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保全 郑昕

【摘要】当下，我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又一次发展高峰。文章以主旋律电影回归过程中不同宣传路径下产生的受众圈层为主线，探讨分众模式对于主旋律电影传播的影响。以主动、被动、影响及批判为主要动因的四个彼此割裂的受众圈层结构，在电影、环境、舆论等因素影响下，既呈现出彼此对立与割裂的关系，又表现出一定的互动与联合。不同的受众圈层通过冲突传播、引爆传播、交互传播、批判传播的方式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晰主旋律电影受众的内部结构特征，也是从接受的角度考察当代人的文化心理、社会基础与价值观传播的底层逻辑。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 圈层割裂 对立 联合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5-076-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5.011

在国内电影产业不断崛起的今天，主旋律电影以“叫好又叫座”的姿态成为当下我国电影票房与口碑的黑马选手。如2017年上映的《战狼II》累计观影超过2亿人次，以56.81亿元的票房总量“杀入”了全球电影票房的TOP100榜单内;2019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票房也超过了30亿元;即使受疫情影响，2020年10月1日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仅在十一假期便超过了18亿元票房，并持续六天保持票房第一。这进一步证明了国产主旋律电影已经拥有稳定的受众群体，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中既存在内容、实现技术等方面的进入因素，也与新媒体时代下电影的传播路径相关。新媒体时代传播边界的消解加速了信息扩散与接收的速度。[1]从某种程度上讲，主旋律电影的受众群体存在其自身传播的内在张力结构。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代媒体传播诉求正走向个性表达与互动性交流的阶段，[1]美国《连线》杂志将其解释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2]电影的受众群体必然呈现出复杂性、交互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点。社交媒体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打破了主流媒体对传播渠道的把控，促进了公众之间的横向连结，使公众信息选择自主性增强，议题传播呈现分众化趋势。[3]因此，本文在分析主旋律电影的受众特征基础上，尝试以受众圈层为视角，深度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电影的传播路径，寻找电影受众传播的引爆点与扩散方式。明晰主旋律电影受众的内部结构特征，也是从接受的角度考察当代人的文化心理、社会基础与价值观传播的底层逻辑。

一、多維途径：主旋律电影的强势回归

类型电影的传播相较于商业电影而言更为复杂，其需要在内容、受众、路径以及社会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并转变为受众的观影行为。[4]现阶段主旋律电影的强势回归并非偶然，也很难用电影制作质量的提升来进行单维度的解释，需从更广的传播路径来加以探讨。纵观主旋律电影的再次崛起路径，政府、资本以及相关从业者均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党政主导：主旋律的忠实拥护者

党政机关主导的主旋律电影宣传以及相关组织行为体现其始终是主旋律电影的忠实拥护者，也是主旋律电影再次崛起的“第一桶金”。从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视角来看，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的成功被认为是起点式的标志性事件之一。[5]《建国大业》的制作或发行中均可以见到党政机关的身影。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党政机关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上映的《秀美人生》《半条棉被》《征迁》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主旋律电影中，依旧能看到党政机关对于观影的主导作用，这使这些冷门佳片收获了一定程度的热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正向传播。

其一，宣传阶段。包括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方）在内的“国字头”机构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在相关机构与平台发布大量宣传信息。在明确的政策引导下，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跟进，甚至部分地方党委及政府将其纳入爱国主义教育范畴。这一行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宣传强度与范围，更进一步形成了社会示范效应与引导路径，使得更多人了解、期待相关成效。其二，上映阶段。各地党政机关在宣传的基础上，也充分意识到主旋律电影对于党员干部及群众思想的教育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对受众的观影行为进行引导，甚至组织。如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机关党委及工会组织成员以院线或网络等形式对主旋律电影《槐秋》进行观看。[6]这一行为虽然对票房贡献有限（更多是非院线观看），但却极大地拓展了受众群体数量，也提升了主旋律电影的影响力。其三，持续影响阶段。相较于商业电影而言，主旋律电影的影响力更为持久，影响方式也更为多元。[7]党政机关也通过多种手段对主旋律电影的后续影响形成了有效的组织与引导，如开展内部或面向社会的观后感征文等活动。

