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轶 单晓昂

内容提要 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决定着返乡创业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2019年全国2139 家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出务工职务、创业培训和一线城市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只有创业培训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者的冒险精神。异质性分析发现，一线城市务工经历对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有正向影响，却对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有负向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年限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外出务工年限的增加，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先增强，达到峰值后又逐渐减弱。此外，无论返乡创业者曾在哪一产业务工，外出务工职务都对其企业家精神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创业培训仅对曾在第一、二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务工的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明显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是外出务工经历促进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培育的作用机制。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加大激励力度，鼓励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返乡创业，加强创业者的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企业家精神。

一、问题提出和相关研究

返乡创业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返乡创业的人数逐年上升。截至2020年底，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到了1010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60 万人，增长19%。①尽管返乡创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返乡创业者仍存在人力资本积累不够、思想保守、抗风险能力弱等短板（陈聪等，2013），导致返乡创业企业的成长性不足，制约返乡创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创业企业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引领和核心动力（李兰等，2019）。只有企业管理者具备较强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带领团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因此，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优秀品质和能力，它们能够帮助创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不尽相同。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的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这一理论。德鲁克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解释道，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赋予了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以奈特和舒尔茨为代表的很多学者则强调企业家承担风险和应付市场失衡的能力。随着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不断丰富，学者多选择从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冒险精神等方面定义和度量企业家精神（白少君等，2014）。

那么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个人特质，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李小建等（2009）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干中学”和试错的过程。考虑返乡创业者大多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很多学者关注到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的影响，并认为这一影响是积极的。一方面，外出务工能够取得更高的工资报酬，有利于积累创业初期所需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必要资源（刘唐宇，2010）。另一方面，与从未有过外出经历的创业者相比，返乡创业者在外务工期间积累了管理经验，提高了风险承担能力，培育了企业家精神，具备了信息捕捉能力、机会识别能力等创业者素质，这对返乡创业行为和业绩有积极影响（张立新等，2016；倪艳等，2020；谢勇和杨倩2020）。除了个人素质和主观努力，也有学者从客观环境的角度研究返乡者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李贵成（2019）提出环境是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强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创业氛围更加浓厚、社会环境更加开放包容的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务工人员创业积极性更高，企业家精神更强。鉴于已有研究中，企业家精神只是作为返乡创业者外出期间积累的众多资本之一进行探讨，并未做专门研究，故本文的研究视角将聚焦外出务工经历对企业家精神存在何种影响。进一步，如果外出务工经历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有积极推动作用，那么外出务工年限、外出务工地点、外出务工职务等因素分别会对企业家精神存在什么影响？ 对于不同创业动机、不同务工行业的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经历对他们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又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本文试图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外出务工年限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在外时间越长意味着务工者接触新技术、新思想的机会越多，但务工年限越长也意味着务工者返回家乡开始创业时的年龄越大。年龄会影响创业者的创新意识、学习能力和风险偏好，徐超等（2017）研究发现年龄对返乡创业者创业的影响呈倒“U”型。一方面，返乡创业者长期务工积累丰富实践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并不能完全弥补由于年龄增长、身体体能下降等生理原因造成的学习能力、创新精神等水平下降带来的劣势。另一方面，同一份工作给务工者带来的提升是有限的。务工初期，随着工作年限增加、实践经验积累，务工者可以从低层次岗位晋升到高层次岗位。但一个岗位对工作者的能力要求终究是有限的，如果在同一岗位持续工作，那么延长务工年限将不再对务工者有提高（邓大松等，2009）。因此，本文认为，外出务工年限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可能存在如图1 所示的倒“U”型关系。即外出务工者在外出工作初期，随着务工年限的增长，其创新精神、学习能力等素质都会有大幅提升，企业家精神会逐步增强；在返乡创业者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都达到一定水平后，可能出现拐点，进一步延长务工年限不再对企业家精神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可能造成企业家精神减弱。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图1 外出务工年限与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倒“U”型关系

