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献华 胡志文

摘要：新旧动能转换通过0.5→1路径和0→1路径实现，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和企业发挥其企业家精神的判断识别、改造升级和创造培育环节，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方式和转换路径构成了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新旧动能转换本身就是根据政府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家警觉而进行的企业家响应，与之对应的是最优转换路径，而由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自发推动的转换路径未必与该最优路径一致。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内含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间积极地协作创新。在此基础上，企业的企业警觉和响应与政府的企业家警觉和响应一致，政府的企业家警觉和响应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致，与该机制对应的新旧动能转换自然是合意和理想的。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转换机制

作者简介：武献华，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 116025）;胡志文，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 116025）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4.0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之后，中国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8000美元，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隐患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但经济增速放缓是普遍现象，没有任何经济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一发展困境同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思契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

“新旧动能转换”自此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还得出诸多有益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是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再次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实现从模仿到前沿创新的转变。余东华指出，以创促转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强调创意、创新、创业和创造。杨蕙馨和焦勇强调，新旧动能转换应从要素、企业、产业和社会四个层面着力。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有现代产业支撑体系、新需求体系、创新体系和现代规则体系给予保障。李平等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具备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的潜力;而产业发展和新动能的培育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总体而言，当前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更多的是从政府视角推进，多数研究从宏观层面展开，呈现出抽象、宽泛和宏观的特征。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尚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思路，对此，本文不仅看重政府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作用，同时还以企业家或私人部门作为研究切入点，尝试通过构建新旧动能转换机制的方式研究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它具备具体、细致和微观的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新旧动能转换。

二、新旧动能转换

（一）理论内涵

根据2017年1月13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新旧动能转换可以概括为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为代表的新经济，实现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此为基础，许多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如下页表1所示）。

由此可见，新旧动能转换至少具有如下典型特征：（1）政府和企业都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参与方，但其主体是企业和产业，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企业和产业提供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环境和土壤，恰如其分的政企合作和政企关系尤为重要;（2）新旧动能转换覆盖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所有环节，供给侧是着力点，需求侧是方向;（3）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技术手段;（4）新旧动能转换最终体现为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的提升与匹配。因此，合意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必然涉及政府、企业和产业，覆盖供给侧和需求侧，并需要创新保驾护航，最终通过该机制的运转實现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的提升与匹配。

（二）转换路径

根据上述基本特征，之所以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命题，根本上是因为供求之间的不匹配。逻辑上，供求的不匹配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情形一，现有的供给体系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数量上难以满足需求，反映为供不应求。情形二，尽管从量的角度来评价供求是均衡的，但仅仅只能以低级的工艺、方法或途径提供产品与服务，体现为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的生产方式;或者仅仅能够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体现为低劣产品供过于求。情形三，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需求质量低下问题，所导致的结果是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没有足够的市场或者完全没有市场。在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背景下，当前面临的主要是情形二;情形一和情形三是局部性的问题，但随着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的推进，它们都有可能会扩大。

基于这一基本前提，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两种路径实现，分别称为“0.5→1路径”和“0→1路径”（如图1所示）。在图1中，需要淘汰的落后动能源于供不应求的情形一，往往出现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典型的短缺型经济——在短缺型经济体中，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是第一位的，自然无暇关注动能质量之高低。将可升级的动能改造升级为新动能的路径概括为0.5→1路径，它更多的与情形二相对应;而将通过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新动能的培育过程称为0→1路径，这一创造过程同时意味着全新需求的创造。