以高质量主旋律电影为基础，通过党政机关主导，涵盖制作、宣传、组织等多维度、全视角的影响，使得主旋律电影强势回归。

2. 资本跟进：爱国宣传的独辟蹊径

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尤其是在票房上的成功进一步刺激市场以及以电影为主要投资手段的资本力量，衍生出新主流商业大片主旋律表达的新模式。与政府相比，资本的介入更为温和也更为灵活。其缺少政府的影响力与组织能力，但却拥有政府所不具备的独辟蹊径能力。[8]首先，近年来资本的介入使主旋律电影逐渐走向电影工业的全方位、全覆盖宣传路径。纸媒、网络自媒体、影片宣发、电视宣传、城市平面广告、院线排片量、海报宣传的视觉风格设计等多方位、多形式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讲，打破了主旋律电影以往的刻板印象，为主旋律电影增添了活力。例如，2019年9月上映的《中国机长》，先是电影人物原型受邀亮相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后又在电影上映前，剧组演员录制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影片的前期宣发无论是从爱国、中国梦等国人的集体诉求与思想敏感点的把握，还是从电影工业的娱乐本质层面都迎合了大众需求。其次，资本的介入也为主旋律电影制作本身增加了质量筹码，而质量本身也成为电影宣传的引爆点。例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上百位明星参演阵容成为电影看点之一，为电影票房贡献了力量;《流浪地球》作为国内首部大成本制作的科幻电影，加上原作者刘慈欣的影响力，在上映初期排片及票房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完美逆袭;《战狼》《红海行动》在电影宣传的同时，配合科普我国海外军事行动及军队实力，在完成国人集体想象的同时，以建立民族自豪感为传播元素，并利用军事元素在多个平台进行宣传，取得了预期效果;2020年上映的《八佰》《金刚川》，强资本的介入成为影片的一大卖点。《八佰》作为中国历史上制作规模最大的战争片之一，在影片拍摄期间共兴建占地超过2 000亩的建筑群，深挖200米长的苏州河，并对两岸建筑进行1：1实景搭建，逼真的战争场面给观众带来惊艳的视觉感官体验。《金刚川》制作耗时仅3个月，这种中国速度下的高效率工业生产在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堪称奇迹。电影中诸多场景的虚拟特效、抠像技术对现实影像的复原和再现所反射出的中国电影工业发展和制作水平，使观众在观影的同时民族自豪感倍增。两部影片均收获不错的票房成绩。

上述两个方面仅列举了资本在主旋律电影投资中的市场行为。实际上，资本在参与主旋律电影市场的过程中对于宣传路径的选择更为多样，它依托对主旋律电影中的旋律及情感把握，对电影进一步细分，在圈定受众上取得一定的成效，并将之转化为市场收益，形成良性循环。有学者指出，新主流商业大片“将主流价值观、审美观与类型化叙事、市场化运作及商业化包装妥洽融合，探索出主流文化表达与主流观众完美对接的新范式，不仅强力提升其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积极推动中国从电影产业的黄金十年迈向电影创作的黄金十年”。[9]因此，从资本角度看，形成了稳定的产业与资本增值来源;从主旋律电影传播角度看，构建了更为多元与有效的宣传路径;从受众角度看，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受众来源区隔。

3. 多点开花：以区域传播为主线的主旋律电影繁荣

资本的进入为主旋律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使主旋律电影走上一条脱离政府主导的良性商业循环快车道。如果将政府主导及资本跟进两个维度看成是主旋律电影定期的“狂欢”，那么基于区域传播的主旋律电影制作与传播则形成了“多点开花”“百鸟争鸣”的繁荣景象。部分主旋律电影形成了传播路径与电影内容的双结合，即内容与区域相结合、传播与主题相结合。简言之，此部分主旋律电影的制作与传播更多是瞄准了区域市场，在内容上形成了明显的地方特色，在传播上取得了一定效果。如电影《风雨日升昌》以晋商及票号的辉煌创业史和奋斗史为创作蓝本，讴歌了晋商“诚信为本、创新为魂”的精神。同时，影片邀请了山西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担任重要角色，使影片不仅从题材方面，更从演员阵容方面体现山西乡土色彩，从而吸引山西地方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征迁》作为淮北地方电影，受到该地区观众的高度关注;电影《秀美人生》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为人物原型，不仅使了解黄文秀同志的当地人产生强烈共鸣，而且也收获大量网友对百色市美丽风景的赞许。