H1：外出务工年限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存在倒“U”型关系。

（二）外出务工地点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工作所在地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教育环境、创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培养着外出务工者的企业家精神。已有研究对比发现，前往比自己所在地更发达国家或地区务工的劳动者，即使在外期间从事技术水平不高、没有专业培训的工作，也能通过这段经历增强自身的企业家精神 （Catia et al.,2017）。然而也有研究证实，曾有海外经历的返乡者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而非自营职业和农民，因此海外经历可能对返乡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Wang & Yang, 2013）。对比同在国内但选择省内务工或省外务工的返乡人员发现，有省外务工经历的返乡人员更易于进入创业领域 （Yu et al.,2017）。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了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会选择前往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城市或地区工作。在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的所有受访者中，超过半数的人选择前往一、二线城市务工，还有少数务工者选择前往发达国家务工。相比于其他城市相对闭塞、保守的工作环境，前往更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工作意味着务工者更容易接触到前沿的知识、技术、文化和思想理念，形成更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在一、二线城市积累的宝贵实践经验也可以帮助他们有效管理企业，提高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 外出务工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越强。

（三）外出务工职务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不是所有工作经历都能对企业家精神培育产生积极影响，不同性质的工作经历对返乡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出务工者仅在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含有大量简单重复性内容的岗位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对个人创业能力的提升十分有限。与从事简单工作的务工者相比，曾担任技术岗位、管理岗位或进行自雇佣工作的外出务工者，在企业家精神培育方面有明显优势，他们拥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谢勇和杨倩，2020）。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部分高技能型的农民工已经具备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条件，风险偏好较弱，导致创业意愿减弱（张广胜和柳延恒，2014）。本文分析认为，不同务工职务会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不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成为管理层的务工者，通常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了解本行业的最新动态，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更能从众多信息中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二是这类务工者的薪资收入更高，更有利于积累财富，为未来返乡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拥有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三是如果创业前已经担任过企业管理者或曾有创业经历，那么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就能更自如地处理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提高创业企业生存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H3：外出务工期间担任的职务越高，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越强。

（四）创业培训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与返乡创业者的自身素质密切相关。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加之缺乏创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返乡创业者可能难以分析和评估未来创业投资收益，不具备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业项目的能力，导致创业失败或创业企业发展受限。除了自我主动学习和总结实践经验，政府开展的各种创业培训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的创业知识积累、创业能力提升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立新等，2016）。针对农民工的创业培训起步较晚，培训体系不甚完善，且早期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经营种植、养殖事业，对自身的创业能力要求不高，因此创业培训对农民工创业能力没有显著提升（刘唐宇，2010）。随着返乡创业潮流的不断推进，返乡创业者对自己创业事业的期望不断提高，加之创业培训体系不断优化，返乡创业者在外工作期间参与的创业培训，能够帮助他们系统地了解创业相关的基本常识和技能，提高捕捉创业机会的能力，增强企业家精神，对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4：

H4：外出务工期间参与过创业培训，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更强。

（五）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皮埃尔·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认为通过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主体丰富经济资源和提高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成功创业的决定因素之一，对农民工或农村家庭返乡创业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胡金焱和张博，2014；Zhang & Zhao, 2015）。一方面，社会资本拓展了私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为返乡创业提供资金支持(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另一方面，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与其是否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有着密切联系，企业家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获取了大量知识和资源的储备，这有助于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是返乡创业者务工时积累的关键资源之一，利用在外务工期间的各种机会拓展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并通过这些社会资本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企业家精神，有助于返乡创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促进返乡创业者培育企业家精神，而这一促进作用是通过加强返乡创业者社会资本积累实现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

H5：社会资本在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经历对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2 所示。

图2 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2019年调查采集的返乡创业企业数据，该项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返乡创业项目组联合进行，调查过程得到了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s数据库调查团队的全程指导。本次调查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展开，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抽样框，全国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校大学生以及项目组直接前往上述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满足以下条件的返乡创业者：（1）调查对象曾经在外地（出生所在地的市、区、县之外）工作或办过企业超过3 个月；（2）调查对象结束外地的工作后，回到自己所在县级市、县、乡、村创业，且创办的企业需要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3）调查对象为返乡创业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法人或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调查共计发放返乡创业企业问卷2482 份，在剔除部分数值缺失样本、极端值样本以及不符合调查要求的求学返乡创业样本后，最终回收有效调查问卷213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18%。

