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松 陈帆

摘 要：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科蕴含着施拉姆丰富的传播思想，施拉姆的传播思想对传播研究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的网络体系是施拉姆传播思想的特点，也是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之一。在此体系的引领下，施拉姆关注的理论型传播理论和应用型传播理论相互交织、共同发展繁荣，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动态知识图景。

关键词：施拉姆;传播思想;内涵;特点;贡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8-0144-08

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无人能及，他被尊为“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最主要的功绩在于综合整编了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使之成为了一门学科;施拉姆开创了美国传播学科，对美国传播学科的发展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施拉姆的传播思想对于美国和世界的传播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施拉姆的传播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研究有着导航员的效用，起着指导性的方向作用。

一、施拉姆传播思想的内涵

施拉姆的传播思想蕴藏于他的传播理论中，理论型传播理论和应用型传播理论构成了施拉姆传播思想的内涵。施拉姆的传播思想主要表现在传播学科思想、传播媒介思想、社會发展思想、国际传播思想和人类传播思想等方面。

（一）理论型传播理论

1.传播学科思想内涵

施拉姆的传播思想起始于他的传播学科思想。施拉姆的传播学科意识的萌芽、传播学科的规划、传播学教育的构建以及传播学科的发展方向等，都能体现出施拉姆的传播学科思想。施拉姆的传播学科思想包括学科意识思想和学科教育思想。

施拉姆的传播学科意识思想在他传播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施拉姆开始实践他的思想，并把他的思想落实于实践之前，他提前构架了各个环节、各个步骤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并制定出相应的几套方案。施拉姆从构建学科体系、确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框架、规划学科边界和研究方向这几个方面来构造传播学科。

传播知识是传播学科的基石。施拉姆在其脑海中形成了宏大的传播学科意识思想之后，必然需要把它呈现出来，并完美成功地落地实施。传播的教育思想就是施拉姆的学科意识思想的载体、具体体现、操作执行力。施拉姆对传播知识进行生产、再生产并使之延续存在下去，在此基础上构建传播学科体系是他一生的追求。确立传播学专业理论知识、建构传播机构、培养传播研究人员，传播学研究才能进行知识的再生产、传播学科体系才能真正地建立，传播学才能真正的延续发展。

2.传播学科体系建造

《大众传播学》的问世标志着施拉姆学科意识思想的瓜熟蒂落，施拉姆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构建他的传播学科大厦，他从著书立说、建立传播机构、培养学员和设置课程体系、开拓研究新领域等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建造传播学科、推进传播学学科化工作。

（1）著书立说。施拉姆一生共写有30余部传播学论著，总计约500万字。这些著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研究，如《大众传播学》《报刊四种理论》《大众传播的责任》《人类传播史》《传播学概论》《传播学手册》《人类传播科学：传播研究的新方向与新发现》《作为行为科学的人类传播学：杰克·海尔盖德和他的委员会》《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个人回忆》等;另一类是应用性的研究，如《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媒介与冲击》《大胆的实践》《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电视——未来的10 年》《人们看教育电视》《通信卫星在教育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电视的质量》《从电视中学习：研究结论》等。

（2）建立传播机构。除勤奋笔耕、著书立说外，施拉姆还积极建立传播机构。他先后在伊利诺伊和斯坦福创建了传播研究所，同时苦心孤诣地培养了一批传播学研究生。1934年施拉姆建立了爱荷华民意调查中心;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课程;1950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通过，施拉姆成为该校传播系主任;1956年，施拉姆又创办了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1973年施拉姆创立了夏威夷传播研究所，并出任该所所长，为使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处于执牛耳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积极地推进发展中国家传播机构的建立，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学校教育体系。

