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蚌埠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青田石印，20世纪80年代出土自明代墓葬，对于其用途研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为陪葬而制的殉葬印。文章结合明代关防制度、出土实物及明律法条的梳理，试探此印的功用性。

关键词：明代;关防;殉葬印;实用印

1 出土情况

1986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金光钢厂从六安搬迁至蚌埠，新厂选址在蚌埠市东郊长淮卫镇附近。在新厂区的建设过程中，一座明代墓葬被发现，由于墓室遭到严重破坏，出土的文物寥寥无几。其中出土的一枚青田石印章制作精良，现藏于蚌埠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该印为青田石质，其色青中泛黄，座呈长方形，上刻楷书“正”字，长8.8厘米，宽4.5厘米，厚1.3厘米。纽为长方形直柄，高3.1厘米，面文阳刻九叠篆书，笔画折叠均匀，填满印面（图1），释读为“庆元县县丞徐关防”。

该墓发掘时，出土的棺木上红漆朱书“修职郎，庆元少尹徐公伟辨之柩”的字样。据查《庆元县志》（清嘉庆六年刊本），在明代庆元县履职的县丞名录中记载：“徐辨，嘉靖年，淮卫人。”淮卫即今蚌埠市长淮卫镇，史料与实物相佐证。据此可知，墓主徐辨是明代嘉靖年间凤阳府长淮卫人士，后擢任处州府庆元县县丞一职，离任后落叶归根，长眠故土，这枚青田石印也陪伴主人一起下葬。

2 明代关防

这枚青田石印的印文中提到“关防”一词。所谓“关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曹植《文帝诔》中写道：“思恩荣以横奔兮，阂阙塞之峣峥。顾衰绖以轻举兮，念关防之我婴。”这里的“关防”是负责防护、约束之人。有明一代，“关防”演变成是印信的一类。明代刘辰《国初事略》载：“明太祖为防止群臣预印空白纸作弊，改用半印，以便拼合验对。”明代所行的长方形、阔边朱文关防，即由半印发展而来，取意“关防严密”。对于其的形制，《明史·舆服四》记载：“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虽宰相行边，与部曹无异。”《明会典》记载：“总制、总督、巡抚等项并镇守及凡公差官铜关防，直纽，阔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从史籍中可以看出，明代关防的重要特点是铜质、长方形、九叠篆文，且其颁发与官员的品级无关。与百官印不同，朝廷固定官职设立之初就配有印信，而关防是依事添设的官职，或是临时事务的差遣，铸发关防作为凭信，主要目的是针对事务、解决问题、处理公务。

从存世和出土的实物中，我们可以窥见明代关防的风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一枚太子太保总镇关防，是南明时期明绍宗朱聿键封秦良玉为太子太保、忠贞侯时所赐印符。印为铜质，直柄，座长11厘米，宽6.4厘米，连柄高9.5厘米。印面阳刻九叠篆文“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印背纽右阴刻楷书同印文，纽左陰刻楷书纵读“礼部造”和“隆武二年八月 日”，印体左侧阴刻楷书“天字七十三号”（图2）。

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昆明五华山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南明政权官印窖藏，是永历帝西逃时所藏。其中共出土关防26枚，其形状均呈长方形，均为铜质，大小各异。这批关防的使用者囊括杂职官和部分武官（图3、图4），为研究明代玺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3 用途探究

这枚徐关防印与朝廷颁铸的关防相比，九叠篆的字体、条记状的形制极为神似，印文中的“徐”为墓主姓氏，明确表明该印为私印。罗福颐先生在《古玺印概论》中曾提到汉魏时期“高官有赐官印殉葬之例，而位卑的人死时，仅由子孙刻制上有官职、下附姓名之印以殉，如果不附姓名，便有私刻官印之嫌”。这枚关防出自墓葬，依旧制，其殉葬印的用途毋庸置疑。此外，明代对于伪造官印的立法亦十分严苛，《大明律》：“凡伪造诸衙门印信及历日符验、夜巡铜牌、茶盐引者，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伪造关防印记者，枝百，徒三年;告捕者，官给赏银三十两。”尽管青田石的材质与官方铸造用料有所差异，但是朱文盖印在纸上，如若不在印文内容上区分，足够以假乱真。如此看来，印文内容增加姓氏，就是为了与朝廷颁铸的关防相区别，避免背上伪造官印的罪名。