需要说明的是： 调查员的调查过程全程有录音、企业定位、企业营业执照电子版、返乡创业企业详细地址和创业者姓名等详细记录，调查员完成调查，给与学校社会实践学分和证书、相应经济激励。整理来看，只要调查过程实施全程监控且调查员提出的问题能及时解答，调查问卷质量就能够得到保障。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家精神。参考白少君等（2014）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度量，结合调查问卷内容，本文从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学习能力三个角度衡量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参考李兰等（2019）的研究方法，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三者的平均值，并在此基础上做取整处理。其中，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您用创新方法解决所面临问题的能力”“您承担风险的能力”“您通过学习获取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三个问题。

2.解释变量

杨政怡等（2020）使用外出务工时长、外出务工地点和外出务工的工作性质描述外出务工经历。本文参考这一做法及调查问卷内容，选取外出务工年限、外出务工地点、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作为解释变量，用于反映返乡创业者的不同务工经历。其中，外出务工地点引入一线城市务工、二线城市务工、其他城市务工3 个二元虚拟变量，分别表示返乡创业者外出期间曾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或其他城市务工，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以其他城市务工作为对照组。②

3.中介变量

社会资本。本文主要研究个体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之间具有的中介效应，参考汪三贵等（2010）的做法并结合调查问卷内容，选择被调查返乡创业者认识的本地或外地个体私营企业家亲朋好友数量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该变量取值越大，说明返乡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积累越丰富。为保证回归结果可靠性，对该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剔除异常值。

4.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倪艳等（2020），选取返乡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和家庭年收入作为影响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特征变量。在此基础上，加入创业者返乡创业地经济环境作为地区层面的变量。表1 为变量定义表。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是定序变量，本文选择有序Logit 模型（OLogit 模型）对外出务工经历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进行研究。参考张正平和石红玲（2019），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1）中，ES 为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Year、Year2分别为外出务工年限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用于探究外出务工年限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City1、City2分别为一线城市务工和二线城市务工，二者均为二元虚拟变量，用于反映返乡创业者的外出务工地点，对照组为其他城市务工；Occup 为外出务工职务，Train 为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期间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Control 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7 个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组；βi为解释变量系数和控制变量系数；β0为常数项，ε 为随机扰动项。

2.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维度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模型

本文还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维度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即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的影响。由于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与企业家精神同为定序变量，因此同样采用有序Logit 模型进行研究，将上述三者分别替换为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在上述三式中，Innovation 为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Risk 为返乡创业者的冒险精神，Learn 为返乡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其余符号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

表2 为2139 个样本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均值为3.482，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的均值分别为3.432、3.412 和3.603，说明返乡创业者普遍具备一定水平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其中学习能力表现更加突出。接受调查的返乡创业者基本都曾有过外出务工经历，平均外出务工年限为5.946年，最长外出务工年限达40年。部分返乡创业者没有外出务工经历，但也曾有过外出创业的经历。从返乡创业者在外期间的务工地点来看，更多务工者选择前往一线或二线城市务工，其中前往一线城市务工的返乡创业者占比23.7%，前往二线城市务工的占比29.7%，说明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时倾向选择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外出务工期间曾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的返乡创业者接近半数。在所有受访者中，仅有37.2%的创业者在外出务工期间曾参与创业知识及能力的专业培训，说明多数返乡创业者参与创业培训的积极性较低，或想参与但没有可靠的渠道获得培训机会。社会资本由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亲友数度量，平均值为14.858 人，说明大部分返乡创业者周围都有很多进行自主创业的企业家榜样。在个人特征中，返乡创业者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11.71年，未受过教育和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返乡创业者较少，大多数返乡创业者学历为初中或高中。从政治面貌来看，共有约14.9%的返乡创业者有党员身份，这个比例相对较小。观察返乡创业者的家庭条件，家庭年收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入多为20～30 万元。根据返乡创业者的主观评价，可以看出创业者对家乡的经济环境的满意程度均值为4.332，处于较为满意的水平。