（3）培养传播研究者。施拉姆预见到传播学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将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培养从事传播事业和传播学研究的人才应与传播学科的建立同步。因此，施拉姆培养了大批研究生，这些人都成为了当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1]。早在衣阿华大学任教时（1943年），施拉姆作为新闻学院的院长，就开始开设大众传播博士课程。1949年，伊利诺伊传播研究所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项目，招收研究生。1951年，该研究所开始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此后每年都会为传播学培养5～6名博士。由于研究所的特殊地位与建制，研究所的博士们可以跨学科选择其它系科的课程，施拉姆履践着社会科学多学科一体化的人才培养计划[2]。1955年，施拉姆担任斯坦福传播研究所所长，真正实现了以传播效果为核心的博士生培养计划。他在斯坦福任职期间，为传播学科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学者，并且为传播学在美国各大学生根发芽做出了巨大贡献。施拉姆培养的这些博士们，很快就形成了一张同门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传播学的发展[2]。在夏威夷东西方传播研究所，施拉姆资助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此学习。这些学生回国之后，积极地进行传播研究，在本国开设传播课程，建构传播学院。

（4）开拓传播研究新领域。施拉姆积极地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交流，并开拓应用型传播研究，例如，媒介教育、社会发展、国际传播等课题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施拉姆除了把自己的传播蓝图实施并发展壮大之外，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中，他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价值指向。施拉姆是影响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第一位外国学者。施拉姆除了关注中国的传播之外，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为韩国、印度、印尼、以色列等国政府献策，并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和赞扬。

（二）应用型传播理论

美国传播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末展开了一场影响传播学生死的辩论。以贝雷尔森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传播学科正在枯萎，与亲手打造传播学科的施拉姆与之据理力争。争辩是无用的，只有用事实说话。施拉姆开始积极开拓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应用型传播研究在此内外交困下产生了。传播媒介应用方向、社会发展应用方向、国际传播方向都是施拉姆一手开凿出的应用型传播研究方向。三种应用型传播研究在时间上相互交错、在研究项目上相互交缠，共同发展繁荣传播学科理论。

1.传播媒介思想

纵观施拉姆的著作，其媒介思想主要表现在媒介娱乐、媒介舆论、媒介广告与公共关系、媒介权利、媒介效果、媒介延伸、媒介效果、媒介新概念的构建、媒介教育等方面。施拉姆挖掘出的教育媒介应用方向是其传播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在当时，美国国内学者们都不曾深入地研究此课题。在教育媒介理论方面，施拉姆提出了原创性的青少年使用电视的理论：幻想导向和现实导向理论。这一理论对当今青少年如何看待电视、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电视内容如何积极正面地引导青少年、电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等方面都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2.社会发展思想

施拉姆关于大众媒介对于社会发展应用方向的思想是其对有关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的理解，其所建构的三种发展模型也值得我们关注。施拉姆采用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的体系来阐释他对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

第一，施拉姆對于发展趋势的理解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传播与改变——过去的十年和未来》一书中，施拉姆反思发展理论和策略。他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种过程，通过社会发展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能力，主要是通过解决问题来获得。我们能够借用、输入和采用国外的科学和特定的技术，但是，发展的最终创造性必须从内容当中产生，这是唯一的答案。本质上，发展不是技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问题，而是新意识的发展、人类观念的进步、人类精神的上升、人类信心的提升。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影响国家本身，实际上它还影响所有的国家[3]。

第二，施拉姆认为新发展模式是要求人类和社会的联动。在研究新兴国家在进行社会发展的案例过程中，施拉姆认为，新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和社会的联动，如同经济和资源一样。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与其它事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事物就如同一个点，与其它事物一起联接成一张立体、动态的网络。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社会发展的时候，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社会进行或多或少的联系，并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才能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发展网络，整个国家的发展才能顺利进行[3]。

3.国际传播思想

施拉姆通过构建对话-培训-研究模式来思考国际传播相关问题，试图打造一种良性循环的生态国际传播体系，来解决国际传播之间的难题，来缓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合作交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传播不平衡等问题。

（三）人类传播思想——综合理论与应用传播思想

施拉姆用人类传播思想把理论型传播理论和应用型传播理论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知识图景，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传播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关系。施拉姆从哲学高度研究了人类传播方面的问题，试图把传播学科串成一幅以传播学科为中心，统摄各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并拥有用传播学科一统社会各学科的宏大愿景。

二、施拉姆传播思想的特点

（一）人为主导

人类社会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人发起并主导的。传播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是人，使得社会活动变得有意义，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对于传播最简单的需要就是维持日常的生活关系，人们在传播过程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发挥着巨大的意义[4]。在传播过程中，人发挥着主观能动性，使传播变得有意义。施拉姆在理解传播的概念时，说到：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传播是人们所做的事情。在传播过程中，是人在处理信息、赋予信息意义、分享信息。整个传播过程都是由人在主导，离开了人的参与，传播活动也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任何意义了。

