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大刚 胡游杭

内容提要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诞生了众多以区域文化为背景、以地域名称而命名的学术文化，不同的地域学术之间通过学习互鉴，交融互动，孕育出更为丰富而深邃的学术思想。以浙江、巴蜀两地的区域历史文化为底色孕育而出的浙学与蜀学，在历史上展开了长时间、多时空、跨维度的学术文化交流，彼此互学互鉴、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向更新的形态和更高的阶段发展演化。

引 言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的文明，中华文化因其丰富灿烂的内涵而博大精深，中华学术也因其多元互补的结构而历久弥新。地域学术是在特定的地域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与该地域的历史文化相关联的学术形态。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诞生了众多以区域文化为背景、以地域名称而命名的学术文化，诸如齐学、鲁学、洛学、闽学、湘学、关学、蜀学、浙学等等。这些地域性学术在中华文化的主要元素、核心内涵与思想价值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在传播主流文化、塑造国民心理、凝聚民族意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不同的地域学术之间通过学习互鉴、交融互动，孕育出更为丰富而深邃的学术思想，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向更新的形态和更高的阶段发展演化。

巴蜀与浙江分别位于中国的西南腹地与东南沿海，二者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并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孕育出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分别形成了蜀学、浙学这两支典型的地域性学术形态。浙江与巴蜀虽相距千里之遥，却在历史上不乏人文的互动与思想的交融，并展现出许多类似的特征。纵览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史可以发现，浙学与蜀学互学互鉴、彼此联动、交相辉映，共同影响并推动着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进程。

一、先秦时期：文化发煌，千里神交

浙学与蜀学分别是以浙江、巴蜀两地的区域历史文化为底色孕育而出的学术形态，两地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诞生了灿烂的人类文明。据现代考古发现，浙江与巴蜀都存在大量的早期人类文明遗址或遗址群，如浙江有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古城遗址，四川有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群（宝墩文化）、三星堆古遗址、金沙遗址等。这些遗址代表的是距今七千至三千年前的古越人和古蜀人的文明状态，从其中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文物来看，都显示出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艺术造诣和精神追求，其中许多文物，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舁日”象牙雕刻、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鸟冠、兽身三位一体的玉琮神徽、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人像鸟兽桐树、天地人合体的青铜神坛等，都反映出古越人和古蜀人在天地宇宙、人与万物、神灵图腾等方面都具有共通的意识。①三星堆金沙出土玉琮与良渚玉琮的高度相似性表明，古蜀人与古越人在史前时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特别是从两地古遗址中发掘的文物所反映出的文化哲学涵义则表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地人三才”等观念意识在古越文化与古蜀文化中就已经萌芽。虽然此时的古越文化与古蜀文化还属于物质文化、风俗文化的范畴，尚未有文字记录其已形成有观念形态和理论体系的学术思想文化，但称其为浙学与蜀学的雏形应该是可以的，而且二者在早期文明中就已然隔空呼应、神交千里了。

大禹文化是浙、蜀文化的第一个交集点。禹生于蜀地，②而卒于越域，③对巴蜀与越地的学术文化、风土民俗具有深刻的影响。据传禹曾得“《洪范》九畴”以平治水土、畴画九州，因伏羲氏《河图》而演绎为《连山》之易。④《连山》之“阴阳”，《洪范》之“五行”，后来都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共同范畴，为儒、道所共遵，⑤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浙学、蜀学重视天人合一、儒道兼融的治学风格。

先秦时期，儒学就已经对蜀、越两地产生过深远影响。孔子弟子商瞿据传为蜀人，据《四川通志》载：“商瞿，双流人，孔子弟子，生于瞿上，乡殁，亦葬于瞿上，至今墓碣犹存。”而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葘州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⑥而杨何就是汉武帝时期所立“五经博士”中的杨氏《易》，司马迁父司马谈还曾“问《易》于杨何”。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贡则直接影响了越地的历史，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彊晋、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⑦因而“子贡思想中的儒学种子，在当时即已播撒在古越大地。”⑧由此可见，孔子开创的儒学通过其弟子传播到了蜀、越两地，而越人、蜀人又通过政治军事活动、学术文化传承等方式影响乃至反哺中原大地。

二、两汉时期：学术发端，别开生面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文教的传播推广以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浙学与蜀学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

