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浪

相比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似乎是个轻快的活儿，短则几天，长则一个月，就能干完。卡夫卡一個晚上写出《判决》，海明威一天之内完成《杀手》等三篇小说，更是干脆利落。然而，我写短篇小说却从未这样痛快过，相反，倒像长途跋涉一样，过程充满了犹豫、茫然和进退维谷。这可能跟我长期写诗有关。对于长篇作者来说，写一万字等于只是热了个身;而对于诗人来说，这就是场马拉松。艾略特的《荒原》也才三千多个单词。我知道这样类比不太恰当，但说到底，小说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没有理由降低标准。因此，我一直把短篇小说当成一个大的东西来对待，需竭尽全力才能应付。

《捕荒》是我目前写得最长的短篇小说。这里的最长有两层意思：一是篇幅最长，一万六千字;二是时间跨度最长，有半年之久。然而这两者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先说篇幅，这不是短篇小说理想的长度。短篇小说的特点就在于短，唯短才能快，唯快才能产生力量。好的短篇小说就像一把飞刀，紧张，危险，充满闪光，最后并不知道飞往何处。写长了就不是飞刀了，就是笨重的大刀，就会中途掉下来。《捕荒》这篇小说，我原打算写到一万字就收手，但是男孩出现之后，我觉得不能这么快结尾了，应该慢一点，让老人和男孩多相处一段时间。如果把短篇小说的结尾比喻成惊险的一跃，那么前面就要积蓄足够的势能，这样在冲到终点的时候，才会有突临深渊之感。在这篇小说里，老人对女儿的情感就是势能。这种情感在小说的前半段是隐藏着的，遇到男孩之后才得以释放，也得以转移。我放慢速度，就是为了描述这个转移的过程。小说最后，老人坚持要出去救网，我们已经很难分清，他是为了女儿还是为了男孩。也许两者根本就是一码事。

再说时间跨度。小说是在2020年元旦前后动笔的，写了十几天，写到男孩出场，我对后面会发生什么有把握了，于是我就停下笔，回湖北过年。和小说不同的是，现实是没办法掌控的。等我再回到北京已是两个多月以后。我坐在书桌前，打开那个落满灰尘的文档，想接着把活儿干完，但是失败了。正如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征战归来对乌尔苏拉所说的那样：“战争把一切都毁了。”我得承认，现在的我和疫情之前的我不是同一个人了。我不可能捡起那半截小说，像农民捡起锄头一样顺手。怎么办？我只好每天打开文档，和它面对面地坐上一会儿，聆听它的语调，呼吸它的气息，和它重新建立联系。直到第三十几次打开它的时候，我终于进入了它。那是五月，我的叙述又重整旗鼓，踉踉跄跄地前行了。

然而，就在小说接近尾声时，我的父亲突然病重入院了。当时正赶上北京新发地疫情，我无法回去探望，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电话中了解父亲的病情。惊愕、焦灼、无力……小说被迫再度中断。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就像小说中的老人面对台风一样，我也在面对来自现实的风暴。六月，父亲做完手术，初步脱离危险后，我才振作起精神，再次打开了那个文档，那个关于生存和爱的传奇，写完了它的结尾。至此，距离我写下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已经过去了半年。我想，假如当初一鼓作气写完，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说，在写作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停顿，因为作品是如此完美地融入到了时间的流逝之中，即使中途搁笔，时间也在参与对它的改写。换言之，不写也是一种写。《捕荒》的作者，除了我之外，至少还应该署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