深受施拉姆影响的我国著名学者戴元光先生认为，施拉姆的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从人的主动性出发丰富了大众传播的某些理论[5]。例如，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从人的角度，挖掘出人们内心需要交流表达的欲望，在传播模式中加入反馈这一过程，使得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不再是冰冷冷的、被动的接受者角色，而是鲜活的、有思想的、可以自由表达的接受者和传递者这两种角色。反馈的加入，也使得传播过程变得灵动起来，人的主观性的发挥让传播过程变成了良性的循环系统，更加有利于传播的顺畅。例如，施拉姆的媒介教育研究，从人的需要，即青少年使用大众媒介的需要角度出发，深刻地探讨了青少年观看电视的心理，提出了幻想导向与现实导向的电视使用需求，为青少年的教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发。人群结成社会，集合成国家。施拉姆的社会发展传播研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媒介的作用，人们如何使用媒介来提高国民收入、来发展经济、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施拉姆的国际传播研究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交流不畅等问题出发，提出了对作为社会和国家主体的人员的培训，尤其是新闻工作人员的训练，来缓和国际交流传播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不用说，施拉姆的人类传播研究更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了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

（二）传播无限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进步发展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是与人类社会同步进行，不断进步发展的。从宏观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无限性。

施拉姆认为人类从出生的时刻就开始了传播，我们进行传播就如同我们呼吸一样的自然和随意。人类没有传播思想，这是很难想象的[6]。人类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从信息的创造到理解的每个步骤都是人类传播中最普遍的过程。传播既无始亦无终，传播重视发生的前后顺序，取决于我们从哪里进入传播过程[6]。传播活动也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传播活动的需求不同，在达到这一阶段需求后的传播活动就会自发地进入下个阶段。除非人为地终止或结束。而这种结束也只是这一传播过程的结束，不是指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的人或相应的事物的结束。从这一角度来说，现实中这一传播过程结束了，但实际上，与这一传播过程有联系的人或事物又在无形中进行着传播。传播活动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分成不同目的的传播活动，而不同目的的传播活动可能会相互有联系，交错影响。人们进行着传播活动，传播活动呈现出人们的思想动态。传播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发展着。

（三）生态循环

生态循环是施拉姆传播思想的一大特点。施拉姆在《青少年生活中的电视》一书中说道，在所有文化变化中都存在大量的循环。特定的需求引发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鼓励新需要的产生[7]。施拉姆还提到原因和结果，对于迎合印刷时代人们的需要，新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更快、更广、更灵活地交流[7]。在青少年使用电视理论的提出过程中，施拉姆认为现实领域和幻想领域之间是具有循环性的。大众媒介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有能力使两种领域同时存在。现实的建议可能来源于幻想，现实的物质又开启幻想的进程[7]。正是由于传播过程中各方的循环反复互动，才能形成共生共荣的关系，才能构建良性的生态循环的传播网络。

施拉姆运用生态循环还解释了他的许多传播理论。例如，信息运用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过程又能创造信息;大众传播模式中的反馈;需求与变化;媒介教育研究中任务导向、媒介导向和价值导向的循环反复;社会发展传播研究中的大众媒介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大众媒介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重建与反馈的关系;国际传播研究中，信息交流反馈沟通问题;在人类传播研究中，传播与社会、传播与社会制度和社会控制的关系等，施拉姆都是从循环的角度进行阐述的。在传播过程的双方或是多方都是通过一定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一事物影响另一事物，相互影响、交错联动。重要的是，联动反馈之后传播过程会自发地修正、完善。这才是传播过程中生态循环的实质。

（四）多维动态网络

理论型传播研究和应用型传播研究是施拉姆一生专注的重要的传播研究方向。而他的人类传播研究又试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立体的知识网络。在思想上，施拉姆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施拉姆的传播研究各个时期，人类传播研究都发挥着领航员的作用。在孕育传播学科意识思想时，施拉姆研究《现代社会的传播》;在传播研究中期，施拉姆探索《人类传播科学》;后来，施拉姆关注《基本人类传播》;最后，施拉姆描述了《人类传播的故事》。可以说，施拉姆用人类传播把它的理论与应用很好地整合在了一起。

