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凤林

【摘 要】中共党员入党后，意味着要放弃以往自由散漫的生活，过有规律的组织生活，遵守党的纪律。参加支部会议是党员重要的组织生活方式。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中共已开始探索支部会议制度，使其成为锻造党员、提升党员组织观念、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方式。从实践来看，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因政策的不完善性、革命的复杂性、党员组织观念薄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运行实效并没有达到中共的理想预期。同时，中共展示了较强的政策调试能力，针对支部会议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整顿。整顿的效果从总体而言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趋势，但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带有浓厚的早期探索特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支部会议;组织生活;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 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26-12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其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原则的必然之意，也是其借鉴苏俄党建模式的重要表现。对共产党而言，党员入党后，必须放弃以往散漫的生活方式，遵守组织纪律，过有组织的生活。参加支部会议是党员过组织生活非常重要的方式。中共在创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对支部会议制度进行创新性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积累了历史经验。学界对中共基层组织建设已有较好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从总体而言，学界对中共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支部建设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尤其是對党支部运行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更没有对支部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支部会议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立体化地考察中共早期支部会议制度建立的思想基础、运行成效、整顿措施及其局限，从而“以小见大”地呈现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设探索的努力以及客观困境，剖析“组织生活”制度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瓶颈。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共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不分现象很普遍，“两家不分”是特定时期的历史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适当地把团组织也纳入考察范围。

一、支部会议制度的确立及其设置

支部是中共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如何使党的基层组织巩固，党员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是中共建立后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便是利用支部会议制度来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塑造合格党员。

（一）支部会议制度的确立

中共建立后，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逐步确立了支部会议制度。

中共二大正式确立党的基层组织设置，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关于“组”的会议，党的章程规定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中共三大把党的基层组织名称由“组”改为“小组”，要求“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这明显提高了会议次数频率。中共四大第一次把党的基层组织定名为“支部”，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与此同时，支部会议规定得更为详尽：“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简言之，支部会议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会议的种类包括小组会议、支部全体会议。

同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基层组织建设思想受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五卅运动后，中共的组织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这给共产国际极大的鼓舞。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应该密切注意支部工作，支部毫无疑问应成为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领导革命和组织工作。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的通告，指出支部应通过支部会议议决工作计划，强调支部会议的议程应该规范化。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会议制度的重要性，提出：“各种性质的会议，无论在怎样情形之下，务须要设法举行;只要各个分子在会前有预备，便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会议亦是有益且有效的。支部或小组的会更不可间断，在开会前预备自己的报告和意见，是每个同志的责任;召集开会，综合各种报告作结论，执行决议和训令，是每个组长与支部书记或干事的责任。”从其决议案看出，召开支部会议（包括小组会议）必须是一项常规化的制度。考虑革命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中共对支部会议的时间、地点没有硬性规定，给了基层组织以较大的自主性、灵活性。

中共五大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继续规范了支部会议制度。章程规定：支部干事会每两个星期至少召集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报告支部干事会的工作，及讨论支部所在之机关或区域内的一切实际政治及经济争斗的问题”。不难看出，鉴于大革命后期革命环境的恶劣，支部会议的召开频率由“每星期至少一次”改变为“每两星期至少一次”，其内容更偏重于具体革命任务的讨论、决议。

（二）支部会议的具体设置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共对支部会议制度的具体设置进行了思考，诸如规范支部会议的责任定位、会议程序、报告内容等。

一是支部会议责任定位。支部会议制度自确立后，基本被中共中央定位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部分。如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其通告中指出：“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支部（小组）会议的重要责任为教育党员与讨论上级决议等。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对支部会议的责任定位认识得更为深刻，规定得更为具体，包括支部会议担负训练党员、解释决议、研究问题、制定议决案等方面的责任，尤其重视通过支部会议训练党员，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换言之，支部会议是训练党员、研究阐释革命理论、传达决议非常重要的方式。