不论哪一路径，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重要的技术手段。文献中成对出现的是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而对它们的研究往往又与企业规模相联系，趋同的发现是规模较大的现存企业倾向于追求渐进式创新和流程创新，而新进企业则倾向于激进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实践中，主导0.5→1路径的是现存大规模企业，旧动能改造升级为新动能，因此通过渐进式创新和流程创新实现，对应着供给质量的提升;与之对应，0→1路径由新进企业主导，从无到有的新动能创造和培育则借助于激进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实现，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都需要有相应的提升。现阶段，0.5→1路径比0→1路径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新动能定位上，应该更加关注部门内的效率提升，强调新技术对传统行业的改造，而不是过度依赖新兴行业创造。在上述新旧动能转换路径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判断识别、改造升级、创造培育环节，其决策主体是企业或政府中的个体，即组织中的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这种能动性应该以某种形式呈现在新旧动能转换机制中。

三、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坎蒂隆是第一个在经济学著作中引入企业家概念的人，他认为企业家是在市场中充分利用未被他人认识的获利机会并据此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其职能是冒着风险从事市场交换——在某一既定价格下买进商品，在另一不确定的价格下卖出商品，企业家获得不确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萨伊认为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马歇尔指出，商品交换过程中，买卖双方都不能准确预测市场的供求情况，因而造成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企业家则是消除这种不均衡的特殊力量，其特殊性在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在此之后，形成了两个企业家理论分支。流传最为广泛的可能是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论述，熊彼特将企业家看作创新的主体，其作用是破坏市场的均衡，即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企业家打破均衡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

从逻辑完备的角度看，以米塞斯和柯兹纳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更具有微观基础。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基于米塞斯的“行动人”假设——行动人行动的目的是获得满足。行动人欲以一个更满意的状况取代一个较为不满意的状态，他幻想着一个更适合于他的生存条件，并以实现这些条件为其行动之目的，并预计其有目的的行为有能力消除或减轻不适之感。基于此，米塞斯认为，企业家是那些执着于按照预期的市场变化调整生产活动从而获利的人，那些比普通人更具原创力、冒险精神和敏锐目光的人，那些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在米塞斯“行动人”基础上，柯兹纳强调企业家在建立经济均衡时的作用，企业家不是创新念头的源泉，而是对已经存在又未被注意的机会的警觉，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是对机会的响应，而不是创造机会。对比熊彼特的理论和柯兹纳的理论，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要实现的是打破循环流转，在均衡中创造不均衡;而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是对未被注意到的机会的警觉，这一企业家警觉具有建立均衡的作用。因此，熊彼特强调的是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柯兹纳更加强调企业家的协调作用。鲍莫尔一定程度融合了熊彼特和柯兹纳的观点，认为企业家就是使事情偏离它当前的状态，如果初始状态是均衡的，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就会打破均衡，如果目前是非均衡的，企业家的警觉将使得非均衡状态难以持续，在偏离当前状态的过程中，企业家获得了利润。

基于米塞斯的“行动人”假设，企业家精神并非企业之专属，任何组织只要具备对机会的警觉和响应，也就具备了企业家精神，政府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应该以更宏大的视角来对待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企业之企业家精神关注获利机会，而政府之企业家精神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会。新旧动能转换同时为企业之企业家精神和政府之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场景：如果企业具备企业家精神，传统企业会发现0.5→1过程中的潜在获利机会并通过自我升级使之变现，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为一些具备颠覆性技术的新兴企业创造了潜在的获利机会，它们以0→1方式参与新旧动能转换，而淘汰掉的落后产能也可以通过与新兴企业合作重新进入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在中国情景下，政府之企业家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对产业体系发展和规划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体现在为先进产能提供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考虑到一个产业真正发展起来之前，政府并不确定地知道该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在进行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规划时需要政府的警觉，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响应，即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先进的配套基础设施。例如，从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案例中能够看到企业之企业家精神和政府之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那些对数字化转型更加警觉的企业发展前景更加明朗，当这一类企业在某个区域聚集，该区域也会更加繁荣，而这些区域无一例外地具有相对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配套、前瞻性的产业体系和规划，这恰恰是政府之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因此，可以通过将新旧动能转换路径、企业之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政府之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機制有机结合来构建新旧动能转换机制。