不过，在众多的明代墓葬中此类殉葬印出土罕见，并且此印与官铸关防高度相似，让人对其殉葬用途产生怀疑。考古资料表明，明代有用印殉葬的实例。1956年，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中出土了3枚龙纽木质印，其用途是专为神宗及其皇后殉葬所用的谥宝，故以木质替代;1970年，山东邹县朱檀墓出土“鲁王之宝”龟纽木质;同年，四川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蜀悼庄世子宝”龟纽木印。上述印文均用小篆体，与实用印有明显区别。

关于同类印的资料记载极少，但并非孤例。唯一一例是1986年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文化馆收集的一枚明代玉石质关防，由于没有明确的出土记录，无法考证是否出自墓葬。其印为米黄色，座长9.5厘米，宽5.5厘米，连柄高9厘米，印面九叠篆阳刻“湖广靖州卫守御城步正千户所千户张关防”（图5），作三行排列，每行六个字，印柄上阴刻有“鼎曰正千户张九箴请”。这枚张千户关防的材质和印文形制都与徐关防如出一辙。“鼎曰正千户张九箴请”这九个字向我们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该关防是张千户亲自请人篆刻的，侧面证明了此类关防不是为殉葬而制。

值得注意的是，馆藏这枚徐关防青田石印，在其印背阴刻一小字“正”（图6），其作用是区分印文的方向。九叠篆文抽象写意，如若不仔细辨别，极其容易导致印文倒置，制印时用一“正”字来标示，其目的是用印便捷、准确。如此看来，该印使用较为频繁，如果仅为殉葬用印而制，似乎是多此一举，更加佐证了其实用性。

张纪伟在《明代的关防》一文中提道：“许多新设官职或差遣官在设立或差遣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无关防。如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浚于宣德十年（1435）被任命巡抚辽东等处地方，至正统三年（1438）始领有‘巡抚辽东关防。”“又如成化八年（1472）规定，今后每五年一次，派遣刑部、大理寺属官往两直隶畿辅地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审录罪囚。但这些审录官一直没有关防。直至嘉靖十五年（1536），始命铸给审录关防。以上官员无关防的时间有的为三年，有的竟达六十多年。”“有些差遣官在领有铜关防之前，往往私刻关防，以作为处理文书之用。”如此看来，私刻关防的现象在明代是存在的。

《大明律》另规定“凡各衙门行移出外文书，漏使印信者，当该吏典，对同首领官并承发，各杖六十。全不用印者、各杖八十。干碍调发军马，供给边方军需钱粮者，各杖一百。因而失误军机者，斩”，可以看出外发公文未用印信在明代也是要面临刑罚的，官员在领受差遣事务之后，朝廷铸发的铜关防迟迟未到，无印可用，不得以私刻关防处理公文这种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据此推测，明代尤其是嘉靖以来，随着新设官职与事务差遣的不断增多，关防的使用更加别繁，朝廷存在关防延迟发放的事实，为处理公务，中下层官员不得以私刻关防，以填补其颁铸的空缺。同时，慑于当朝伪造官印的刑罚，以具名到姓的形式区别于官铸印，这才造就了这枚特殊的徐关防。

4 结语

通过这枚关防，我们得以管窥明代关防的历史。对其用途的考证，囿于资料和出土实物，只能对其可能性进行推测。相信随着考古资料日臻丰富，对其功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对于了解明代殉葬用印制度及明代中后期政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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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新宇，蚌埠市博物馆副馆长，中级职称，从事藏品保管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