二是上级对支部会议的督导。为了使支部会议有效、有序进行，中共各地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上级对支部会议的监督和指导。早在国共合作初期，北京等地中共党团组织就已经注意这一问题，强调要克服地方组织涣散的缺点，必须加强地委等上级组织对支部的指导。五卅运动后，支部会议已有了规范指导的迫切需要。1926年1月，中共唐山地委明确规定：“支部及支部干事会开会时，地委须有一人以上出席，帮助支部书记作政治的主义的教育宣传，以使同志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有个明确的观点，对主义有系统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使每个同志能以理论的观点，分析各种问题。”可见，地委（上级组织）对支部会议的指导是方向性、总体性、理论性的。到了北伐时期，上级的督察更为频繁。1926年12月，中共上海区委引翔港部委的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每个支部和小组会，部委均派人参加”。即支部的直接上级——区委或部委，对支部会议进行指导、监督，已成为上级工作的重要部分。

三是支部会议主要内容。支部会议的内容也有原则性的规定。如1925年8月31日，团郑州支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多是随时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如纱厂罢工的原因、罢工的政策、教训等等。1926年2月，中共南口地委则报告其支部会议“每次都有政治报告及问答”。同一时期，唐山党团组织列出支部会议的内容如下：“a.政治报告及讨论。b.讨论活动方法及进行计画——讨论现实党的政策和计画的具体方法及如何发展团的组织。c.个人报告及批评。 d.其他。”可见，支部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解释党的理论和决议，讨论政治报告、支部发展政策及议决问题。

四是支部书记在支部会议中的作用。支部书记在支部会议中具有核心领导作用，负责汇集会议中的党员意见，作出决定。早在国共合作初期，团粤区委就规定：“支部或小组会议时，须特别注意于个人工作之报告及批评，由书记汇集各方意见，作成结论，以养成团员互相训练的习惯。”也就是说，支部书记要站在制高点，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支部书记负责把支部会议的内容写成报告，向上级汇报。上传下达是支部书记在支部会议中的重要作用。

二、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与实效

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政治素养偏低，尤其是党员对党组织生活的形式并不适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对支部会议制度的落实较为迫切。由于各项复杂因素的影响，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有很大不足。

（一）支部会议常态化的迫切性：党员须过组织生活

党员革命思想水平低、政治理论素养不高、组织纪律不强等，必然导致党的基层组织不坚固，失去应有的战斗堡垒作用。面对这一难题，中共试图通过支部会议这一方式，达到锻炼党员、巩固自身组织的目的。

各地的报告普遍可见对党员革命理论水平过低的判断，以及对改善这一困难的思考。1926年1月15日，中共南京地委的工作报告提到“此间同学确是很幼稚”，为此，不得不加重支部训练。例如，在学生支部，通过支部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党员作工作报告和自我批评、学习理论问题等;在工人支部，则侧重通过支部会议讨论政治问题、学习支部须知、报告支部事务等。即通过支部会议，来改变党员思想幼稚的现状，提高党员能力。同一时期，中共北方区南口地委也不得不承认：“同学中只有少数人能看《向导》《政治生活》及《中青》等，而大多数则须用口解释讲演，才能明了。”在其看来，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正规训练，如“党团缺乏于多开会”。

同时，党员不守组织纪律、不习惯过组织生活的现象时常发生，这使中共认识到这一危机的严重性。1926年7月1日，中共浙江宁波地委直言，所属各支部对支部会议召开不积极，会议都未能按期进行，支部书记也未能尽责。即使到北伐时期，支部会议制度的实施已有数年，但不积极过组织生活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具体到各支部，虽然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1926年10月6日，上海南市部委就报告了其所属11个支部的情况，不少支部都没有按期开会或开会效果不佳，尤其是永利支部“过去好久没有开会，其原因是同学他去，不报告部委，来了也不报告”。党员的这种自由散漫生活，与中共的组织严密原则是不相符的。正因为如此，各地组织才会不厌其烦地向中央报告这一类问题，寻求解决之法。鉴于此，支部会议制度的规范化运行自然成为中共的重要选择之一。

（二）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成效

支部会议制度的确立及其必要性，使支部会议的运行成为应有之义。总体而言，支部会议制度基本在各地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其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因时因地因环境不同，表现也不同。

