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勇 董史烈

摘 要：中国共产党力戒形式主义的斗争贯穿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浓缩了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史、奋斗史。按发展阶段、表现特征分析，大体可分为起始化、运动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力戒形式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必须从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高度看待和做好反对形式主义工作;在抓好经常性工作的同时，适时开展集中性整治;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推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强群众监督;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效能，构建反对形式主义的长效机制。在新时代新阶段，深化形式主义治理需要继往开来、不断创新，从依靠经验识别向更加注重依规识别转变，从着眼末端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治理转变，从强调事后惩处向更加注重事前预防转变，从追求立竿见影向更加注重长效治本效能转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形式主义;百年历程;作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4-0003-08

形式主义是一种过分强调形式而忽略内容和实际效果的思想工作方法，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巨大，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反对的不良作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党曾经多次对形式主义进行集中整治，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降低了形式主义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对形式主义列为“四风”之首并加以重点整治，虽成效显著但并未彻底根除，形式主义出现隐身变异，让人防不胜防、不胜其扰。从历史上看，形式主义作为一种不良现象很早就在党内出现，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也在与形式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義。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力戒形式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当初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弱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奇迹的大党强党，其发展壮大的历程绝非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形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不断与形式主义做坚决斗争、力戒形式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力戒形式主义的斗争，从形式主义的发展阶段、表现特征分析，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起始化阶段：党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重点内容、以教育批评为主要手段力戒形式主义，降低了形式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为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注意到党内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逐渐认识到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是这一时期最严重的形式主义。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1]（p.67）。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2]（p.111）。在延安时期，又明确指出“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3]（p.839）。教条主义者以教条式的形式主义把红军带进全面被动状态，几乎毁掉了中国革命。

面对形式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血的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反对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也初步提出了克服形式主义的办法和措施。毛泽东同志首先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剖析了形式主义的产生根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1]（p.74），是教条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具体实际，机械地照搬国外经验所致。克服形式主义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4]（p.291）去应对客观环境和客观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克服形式主义。他认为，克服党内形式主义问题既要态度鲜明，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多用教育批评的方法。他强调，“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5]（p.337）。

总的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但以教条主义危害最重。受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环境所限，形式主义在这一时期还难以形成气候。党内既没有召开专题会议对其进行研究，也没有专门发文进行纠正。但我们党力戒形式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歇，1941年8月，中央成立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对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进行编辑。经过我们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时期对形式主义的彻底批判，全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运动化阶段：党以力戒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重要内容、以反复整治为重要手段力戒形式主义，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形式主义整治在曲折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着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个别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对此，老一辈革命家很早就注意到这种风险，意识到官僚主义是党夺取政权后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意识到官僚主义是产生形式主义的重要根源，克服形式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为此，中央先后开展了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重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6]（p.265）。邓小平同志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队伍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是少的，而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则是严重的”[7]（p.475）。可见，在执政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成为力戒形式主义的重要内容。

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同官僚主义现象做积极斗争，中央开展了反复整治。一是对官僚主义者的形象进行了细致刻画。在1956年9月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同志指出，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8]（p.222）。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了官僚主义“五多五少”的问题，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组织少”[9]（p.167）。1963年5月，周恩来同志系统梳理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为其精准画像。这些都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10]（p.1040）。刘少奇同志也指出，除少数特别顽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三是把反对形式主义与倡导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面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忽视和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高指标“狂热”现象，邓小平同志也对形式主义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脱离实际的思想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8]（p.295）因此，必须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来力戒形式主义。

这一时期，中央将力戒形式主义的重点放在了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化整治上。这为推动中国在复杂国内外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物质和经验积累。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并不彻底，甚至发生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形式主义问题，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

（三）制度化阶段：党清醒认识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不仅从思想上作风上，而且从制度体制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奋力扫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把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例如，邓小平同志对克服官僚主义进行了新定位，认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11]（pp.327-328）。因此，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要研究体制的改革，从体制改革入手。再如，他还对形式主义提出一个新概括——“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这样就在以往把“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并列的基础上，内在地把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党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要害作出新概括，并将二者并列起来一起加以反对。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形式主義，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12]（p.132）。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对形式主义的认识。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这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12]（p.328），进一步深化了克服形式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积极整治形式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一如既往地反对形式主义。胡锦涛同志把反对形式主义与保持党的纯洁性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我们还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突出问题。为克服形式主义，中央先后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了两次集中整治。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内的形式主义主要是由于特定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失误造成的，如王明违背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决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违背国情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决策等，纠正起来难度较大。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式主义则主要发生在实施和执行环节，生存空间更为狭窄，被纠正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四）常态化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重拳出击整治“四风”，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当时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之势重拳出击，从制定和执行八项规定入手，瞄准形式主义这个顽瘴痼疾及其新变异，接连出台政策文件，持续作出重大部署，扭转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蔓延势头，以强力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同时，通过持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制定和修订一系列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加大了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治本力度。