此类电影虽然传播范围相对较小，市场份额相对较低，但在传播区域内的传播效果更佳。将其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传播，对传播路径的利用效率明显更高。除此之外，此类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电影创作及传播路径上的空白，对我国主旋律电影从“高大全”到“小专精”的全面覆盖具有积极意义。

二、圈层割裂：主旋律电影的分众

社交媒体带来的传播圈层化使受众属性得以更加明确地显露出来。[3]因此，不同的信息接受來源以及自身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态度必然会使受众群体产生细分特征。按照态度进行划分，这些细分特征大致可分为主动、被动、影响以及批判四种。

1. 主动主体：信仰圈层的形成

受众中的第一层次为信仰圈层，所谓信仰圈层指自发对主旋律电影产生认同，并具有积极主动观影行为的群体，也正是由于主动行为占据绝对地位，该圈层是主动主体的表现族群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的信仰或认同产生往往是针对主旋律内容的，并非针对特定类型或特定风格电影。简言之，其对于主旋律电影中的关注重心往往在主旋律的表达层面，而非具体的银幕制作。其对于质量欠佳的主旋律电影依旧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也是信仰圈层与对立圈层存在交集的根本原因。

此类圈层的形成因素与受众个体差异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主旋律电影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内核、民族文化、发展成就等因素往往能够促进该群体的共鸣，进而由感动转变为认同，形成坚定的信仰。这一过程的建立是在电影内容与受众群体的个体生活环境、认知等产生共鸣下发生的，且信仰一旦形成，很难发生转变。例如，电影《十二公民》上映后，在豆瓣网、时光网、1905电影网等热门电影平台上关于该电影的评价区内，大量出现“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平心静气地看这部电影”“《十二公民》中的人文关怀正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也是我们法律人积极努力的方向”等留言，便是以信仰为主动动力来源的根本。落实到具体的传播特征上，这一群体往往会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坚定受众群体，也是主旋律电影的主动传播者，通过自身影响力大小对周边形成范围不一、强度不同的带动，是主旋律电影受众传播的引爆点与自发传播的“领头羊”。

值得欣喜的是，该圈层正在呈现出快速扩张态势。笔者曾针对不同年龄受众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从人员年龄结构上看，25～35岁的青年群体成为主力，占比达29%;65～75岁的老年群体形成第二阶梯，占比达23%（见下页图1）。这一年龄构成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青少年接受了更为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国情怀更为显著，对于先辈事迹、祖国发展等主旋律更容易形成感染型信仰;另一方面是老年群体目睹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的巨变，这种切身感受使其对主旋律电影的内涵理解更深，对其中的情感蕴含更感同身受。对信仰圈层的主力群体（25～35岁）进行职业分布统计发现，不同职业分布基本平均，并未产生明显差距。其中政府机构员工、外企员工占比较高，均超过18%，自由职业以及国企员工占比相对较小，也均在15%左右（见下页图2）。可以看到，信仰圈层的产生与群体所属行业并不相关，与被动圈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凝聚是个体自身内驱力的支持，而后者则多由外部约束推动。

2. 被动主体：组织圈层的形成

对于主旋律电影，受众的接纳心理有积极主动的一方，就必然存在被动消极的一方。与主动群体不同，该圈层受众主要由外力推动完成观影行为，其明显特征为缺乏对主旋律电影的观影主动性，往往是在党政机关等的组织下参与到主旋律电影的观看及后续活动中。从圈层内的被动观影结果看，组织圈层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即收益群体与无收益群体。

收益群体主要是指其在被动的观影中或观影后能够产生一定正向收益（以此为职业的，如影评人等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如通过观影成为某部主旋律电影的粉丝从而对其进行正向传播，或参与单位组织的观影心得撰写，获得一定精神与物质奖励等。党政主导无论是在电影院线制发展之前或之后始终都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守护者。虽然其组织方式缺少个体的主动参与意愿，但从长远来看，通过这样的集中科普，非常稳定地推动了主旋律电影的进步。通过观影，该圈层的这部分受众由最初仅在观影途中或有限的单位与家庭集体讨论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转变为在网络平台为电影打分和评论、参与电影话题讨论等，甚至由此生发兴趣爱好，成为电影艺术爱好者。因而，此种方式也能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有效传播路径之一。无收益群体则主要指在被动的观影中或观影后无法产生正向收益，或不产生负向收益的群体。该群体受众对主旋律电影最初缺少主动参与度，向其他受众群体转化率相对较低。通过单位或其他团体的组织，对主旋律电影进行观看后，一些后续的互动活动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被动参加。如在部分集体观影活动中，少数人认为参加此类活动是相关员工的义务与责任，无故不参加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实际上，在此类人群中，绝大多数人不仅对主旋律电影采取消极传播的态度，而且由于他们缺少欣赏电影的生活习惯，对整个中国电影市场也缺少贡献。