（二）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故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解释变量中，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与企业家精神显著正相关。多数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间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所有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4，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a 软件分析，表3 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4）列为企业家精神分别对外出务工年限、外出务工地点、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四个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第（5）列为企业家精神对所有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第（6）列为企业家精神对全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同时还加入了外出务工年限的平方项，以考察外出务工年限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

表3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3 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年限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关系不显著；外出务工年限的平方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不能说明外出务工年限和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存在倒“U”型关系。从外出务工地点来看，二元虚拟变量一线城市务工和二线城市务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前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务工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没有显著增强作用。外出务工职务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工作职务的高低直接影响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返乡创业者在外务工期间担任的职务越高，企业家精神越强。对比仅有打工经历的劳动力，担任过管理职务的劳动力拥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因而能够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管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与谢勇和杨倩（2020）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接受创业知识或能力的专业培训能够促进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培育。返乡创业者在外务工期间参与创业培训，意味着他们创业前储备了更多创业知识，这些创业者更有可能结合培训内容，提高创业实践中人力、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体现出更强的企业家精神。

控制变量中，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家庭年收入和返乡创业地经济环境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只有年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外务工期间担任管理职务或接受创业培训，对培育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出务工年限和外出务工地点则没有显著影响，假设1 和假设2 未得到验证，假设3 和假设4 得到证实。

（四）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不同维度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节对外出务工经历对企业家精神中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表4 第（1）-（2）列表明，一线城市务工、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线城市就业机会多，就业范围广，同时集中了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与其他城市相比更容易接触到前沿科技和思想，这尤其有助于返乡创业者培育创新精神。表4 第（3）-（4）列显示，外出务工职务对返乡创业者的冒险精神有正向影响，但加入控制变量后这一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外出务工职务对冒险精神的影响不明显。所有解释变量中只有创业培训对冒险精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冒险精神取决于创业者对风险的偏好，务工期间参与的创业培训改变了创业者对创业风险的态度。在了解创业风险并客观分析了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后，创业者就可能选择从事风险高且收益高的行业，这体现了创业者敢于冒险的基本素质。表4 第（5）-（6）列显示，一线城市务工、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学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尽管一线城市工作机会更多，但竞争压力更大。长期处于这样的工作氛围下，务工者为了不断增强自身工作能力和竞争力，逐渐具备了较强的学习能力。

表4 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维度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

（五）异质性分析

1.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创业动机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分析

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创业动机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存在差异。徐超等（2017）研究表明务工经历对以发展为目的的创业项目影响显著，而对以生存为目的的创业项目影响不显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只有当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企业家不同的需求层次决定了不同的创业动机，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创业行为和企业家精神。本文按照创业动机将返乡创业者分为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和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王轶等，2020）：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是指受到生计困难、抚育子女等现实问题的压力而选择进行创业的返乡创业者； 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则是指出于实现个人理想抱负、推动家乡经济发展、带领乡亲致富等更高层次动机而进行创业的返乡创业者。本节主要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创业动机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

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本身的创立目的是维持生计，创业者通常选择进入成熟度较高、风险较小、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不高、准入门槛较低的行业，这类创业企业的规模也相对较小（刘鹏程等，2013）。对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创业培训对其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依旧在1%水平上显著。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参加创业培训能够帮助他们快速了解创业的基础知识，如个体工商或企业设立程序、法律知识、创业政策等，可以针对性地增强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此外，一线城市务工对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显著性水平为5%。可能的解释是，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受文化或技能水平的限制，只能在一线城市谋得较低水平的工作，加之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生存压力之下被动选择返乡创业，因此这段务工经历未能增强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在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中，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受到职务经历和创业培训的显著正向影响。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个人素质较高，拥有更高的个人追求。他们更擅长在外出务工期间担任管理者的工作经历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并应用到创业实践中。同时，曾担任管理者的返乡创业者更容易接触到行业前沿信息，有利于培养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的能力。创业培训则能够系统性地强化创业者的创业思维和能力。二者分别从不同层面提升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此外，一线城市务工对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一线城市务工对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影响相反。