以上海为例，大致可观察其运行实效。五卅运动后，革命气氛逐渐高涨。上海党组织对基层组织的发展比较重视。1925年9月，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各部委报告了支部会议的执行情形，即各部委都落实了支部会议制度，并且重点发挥了支部会议锻炼党员的作用。从会议议程、内容看，支部会议主要是偏向政治问题阐释、实际问题的报告及讨论等。但各部委支部会议的效果不一，如小沙渡部委能够做到每星期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党员也能在会议中作讨论和自我批评，对党的信仰普遍较好;而浦东部委则相对差，召开会议较少，党员对党的认识也较为模糊。即北伐前上海推动了支部会议制度的实施，但各地对这一制度的执行力有所差异，总体呈现出较好的局面。

北伐时期，上海党组织更加强调支部会议制度的推行。从实践来看，这一时期支部会议制度确实在基层得以广泛推行，但执行的效果不太符合中共的理想预期。1926年10月，在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各部委报告了支部会议的具体情况，基本表明支部会议的执行虽然尽力落实，但是不尽如人意（见表1）。

从表1看，中共上海区每个部委面对的革命环境不同、每个支部的具体情况不同、党组织发展的速度不同，所以支部会议的执行情况也有较大差异。但从这一时期的总体情况看，每一个部委都尽力落实支部会议政策，并且创造条件来提升会议执行效率。即便如此，有些支部仍然没有召开会议，或者到会者不多，最为明显的是，党员也因缺乏支部会议等组织训练，革命表现不良。

上海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其他地方组织的支部会议情况也大体如此。广州作为大革命核心区域，一直以来对组织建设比较重视，意图做成组织工作模范。1925年11月30日，团广州地委组织部对支部会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统计。應该说，团广州支部会议的执行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有的支部如粤汉路支部、琼崖支部召开会议的次数甚至比规定的会议次数多，近一半的支部全部同志都能到会，并且地委对支部会议的指导能进行。然仍有个别支部如花地油业支部不能开会，或者不能按照规定开会。可见，即便在革命中心地广东，受制于各项复杂因素的影响，支部会议的效果仍然不能达到中共的理想预期。

三、党员对待支部会议的态度和表现

入党后，党员必须改变个人的自由散漫生活方式，适应党的组织生活。这样一种新的组织生活方式必然给党员带来较大的冲击。在环境、训练素养、革命理论、阶级属性等各项因素的作用下，党员对待支部会议的态度也不一样。总的趋势是，不管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党员逐渐认可了支部会议制度，大部分党员能够参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团北京地委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组织建设相对规范，支部会议制度的执行也如此。在此情况下，大部分党团员能够按期开会，但是因党团员大部分都是学生，一到寒暑假，他们常常选择回家而不愿意过组织生活，导致支部会议不能如期召开。并且，此时的支部会议制度还不够规范，很多党团员都不知道如何开支部会议，具体表现为“因同学中对于主义观念缺乏，除地委的人于参加时多加解释，他们即觉无言可发，有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他们也只能作简单的答复，仅寥寥数语，不能发言者亦多，会议中无多精彩之故即在此”。也就是说，很多党团员还不知道如何过组织生活，如何在支部会议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参与到支部的工作中去。

五卅运动后，随着支部会议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推行力度的加大，很多党团员对支部会议的认知度逐渐提高。1926年1月，中共上海引翔港部委专门报告了支部会议的问题，并且对党员的表现考察得非常详细（见表2）。

从表2可知，多数支部能够开会，约半数支部能够依据制度每星期召开支部会议一次，并且大部分党员都能够遵守组织纪律、参加会议、讨论实际问题。但是，党员表现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如能够主动发言的不多，并且不太热心听政治报告，开会的意愿不够主动。

北伐后，中共基层组织发展迅速，新的支部、党员不断涌现。不过，扩党的速度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效并不完全一致。1926年8月20日，中共上海闸北部委在关于上周的工作报告中谈及所属18个支部的开会现象，其中能开会的11个，不能开会的7个，开会能到者7/10，具体表现为：“a、同学多数不感觉兴趣。 b、各支部都觉得问题太多时间不够。c、会场秩序多散涣。d、一半同学发言，一半同学多不发言。”也就是说，虽然一半以上的支部能够开会，但党员对开会不太积极，对这种组织生活形式并不热衷，尤其是会议纪律涣散，党员在会议中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然也不能很好地锻炼党员队伍。吴淞独立支部的情况也类似。各支部党员在会议中的表现也是不同，即有些很好，有些精神很散漫，有些讨论不甚切实。即使到了大革命后期，虽然支部会议制度在地方得到尽力落实，上级对支部会议的指导也颇为尽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执行效果仍然有差异，不少支部党员并不能真正过好组织生活。不容忽视的是，在革命环境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党员的革命热情往往低落，常常不愿意过组织生活，对党组织持怀疑态度，加上其他党员的消极影响，表现

