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骄 姚颖

内容摘要：卞之琳是重要的中国现代诗人，同时在西方又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汉乐逸为首的荷兰学界对卞之琳有深入透彻的研究，出自卞之琳的诗歌充满东方魅力，但语言又位于西化诗歌的最前沿，这种混搭效果让读者深感与众不同。

关键词：卞之琳 荷兰 语料分析

《卞之琳》是由詹姆斯·梁（James C.P.Liang）和汉乐逸（Lloyd Lewis Haft）主编的《现代中国语言与文学》（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主要面对中高级汉语水平的老师和学生。该系列丛书由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Sinolog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eyden）负责，在欧洲的影响力较大。

一.荷兰学界对卞之琳诗作风格的评价

卞之琳的一生，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家一样：出生并成长于民国初期，脱胎自中产阶级，聪明且又年轻。他决意要打造一个新的中国文学和新的中国社会，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难以得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诗人也许是最不幸的，相较于任何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总是离大众更远。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里，最好的结果也无非就是，诗人得以面对有限的听众发表讲话。诗歌很少能获得广泛的读者群，除非其已经上升到国际性这一层次，不过每一个国家都多少有几首诗歌能获得普遍的赞誉，从而作为国家文化知名度的标志。某些撰写中国诗人的英文书籍在国外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其得到了外国读者的认可。

卞之琳经常被拿来与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相提并论，但他无论在时代划分还是诗歌发展史上都属于下一代。汉乐逸所作有关卞之琳的专著最初来自于其博士论文，经过多轮学院式研讨，最终将这一实验性研究浓缩进一本专著中。书中竭尽全力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信息来源，以供学术界进行任何形式上的审查，同时为了照顾普通的大众读者，书中对于早期中国文学中最普遍的典故进行了详细阐述。汉乐逸的论著结合了文学批评家的话语风格和学院派的语言气质，他在第49页“主题和意象”一节中直言不讳：“同样的思想或同一条逻辑线，在不同的细节尺度上重新表述，就变成了一种自身的类比，在看似不相容的层面上，暗示着经验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关系。”就像是许多现代主义诗歌一样，从广泛且不同的经验中获得隐喻，在没有传统诗歌中所期望的那种链接情况下，彼此交错，这无疑是卞之琳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卞詩本身却具有一种看似简单、口语化、甚至是随意性的特点，这使得诗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韵味，该方面值得学者作进一步探讨。

如果带着释然的心情，从权威性的角度解读卞之琳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便会发现其中充满可读性和启发性。汉乐逸认为自50年代末起卞之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开始了对文言诗的改良，且当时的时代主旋律主张参与中国革命的诗人应该多进行白话诗创作。其实这一观点早在1919年之前就已经产生，朱自清在其1940年的诗集中就有过类似描述。不过在先锋诗人时代，也有人建议中国现代诗应该重拾文言诗的形式及风格。如同汉代后期五言诗的兴起一般，在回归旧体诗风貌的过程中，诗歌得以迸发出惊人的活力。在20世纪50年代，新诗的创作转向以西方诗歌为模板，并在发展中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在西化的都市知识分子眼中，于中国革命时期获得巨大发展的白话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接地气的特点在底层民众中颇得人心，诸如鲁迅等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白话诗在作品中严厉地鞭挞当时的旧社会层面。卞之琳在之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已经兼具中西特点且贯通古今。汉乐逸建议喜爱卞诗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古老的乐府民歌，从中了解到卞之琳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也须关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好比流行音乐在脑海中浮现一般。出自卞之琳的诗歌充满东方魅力，但语言又位于西化诗歌的最前沿，这种混搭效果让读者深感与众不同。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卞之琳的诗歌呈现出晦涩难懂的特点，似乎深受其个人经历的影响。当时的各类公共事件或社会变革吸引了很多同时代诗人关注，但这些主题却未引起卞之琳的兴趣。卞之琳从未公开地详述其个人经历，汉乐逸也没有在阐释诗歌时做过深入探讨。有关卞之琳人生的记载全都是基于可查证的史实和已发生的事件，对于这样一位内向的诗人来说，人们对其的印象只能浮于表面，这实属不可避免。