表5 第（4）列的回归结果中，外出务工年限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平方项系数为负，且二者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对于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而言，外出务工年限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外出务工初期，随着务工年限的增加，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逐渐增强，当务工年限到达一定水平后，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达到峰值，随后，如果务工年限进一步增加，则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存在负向影响。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被动创业相比，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本身有着更高追求，因此结束务工返回家乡开始创业的时机对其创业活动的影响更大。朱红根和康兰媛（2013）研究发现年龄与农民工创业业绩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对这一结论的补充和拓展。为了进一步检验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年限与企业家精神的倒“U”型关系，本文根据Lind & Mehlum（2010）的方法进行“Utest”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线性或‘U’型”的原假设，拐点为10.15年。即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且外出务工年限达到10.15年的时候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最强，假设1 得到部分验证。

表5 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创业动机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

2.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分析

不同行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能力要求不尽相同，本节考察外出务工行业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差异。首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将问卷中返乡创业者在外务工的行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次，参考陈艳莹等（2011）的定义，进一步将第三产业划分为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③在2 139 个返乡创业企业家样本中，仅有50 人有过第一产业的务工经历，更多返乡创业者在外务工期间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由于曾在第一产业务工的样本数量较少，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第一、二产业的样本合并后进行分析。表6 为不同行业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第一、二产业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如第（1）-（2）列所示。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在1%水平上显著，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二者依旧在1%水平上显著。第二产业的建筑、工业生产等行业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有一定要求，且随着技术进步，需要及时学习新技能，因此在这一行业务工的返乡创业者对各类培训的需求更强烈，参与培训对培育企业家精神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3）-（4）列为中低端第三产业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二者依旧在5%水平上显著。中低端第三产业对普通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要求不高，但要求管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才能。外出务工任职管理者期间，带领团队、协调员工内外部关系的工作内容有助于返乡创业者提升自身的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第（5）-（6）列显示，对于曾在高端第三产业务工的返乡创业者，只有外出务工职务在1%水平上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培训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高端第三产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对创业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要求更高，这意味着与进入其他行业的务工者相比，曾从事高端第三产业工作的务工者本身就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因此接受额外的创业培训对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和能力不再具有明显的拉动效果。

表6 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程俊杰（2016）在度量企业家精神时提到企业家创新精神并非创新能力，而是多指创新意愿。首先，本文沿用这个思路，引入二元虚拟变量创新意愿。其次，将问卷问题“您认为在创业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中是否选择了“创新能力”作为创新意愿的赋值依据，选择了“创新能力”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然后，将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创新意愿。又由于创新意愿是二元虚拟变量，本节选择Logit 模型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从回归结果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都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 和假设4。同时，外出务工年限和外出务工地点两个变量不具有显著影响，假设1 和假设2 仍未得到证实。这与本文前述的基准回归结果相同。

2.模型调整

参考王轶和陆晨云（2021）采用回归模型调整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是定序变量，选择OProbit 模型进行重新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④

（七）内生性检验

样本自选择问题可能造成基准回归结果有偏，因此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解决。参考何晓斌和刘建坤（2020）的做法，首先，将解释变量中的连续变量外出务工年限转换为虚拟变量，外出务工年限大于0 的视为有外出务工经历，将其赋值为1；外出务工年限等于0 的视作没有外出务工经历，赋值为0。为便于分析，引入外出务工地点变量，曾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务工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变量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无需做额外处理。结果变量为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即企业家精神，控制变量与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保持一致。

表8 为采用三种匹配方法（最近邻元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计算的倾向值匹配结果。上述匹配已进行平衡性检验，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10%。Panel A 和Panel B 中ATT 的取值都不在统计上显著，而Panel C 和Panel D 中的ATT 取值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外出务工期间有担任管理者经历的返乡创业者和外出务工期间曾接受过创业培训的返乡创业者倾向于具备更强的企业家精神，而外出务工年限和外出务工地点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8 倾向值匹配检验结果