施拉姆的理论型传播和应用型传播又是相互影响、层层递进的关系。在研究初期，施拉姆著书立说，规整传播的理论框架。随后在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施拉姆需要把理论用于实践，开拓出媒介教育、社会发展和国际传播等应用型研究方向。施拉姆的应用型传播研究都是以他的理论型传播研究为基础的，同时，应用型传播研究又带来丰富的理论成果，双方是交相辉映、共生共荣的生态循环关系。

图1 施拉姆多维动态网络传播体系图谱

如图1所示，从传播学科意识的萌芽直到传播学科大厦的落地执行，施拉姆宏大的传播学思想从云端到陆地，从思想到现实，立体的矗立在我们面前。施拉姆的传播学体系中，思想上的理论型传播和应用型传播由人类传播研究牵引着，联动动态地互相影响着;现实中的传播学机构的建立、传播学研究者的培养等又为传播思想研究提供着坚实的基石。思想上和实际执行上缺一不可，互为补充。至此，施拉姆多维的、动态的、网络的传播学体系就此丰满。

（五）政经学一体

施拉姆传播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影响。有些学者的思想甚至颠覆了施拉姆的认知，致使他与他的文学导师决裂，改投社会科学的怀抱[8]。而有些学者的思想则重塑了施拉姆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2]，如李普曼、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正是这批当时美国一流的学者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出谋划策的思想形塑了施拉姆的认知。施拉姆在与他们一起工作、学习、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术三位一体。

从宏观角度来说，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一个复杂的网络中，都与网络之中的其它事物紧密联动着。我们需要找到聯动关系的平衡点，就能达到关系的均衡状态。施拉姆努力地寻找着这样的平衡点。他认为，学术离不开政治，学术需要为政治出谋划策，政治为学术提供支持;学术离不开经济，学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建议与计策，经济为学术提供财政支撑。正是由于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在施拉姆一生的传播研究中，他几乎不缺经费，他与政府关系较好，他能得到一些政府项目，并能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例如，他的应用型传播研究多数都是在政府部门和与之合作的国家的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展开的。而同时，正是由于政府的全力支持，财政宽松，应用型传播研究才能顺利地展开，并能得出一些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反过来，又指导着应用型的研究。这就是一张生态循环的动态网络。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施拉姆的政治、经济、学术三位一体的认知使他在传播研究后期遭到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批评。但是，从关系均衡角度来说，是施拉姆找到了传播学科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平衡点，是他建立了美国的传播学科，发展并繁荣了它。

三、施拉姆传播思想的贡献

施拉姆在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被誉为“传播学之父”。由他构建的传播学科引领着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方向，甚至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传播学研究。

（一）创立传播学科

传播对社会如此重要，就如施拉姆所说，“社会传播的结构映射了社会的结构和发展”[9]。施拉姆对传播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开创了新的学科——传播学。他把早期由众多社会学家对传播领域的研究一片片汇集起来，绘制成一幅完整的传播学科地图，丰富和拓展了传播研究领域。创立传播学科、耕耘传播学科是施拉姆最具持久和普遍意义的贡献。

施拉姆多部著作的问世伴随着他创立传播学科的过程。丰富的著作体现着施拉姆的传播思想，传播思想又规划着传播学科建设的进程。除了著作的出版，施拉姆建立各种传播研究机构，培养学者，为传播学科的建立添砖加瓦。在施拉姆的精心构建和培养下，到1960年左右，美国形成了以他为学术领袖的施拉姆学派。该学派以施拉姆为中心，围绕着施拉姆设定的传播研究方向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兴起和繁荣实际上也标志美国传播学的兴起和繁荣。如果说，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的本体论、媒介社会生态、社会效果等传播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专注于传播问题的一个侧面即如何进行有效地传播，以拉斯维尔为主导的哥伦比亚学派确立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施拉姆学派则以对传播现象进行总体而系统的考察而著称于世。它不仅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传播学流派，而且对传播学全球范围的兴起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传播学界，施拉姆学派就如同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而施拉姆则是众神之王宙斯。