二.汉乐逸笔下的卞之琳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学术界的直接接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发展。遗憾的是，国内研究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与西方研究中的种种不足，共同招致这一发展中的大部分仍未实现。汉乐逸一直想弄清楚对于这样一位新中国的知名作家，是否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去修订、核实和巩固其作品。汉乐逸是全面研究卞之琳生平和诗歌的西方第一人并从中受益匪浅，这非常值得称赞。卞之琳帮助汉乐逸在多个问题上澄清事实并解释创作技巧，由此汉乐逸才有把握宣称对卞之琳的评价敢于负全部责任。汉乐逸回忆与卞之琳会面时，卞始终保持其一贯的作风：对事实和细节一丝不苟，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拒绝把自己对诗歌的诠释强加于人。除了与卞先生的私人讨论和书信往来外，汉乐逸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毫无疑问，汉乐逸作为一个诗人的实践经历也有助于他欣赏卞之琳作品中的优雅和神秘莫测。其结果是，细致且全面的研究打造出一个学习中国现代诗歌所不可或缺的教材。

在序言中，汉乐逸把卞之琳描述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界最持久最独特的诗人之一，认为卞的诗歌解读难度大，其内涵尚未被完全挖掘。当然这也有其他的原因，卞之琳的一生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政治或历史因素影响。他没有遭遇过政治压力，也没有掌握过重要权力或造成影响。大部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作品几乎都没有涉及社会因素，他也不鼓励在文学领域之外进行探究。另一方面，汉乐逸也关注卞之琳作品中的美学品质，并深入研究卞的生活，只是为了探究这位诗人是如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生存下来。简而言之，卞的作品是为数不多的几本真正关于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之一。

论著的前三章描述和分析了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末，卞之琳的诗歌生涯和全部作品，这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时期，卞之琳确立并實践了白话诗学的美学原则，这是他对白话新诗学的重要贡献。但卞之琳的诗歌和创作原则在其有生之年影响甚微，不是因为缺乏内在价值，而是归咎于文学之外的因素。汉乐逸的论述分为两个部分：文学形式与主题意象。前者是现代汉语英译本中最详尽的叙述，更新和完善了徐志摩的开创性工作;后者是汉乐逸所秉持的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分析：诗人的灵感来源是基于人类普遍意识加上其本人的生活经历总结。西方（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和佛教、道教的形而上学，都引用了卞之琳最优秀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章节还简要介绍了卞之琳的早期生活和所处时代，特别强调了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可能想更多地了解卞之琳在1935年对日本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访问的情况，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其目的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剩下的三章描绘了卞之琳从一个诗人到一个文人的转变，该部分中最重要的一节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针对诗歌形式的争论。汉乐逸详尽地叙述了这场公开的辩论，但对推动这场辩论的派系和个人之论述仍显不足。1949年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明朗并凸显出其复杂性，相关研究在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的两卷书和拉格瓦尔德（Ragvald）的著作中有所表述。汉乐逸对该研究中的不完善深表遗憾，因为他没有向卞之琳仔细询问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个人生活细节。但即便询问卞之琳，也不太可能会引起更多回应，同理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博弈，也可能同样问不出什么结果。

汉乐逸的研究对象涉及到各种背景的人，涵盖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因此在正文中引用的诗歌及其他材料都附有中英对照版本，在参考文献和附录中也包含有完整的诗歌引证文本，可供其他汉学家参阅。卞之琳的作品在论著中被多处引用，极具参考价值。除却论著的优秀框架外，汉乐逸的书受欢迎之处在于其推介了一个被有意无意忽视的中国诗人，相关评价经过深思熟虑且又一针见血，同时又揭示了卞之琳作品在本国和外国文学环境中的定位，并激发了其他学者更多类似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iu，Taotao.Reviewed Work：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by Lloyd Haft[J].The China Quarterly，Jun.1985，（102）：346-348

[2]McDougall，Bonnie S.Reviewed Work： 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by Lloyd Haft[J].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5，1（2）：269-27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关于卞之琳研究的中外语料库建设”（项目号2020SJA2399）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杏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