3. 影响主体：辐射圈层的形成

在各类路径影响下，部分受众形成了对主旋律电影的间接认同，并主动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形成路径中的一环与节点。这类受众可称为辐射圈层，其特征是受到影响而产生认同，并将影响进行持续性的传递。与信仰圈层不同，信仰圈层认同的是主旋律本身，对于主旋律电影的质量存在褒贬两种态度，而辐射圈层则更多认同主旋律电影本身。简言之，该圈层的认同与影响更局限于电影本身，对于优质主旋律电影呈现出明显的宣传态度，而对于质量相对较差的主旋律电影则采取漠视态度。

这一现象在2019年国庆期间上映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中可以明显看出。两部电影在上映前期均在抖音APP上进行官方宣传，并分别设立该电影的抖音官方账号，截至上映前，抖音官方账号《决胜时刻》与《中国机长》均发布38条宣传视频，前者收获70.8万个赞和3.4万粉丝，后者收获2 754.2万个赞以及117.1万粉丝。从豆瓣网的电影评分看，两部电影上映至今，《决胜时刻》由24 654人评出6.6分，《中国机长》由近61万人评出6.7分。从两部影片的观影情况可以看到，前者的受众人群多为被动圈层与信仰圈层，而后者多为辐射圈层所推动，虽然在上映前兩部影片都进行了官方宣传，但明显《中国机长》积累了大量票房基础，在抖音平台的宣传也多为粉丝群所推动。从影评中可以看出，尽管两部影片题材内容不同，但受众都被国庆档的国潮热情所浸染，《决胜时刻》在票房和粉丝均不如《中国机长》的情况下获得了6.6的评分，并收获“史诗电影的质感”“触动人心”等评价，观影后反而增加了辐射圈层的受众。《中国机长》的豆瓣粉丝评价一般，众多粉丝对电影的叙事结构、剧情线进行了负面评价，可见其票房取胜的关键与前期宣传中受众辐射群体的主动传播有直接关系。由此看出，面对上映时间、主旋律等外部条件与内涵相近的电影，辐射圈层的评价标准是以电影质量为根本的，这也是辐射圈层与信仰圈层关注点的重要区别。

辐射圈层的受众在进行电影传播时，不会成为电影受众传播的第一梯队，但会成为较好的间接传播群体，可以设想电影一旦赢得信仰圈层的深度关注与传播，辐射圈层群体会受到大面积影响，同时该圈层人数最多，波及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是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票房保证。

4. 批判主体：对立圈层的形成

在主旋律电影广受好评的今天，也必然存在反对声音。这部分反对群体组成了主旋律电影的对立圈层。主旋律电影在立意及内涵层面上存在一定特殊性。基于此，其反对群体也存在一定特殊性。简言之，虽属于主旋律电影的对立圈层，对主旋律电影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但鉴于批判对象以及批评目的的不同，这一圈层可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可以概括为电影思想表达批判与电影制作批判两种。上述两种对立圈层虽然呈现出批判态度，但却同属于理性批判范畴。当然，在批判内容上二者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前者主要针对主旋律电影中所反映的思想进行批判，更多的意见集中在放大、理想主义、刻板等角度。如2019年上映的《古田军号》，其主要意见集中在“存在刻板革命形象”等问题;2020年上映的“抗疫”电影《最美逆行者》则被指责其中存在女性歧视等问题。这些批评的声音存在一定的偏颇与上纲上线，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批判群体对主旋律电影的正向期待，也更多是以主旋律的有效宣传等为出发点。对立圈层中的电影制作批判群体则更多从电影质量入手，以电影的视听效果为批判方向对具体作品开展评论。如2018年上映的以中国维和部队为原型的《中国蓝盔》所受到的批评更多集中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如拍摄技巧陈旧、叙事结构混乱、长短镜头搭配不协调、特效较差等。这些批评相对而言更为客观，也是激励包括主旋律电影在内的我国电影产业进步的动力之一。