蜀学、浙学的形成与儒家教化的推行密不可分。西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城人文翁为蜀郡守，在成都修起学宫，派遣郡中子弟诣京师求学，归则传授儒家经典，用文化知识培养并选拔人才，这一事件史称“文翁化蜀”。⑨“文翁化蜀”使得巴蜀地区的文化获得了极大发展，蜀地由“僻陋有蛮夷风”的化外之域一跃成为“与齐鲁同俗”的文化胜地，从此蜀士欣欣向学，涌现出如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作为浙学开拓者的王充也曾进入东汉太学学习儒学，师从班彪、桓谭等大师，归乡后潜心著述教学。可见，蜀学与浙学都是从中原输入后又在当地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学术形态。

扬雄、王充分别是汉代蜀学、浙学思想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二者虽非在同一时代，却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高度的默契。扬雄和王充皆出身寒微，在学术上不喜章句训诂，不慕世俗功名富贵。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⑩王充也是“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⑪“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⑫王充更是对扬雄十分欣赏，多次表达出对扬雄的倾慕，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⑬还将扬雄与古代圣贤大家并列，曰：“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⑭

在思想上，扬雄与王充也有众多的共同点，二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天是没有意志和目的的自然之天，反对将天神秘化。在人性论上，扬雄主张“性善恶混论”，王充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扬雄的人性论，曰：“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⑮虽然性有善恶，但扬雄、王充都主张人性是可以通过学习教化得以改变、导恶向善。扬雄曰：“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恶。”⑯王充曰：“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⑰

针对两汉之际经学逐渐走向神秘化与谶纬化，扬雄、王充都对此进行了否定和批判。扬雄《法言》中多有否定神怪、反对神化圣人的论说，如：“或问：‘赵世多神，何也？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⑱当有人询问圣人有何特异时，扬雄答曰：“圣人德之为事，异亚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⑲王充也是明确反对“虚妄”的谶纬迷信，“疾虚妄”是贯穿《论衡》全书的主旨，王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⑳针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学说，王充云：“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而所谓的灾异，不过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不是天意志的表达，没有任何的神秘色彩，曰：“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王充认为生命的存亡也是气凝聚和消散的自然过程，因此人死不能为鬼，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

在扬雄和王充的思想中，都显现出援道入儒、融摄儒道的特征。扬雄少年时曾在蜀中从学于精通《易》与老庄之学的严遵，严遵所著《老子指归》中“神明”“太和”的宇宙观解读与“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儒家思想成为扬雄一生学术思想的底色。扬雄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遂主张融摄儒、道的“道德仁义礼”五德观，曰：“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扬雄认为“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这一观念将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仁义礼”相结合，比之传统的儒家增添了道德源泉与终极关怀，具有虚实结合、体用兼备的特征。王充虽然在天道自然观上采用了道家的立场，明确称其“试依道家论之”，但也极为肯定儒家的价值，赞成儒家养德、用贤、礼义等政治与社会伦理思想。王充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示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又曰：“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之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矣。”“儒生，道官之吏也，以为无益而废之，是弃道也。”

作为蜀学与浙学在汉代的代表，扬雄、王充二人的学术思想在天道自然、人性善恶、批判迷信、融摄儒道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特质，甚至以桓谭为纽带使二者存在思想上的前后传承。在汉代经生墨守章句训诂、严格师法家法、宣扬谶纬迷信的学术风气下，扬、王二人无疑为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两宋时期：学统继起，鼎峙会通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而前、后蜀政权和吴越政权统治下的巴蜀与浙江则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未遭到重大破坏，其统治者保境安民，以文治世，使两地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持续发展。前蜀王建礼敬文人，多次恢复庠序、崇饰孔庙、收集图书；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始刻“石壁九经”，奠定了“蜀刻十三经”的主体。吴越钱氏亦重视文教，倡导儒家道德伦理。

两宋时期，蜀学与浙学相继进入学术蜂起、学派林立的繁盛时代。庆历之后，“学统四起”，宋学主要学派均开始形成，时有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三人为代表的苏氏蜀学，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鼎足而立，是以南宋四川学者李石曰：“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之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祐学，以攻新说。”

浙江是苏氏蜀学东传的重要方向，“三苏”之一的苏轼曾出知杭州，赈济灾伤、疏浚西湖，现存之“苏公堤”即是东坡造福一方的明证，苏氏蜀学亦因得以入浙。苏辙长子苏迟，南宋绍兴初年知婺州，生子籀、简，为苏氏子孙在浙江的支脉延续，是以浙江亦得苏学浸染，陈傅良、陈亮、叶适、吕祖谦等“皆以文名，皆苏氏之后昆。”

