment and scientific us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hink tanks， maintain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of teamwork and innovation. [Result/conclus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uture goals of the think-tank construc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detailed data， accurate speculation， pragmatic research， efficient evaluation and complete mechanism.

Keywords：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think tanks   paths   prosp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