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琴

摘   要： “知行合一”学说，是王阳明在批判和继承先秦儒法道，以及宋代程朱学派知行观的基础上，着意提出的，此说，为我们解决道德领域“知行”脱节的问题，提供了参考。研究其“知行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前思政教育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具有价值。笔者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了解新时期青年知行悖离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原因。梳理阳明文化“知行合一”思想，有助于对新时期青年进行思政教育工作，为高校道德建设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 阳明文化   知行合一   知行观   思想政治教育

王阳明在批判和继承孔子、孟子、老子和韩非子等儒法道先秦诸子学说，宋代程朱理学知行观及陆象山“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知”与“行”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知”与“行”两相互益，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97-102），为现代社会道德领域中“知行”脱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研究其“知行合一”思想，对于解决新时期青年思政教育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具有价值。立足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将个人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通过具体的实践工作积极服务人民和奉献社会。因此，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要从“知”与“行”的理论逻辑出发，明确坚持知行合一原则，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

一、阳明文化中“知行合一”学说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切合点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渊源

梁啟超说过，研究一种学说或者思想，需要追溯它的理论渊源。阳明文化“知行合一”思想是在批判和继承先秦儒法道及宋代程朱学派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

1.先秦儒法道学派知行观。

先秦时期，孔子首先提出“知”的来源问题。其所提出的“知”更多指的是一种知识或“学识”。孔子提出“生而知之”的思想，认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的人是上等人[3]。但孔子认为知识主要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强调知识不仅可以通过博览群书获得，还可以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取。孔子所指的“行”，多指道德修养层面。孔子强调“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是说首先应当实践自己要说的话，等事情做好之后再把它说出来。孔子在强调“行”的同时，还强调言行的一致，例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就是不要说大话，要说到做到[4]（118-121）。

孟子继承了孔子“生而知之”的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主张“知”的先天存在，重视道德认知，轻视道德实践，将“知”摆在“行”的前面，使“知”与“行”分离，导致先验主义认识论错误。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继承的是孔子的“学而知之”思想。在“知”与“行”的问题上，荀子强调一切的知识都来源于实践，“行”是“知”的来源和目的。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知”的问题上，韩非子认为人的认知活动是通过感官获得的，“知”依赖的是人的思考和感觉[5]。他曾说判断一把刀是否锋利，应当通过砍东西检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真才实干，不应该依靠言谈，而应该通过实际能力考察。因而，韩非子认为“知”的实际效果需要通过“行”进行检验。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知”不是通过“行”获得的，而是通过“道”获得的。人要首先认识“道”，“道”是认知的前提，只要认识了“道”，就获得了世间的知识，再由“道”认识其他。

2.宋代程朱学派知行观。

程颢和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他们从“理”的角度阐述“知”与“行”的关系。程颐提出“理”是万事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世间万物都由“理”决定，“理”是“知”的唯一来源，最终的“理”要通过“格物”获得，只有通过“格物”才能“致知”，通过“格物”获取万事万物的根本道理，其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即“行”的过程。程颢和程颐认为“格物致知”必须向外探求“理”，使内心得到“真知”。

朱熹继承了程颢和程颐向外求“理”的思想，认为“理”应当向外探求，但把外在的理看作是内心的理，并认为心中先验的已知的理需要通过格物穷究。“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在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是朱子语录中，朱熹对于知行观的见解[6]。论先后，知在先，行在后，实践和知识相比较，实践更重要。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

阳明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后一个高峰，是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王阳明，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对贵州，对中国乃至海外，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王阳明被视为“唯心主义”。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是被批判的对象。在日、韩及东南亚地区，对儒学（包括阳明文化）的文化研究，相当活跃，也富有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渐渐活跃，开始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王阳明。

“知行合一”，不仅在当时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且对于自魏晋以来的“清谈”之风产生巨大冲击，在当今仍有现实意义。“知行合一”是由明代王守仁在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治学偏重格物致知，求知只会读书记诵，不注重实事求是，政治专横腐败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王阳明所指的知行问题，主要是有关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方面的。他认为程朱理学人为地割裂了“知”与“行”，导致不能将道德认知付诸道德实践。王阳明在批判了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学说批判的同时，充分吸收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主张的“知”是指良知，也就是人的道德认识，“行”是指道德实践，认为知与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时代问题意识性建构的结果，并在政治哲学领域延展，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实学[7]（106-113）。

