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舒予

【摘 要】电影作为一种集合娱乐、意识形态教化与文化传播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文化产品，既携带着传播优秀文化的责任，又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媒介。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片种，主旋律电影不同于传统娱乐片的商业元素与消费意识，更多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两者有着各自的创作背景和文化坚持。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电影的娱乐功能被逐渐唤起，近十年来，主旋律电影、商业片、娱乐片的鸿沟逐渐被填平，但其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功能从未消失，并被包裹在各种影像之中，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意识形态；主旋律电影；商业片；发展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121-02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装置，在通过视听影像传达各种文化信息的同时也承载着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表达着国家机器、电影主创者等的利益诉求。在我国，电影长久以来就受“载道”传统的影响，电影曾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在特定的国情之下，诞生了“主旋律电影”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片种，并引领时代浪潮。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电影市场面向全球，民营资本全面进入，商业大片、娱乐片也在电影市场上占据着更大的份额，电影成为了市场竞争下的文化产品。近十年来，电影的话题性、时尚性、明星效应等外部因素逐渐压倒电影的艺术本体，青年亚文化的游戏狂欢带有去主流意识化的颠覆色彩，不断冲撞着原有的电影格局，演绎着创造性的“破坏”，其意识形态也被包裹在商业化的外皮之下，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

一、主旋律电影：多样化包裹下的主流价值表述

在1987年的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电影主管部门首次明确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长期被视作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主旋律的多样化内涵不断拓展，在商业思路运作之下不断转型，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市场化探索

在产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也让主旋律影片在坚持主流形态观念的同时借鉴商业娱乐片的运作模式，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下“驯化”受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重生。2006年上映的影片《云水谣》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影片，取景考究、画面唯美，并将陈坤、徐若瑄等当红明星作为影片主演，用商业化形态包装政治话语的讲述，将台海两岸复杂的政治情愫交织在跨越时空的动人旷世爱情之中，让观众欣然沉浸其中，赢得了观众良好口碑的同时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收益，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商业价值和观众认同。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建国大业》一改过去主旋律影片强烈的政宣色彩，采用商业大片的运作模式，深度挖掘观众的观影心理。影片综合众多商业电影的优势元素，172位明星的豪华阵容与全面的宣传营销手段都显示着其在市场探索和迎合观众观赏口味中所做出的努力，最终《建国大业》以超过四亿的票房佳绩成为了新时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发展的新坐标。

（二）英雄人物的平民化塑造

在过去的主旋律影片中，英雄人物常被神化成高大全的脸谱式形象，让人感到遥不可及，难以唤起观众情感的共鸣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而在《集结号》中，影片让英雄人物走下神坛，用质朴的情感和富有冲击力的画面塑造了一群普通的战斗英雄。影片的主人公谷子地只是一个失去身份的普通人，以他为线索，以平民的心路历程和寻找行动完成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英雄群像的塑造。影片在展现九连的战士英勇刚毅的同时也描绘出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真实地展现出战争中人性脆弱的一面，也正是这样这些平民英雄才更加令人敬畏，让观众在和平年代不断反思、进取，成为自己生活中的英雄。同样，在影片《战狼》中，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平民英雄形象，男主人公冷锋从原本是一个并不出名的小兵，身上有着军人的一腔铁血，同时也有着性格油滑、脾气暴躁等普通人的小毛病，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他逐渐成长起来，最终蜕变成为出色的特种军人。影片在表达平民英雄和兄弟之情的同时还在“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中实现了对于家国情怀的宣扬，彰显出我军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民族自信，让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民族情怀实现共振。

（三）主流话语下的人道主义情怀

“人性”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它需要在具体的容器中展现和释放，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导演冯小刚成功地将“唐山大地震”这一悲剧通过影像呈现，并将这一举国悲痛的灾难投射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之中。影片并没有将笔墨用在党和政府部门如何致力于灾后重建的政治性话语讲述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于灾难本身去讲述人性的故事，然而其虚构的“方登”及其家庭的境遇也是真真切切无数个在地震中受灾家庭的境遇，观众在故事的观赏中实现对人物命运的关切和情感价值的体认，唤起了人们对家庭的回归。在2014年末上映的改编自《林海雪原》的影片《智取威虎山》，展开了对于红色经典跨越时空的想象性对话。影片中男孩“小栓子”的母亲被“座山雕”劫到山上成为压寨夫人，其寻找母亲的情节成为故事的副线，“栓子在周遭‘土匪的時代人变成了鬼，然而解放军的到来使得鬼变成了人”①在宣扬共产党、解放军才能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体现出人道主义情怀，让杨子荣“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直白式的喊话得到合适的包裹。