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批判与无端批判两种。这两种对立圈层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批判更多呈现出一种不良思想的借题发挥与无端指责，属于非理性批判范畴。其中后者被网络民众戏称为“喷手”，认为其观点与意见属于“逢中必反”，毫无参考价值。这类群体的形成往往与其自身的身份、所处环境、思想观念等相关，与主旋律电影的关联性较弱。前者往往在对比了电影中的宏观主旋律与微观现实生活环境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形成偏离感，产生批判态度。如2010年上映的以小岗村第一书记及其事迹为原型的《第一书记》所遇到的批评，最多的是对城乡差距的不满以及批判者自身对所处农村地区发展缓慢的现实处境的抱怨;2020年上映的《春来怒江》，有网友评论其“内容表面化”“故事牵强，为了说教而说教”等。

三、受众传播：圈层间的冲突与互动、割裂与联合

在主旋律电影再次繁荣的当下，主旋律电影受众也由于不同的传播路径影响以及个人思想扰动而表现为圈层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割裂与联合。在四个圈层中有被动接受主旋律电影的隐形者，有将自身爱国热情转变为对主旋律电影喜爱的信仰者，有受到周边影响又将影响持续的传播者，也有将纠错作为第一目的的批判者。齐美尔认为：“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内部分歧和外部争论恰恰是与最终将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因素有着有机的联系。”[10]（17）“冲突通过加强群体意识和分离感而在社会系统中的各群体间建立起边界线，由此使系统内的群体身份得以确立。”[10]（18）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何种圈层群体，均不约而同对主旋律电影投入了足够的关注，均是主旋律电影传播中的有效一环。与此同时，无论是处于何种圈层的受众，相互之间并非完全隔绝，有很多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表达路径与形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对主旋律电影的负面评价甚至是无端指责，均可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提供正向的贡献。综上，正是受众圈层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割裂与联合促进了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奠定了主旋律电影愈来愈庞大的受众基础。

1. 冲突传播：圈层间的分众对立与割裂鄙视

人群中吸引力和冲突都是关系的特点，不可避免。冲突有助于社会和群体建立和维持认同和边界。[11]（8）在主旋律电影受众的不同圈层间，甚至是相同圈层的不同部分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第一种联系便是冲突对立，当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接触另一个团体的成员并且与他们发生对立时，他们将更紧密地作为一个团体拉进彼此的关系。[11]（5）因此，不同圈层的人之间在相互对立、发生冲突的同时，也紧紧地将彼此融为一个大的整体，从而不断扩大主旋律电影的受众群体。对立的路径可从对立关系以及鄙视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梳理。所谓的对立关系主要是指观点以及底层意识的对立，而鄙视关系则展现了不同圈层受众群体的自我定位关系。

在对立关系中既存在圈层之间的对立，也存在圈层内部的对立。圈层之间的对立更为显著，如信仰圈层与对立圈层之间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来源于对主旋律电影内涵的理解差异。前者对于其所表达的主旋律呈现出认同甚至是信仰的态势，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一种否认。无论是在影评还是其他公共平台上，这两个群体彼此之间的争论都是最为激烈的。如针对《战狼II》的讨论在网络上就分为“挺狼派”和“灭狼派”两个群体，在激烈的争论中，电影热度持续发酵，电影上映仅三个月就吸引了近2亿人前去观看，票房超过56亿元人民币，这其中不乏一批“二刷”甚至“三刷”的电影追随者。这实质上便是信仰圈层与对立圈层之间对立关系的表现。

与此同时，圈层内部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关系。例如，在辐射圈层内部，以内涵至上为标准的群体，以主旋律电影的主旋律内容表达为传播依据，电影创作质量不是其主要的传播原因，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基本采取一种瑕不掩瑜的态度。而以电影质量为标准的群体，则以主旋律电影创作质量为依据，采取或批判或赞扬的传播态度。因此，对于不同的主旋律电影，辐射圈层内部的这两个群体会形成时而对立时而统一的电影传播姿态，统一与对立的原因各不相同。