施拉姆学派是由许多优秀的学者组成的，其中大多数都是施拉姆的学生、追随者或是受过施拉姆影响的人。麦库姆斯和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麦库姆斯（M.McCombs）和肖（D.L.Shaw）分别于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成为同事。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通过现实而具体的实验研究使议题设置假设具备了可检验的形式，并对之进行了经验主义的理论思考。这两人的最初成果先后发表在美国舆论研究协会（1971年）和《舆论季刊》（1972年）上，它是“第一篇以经验为根据的关于议题安排的报告”[10]，在大众传播研究者、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麦库姆斯曾在由施拉姆所创办的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研讨班学习，在那里，传播媒介的效果是研究的重点，而科恩的《媒介与外交政策》是指定的读物[11]。受过施拉姆教导的学者人数众多，除了上述两位学者之外，还有丹尼尔森、查菲、朱谦、余也鲁等，罗杰斯也是施拉姆忠实的追随者。正是由于施拉姆的著作、施拉姆的学生、施拉姆建立的传播机构，才使得施拉姆所创立的传播学科大厦发展和繁荣了起来。

（二）理论贡献

施拉姆在创立传播学科方面无人质疑，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施拉姆的理论贡献较少。在理论方面，戴元光和胡翼青等人认为，施拉姆从人的角度丰富了大众传播模式，推动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发展，在媒介控制和传播体制方面有一定的贡献，构建了发展传播的研究框架，建立了第一代发展传播范式。

但是，梳理施拉姆的众多著作，我们可以看出，施拉姆的理论贡献远不止这些。除了戴元光和胡翼青认可的施拉姆的理论贡献之外，施拉姆在媒介教育、社会发展传播、国际传播和人类传播方面都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网络体系是施拉姆思想的核心，施拉姆的传播理论也是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研究得出的。而施拉姆的这一核心思想也极为重要，不止是在传播思想方面的影响，而且在社会学方面，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网络体系方面也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首先，关于媒介教育方面。施拉姆对媒介教育方面的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挖掘出了青少年使用电视的理论：幻想导向和现实导向，划分了大众媒介的内容：幻想型内容和现实型内容;并推动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中的研究;用生态循环方法构建了媒介选择理论：任务、媒介、价值三位一体;从实践中得出了电视给青少年带来的效果等研究理論。

施拉姆关于幻想导向和现实导向的青少年使用电视的理论、电视对青少年带来的效果等研究对当今的青少年教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了解青少年使用电视时的心理状态都有很大的重要启发，对于提高青少年的认知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而在这一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很少涉及。

其次，关于社会发展传播方面。施拉姆也采用了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的体系来阐释他对于大众媒介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施拉姆所理解的所有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新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和社会的联动，这样的理论都是在他的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的思想指导下得出的。除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施拉姆所构建的第一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范式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框架之外，施拉姆还构建了发展模型（西方发展模型、亚洲发展模型和人类模型）;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验提出了四条发展途径等理论研究。施拉姆构建的发展模型和提出的发展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具有显著作用和实际意义的。

再次，关于国际传播方面。出于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交流沟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信息不对称、传播不平衡等问题，施拉姆试图调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信息秩序，用对话-培训-研究模式，打造一种良性循环的生态国际传播体系。基于施拉姆的循环生态理解，他认为对话、培训和研究也是互为一体的，三者是需要共同发展、共生共荣的。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国际传播得到有效的沟通。

最后，关于人类传播方面。施拉姆从哲学高度研究了人类传播方面的问题，试图把传播学科串成一幅由传播学科为中心的，统摄各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在人类传播研究中能充分体现施拉姆的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系统。施拉姆构建了人类传播模型，这为传播设定了一种基本的范式;他注重人类社会与传播，认为观念在城市形成，了解城市、学校、社区与传播的关系等;他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理解传播就是维持人们日常的生活关系;他认可群体在传播链中的重要作用;他用生态循环理念来解释人类传播过程;他预测了传播的未来、人工智能等问题。可以说，施拉姆是从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与传播的问题，从宏观的、大境界的方面来探索人类传播过程，这些研究成果不止对传播学科、对社会学科、哲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施拉姆的理论贡献非常丰富，涉及面之广、钻研度之深令人十分敬佩。施拉姆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实际运用对当今我们的传播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重要影响。