两宋之际，“中原衣冠不南渡，则西入于蜀”，浙江、巴蜀成为中原学术南传的主要方向，蜀学、浙学也在南宋时期与洛学逐渐合流。

谯定是两宋之际四川的著名学者，兼具蜀、洛两家学统。据《宋史·谯定传》载：谯定“学《易》于郭曩氏，……郭曩氏者，世家南平（今重庆綦江），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点易洞’。”谯定之学流衍甚广，闽学、湖湘学、浙学、蜀学中不少学者皆可溯源至谯定，王梓材云：“然谢山于《刘胡诸儒序录》言，籍溪(胡宪)与白水（刘勉之）同师谯天授，于《赵张诸儒》言魏公（张浚）尝从谯天授游，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则先生固程门一大宗也。”据当代学者考证，谯氏门人有刘勉之、胡宪、张浚、张行成、冯时行等；再传有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三传有蔡元定、黄干、辅广、魏了翁、陈埴、杜煜、陈淳、袁燮、舒璘等；四传有王应麟等。张浚、张栻父子、张行成、冯时行、魏了翁等为蜀人，吕祖谦、辅广、陈埴、袁燮、舒璘、王应麟等为浙人，张栻开创湖湘学派，金华婺学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袁燮、舒璘与杨简、沈焕合称“甬上四先生”，为象山心学在浙东的主要传人。可见，谯定是上承伊洛二程，下启南宋学术的一重要枢纽，有功于理学在蜀学、浙学中的传播。

张栻为南宋宰相张浚之子，自幼从父问学，并授业于二程再传弟子胡宏，主讲岳麓书院，开创湖湘学派，“续周、程之学”。吕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旁通博览、参贯经史，启金华婺学之先。张、吕二人与共同的好友朱熹相与讲论，“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并称“东南三贤”。

张栻与吕祖谦曾先后在严州与临安共事，又有数十年书信往来论学，二人“声同气合，莫逆无间。”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吕祖谦任严州教授，同年张栻亦知严州，二人在当地颇有惠政。次年，二人先后赴临安供职，吕祖谦特地与张栻同巷而居，在写给朱熹的信中说：“某更数日迁居，政与张丈相邻，又得朝夕讲肄，殊以为幸。”张栻也颇喜二人论学之欢，曰：“伯恭邻墙，日得晤语,近来议论甚进。”乾道七年，二人分别后遂以书信往来论学，其讨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读史的次第顺序、张栻所著《论语解》《孟子解》，以及理学的修养方法等。吕祖谦曾就读史次第的问题致书张栻，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耳。”张栻后来回信说：“所示读书次第皆着实。”张栻删修其所著《论语解》与《孟子解》时，曾向吕祖谦询问意见，吕祖谦遂撰《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答之，对其中的二十八章提出了修改意见，多被张氏所采纳。张栻对吕祖谦在理学的修持工夫上颇多指点，告诫吕氏注意“收敛操存、公平体察”的工夫，曰：“来教有云‘平时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体察之功。某每思尊兄于寻常人病痛往往皆无之，此在资质，固为美。然在学问，不可不防有病……惟析夫义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细，每存正大之体，尤防己意之偏。”张栻还在“存养省察”“笃敬之功”等工夫论上提点吕祖谦，故吕祖谦在与陈亮的书信中道：“长沙张丈比累得书，平实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无穷，往年豪气，殊觉销落。”另外，张栻与吕祖谦的通信中对朱熹的学说著作亦多论辩。

纵观两宋蜀学与浙学，二者都在这一时期走向兴盛，并展开了频繁的、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虽然蜀、浙之学起初与洛、闽理学不甚相合，北宋有洛党与蜀党之争，南宋有朱熹与陈亮之辩，但蜀学、浙学都在与程朱之学的交流与论辩中深度参与了理学的构建。《宋元学案》曰：“盖元祐有洛、蜀之争，二百年中，其学终莫能合。及后溪（刘光祖）与先生兄弟（李壁、李埴）出，鹤山（魏了翁）继之，遂合其统焉。”刘光祖为资中学派李石的传人，亦为朱熹“同调”，李壁、李埴为丹棱学派李焘之子，李石、李焘之学则多得于苏（苏洵、苏轼、苏辙）、范（范镇、范祖禹）之蜀学，魏了翁私淑张栻，开鹤山学派，其学脉可上溯于谯定，可见蜀、洛最终合流。“浙学”虽多为朱熹所斥，但在南宋，其前有吕祖谦主持“鹅湖之会”意欲调和朱陆之争，其后有黄震、陈埴、何基、王柏、金履祥等浙中朱学的传承流衍，亦归于理学。由此可见，蜀学与浙学都在建构理学的同时而又不失自身鲜明的特色：蜀学兼收并蓄，主张融摄三教；浙学求实致用，崇尚经制事功，最终也与洛闽之学从鼎峙走向会通。

