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华

“毫无疑问，中国的创新发动机已经点火。……如何解释这种创新狂热的速度和广度？一言以蔽之，工作。中国企业家致力于‘996工作制。……美国人改变世界时也是如此。”

假如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社交网络，而不仅仅是在他的著作《创新的起源》（How Innovation Works and Why It Flourishes in Freedom）中写下这段话，一定会收获别样的惊喜。

不过，很多人虽然憎恨996，却格外喜欢创新，即使那些创新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华为公司在5G上的优势，不仅让华为发财，也为国民长脸，尽管它是通过奋斗者文化来实现的。奋斗者是什么？绝不会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心态。当然，创新与工作时长绝不是线性关系。简单粗暴地强制“996”，只是表明，企业在创新上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管理层对创新的本质则存在相当大的误解，并对驱动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设计采取了鸵鸟政策。

创新荒、内卷与无奈的“躺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讲述了英美等国的发展历程：18世纪，它们试图寻找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机会，但“收效甚微”。不过，此后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因为贸易、投资驱动型经济被创新者改造为现代经济，“在生产率和工作回报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创新成果”。

这一点，马特深以为然：“如果没有创新，我们将面临惨淡的前景，生活水平将停滞不前，导致政治分裂、文化幻灭。”这番话，一方面是在解释“创新是繁荣之母”，另一方面也未必不是未雨绸缪的盛世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