在与形式主义的常态化斗争中，习近平同志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对于全党上下进一步深化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症结根源和对策措施的认识，凝聚标本兼治的高度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深刻阐述了形式主义的严重危害。习近平同志严肃指出形式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如果我们党不能解决形式主义问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不是一般的被动，而是为时已晚，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那样的悲剧。二是精准刻画了形式主义的主要特征。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它是一种落后文化基因，具有遗传性;是一种先天免疫缺陷，具有易感性;是一种高致病性病毒，具有传染性。他强调时刻防范“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三是明确了整治形式主义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把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四是强调标本兼治，注重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用改革思路和办法破解作风顽疾，着力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漏洞，依法依纪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全面从严治党提高了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加大了对干部的问责追责力度，有的领导干部开始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应付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成为阻碍事业发展的“绊脚石”。这就需要我们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持之以恒地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发扬钉钉子精神，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二、中国共产党力戒形式主义的基本经验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与形式主义的坚决斗争浓缩了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史、奋斗史。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了与形式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反对形式主义的历史，为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必须从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高度看待和做好反对形式主义工作

建党以来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形式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大敌大害，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兴衰。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通过反对形式主义，成功地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使中国革命走向正途，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式主义仍然是我们党要努力克服的不良作风，克服不了形式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挫折，党群关系就会疏远，党的执政基础就会被动摇。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根据历史方位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深刻变化，持续推进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保持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作为自我革命的切入点，从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高度有力有序地进行专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全党全国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事业充满信心。

（二）必须在抓好经常性工作的同时，适时开展集中性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中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整治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以锲而不舍的决心和毅力“经常抓”“反复抓”，既要克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病”，又要防止无能为力的“悲观论”。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牢固树立持久战的理念，把“经常抓”与“集中抓”结合起来，是力戒形式主义的重要做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9]（p.166）。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这样的问题消失了，那样的问题又会出现”[13]（p.80）。因此，要力戒形式主义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经常抓”的意识，既用好治标利器，又打牢治本基础，既化解存量，又遏制增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中央共进行过15次大的集中性教育实践活动，虽然这些集中性教育实践活动没能杜绝和根治形式主义问题，但对于解决特定历史时期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完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任务，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整风是在我們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10]（p.1040）。

（三）必须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好领导干部的“头雁效应”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形式主义病症在下面，病根却在上面，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上面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应付了事;上面搞官僚主义，下面就会盲目照搬、机械执行;上面搞享乐主义，下面就会投其所好、百般讨好;上面搞奢靡之风，下面就会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因此，力戒形式主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纵观中国共产党力戒形式主义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对形式主义斗争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都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身作风建设搞得好的时期。克服形式主义的顽症，要从加强教育、提高觉悟入手，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就是因为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就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示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四）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推进，确保反对形式主义斗争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反对形式主义工作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推进，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形式主义的基本要求。脱离中心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形式主义，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给事业造成损害。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对形式主义要紧紧围绕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错误路线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展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对形式主义要紧紧围绕克服官僚主义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展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对形式主义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使广大人民富裕起来展开;在新时代，反对形式主义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开。这都体现了反对形式主义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特点。

（五）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强人民群众对形式主义的监督

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发挥得越充分，搞形式主义的机会就越少，条件就越匮乏，成本就越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因此，反对形式主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他强调，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反对官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和扩大群众监督，大力构建立体化监督体系，为力戒形式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六）必须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效能，构建反对形式主义长效机制

通观党的整个历史，对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不遗余力地坚决斗争，但其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常常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形式主义之所以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主要症结就在于缺乏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历史经验证明，整治形式主义不能像一阵风，刮完就停，必须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效能，构建严密的长效机制。针对形式主义治理体系的薄弱领域和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的有效机制，织密“制度落实之网”，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真正实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执行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建立健全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形成上下联动、执行有力、齐抓共管的形式主义治理体制机制。

三、新阶段深化形式主义治理的趋势展望

透过力戒形式主义的百年斗争，我们可以发现，形式主义无影无踪却又无所不在，无用无益却又畅通无阻，人人喊打却又屡治不愈，其病程之长、根治之难，超出常人想象。因此，要彻底力戒形式主义必须真正找准形式主义的治理难点，深挖根源、直击病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战而胜之。当前，深化形式主义治理，既具有难得的有利条件与机遇，同时又面临复杂性和反复性的长期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的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深化形式主义治理提供了借鉴;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形式主义之苦，对根治形式主义寄予了更多期待。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新阶段的历史起点上深化形式主义治理，必须把握形式主义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在行为界定上，从依靠经验识别向更加注重依规识别转变

依靠经验识别形式主义虽然具有效率高、成效显的优势，但也存在主观性强、标准不一的弊端，长期下去并不利于形式主义治理。治理形式主义需要建立以党内法规为核心的依规甄别机制。针对相关法规制度缺失问题，要深入剖析形式主义治理中暴露出的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治理形式主义的法规制度，为干部划清“底线”、亮出“红线”。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对每类岗位职权事项的梳理评估，摸清权力底数，厘清权责边界，构建权责清单，解决部门管理和属地管理职责交叉、界限模糊的问题。进一步明晰责任主体，明确划定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职责界限，细化量化责任，明确主次责任和责任层级，探索设定形式主义问题负面清单，开展形式主义任务专项清理。“细化应当问责和不应当问责的情形，考虑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变化，可以每年用清单的模式，将情形具体化和标准化，避免问责泛化和滥用。”[14]逐步构建系统完备的干部权责任务体系，使党员干部行为有规范，做事有准则，事事有边界，越界可追究。