五、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经历是否通过促进社会资本积累而增强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04）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上述模型中，Outwork 代表外出务工经历不同特征的四个关键变量（外出务工时间、外出务工地点、外出务工职务、创业培训），Control 为控制变量，Friends 为社会资本，即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亲友数。由于模型（5）和模型（7）的被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是定序变量，因此采用OLogit 模型进行回归；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社会资本是连续型变量，因此采用OLS 进行回归分析。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如下：第一步，检验系数β1是否显著，若系数不显著则停止中介效应分析，若系数显著则进行下一步检验。第二步，检验系数γ1和κ2是否显著。若二者均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可以进行第三步检验；若二者中至少一个不显著，则需要进行Sobel 检验，Sobel 检验显著则意味着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中介效应不显著。第三步，检验是否是完全中介效应，即检验系数κ1是否显著。若κ1不显著，则说明是完全中介效应国；若κ1显著，则说明是部分中介效应。

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中，外出务工时间和外出务工地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终止中介效应检验； 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故本节将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检验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是否通过促进社会资本积累而增强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表9 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1）列是企业家精神对外出务工职务的回归结果，显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模型（5）中系数β1显著。第（2）列是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职务的回归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职务对社会资本在1%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模型（6）中系数γ1显著。第（3）列报告了企业家精神对外出务工职务及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发现社会资本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系数κ1和κ2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这意味着外出务工职务能够通过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增强企业家精神。同时，相比第（1）列中外出务工职务的回归系数，第（3）列中外出务工职务的回归系数减小，说明社会资本在外出务工职务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9 第（4）-（6）列为采用相同思路研究社会资本在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创业培训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系数β1显著；创业培训对社会资本有正向显著影响，即系数γ1显著； 在将创业培训和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二者的回归系数依旧在1%水平上显著，即系数κ1和κ2显著。观察纳入中介变量前后创业培训的估计系数，发现纳入中介变量后创业培训的回归系数减小，说明社会资本在外出务工职务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9 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为保证结论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Sobel 检验和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仍然成立，进一步证实社会资本是影响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渠道。上述检验结果说明社会资本在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创业者的外出务工经历可以通过影响社会资本积累而实现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假设5 得到部分验证。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返乡创业项目组联合调查采集的2139 家返乡创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主要发现如下：（1）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出务工年限和外出务工地点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明显。一线城市务工、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能够显著增强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然而，只有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的冒险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2）创业培训对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一线城市务工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发展型创业的返乡创业者，一线城市务工、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都能显著增强这类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而外出务工年限与企业家精神存在着倒“U”型关系，且拐点为10.15年。（3）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曾在第一、二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务工的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于曾在高端第三产业工作的返乡创业者，外出务工职务对其企业家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4）社会资本是外出务工经历促进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培育的作用机制。社会资本在外出务工职务和创业培训对返乡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返乡创业者的外出务工经历可以部分通过促进社会资本积累来增强自身的企业家精神。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1）适当加大政策激励力度，鼓励具有较强创业意愿的务工者返乡创业。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外出务工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会达到峰值，最适合创业。因此，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加大政策宣传，鼓励具有创业精神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2）完善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助力务工者职业发展。外出务工者在外务工期间接受的职业培训，应当由企业和政府两方共同发力，相辅相成。一方面，职业培训要重点提升务工者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帮助务工者了解本行业的前沿技术和信息，提高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帮助务工者明确自身定位和职业发展目标，做好合理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有利于推动务工者在更高层次的岗位上培育更强的企业家精神。（3）优化创业培训体系，强化企业家精神培育。对有创业意向的返乡者，政府可以提供适当的创业培训和创业指导。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培训内容与创业者需求吻合度的问题。在开设创业培训课程时，可以对课程内容分级设计，面向不同需求的创业者建立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的培训课程体系，以获得更好的培训效果，增强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注释：

①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三部门联合召开全国推动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就业工作视频会》，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3/t20210315 _6363729.htm。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定义，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二线城市包括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这两类城市之外的城市均归入其他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数据中有少量前往国外务工的样本，本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归类为一线城市，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如非洲）归类为其他城市。

③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高端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技术服务业。

④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利用模型调整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但结果留存备索，如有需要可联系邮箱12112835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