（三）“知行合一”学说与新时期青年思政教育的价值切合点

“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在当时面临困境。该学说，是王阳明长期探索“内圣外王”的成果。它的提出，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是时代的产物。在明代，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内容，与功名利禄紧密结合。程朱理学作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主张“知先行后”，把“心”与“理”一分为二，人为地隔断“知”与“行”的关系，导致学术界缺乏务实之风。

“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观点相契合。从哲学上来说，“知”属于认识论范畴是理论，是认识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具体对当下的大学生而言，“知”指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对外界对象的认知，其涵盖的范围包括国家、社会、家庭、自我和职业等，是诸多层面的统一。但仅有“知”是不够的，实践才是真理的检验标准。大学生需将“知”的认知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并固化为日常的行为习惯。因此，实践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培育的最终目的。“知”是行为产生的前提，实践是检验行为的手段。只有基于“知”的实践活动才不是盲目的，将“知”转化为“行”是获得真“知”的根本途径[8]（33-35）。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认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也是“知行合一”的着力之处。

当前，高校重视思政教育，不会人为地割裂“知”与“行”。大学生对道德认知的理论知识，也很“富有”。但是，往往局限在书本和课堂上，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再加上一些不良现象的影响，导致少数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错位，难以做到知行合一。

二、当前一些青年知行悖离的主要表现和原因

（一）主要表现

1.在理想信念方面，理想崇高与现实操作相悖离。

为了更深入、有效地研究大学生的“知”“行”现状，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本调查问卷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对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和贵州医科大学450名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当前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每所学校150份，在抽样过程中尽量控制性别、党员与非党员的比例，去除无效问卷后，选取421份有效问卷，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符合要求，所取样本可信度较高。

当问到“共产主义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赛，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时，表示同意的占78.4%。当问到“当代大学生的人生理想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表示同意的占79.4%。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对待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积极的，大多数大学生心中都怀揣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对我们的文化是认同的。

但在对大学生入党动机进行调查时，有的学生觉得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觉得可以增加就业竞争力、获取职业发展机会。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大学生更倾向于现实的功利性。

2.在道德养成方面，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悖离。

我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当前，道德教育更是贯穿于教育系统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对于道德知识的积累，即道德认知，用“优秀”二字形容毫不夸张，但具体到道德实践中事与愿违。

在421名调查对象中，在食堂买饭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过“插队”行为的有206人，在图书馆或者自习室有过“聊天”或者“占座”行为的有391人，有过“踩草坪穿近路”行为的有213人。当问到“我在各类考试中从不作弊”时，表示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仅占21.3%，表示中立和偶尔作弊的高达78.7%。当问到“过马路从不闯红灯”时，表示同意的仅占39.4%，表示不同意或视情况的高达60.6%。

（二）主要原因

1.社会文化背景层面。

一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农村自给自足居于主导地位，人们把生存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导致实用主义，使部分大学生容易产生功利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主张有差等的差别之爱，导致人们依据亲疏关系远近决定行为取向。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以自身为中心，将社会关系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画出一个个同心圆，根据离自己的远近，决定亲疏。当人们处于“同心圆”中时，绝大多数人都能践行“行”，但一旦远离“圆心”，“行”的动机和实践程度就会逐渐降低。

2.高校道德教育与管理层面。

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一直强调以生为本，立德树人。但实际工作中，部分教师依然只顾说教，学生被动接受。在管理方法上，一些学校单纯使用行政手段，忽视民主观念与科学决策方式。例如对学生的道德素质，进行量化打分。这些非理性的道德教育方法，不利于学生道德修养的培养，相反会影响学生的道德认知和实践，削弱了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3.青年个人修养层面。