（二）在着力重点上，从着眼末端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治理转变

打蛇盯七寸，牵牛牵鼻子。形式主义表现在基层，根源在上面;表现在一般干部，根子在“关键少数”。只有加强源头治理，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被动治理，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形式主义。一是科学设定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各级领导机关要根据不同层级干部的职责、职级、岗位、任务设计符合实际的差异化指标，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避免出现“跑步的”和“竞走的”用同一套规则，“企业的”和“医院的”用同一套评价指标的“一刀切”现象，避免出现脱离实际的考核任务。二是加强对检查考核的统筹规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检查考核时要加强统筹安排，“严控频次和总量，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突击检查‘临时动议造成的检查考核频率过高、偏多偏滥现象，内容相近的检查考核能合并的就合并，能减少的就减少，力争做到少而精”[15]。防止因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急任务、滥考评逼出的形式主义。三是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各级领导干部既是治理形式主义痼疾的关键群体，也可能是形式主义的直接示范者。因此，祛除形式主义积弊，要更加注重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又要坚持以上率下、层层示范带动，真正把自己摆进去，不断自我净化完善，以自我革命推动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生动局面。

（三）在成本控制上，从强调事后惩处向更加注重事前预防转变

治理形式主义，精准追责问责必不可少。但追责问责往往是事情发生后的补救处理措施，既不能挽回形式主义已经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容易诱发干部的侥幸心理。因此，治理形式主义必须坚持关口提前、防线前移，大幅降低治理成本，向更加注重事前预防转变。一是改革干部考评和选拔任用制度，让搞形式主义者无利可图。通过考核内容的科学化、考核形式的多样化、考核主体的多元化，将年终考核和日常考察结合起来，将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核结合起来，将明察与暗访结合起来，让形式主义行为无处遁形，让形式主义者无法过关，更得不到提拔任用，引导他们自觉远离形式主义，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推动事业发展上。二是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强化不敢搞形式主义的威慑。对发现的形式主义问题予以严厉惩治，该处理的处理，该曝光的曝光，让搞形式主义之人付出代价，甚至惨重代价。对查处的案件坚持曝光不手软、不留情，既要打疼责任人，又要警醒其他人，让意欲之人望而却步，不敢越雷池半步。三是充分发挥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作用，防止权力被错用和滥用。实时跟踪考察领导干部科学用权和履职尽责情况，拓宽监督举报渠道，把事前预警监督、事中动态监督、事后惩戒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强化制约、扎紧笼子，让想搞形式主义的人无机可乘。

（四）在治理效能上，从追求立竿见影向更加注重长效治本效能转变

治理形式主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抓长抓常、久久为功，着力构建形式主义治理长效机制。一是健全教育引导机制。筑牢思想教育防线，强化抵制形式主义的思想自觉。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干部强化党性教育和理论教育，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涵养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的高尚情操，在强化理论武装中强化初心使命，在不斷学习中树立正确政绩观，从思想源头上提高觉悟，消除形式主义之念。二是健全群众参与机制。人民群众是形式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反对形式主义的坚决拥护者。人民群众监督具有监督面广、参与程度高、效果更持久的独特优势。列宁曾指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16]（p.561）因此，根治形式主义，必须扩大群众知情权，提高群众监督能力，将形式主义识别权和监督权交给广大群众，增加群众在干部考评和选拔任用中的话语权，提高形式主义被发现和处理的概率。三是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机制。加大对不良政治文化的整治力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官场术、厚黑学、圈子文化等腐朽庸俗的负面文化，扶正祛邪、激浊扬清，以健康政治文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决铲除形式主义的文化土壤。

总之，只有以史为鉴，把党在历史上反对形式主义的基本理论、成熟经验与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并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运用，才能不断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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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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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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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14]蒋来用.形式主义的治理机制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6）.

[15]张亚勇.旗帜鲜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N].光明日报，2019-12-12.

[1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英秀]

Exploration， Experience and Tren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truggle Against Formalism

Zhang Yayong1， Dong Shilie2

（1.Party School of Tianjin Committee of the CPC， Tianjin 300191;

2.Party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for Provincial Author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

The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gainst formalism runs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Partys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tion， movement，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ormal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grow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We should carry out timely centralized rectification， firmly grasp the “key minority” of leading cadres， promote it closely around the Partys central task， adher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eople，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asses， and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against formalism.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carry on the past and open up the way for continuous innovation， from relying on experience identification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rule identification， from focusing on terminal governance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source governance， from emphasizing punishment afterwards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prevention in advance， from pursuing immediate effect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long-term curative effect.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malism， 100 years of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 style

收稿日期：2021-05-04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对策与机制研究”（16ADJ006）。

作者简介：

张亚勇（1973-），男，河北保定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

董史烈（1978-），男，河南夏邑人，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