四、企业精神作用的新旧动能转换

（一）转换机制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建立在新旧动能转换路径之上，并将政府和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拆分为对机会的警觉和对机会的响应两个部分（具体如下页图2所示）。其中，判断旧动能是属于落后的需要淘汰的动能还是属于可升级的动能，归属为对机会的警觉和识别;而选择淘汰掉落后的动能，或者选择将旧动能改造升级为新动能，或者选择从无到有的新动能的创造培育，则是政府或企业对所识别的机会的响应，即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目的是将识别的机会变为现实的经济利益。需要明确的是，对于企业之企业家精神与政府之企业家精神而言，它们所面临的机会，以及与之对应的对机会的警觉、对机会的响应和所采取的具体行动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对企业而言，利润是根本动机。企业首先会判断和评估由新旧动能转换所带来的获利机会，即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这种判断和评估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仅仅是直观的感受，但无论如何，企业由此具备了采取响应机会行动的初始条件。在企业家有了对机会的警觉之后，企业的响应取决于不同行动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如果预期淘汰落后的动能所产生的收益最大，企业会自行讨论落后的产能;如果预期旧动能改造升级为新动能所产生的收益最大，企业则会借助于渐进式创新和流程创新进行旧动能改造升级;如果预期创造培育全新动能会产生最大的收益，企业就会采取颠覆性的创造创新行动。不同企业在背景、生存环境、创新能力、所面临的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使它们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对机会的警觉，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对机会的响应，使得源自企业家精神的警觉和响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其导致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理想的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升级。当足够多的企业选择保留落后的产能时，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缓慢且难以实现;当足够多的企业选择冒险激进地创造培育新动能时，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较为理想的情形，可能是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渐近稳妥地选择将旧动能改造升级为新动能，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冒险激进地选择创造培育全新动能，有较少数量的企业保守地选择保留落后动能。

对政府而言，企业家精神是指对经济发展机会和社会进步机会的警觉和响应。基于这一界定，对政府如何发挥企业家精神进行两方面的讨论：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本身就属于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政府认为新旧动能转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机会（对机会的警觉），并出台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和产业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对机会的响应）;另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总是与产业升级联系在一起，从政府的角度，与产业升级联系的是产业政策和新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过程同样是政府之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包含了完整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机会的警觉和响应。因此，前述的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所蕴涵的是一个系统的方案，既包含了企业对潜在获利机会的警觉和响应，也包含了政府对潜在经济发展机会的警觉和响应（见下页图2）。

（二）转换机制中的创新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有效的协同合作，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是0.5→1路径和0→1路径的最重要的实现手段，如果将新旧动能转换看作对机会的警觉，政府与企业在创新上的协同合作则是对这一机会的最重要的响应。对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而言，明晰政府与企业之间在创新上的合作则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仅是因为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技术手段，还因为创新是提升供给质量、需求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动能质量的根本途径。为此，本部分从几个不同维度来考察创新属性，并据此明确政府与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分工与合作。

“熊彼特假说”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和创新活动联系起来。对于企业规模，熊彼特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具有创新优势，Cohen（1996）总结了对这一假说的解释：（1）资本市场不完善前提下，大型企业在高风险研发项目的融资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优势;（2）研发本身具有规模经济特性;（3）当创新者的销量足以摊薄创新成本——尤其是流程创新的固定成本时，研发收益率会相对较高;（4）大型企业在研发与其他非生产性活动互补方面更有优势，从而有更高的研发生产率;（5）大型且多元化的企业具有范围经济，具有降低创新风险的作用。对市场结构而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创新，熊彼特认为，企业投资于研发需要事前市场势力的刺激，事后的市场势力同样具有刺激投资于创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市场势力越强越好，如果同时结合对创新类型的讨论，会得到更客观的结论和启示，规模较大的现存企业倾向于追求渐进式创新和流程创新，而新进企业则倾向于激进式创新和产品创新，由于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以及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政府不应该一味为了追求创新数量就在政策上偏向于更大的企业规模和集中度更高的市场结构，从长期来看激进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同样不可或缺。除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创新类型之外，其他创新要素同样重要，为了便于明确在企业家精神作用下政府与企业在创新行动上的分工与协作，对这些要素应做出汇总比較（具体如下页表2所示）。