四、元明清初：蜀学赓续，在浙之滨

南宋末年，四川地区屡遭战火蹂躏，包括文翁石室、蜀刻十三经在内的礼教文物皆毁于兵燹，其时蜀学遂衰败不振，但不少祖籍巴蜀的学者士人侨居浙江，推动了浙江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蜀学亦在异乡得以继续传承，因此近代蜀人学者刘咸炘说：“元兵略蜀，蜀士南迁于浙，浙人得此遂成文献之府库，江南文风大盛。”

浙学至明清两代而发展至巅峰，明代浙学“由宋濂、刘基开其端，方孝孺继其绪，而由王阳明成其大，刘宗周殿其后。”自程朱理学尊为正统，科举以之考核士子，其末流仅得其皮毛以为进身之阶，其学僵化支离之弊愈显，是以明代新说迭出以图救之。黄宗羲有曰：“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将王门学术的流衍以地域划分为数个学派，然而，彼时亦有蜀中学者与王学互有关涉。席书（四川遂宁人）与王阳明介于师友之间，亦是阳明的平生知己，席书不仅在阳明困厄之时给予其巨大的宽慰，于王阳明危急之时予以全力支援，而且二人相与论学，互有启迪。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忤逆宦官刘瑾而被贬谪贵州龙场驿，正德四年（1509年），席书出任贵州提学副使，延请阳明教授文明书院，率诸生以师礼事之，也正是在此时阳明首发知行合一之论。据《王阳明年谱》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可见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阐发也因缘于席书的疑难论辩，而席书也成为阳明心学的首批信众，更推动了阳明学在贵州等地区的传播。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时任福建左布政使的席书在接到王阳明的求援文书后“急募兵二万讨之”，全力策应王阳明的行动，为王阳明迅速勘定叛乱做出了贡献。嘉靖初，大礼议起，席书曾多次与王阳明交换意见，曾一度举荐王阳明入阁。可见，席书不仅是王阳明一生的知己学友，更是在政治事功等方面于阳明有知遇之恩，而王阳明亦对席书情谊甚笃，曾“驻信城者五日”等候席书，只为与其“信宿之谈”。席书死后，王阳明撰《祭元山席书文》，赞其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独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

王阳明学说合心体与性体、本体与工夫为一，良知成为最高评判标准，自我主宰，当下具足，使得人心得以获得充分的自由与解放。然而其流弊亦因此而日益凸显，明末大儒刘宗周曰：“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是以后学纷纷思以救之。刘宗周、黄宗羲开启的浙东一脉承王学之传而多有修正。刘宗周倡“慎独”宗旨，以“慎独”“诚意”而欲施救王学末流蹈空近禅之病。黄宗羲承蕺山之绪，在秉承阳明心学的基本立场的同时，更开辟了以“明经通史”为特色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万斯同、万斯大、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皆其流衍，是以近代蜀中学者刘咸炘曰：“南雷虽衍蕺山之传，而经史之业特勤……史学传之万、邵，下开谢山、二云、实斋，为二百年所独。昔之叙儒林者，多类之汉学，有以也。”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和动荡致使巴蜀教育不振，学术颓败，但彼时蜀学亦有学者可述，如丹棱彭氏（彭端淑、彭端洪）、潼川张氏（张问陶、张鹏翮）、新繁费氏（费经虞、费密、费锡璜、费锡琮）等，蜀学与浙学的交流亦未中断，如费密曾以其父费经虞所著《纪奢寅乱蜀事》及先父《行状》呈与明史馆，襄助“以布衣参史局，不置衔，不受俸”“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的万斯同编修《明史》。

五、近现代：变革转型，返本开新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思潮在中华大地上相互激荡，思想学术异常活跃。浙学与蜀学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众多杰出学者的涌现推动着浙学与蜀学由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型。如浙学龚自珍、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俞樾、孙诒让、章太炎、鲁迅等；蜀学亦人才辈出，有杨锐、宋育仁、廖平、吴之英、刘咸炘，以及谢无量、张澜、吴玉章、郭沫若、蒙文通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与革命家。