部分高校学生，对道德认知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们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书本层面，虽然相关知识“储存量”很大，但没有深刻理解，更谈不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些学生，对道德情感的体验，不充分且不稳定。大学生处在人生第二次“断乳期”。处于“断乳期”的部分大学生，道德意志不够坚定，其中意志薄弱者可能出现道德方面的“知行”悖离问题。此外，部分大学生存在消极的道德“从众”现象、履行道德义务的主动性不强及对他人的道德问题持纵容态度。例如，面对其他同学考试作弊现象，部分学生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三、阳明文化中“知行合一”思想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发

王阳明在被贬谪贵州龙场后，在此悟道，提出“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一个有关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并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学说。阳明文化“知行合一”思想对新时期青年思政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强化学生主体意识，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方法和加强教育者的垂范促使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实践。

（一）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方法

要想使高校学生由道德真“知”转变为真“行”，培养道德行为至关重要。高校可以通过创设一定的教育情境，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得到道德情感与心灵熏陶。例如，班级可以将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容易犯“知行不一”错误的事情，通過定期（每月或每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内心深处认同道德认知，采取道德行为。问题列举如下：本周（或本月）你在食堂买饭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没有“插队”？本周（或本月）在图书馆或者自习室是否有“聊天”或者“占座”行为？本周（或本月）是否有“踩草坪穿近路”的行为？本周（或本月）你是否在食堂或者餐馆浪费食物？让学生在自我反思中，促成“知行合一”。

大学生处在人生第二次“断乳期”，部分大学生道德意志不够坚定，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教育者要抓住时机，学会对症下药。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措施。对他人的道德问题持纵容态度的学生，班级辅导员要及时有效地进行引导。可以通过每周开展主题班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例如，让学生谈谈对于其他同学考试作弊这个问题的看法等，等学生充分发表看法后，再正确引导。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学生对其他同学考试作弊持縱容态度的问题，还可以解决部分大学生中跟风作弊的从众道德问题。

除了让学生通过畅所欲言和自我反思的方式外，班级每月还可以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访谈身边做好人好事的学生，充分利用道德情感因素，引起其他学生的共鸣。对于道德行动力强的学生，可以采取激励措施，在强化其行为的同时对其他学生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将正确的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每次教育活动中每个细节的安排，使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得到正确认知。要善于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大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引导，少些说教。让学生从做好自己的事开始，在日常小事中加深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三观”的认知。注意方式方法，切忌形式主义，要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让他们在喜闻乐见的方式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与精神熏陶[9]（39-42），发扬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干粮袋里放马列”的精神[10]（106-107），让思想政治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二）发挥教育者的垂范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在“知”中增强“四个自信”，还要在“行”中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思政课教师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离不开思政课课堂教学铸魂育人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知行合一评价体系、评价方法和反馈调节机制的构建与促成[11]（102-105）。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发挥教育者的模范带头作用必不可少。师德不仅是对教师提出的行为规范要求，还是高校育人的重要手段。教师只有率先垂范，才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新时代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需要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首先要做到“律己”，只有自己先做到，才能要求学生做到;凡是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所谓“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只有教育者带头规范言行，发出“知行合一”“最强音”，树立道德风尚的“主旋律”，才能带领学生，以实际行动践行道德认知。

四、结语

王阳明在批判和继承先秦儒法道及宋代程朱学派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为我们解决道德领域“知行”脱节的问题提供了参考。本文从阳明文化“知行合一”学说与当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切合点入手，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到新时期青年知行悖离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学生主体意识，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方法，加强教育者的垂范，促使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实践。

参考文献：

[1]翟崑.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J].太平洋学报，2020（1）.

[2]邹恩悦.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3]段中耀.荀子国家治理伦理思想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7.

[4]张慧菱，韩丽华.《论语》中的君子人格[J].教育教学论坛，2018（34）.

[5]韩非.韩非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6]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陆永胜.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与实践能力[J].江淮论坛，2020（6）.

[8]荆潇，郑林芝.知行合一：新时代大学生责任感培育的基本原则[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

[9]曾永平，吴海婷.知行合一：大学生爱国价值观培育的逻辑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3）.

[10]洪涛.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要做到知行合一[J].人民论坛，2020（30）.

[11]邓明峰，董玉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坚持知行合一原则[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60）.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阳明文化‘知行合一思想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意义研究”（编号：2019zc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