更甚。

实际上，党员不想过组织生活的心理较为复杂。1926年10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党员对待支部会议的心理。报告指出：“（关于各支部方面）清查数量固定分子。在过去数量的报告，除了根据不可靠的名册外便很难统计，因为同志中常有许多分子时去时来。你若说有，不错，名单上与工厂中是有的，可是小组会他常不到;你若说没有，可是罢工时候和各种大小政治运动中他又非常努力参加，有时比常来开会的忠实同志还要勇敢些。这确是事实。推其原因约有数端：（一）做工后的疲劳，怕开会。（二）从来未过过这种抽象的生活，受不住束缚。（三）开会的材料太理论不感觉兴趣。（四）他们要的是实际的行动，他们常说‘有事情的时候通知我，一定来的，这句话与事实就可证明。（五）怕来开会时被厂里知道了要开除。（六）受家庭的压迫与事务的束缚（尤以女同志为甚）。（五）（六）两项是一般工人的共同心理。”从其报告看出，党员不愿意开会并不代表他不革命、不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适应组织生活的方式，并且怕参加支部会议影响了工作生活的正常进行，尤其是一些工人怕开会影响不好，甚至被厂方开除，失去经济来源。此外，支部会议本身的吸引力缺乏，尤其是一些会议内容枯燥，挫伤了党员的热情。

个人的体验也可补充说明上述观点。大革命时期，女工出身的工人领袖刘群先入党后，面临着过支部会议组织生活与工作生存的矛盾。诚如钱塘在《女工出身的刘群先》一文中所说：“她常常要放弃工作去参加党的会议。因此厂里的工头对她严厉起来。同时厂方当局，给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弄得极为恐怖。她热诚地工作着，为了不能积极展开而感到烦恼。”工人党员的个体经驗表明，以支部会议为代表的组织生活方式想要彻底融入党员的行为准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种主客观因素都在羁绊党员参与支部会议，党员的心理表现也变得复杂。

四、支部会议制度的整顿及其局限性

面对支部会议制度执行上的偏差、效率低、党员组织观念不强等各种问题，中共进行了积极应对，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进行调整。整顿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可否认，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整顿效果并不理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整顿措施

敢于直面问题，不断调整政策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是中共自成立伊始就具备的强大能力。支部会议制度的执行并不一帆风顺，在各地各时期遭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适时整改是应然之举。其措施主要有：

其一，健全支部组织。组织健全尤其是支部干事会或支部书记的设立，使支部会议的召开有了可能。在中共看来，支部的整顿必须要把支部的组织健全起来，“支部组织中最重要者为干事会，干事会组织得不好，支部必不能起很好的作用，以后各支部要特别把干事会组织得完密”，“干事之下为小组，每满十人即可分为二小组，但以开会适当与否为标准”，“此外干事组长的人选，也要特别慎重，终要是该支部中最有能力的同志出来担任此项工作，那就能使该支部的力量格外的充实而强固了”。简言之，只有在健全支部组织的前提下，支部会议制度的落实才会有可靠的保障。

其二，严肃批评，加强督导。针对各地在推行支部会议制度中的懈怠或不作为等现象，中共强调要严肃批评，同时上级组织加强督导，务必使这一制度能真正落实，取得成效。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团粤区委要求各地召开支部会议时，强调地委应负督导之责任。五卅运动后，与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视度一致，各地对支部会议执行的低效率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上级组织的督导之责任。这一观点，在后期进一步强化。1927年1月1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进一步强调，为了整顿支部会议的秩序，支部开会“部委非出席不可”。