将圈层割裂后的群体分布进一步划分，信仰圈层可细分为主旋律信仰（A1）和电影信仰（A2）;组织圈层可细分为收益群体（B1）和非收益群体（B2）;对立圈层可细分为电影思想表达批判（D1）、电影制作批判（D2）、意识形态批判（D3）和无端批判（D4）;组织圈层（C）不作细分。上述四个圈层九个群体在各自角度内呈现出不同结构特征的鄙视链条。以2016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动》为例，以豆瓣网网友影评留言为数据来源，以攻击指向（网友间针对性留言的批评次数）为鄙视链条的高低依据，可以看出，D4形态的攻击意愿更高，处于鄙视链条的顶层，B2的形态罕见攻击意愿，处于鄙视链条的底层（见图3）。这一现象展现出无端批判群体对于任何主旋律电影的肯定声音均存在一定攻击性。但由于无端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明显的非理性，在剔除了二者之后，主旋律信仰以及电影信仰处于高位，电影制作批判与电影思想表达批判次之，这也符合圈层结构的表达意愿规律，也是对于主旋律电影不同态度的客观表达。鄙视链上的割裂群体共同完成了豆瓣网上关于《湄公河行动》的近60万条留言，割裂的圈层间的对立与鄙视客观上促进了主旋律电影本身的传播。

2. 引爆传播：圈层间的个体赋权与话语分享

网络空间是一个处于非平衡态的信息场，其中某个不确定的微粒的偶然活跃，极易引起众声喧哗。[12]主旋律电影受众圈层之间的传播也存在一些任性的个案。个别意见领袖在某种情况下掌握了行业发展的话语权，成为受众圈层传播的引爆点。他们往往最熟悉、精通行业知识，在圈内拥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因而具有一定传播优势。引爆点理论的个别人物法则认为，传播如同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一项工作的大约80%都是由参与工作的20%的人完成的，[13]他们是能够改变历史的特殊人物，在某种情况下具有超感染力与传播信息的威力。信仰圈层对电影的主旋律内容较为敏感，观影后受到的感染程度最深，自发宣传意愿最强，因此会成为传播中优秀的推销员，从而引爆传播。如电影《战狼II》上映后，一些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为台词背景制作的展现我国军事力量的视频在网上流行，无形中为电影增加了影响力。另外，辐射圈层群体波及面最广，且较易受感染，也同样会成为很好的电影推销员。2016年上映的时代主旋律电影《百鸟朝凤》，虽然其制作團队及演员主创已做了前期宣传，但上映初期排片量始终不到1%。之后该电影出品人方励通过微博直播跪求院线与网友，从而成功制造了网络热点，一时间网络讨论热度剧增，此后短短三日，电影的排片量及票房均超此前三倍之多。

引爆传播虽然多源于电影制作团队的宣发安排，但受众圈层的推销工作无疑也是其重要的一环，对推销心理的准确把握，决定着电影传播的效率与效果。

3. 交互传播：圈层间的身份认同与信息集合

四种受众群体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与对立关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换，其中主动圈层与影响圈层、批判圈层产生交集，被动圈层与影响圈层、批判圈层产生交集，批判圈层与影响圈层也存在明显交集。

圈层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这既包括了圈层之间的变动，也包括了圈层内受众自然人的变动。圈层中个体立场的不断变动，实际上是基于对个体身份认同时的交互信息，通过互动能够形成相互调整、共同取向、细微控制以及更大的效率。一方面圈层之间彼此呈现出割裂的状态，不同圈层受众的各自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圈层之间又彼此联合，如面对非理性批判时，其他圈层受众群体则很容易达成统一战线，具体到联合与转变的过程中，圈层内的个体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变化、电影质量的不同以及与主旋律的匹配度之间的差异影响。如组织圈层中的个体会对军事题材的主旋律电影表现出更大的表达意愿，甚至在部分情况下形成主动宣传行为，成为辐射圈层的一分子。而辐射圈层与信仰圈层也并非对全部的主旋律电影照单全收，对于部分质量低下的主旋律电影，同样表现出一致的批评态度。 如2020年上映的《战疫2020之我是医生》由于剧情单薄、情节安排不合理、场面调度杂乱、演员演技拙劣、没有核心思想等问题，受到了几乎“一面倒”的负面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各圈层之间在彼此割裂又联合的同时，相互间通过交互信息而重新确证身份与立场，在不断寻找身份认同的同时，对主旋律电影展开讨论与评价，客观上通过交互信息的方式形成了一定的传播效果。而受众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正向期待成为冲破圈层隔膜促进圈层交叉融合的宏观层面的精神共识，客观上达成了圈层之间与圈层内部互补互助的互动模式。