根据创新要素的属性和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主要涉及三种类型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创新。对于通用技术和科学基础，由于较强的外部性，企业难以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加之通用技术和科学基础的投资额巨大且回报周期较长，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此类投资并没有明确的应用导向，但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这一逻辑同样能够延伸至新旧动能转换，政府对科学基础和通用技术的投资为企业的应用型创新提供了土壤和底层支撑，称其为Ⅰ型协作创新，这一政府主导底层技术创新、企业主导应用技术创新的协作方式是最典型和传统的合作方式。当创新要素仅仅具有企业家属性时，企业家之企业家精神完全自主地根据利润机会和自身市场需求条件做出理性的决策，并采取最有利可图的行动和响应——选择恰当的企业规模、市场势力、创新类型以及产品策略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需要政府之企业家精神，由于新旧动能转换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政府之企业家精神，而纯粹利润动机驱动的企业行为可能与之对立或冲突，因而需要政府的引导，目的是使得企业的企业家响应不仅与企业的企业家警觉一致，还与政府的企业家警觉相一致，并将此称为第一种类型的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创新，即Ⅱ型协作创新。对于其他同时具有公共属性和企业家属性的创新要素，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则混合Ⅰ型协作创新和Ⅱ型协作创新，既包含双方创新类型的互补，也包含双方企业家精神的一致。

概括三种类型的协作创新，最根本的是要按照帕累托效率标准来分配创新资源;而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最根本的是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所对应的转换路径与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所对应的转换路径一致。据此可知，基于企业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应该具备如下条件：（1）创新要素按照帕累托效率标准分配给政府或企业，即它们都做自身最擅长的事;（2）政府的企业家警觉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且政府能够做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响应和行动;（3）企业的企业家警觉和响应未必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致，因此需要政府适当的政策和引导，使得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所对应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尽可能一致。

结语

为了明晰新旧动能转换的内部过程，并明确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由企业家理论可知，企业家精神由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和企业家响应构成，而企业家精神又可以分为政府之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之企业家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本身就是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体现。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构建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新旧动能转换路径，涉及落后动能的淘汰、旧动能升级为新动能和全新动能的培育，据此可以概括为0.5→1路径和0→1路径;二是在新旧动能转换路径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环节是判断识别、升级改造和创新培育，而这些环节恰是政府和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环节，其中判断识别与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相对应，而升级改造和创新培育则与企业家响应相对应;三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创新，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企业家对机会的响应过程中，也即改造升级旧动能和创造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创新则是必不可少的。

理論上，政府的初衷是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本文所构建的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由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自发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未必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内含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通过发挥政府的企业家精神间接引导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促使政府的企业家警觉和响应与企业的企业家警觉和响应尽可能一致，进而使得双方所预期的转换路径一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创新来促使双方在实践中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尽可能一致。

[责任编辑国胜铁]

Replacement Mechanism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Based on Entrepreneurship

WU Xian-hua， HU Zhi-wen

Abstract：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0.5→1 path and the 0→ 1 pat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precisely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need to play their entrepreneurship to judge and identify， transform and upgrade and create and cultivate， and the way in which entrepreneurial spirit wor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constitute the replacement mechanism of old and new growthdriver. Replacing new growth driver from old ones is itself an entrepreneurial response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optimal transformation path.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spontaneously driven by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enterprisesmay not be consistent with this optimal path. The solution embedded in the entrepreneurship-based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growth driver is， on the one hand， active government guidanc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nterpris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activ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enterprises. On this basis， the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response of enterprises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the transformationof old and new growth driver corresponding to this mechanism can be naturally desirable.

Key words：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entrepreneurship of government， entrepreneurship of enterprises， transi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