其三，强化组织纪律。中共通过强化组织纪律、提高党员的组织观念等方式，来提升支部会议执行的效率，改变不良习气。在其看来，因过节或其他事务不开会，党员就不合格，“你曾否重视区委的通告，是不是旧气习战胜C.P.铁的纪律？是不是存心蔑视党的纪律？”“假使每个同学都如此，团体成一种什么现象？是不是腐化？”甚至严格规定了党员违规不参加支部会议的具体惩罚：“1.每支部每周须开会一次，各同志务必到会，如第一次不到，须由支部书记询问理由，如无故不到，当面警告，第二次不到会，由支书报告部委，由部委派人谈话;第三次不到会，即执行纪律，实行处罚！但请假及特别事故，不在此限。2.每支部每次开会时，要各同志报告工作，如一周内没有工作报告，当加以严重处罚。”可见，支部会议纪律的规定不仅具体，而且比较严格。

其四，训练教育。中共也希望通过训练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党员的组织观念，使其能自动自觉地参与支部会议。中共上海区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使支部强固，必须整顿支部，其方法之一便是“支部的训练”，即训练支部书记，切实指导其工作方法，多办训练班，训练各支部书记及其他活动分子，并多召集会议。也就是说通过训练，提高支部书记及活动分子的能力，使支部会议的召开更为有效。普通党员的训练同样重要。1926年10月7日，中共上海南市部委在其工作计划中指出：“以后特别注重下层的训练，除对支部书记加以严厉的督促外，对于同志个别的训练，务使各个同志能够明瞭自己的责任，自动的工作起来，不像从前这样的只有上层没有下层。”也就是说，通过训练教育，促进党员组织思想的转变、能力的提高以及组织观念的提升。

（二）整顿的效果及其局限

整顿的效果直接检验整顿措施的得失及有效性。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不断地调整支部会议政策，为此，其整顿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与之相随，整顿的效果也不一样。总体而言，中共的整顿措施对于支部会议制度的推行、深入，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仍然无法脫离这一时期中共因理论缺乏、经验不足等因素导致在政策上的不完善，效果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五卅运动前，支部会议整顿措施已实施，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例如，1924年12月10日，团武昌地委报告了整顿支部会议情形，即每个支部都明确规定了开会时间，地委派人参加支部会议，报告政治状况，指导支部工作，解答支部问题，支部书记详细报告支部一周情形，同志间讨论问题，互相批评。在其看来，这些措施“逐渐实行”，尤其是“现各支部（除一、二例外）均能按时开会，开会时情形也极好。组织上较前严密有生气的多”。可见，其支部会议的整顿已有一定的成绩，尤其是按时开会、开会纪律等明显改善。

五卅运动后，整顿效果显现，但也有明显的地方差异性。上海一些组织工作较好的部委在整顿支部会议方面做得较好。1925年12月18日，中共上海引翔港部委报告所属支部经过整顿后的情形，“支部中能每周开会，能负责介绍，能实际活动，能指挥群众，要算东华，同兴、上海一、三[厂]、电气五支，其余如大康、裕丰、永安、祥泰、三新则较逊（永安、祥泰日见复兴）”;“支部，书记及部委三种会议皆每星期一次，举行书记会议情形较前好（人数较能到齐，讨论问题较切实）”。从其报告看出，支部会议能够按时举行，执行了支部会议的常规化，同时通过整改，支部会议的效果也不错，提高了支部整体的工作效能。北京在支部会议整顿方面也有了效果。例如，1926年1月，中共南口特别支部经过政策调整，支部会议能做到每周开一次，同志对于支部会议的态度好转，“大都能按时出席”，同志对于批评“除一二人外，都还能诚恳接受”，并且“主义的解释，在每次会议中都有，大概每个同志脑筋中都有了一点影响了”，在会议上同志对于问题的答复也更为积极。可见，南口特别支部经过整改，效果已经显现，尤其是支部会议的常规化，党员对支部会议的态度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这种改善不是根本的，尤其是党员对革命主义的理解不深，对组织生活的展开较为生涩。

北伐后，支部会议整顿大范围实行。从各地实践看，这种整顿往往因地方组织的工作方法、革命环境、党员素质等各项因素影响，其效果不一。实际上，南京、无锡、宁波等地的情况说明支部会议整顿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不尽善。至1926年10月，南京、无锡、苏州、宁波四地共有11个支部，原来只有3个支部开会，130名党员，能到会者仅1/4，经过一两个月整顿，“现整顿能按时开会者八支，数量一百六十，可以打八五折。同志胆太小，前次稍一压迫，大家害怕不得了，甚有逃跑不知踪迹者”。显然大部分支部的整顿效果最为明显的是，开会更为常规化，到会人数增多，但是党员的组织观念仍然较为薄弱，对组织纪律的理解和执行仍有待提升。

