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民法典》《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有关未成年人规定的理解，应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结合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进行民刑衔接适用研究。在监护制度的典型场域，父母滥用监护权是否构成犯罪应在区分亲权与监护权的基础上，结合民事责任追究的效果和刑法相关罪名的规定进行实质判断。在收养制度的典型场域，区分民事送养行为与拐卖儿童犯罪时应明确拐卖儿童罪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出卖为目的”和“非法获利目的”的条件。在性侵未成年人特殊诉讼时效的典型场域，对民法中“性侵害”的理解应参照刑法之规定，前者在范围上广于后者;相较于刑法中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典》第191条在有效性上更多地体现出象征性立法的色彩。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刑民衔接适用应遵循刑民共治规律。在刑民责任界分中，应充分重视主观要件的作用，并在现行刑法的罪名体系框架内基于刑民一体化视野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予以实质考量，避免刑法在民事领域的过度介入。通过坚持民法优先原则，恪守刑法谦抑主义，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民法典;刑民衔接;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监护;拐卖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特殊时效

中图分类号：DF6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397（2021）04-0182-15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1.04.15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并且對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修改了内容加大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