4. 批判传播：圈层间的“顶踩”争议与反向热度

在对待主旋律电影的态度上，不同圈层受众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但对于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则不能单纯以“顶”或者“踩”来看待。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旋律电影的批判对于其传播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形成此种现象的关键在于主旋律电影的传播，一方面依赖于主动传播，这与辐射圈层的行为表现一致，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主旋律电影的热度，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传播路径为主的当下的信息传播结构中更是如此。虽然不同圈层在态度与言辞上存在明显对立，但并不妨碍其在传播中形成了辩证中统一的传播事实。落实到具体的传播路径上，批判传播在增加传播热点、拓展信息维度、提升传播效能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批判提高了冲突，客观上增加了传播热点。通过对电影不同层面的批判，主旋律电影能够始终保持着高频的出镜率，进而在流量为王的信息基础架构上让更多人获取电影相关信息。如电影《八佰》上映以来，始终存在对导演管虎或褒或贬的争论，以及对电影立意与所表现的故事原型之间的认同或否定。增加传播热点，除了让主旋律电影保持常青之外，还吸引更多的圈层外受众加入观影群体中，事实上达成对主旋律电影的传播效果。

第二，批判增加了交锋，客观上扩展了信息维度。在不同圈层的交锋过程中，圈层内受众会提供多种论据对自身观点予以支持，这些论据在客观上增加了主旋律电影的信息维度，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与国外同类电影的比较、与现实的比较、与历史的比较等，这些信息的逐步出现不仅拓展了参与交锋群体的信息广度与深度，也反作用于主旋律电影，使电影内容表达更为丰满，尤其是在思想与意识表达上更为突出。如电影《金刚川》上映后许多网友将其与《八佰》《敦刻尔克》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虽然部分网友评价影片制作有不足之处，但比较的过程也让网友客观地看到了中国速度以及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明显提升。这不仅是对主旋律电影的一种宣传，更是对主旋律传播本身的一种激励。

第三，批判促进了交流，客观上提升了传播效能。无论是对抗的交锋，还是理性的批判，都提高了主旋律电影维度下的交流密度。值得重视的是，此种交流是不同圈层的受众自发的，其可信度与号召力比电影的官方宣传更胜一筹。这种自发的交流行为一方面可以增加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吸纳更多群体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受众;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交流的频次与密度，使得交流更为有效。

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既可以通观全局，也可以深入细节，提升了传播的灵活性，同时无形中加速确证了事物的好与坏、真与假、优秀与平庸。主旋律电影在一段时期内依然会成为大众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手段，深入正确认识主旋律电影受众的圈层文化，成为新媒体时代主旋律电影网络舆论的重点。探讨其传播结果与传播路径，无论是对于电影水平的提升，还是对于主旋律的传播均具有积极意义。从传播维度上看，圈层间的冲突与互动、割裂与联合对于迅速发展的主旋律电影而言，具有明显的正向贡献。从业者可以在不同圈层之间收获灵感来源与改善方向，通过深入了解主旋律电影受众圈层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建立有效的引导方式，使受众圈层之间形成互相制约机制，从而促进圈层受众的自我治理与完善。将主旋律电影思想以符合圈层偏好的形式传播开来，并有效利用圈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主旋律电影推入一条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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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Demassi， 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Communication Path of  the Domestic Theme Film from Audience's Perspective

YAN Bao-quan， ZHENG Xin（School of Drama and Fil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domestic theme film is embracing another peak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means of publicity for the returning of domestic theme film and the audience layers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Its effects on communication of theme film are also explored.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audience layers： active， passiveness， influential and critical. However， the sepa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udience layers is not absolu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ilm， environment， public opin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y not only show opposition and separation from each other， but also present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each other. Different audience layers play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domestic theme films by means of conflict， tipping point， interac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dience of China's domestic theme film also help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social foundation and value transmission of contemporary aud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eptance.

Key words： China's domestic theme film; separated audience layer; antagonism; integration;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