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梦霞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在上海等地试教一年多，不少一线教师陷于教材大容量和核心素养高要求的矛盾中。笔者在准备《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比赛课时，获得了一些启发，记之以求教于方家。

记得初次试讲时，本人刚抛出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学生就能脱口而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经由初中历史课和政治课的学习，早已将相关内容烂熟于心;但另一方面，学生近乎条件反射的回答也反映出对历史简单化理解的倾向。今日的中国正处于正确革命道路的延长线上，以后见之明回望过往，当年革命道路的抉择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细究那段历史则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下面简称“中共”）放弃国共合作开始武装暴动，绝非血气方刚的当机立断，犹豫背后更有巩固革命阵线宏观考量的苦衷;“工农武装割据”也非一目了然的真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同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支撑。可见，中共革命道路的抉择绝不是简单的理论推演，而是在现实的逼迫和不断的试错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为此，笔者通过补充相关史料，设置启发性问题，让学生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下思考、判断、抉择，真正体会“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革命在当时国情下唯一可行的道路;而且这一道路的抉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更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进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中共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信念。

片段一：团结北伐？城市暴动？

1926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学兵大联合”的口号下，合作掀起北伐战争，短短一年就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然而，就在国民革命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突然发起“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之后又公然另立中央，形成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革命前景瞬间阴霾笼罩。教师就此提问学生：中共该如何抉择：是挽回国共合作，还是放弃国共合作？学生根据国民党屠共的残酷行径和初中所学印象，往往不假思索地回答国民党既然已经背离国民革命的初衷、走向反动，中共必须独立革命。针对学生的回答，出示以下三则史料：

材料一：国民党决议将蒋介石免职、开除党籍、拿办，……共产党坚决的拥护这个决议，因为无产阶级坚决的要巩固革命的民主政权。

——1927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材料二：为战胜蒋介石叛变后的困难，必须让步……土地革命停止进行……工人、店员运动则制止过火……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须听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张。

——1927年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转引自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材料三：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形成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

学生提炼上述材料信息，认识到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剧烈而曲折的变化：从“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初的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以维持国共合作，到“四·一二”与“七·一五”期间对国民党全面妥协以求维护国共合作，再到“七·一五”事变后最终放弃国共合作，独立领导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

教师进而设问：为何中共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初就决绝地“割席分坐”，反而不惜做出妥协也要极力挽回国共合作呢？学生结合中共二大纲领和当时国内时局，认识到中共奋斗的最低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当时中共实力尚弱小，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必须结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必须争取的革命同盟。因此，中共从中国革命大局出发，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依然竭力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然而，当形势发展到武汉国民政府也背叛革命，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并且实现“宁汉合流”，国民党已彻底走向反动，国共合作的旧道路确实走不通了，中共才选择武装反抗，独立领導革命，开辟革命新道路。

接着，学生根据材料三概括中共革命新方案：以推翻国民党、建立城市革命政权为目标;将实行“土地革命”口号正式列入目标，发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暴动，配合武装起义，进行全方位抗争。笔者列举中共领导部分北伐军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叶剑英等领导工人士兵发动“广州起义”等，以此验证中共最终选择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独立领导革命的新道路。

片段二：暂守农村？武装割据？

中共开辟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道路，但武装起义初期却处处受挫。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败，毛泽东不得不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区保存有生力量;南昌起义部队南撤途中数次遭遇强敌，损失惨重，朱德只好率领余部北上井冈山与毛部会师;工人士兵发动的广州起义在敌军进攻下仅坚持三天便告失败。在敌我力量悬殊、所有起义均受重创、部队龟缩在深山老林的残酷现实面前，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是否还有希望？困境中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不断思考中国革命前途。笔者出示毛泽东的相关思考：

材料四：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带来）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第三，……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否则）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1928年，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经由教师导读，学生认识到毛泽东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而是结合理论审慎地分析形势，并给出了令人振奋的答案：武装起义夺权、独立领导革命的方针顺应时势、符合民心，革命不仅有前途，而且建立红色政权、与敌长期周旋是可能的。当然，毛泽东并非盲目乐观，他也认识到革命离不开正确的应对决策，否则一招若失必然全盘倾覆。笔者就此提问学生：既然革命前途光明，为何南昌起义以来的武装起义屡屡失败，问题何在？基于初中所学印象，学生很容易答出——城市敌人多、实力强，不该以城市为中心，应该深入农村发展。教师进一步追问：从八七会议的决议可知，中共并未完全忽略农村工作，也安排了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响应配合攻占城市的行动，可中共为何始终不忘“以城市为中心”呢？笔者出示陈独秀的言论，请同学谈谈对此的理解。

材料五：（中共）应该集中全力准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为什么反而跑到乡村里组织土匪溃兵和失业农民的“红军”呢？……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力的成功。

——1930年，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学生分析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言论，发现中共选择“以城市为中心”而非“立足农村”，是考虑到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階级;农民阶级成分混杂，虽能配合革命，却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革命的主力军应始终以城市的工人为主体。这样的论断固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且对当时中国农民革命性的质疑也不无道理。可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尚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国家而言，面对强大的敌人，轻率地否定农民阶级的革命潜力，只会使革命举步维艰。因此，毛泽东从现实国情出发，深刻认识到中共不应将农村作为暂时的避难所，而要将农村作为工作重心，发展武装割据势力;不应将农民作为革命的辅助力量，而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改造农村、动员农民。笔者进一步结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具体阐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内涵。

材料六：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1930年，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即通过土地革命，领导农民翻身解放，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和对红色政权的拥护;用革命思想对部队进行武装和改造，变成一支有党性、听指挥、能战斗的革命军队;建立战略阵地，搞生产建设，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斗争手段，与强敌长期周旋，等待革命时机成熟。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中，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教师列举中共在“工农武装割据”新道路指引下取得的成果：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成功，各地起义部队纷纷效仿，先后建立大大小小几十块革命根据地;1931年，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0-1933年，运用游击战、运动战先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企图。以此证明“工农武装割据”新道路为革命带来了新的机遇。

高中历史新课标明确规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通过历史情境的设计，让学生体验当时人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感受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引领学生在对历史问题的探究过程中，认识史事的性质、特点、作用及影响等。”[1]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往往凭借生活经验和初中记忆形成的后见之明想当然地思考历史问题。这种无需结合历史情境和具体问题便能作答的教学活动，必然无法达成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教学中，教师针对本课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通过制造紧张的抉择情境，启发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中共面对的抉择问题——是团结北伐，还是城市暴动？是暂守农村，还是武装割据？正是在抉择情境的纠结体验中，在抉择项合理性的辩证思考中，学生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原有认识，领悟了革命新道路背后的革命智慧。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