这些影片无一不表露着主旋律电影不再独立于商业和元素而孤立于一屿，而是逐渐努力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合在多样的个性和类型中，寻求商业化的包装和娱乐化的洗礼、政治话语和大众审美心理的平衡，使观众在享受审美体验的同时获得价值认同。

二、商业片：娱乐包装下的大众话语表达

较之于主旋律电影中浓厚的家国意识情怀，商业片因其自身的娱乐特性，不免会受到视听华丽但思想贫乏等诸多诟病。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金钱、物质的追求常常超过了精神体验，影片中也通常为大众呈现出一种架构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理想场域，迎合都市人心理体验，包含着大众的“集体无意识”。

（一）物质主义下的青年亚文化讲述

从2009年作为国产小妞电影“鼻祖”的《非常完美》开始，到2011年光棍节涌现的票房黑马《失恋33天》再到2013年上映的青春题材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以及颇具话题争议的《小时代》、《栀子花开》等等，这些影片通常是讲述年轻人爱情、友情、理想、追求、青春的所谓“轻电影”，题材轻松诙谐，以幽默甚至插科打诨的方式不痛不痒地完成年轻人的话语表达，与讲述宏大历史话语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些电影中，青春仿佛变成为一种对于以都市为核心背景的物质和文化消费的载体。”②这些影片也常被批判为个人主义、物质享受至上，试图用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去迎合这一大批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并接受非主流式的亚文化熏陶的青年观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作为轻电影的代表，不论是《失恋33天》中闺蜜、小妞情结以及隐晦的中性化、同性恋隐喻，还是《小时代》中露骨的物质欲望表达和某种投好女性观众的“男色消费”；不论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女主人公由一个对自己人生定位迷茫拜金女到一个自强独立的成熟女人的成长史，还是《致青春》中一代人对于逝去的青春和爱情的感伤情怀，都通通抓住了当下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并进行议程设置与精准营销，以接地气的轻松方式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让电影的叙述成为社会的话题和文化的隐喻。

（二）草根逆袭的大众化想象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国民经济的不断进步也让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又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因此便衍生出一个名词——“城市草根”。伴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步伐，近年来的影片中，除了反映城市草根阶级的心酸困惑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之外，更多的是去关注他们心灵的成长以及人生的转变，通常通过喜剧的形式去展现草根阶级的逆袭，在《疯狂的石头》以及“囧系列”电影中，以喜剧的形式、幽默滑稽的表演用轻松的方式讲述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并对于他们身上简单、真诚、直率的草根本性进行肯定和赞赏，最终使其实现人生价值，展现出当下娱乐精神下的喜剧文化色彩。在2015上映的影片《我是路人甲》中，导演尔冬升让草根演员做主角并本色出演，讲述了“横漂”的草根演员的真实生态，在戏中，草根演员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自己的演员梦，而在戏外，他们的这一梦想借由电影本身得以达成，实现了草根的逆袭，形成戏内戏外的互文。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种种困境时便渴望在影像世界里来寻求安慰和保护，这类草根逆袭的电影正是迎合了观众精神需求，在想象的空间中隐藏社会不公平的现状，让观众在影片中草根英雄的身上寻到自己的影子，实现情感的宣泄与代偿。

可见，“娱乐至死”并不是商业片的唯一出路，商业片虽然不像主旋律影片一样背负宣扬国家政府话语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重担，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同样不能脱离社会政治话语而存在。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商业片要不断探索适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讲述，迎合大众审美需求。

三、小结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產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人们也曾陷入过将两者二元对立的误区：一味地强调主旋律电影的政治宣传功效，将其孤立于商业大门之外；一味地追求娱乐片的票房收益，将其视作救市良药。而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影的创作和运作绝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过程，而应相互借鉴并吸收其他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和创作规律，不断关照大众接受心理，将意识形态装置于文化工具之中，坚守艺术底线的同时寻求新突破，促使中国电影生态健康、多元地发展。

注释：

①桑盛荣.个体伦理与意识形态的撕扯与对话——以《智取威虎山》为例[J].牡丹杂志.

②陈旭光.近年喜剧电影的类型化与青年文化性[J].当代电影，2012，（7）：47.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罗尔著.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化的途径[M].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74.

[2]章柏青，贾磊磊主编.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册）[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527.

[3]陈旭光.近年喜剧电影的类型化与青年文化性[J].当代电影，2012，（7）：47.

[4]丁亚平.当代中国民营电影发展态势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