这一时期，浙学与蜀学交流频繁、相互促进。清末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创办尊经书院，欲仿杭州诂经精舍学制，以“绍先圣，起蜀学”，曾一度邀请浙江学者俞樾、李慈铭等出任山长，而最终为尊经书院主讲的钱保塘、钱保宣亦是浙人，二钱“以注疏课士”，促进了经学在蜀地的复兴。此外还有不少名家学者或往来浙、蜀，或接续前贤，为二学互动之典范。

刘咸炘为“川西夫子”“槐轩学派”开创者刘沅之孙，自谓其学既承家学渊源又得益于浙东章学诚，曰：“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刘咸炘十分欣赏章学诚之史学，刘咸炘承袭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理路，但对其又有所推进，将章氏“六经皆史”为“先王之政典”之说推本溯源于更为广义和根本的意义上，认为宇宙以人为中心，万物皆赖人而有其存在意义，是以世间之一切流衍变化与学问对象皆不出“人事”，故谓之“人事学”，曰：“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即在此。……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名之曰人事学。”章学诚校雠之法最为刘咸炘所推崇，曰：“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章学诚校雠思想的要义在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刘咸炘则进一步指出校雠学的要义在于“辨体”与“知类”。所谓“知类”，章学诚将其视为治六艺群书的必要方法，曰：“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故学者之要，莫贵乎知类。”所谓“辨体”，即六艺与诸子群书之体例和义理源流。而刘咸炘则又将其推进一步，曰：“刘咸炘进以一言曰： 为学莫大乎明统，明统然后能知类。”刘咸炘认为章学诚“虽亦言统，只明类而已。”而刘咸炘之“明统”不仅仅是六经诸子群书之体统，更是超越文史经典而上达先天性道之本体，也只有体悟此先天性道方能统贯各类事物，是为“知类”。刘咸炘私淑章学诚校雠之法，加之得之于家学的“先天之学”，又将其推致于“人事学”上，遂成就了刘氏四部融通的“推十学”。

马一浮为现当代杰出的儒学大师，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现代儒学三圣”。马一浮原籍浙江上虞，出生于四川成都，六岁随父返浙，青年时游欧、留美、旅日，学贯中、西、印，自谓其学“初治考据，继专攻西学，用力既久，然后知其弊，又转治佛典，最后始归于六经”，倡导“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抗战时期，马一浮先生曾讲学于浙江大学，以张横渠“四句教”激励师生“树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马一浮对古代书院教育十分向往，于1939年在四川乐山乌尤山侧的乌尤寺内创办复性书院，认为“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焉。……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马一浮倡导“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学说，是以书院以六艺为教，意在讲明性道，以深造自得为归，培养通儒醇儒，曰：“讲明性道当依六艺为教，而治六艺之学，必以义理为主。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不分诸科，但可分通治、别治一门。通治明群经大义，别治可专主一经。凡诸子、史部、文学之研究，皆为诸经统之。”马一浮始终坚持书院的独立性和学术纯正性，曰：“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不隶属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在1939年至1941年一年多的时间内，复性书院除马一浮主讲外，还邀请了熊十力、赵尧生、贺昌群、谢无量、钱穆等众多名家大师前来讲学，另刻有《儒林典要》《群经统类》等数十种书目，培养出如金景芳、张德钧、杜道生等学者名家，其学统流衍，至今不绝。

结 语

浙学与蜀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彼此交融互鉴、共荣共生，展开了长时间、多时空、跨维度的学术文化互动。二者之间的互动经历了先秦萌芽、两汉兴起、两宋繁盛、元明清初承续、清末近代转型等多个主要的历史阶段； 其互动的实现形式主要包括文化内涵与特质上的暗合呼应、学术思想上的先后传承、乡贤和寓贤推动两地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浙学、蜀学相比于中原学术表现出自身强烈的特色与风格，并在与其交流论辩中影响乃至反哺主流学术，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学术思想的进步。浙学与蜀学的历史互动为地域学术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提供了上佳的研究样本，也为进一步探索研究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中华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引入了独具意义的观察视角。

注释：

②⑤舒大刚：《蜀学的流变及其基本特征》，《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 期。

③《史记·夏本纪》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载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 页。

④罗泌：《路史》卷三二“论三易”引《山海经》佚文曰：“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

⑥⑦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7、2201 页。

⑨⑩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5～3626、3514 页。

⑪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