（三）辐射全世界

施拉姆亲手打造的传播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美国为中心，辐射全球。施拉姆不仅影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也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传播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学研究迅速从美国扩散到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得益于施拉姆积极地寻求政府的项目，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交流，在这种国际间的沟通交流状态中，施拉姆所开创的传播学科也在积极地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无形的交流。例如，帮助美属萨摩亚岛建构教育体系，帮助印度尼西亚推进电视教育，帮助印度、泰国、韩国等进行教育项目的推进，帮助孟加拉国进行传播方面的培训等。正是通过这些实际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方面的研究，施拉姆才能得出具有指导性建议的传播理论。也正是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的推进，施拉姆的传播思想和理论在国际交流传播过程中发散出去，并形成一定的气候，在全球弥漫开来。

另一方面，施拉姆传播思想也通过其著作、通过其培养的学生影响着全世界的传播研究方向。施拉姆的著作丰富、学生众多，并且他的学生都成为了各国传播学科的带头人，例如，丹尼尔森、查菲等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朱谦、余也鲁等人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带头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余也鲁等人的组织下，施拉姆访问中国，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才开始全面开展起来。施拉姆的学员众多，并且成绩斐然，继而形成了施拉姆学派，正是这一学派发挥的作用，又扩大了施拉姆的影响力。施拉姆学派中各国学者众多，他们回国后积极开展传播学科的研究，以施拉姆的传播学科体系作为蓝本，传播学研究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施拉姆的传播思想通过他的著作、学生和实践项目向全世界散发着光芒。施拉姆在进行传播理论研究之时，毕生为开拓传播学而奋斗，他坚持从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拓展延伸传播学科，如媒介教育、社会发展传播、国际传播等，为社会传播和社会的发展尽一份心力。最重要的是，施拉姆从哲学、人类学角度总体地梳理了他的理论型传播思想和应用型传播思想，把他的传播思想编织成了立体的、多维动态、生态循环的知识学科体系网络。

总之，施拉姆作为美国传播学科的开创者，对美国和全世界的传播研究有着引领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世界各国的传播学科的发展方向。但是，施拉姆所开创的传播学科由于传播领域研究的历史问题，以及施拉姆本人所处关系的影响等方面，施拉姆所主导的传播学科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

四、施拉姆传播思想的局限

施拉姆的职业生涯、传播学的起源，以及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扩散，都离不开全球冷战史的大背景。而他所建立的中立的传播学科本身也是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体现[12]。在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复杂交错的影响下，施拉姆所创建的传播学科大厦多多少少有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从关系均衡角度来说，施拉姆找到了政治、经济和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平衡点，由上至下的，由政治护航、经济保驾的一种传播学科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对于施拉姆来说，他自己十分认可这种模式，毕生都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进行着传播学科的研究和开拓。

施拉姆选择了由上至下的传播学科发展模式，就需要承担起这种政治经济学术一体带来的难以很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段关系都是变动发展的，找到各因素的平衡点很重要。任何关系达到均衡狀态的平衡点也不只是一种，全看你如何选择。曾经，批判传播学派和媒介环境传播学派试图由下至上的进行传播研究，这种研究方向应该来说是多元的、全方位的。但是，由下至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和政治得不到足够的支撑，随着时间周期的加长，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12.

[2]胡冀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198-200+261.

[3]Wilbur Schramm ，Danniel Lerner edited，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Honolulu，1976，foreword+45.

[4]Wilbur Schramm edited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Basic books，Inc.，Publishers，New York，London，1963：14-15.

[5]戴元光，沈荟，胡翼青.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2）[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53.

[6] D.Lawrence Kincaid，Wilbur Schramm，Fundamental Human Communication，East-West Center，East-West communication institute，Honolulu，Hawaii，1975：3+99-102.

[7] Wilbur Schrmm，Jack Lyle，Edwin B.Parker，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62+64.

[8]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0.

[9]“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in Lucian W.Pye（ed.），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34.

[10]（美）W·施拉姆等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77.

[11]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41-142.

[12]刘海龙.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文化冷战与现代化共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6）：92-

128.

[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0-11-20

作者简介：李艳松，女，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经贸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陈帆（通讯作者），男，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播学、市场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