上海等地的情况也说明，支部整顿往往与革命斗争紧密相连，为此，其效果常常随着革命斗争的高涨或低落出现较大变化。1927年1月2日，中共浦东部委关于1926年12月份的工作报告表明，以响应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支部整顿工作开展，一些支部也取得了成效。祥生支部“同志多有贵族工人的色彩，他们依赖领袖的心理非常之浓厚，除了支部书记和极少数同学做点事外，其余尽是些旁观者”，但12月份较前有进步，“（一）开会可到十分之八;（二）现有极少数人活动，并非以前只有书记一人作事”;南洋支部以前开会“未曾到过六个人，现时至少可到十分之七（不到会的尽是男同学）”;英美老厂支部自改组后算是浦东最有进步的一个支部，表现为“干事会能够开会，且能起点作用，支部书记对内对外尚能应付事情，男女同学都有相当的活动能力”;英美新厂支部同志到会者有十分之七，但支部书记懦弱;小轮驳支部、荣昌自来水厂支部、烂泥渡支部、其昌栈支部、十八间支部等作用不大。由此可见，整顿措施确实在一些支部得以实施，且取得了成效，但是不同支部的表现和效果不一样。

要言之，中共早期进行了支部会议的整顿，对其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包括完善组织结构、强化组织纪律、加强上级组织的监督指导、提升党员的组织观念等。这些整顿措施不仅具有思想上的进步性，而且也在实践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受革命环境、整顿措施、党员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顿的效果并不理想，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党员的组织观念仍较低下，开会的形式虽具备但内容仍较空泛，会议产生的效果不够好，并且这种效果带有明显的地方差异性，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表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自成立伊始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把会议制度作为组织建设的重要手段，把党员生活纳入组织体系。与基层组织建设相一致，支部会议制度在大革命时期基本确立，并成为党员重要的组织生活方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言之，中共对支部会议制度进行了合理的设置，并从责任定位、会议程序、会议内容、上级督导、支部书记责任等方面构建了支部会议的运行机制。与革命的发展形势、组织发展的趋势一致，中共大力推动支部会议制度的落实。从其效果来看，支部会议制度的运行因革命发展阶段不同、革命环境不同、地方党组织的能力强弱等出现较大的地方差异性，但总体而言支部会议制度基本得以落实，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尤其在革命发展较为顺利、组织建设较好的地区较为明显。

毋庸讳言，支部会议制度作为一项组织制度，地方落实并不顺利。党员对待支部会议的表现及其心理即为重要佐证。大部分党员或主动或被动地参加支部会议，遵守组织纪律，然始终有不少的党员不能从散漫的生活方式过渡到严格的组织生活当中。他们不愿意过组织生活的心理是复杂的，有个人生活方式的固守，也有个人生存危机下的退缩，还有对革命环境恶劣的惧怕，甚至支部会议吸引力缺乏等。与之相通，分析阻碍支部会议制度执行的因素充分说明革命环境、革命工作的多变和党员组织观念薄弱、组织不健全、没有场地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共早期已開始展示较强的措施应对能力。针对支部会议制度执行出现的各类问题，中共出台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整顿，包括健全组织、强化组织纪律、上级督导、训练教育等。在多重措施的整合下，支部会议整顿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基本保障了支部会议召开的常规化、党员出席会议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党员组织纪律加强等。然而，这些整顿因各项复杂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足，呈现出浓厚的早期探索特质。中共早期对支部会议制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其经验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应该说，支部会议制度自这一时期确立后，基本延续至今。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始终在早期支部会议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组织设置、改善其执行方法，从而使当代的支部会议制度具有了历史的延续性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性。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发展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921—1927）”（17BDJ026）的阶段性成果。

代表性论文有朱华：《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张明楚：《中国共产党对于支部建设理论的早期探索》，《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第5期等，从制度的宏观层面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支部建设理论。只有少数论文如孙会修：《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的城市支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上海支部以组织力为核心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