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

【摘 要】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關于武装暴动，共产国际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均认为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应该相互配合，暴动要在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准备充足的情况下进行。但在武装暴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党组织却与中央武装暴动的指示背道而驰，造成了“玩弄暴动”的现象。瞿秋白对地方党组织“玩弄暴动”现象开展批判并予以纠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无法根本扭转党内“左”倾盲动的局面。

【关键词】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武装暴动;“玩弄暴动”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50-09

学术界关于中共中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是认为瞿秋白个人因素导致“左”倾盲动错误;三是认为主要责任在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上述研究成果从共产国际、瞿秋白个人、中共中央三方面来论述盲动主义的产生，但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至1928年初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大体上是没有错的，一些地方党组织执行武装暴动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指示产生偏差，造成了“玩弄暴动”的现象即所谓的“盲动主义”。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

（一）共产国际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

共产国际早在1926年底的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预言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将要逐渐脱离革命，针对这一点曾对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准备工农”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证实了共产国际的预言。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提出要面向群众，武装工人、贫农，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此时革命形势日趋严峻，各派军阀公开加入反革命阵营，长沙国民党当局屠杀工农，冯玉祥与蒋介石徐州会见，唐生智以及武汉的统治集团屠杀共产党和工农，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也叛变革命。1927年7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告诫全体党员，要“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即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联盟之革命行动，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从而明确了革命运动的根本保证、方式方法。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但是武装暴动的发展并不顺利，农民暴动中党组织没有坚决地予以指导，城市中的职工运动被国民党的假工会以及欺人的假话所蒙蔽，反动势力大范围地阻挠工农暴动。192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指出当前中国革命“要以工人阶级真正先锋队的精神行动起来，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引导最广泛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前进”。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共产国际在明确革命运动的根本保证、方式方法的同时，进一步强调革命力量相互配合和充分准备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期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强调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联合作用进行革命，要在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武装暴动。

（二）中共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

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后，国民革命以失败而告终。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一起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要求下，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八七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政治胜利，前提是要指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在维护城市贫民利益的基础上，激发城市贫民参加政权建设的信心，“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会议指出，革命运动需要在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先发动经济斗争，以经济斗争激发群众力量后再发动政治斗争，最后达到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通告第八号》，进一步对发动革命的前提条件进行明确和细化，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积极领导工人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作有系统的斗争……取得经济要求条件之胜利……须在日常的生活宣传中，准备工人武装暴动的情绪和组织……使他了解必须工农民众自己起来暴动……现在的中国国民革命，主要为土地革命农民暴动，如遇当地农民土地革命的时候，对反动军阀政府应有破坏的活动，城市工人应即起来罢工或破坏交通扰乱敌人后方，以响应农民革命”。10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四川临时省委的信中，对武装暴动进行了明确定义，认为武装斗争应该是“领导他们从抗租抗税抗捐粮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分配土地，与城市工人、贫民的革命势力联合，完成民权革命”。可见中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要有根本保证、前提条件、方式方法。即要在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先发动经济斗争以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再发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联合作用，从而进行武装暴动推翻反动政权。

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他的武装暴动的观点与中共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高度一致。1927年10月26日，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第2期发表《军阀混战的中国与工人阶级》一文，谈到工农联合对于武装暴动的重要性时，他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将要团结暴动的农民，于建立工农贫民政权之旗帜之下，爆发而成全国的大暴动，将要联合一般贫民及兵士，勇猛的奋斗，推翻混战卖国的新旧军阀”。随后他对武装暴动具体开展进行了详细说明。11月，他主持起草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12月10日，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强调，“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仅某一武装队的游击战争，与群众脱离的武装队的游击，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的”，党要带领群众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的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由此可见，瞿秋白认为中共着力领导的武装暴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先在农村中进行土地革命、在城市中进行经济斗争，在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准备充分后，于城市和农村配合暴动，从而夺取政权。

二、地方武装暴动中的“玩弄暴动”倾向

八七会議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进行广大区域的武装暴动。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武装暴动的指示、中央通告和决议案中，强调如下要点：一是城市暴动与乡村暴动相配合，党的力量要从中加强领导和指导;二是发动暴动必须经过极艰苦的群众工作，在暴动之前，农村中进行土地革命，城市中进行经济斗争，继续不断地开展群众斗争;三是要使群众具备较坚强的组织和相当的武装技术;四是要有推翻敌人以夺取政权的决心，然后才能达到斗争的最高形式以至暴动。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的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强调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是武装暴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地方武装暴动中的“玩弄暴动”则是在群众力量和党的力量不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要求地方党组织领导武装暴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以及北方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风起云涌，但是各地党组织在暴动中的作用却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暴动完全没有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自发式地方武装暴动，这种武装暴动的兴起大多是广大的工农群众为满足现实利益所推动的，暴动没有计划、没有理论、没有战略，最终也不能解决革命的实质性问题。这种自发式的暴动遍布中国。比如，山东阳谷、范县一带的农民，因为灾荒战祸窘迫不堪，几万群众集合起来攻取县城;直隶玉田、文安等京东各县的几十万农民暴动，反对张作霖、反对阎锡山，要求组织自己的政权、推翻军阀统治;江苏宜兴的农民群众拿起锄头驱逐国民党官僚，解除反动派武装，揭露国民党的虚伪政纲，自己动手实行“耕者有其田”;四川“夔、巫一带的神兵，川西一带的教匪，都是农民自求出路的直接行动”。大连洋服店工人因包工价码减少，自发组织“日支洋服技工会”进行罢工;武汉铁路工人群众在各站自发组织逮捕贪官污吏，夺取自己应得的工资;上海工人群众捣毁工统会办事处;苏州工人因机织厂劳资矛盾罢工不绝;安徽六安烟业工人自发地与资方经济斗争，南陵“城里店员自动爆发千余人之斗争”。这些自发式的斗争都是群众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因自己方面与资本家、军阀、地主等反动力量之间的矛盾而起来反抗。中共地方党组织未能主动对其加以引导、组织和领导，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这些暴动很快失败。

二是部分地区党组织力量弱小，不敢暴动，甚至不允许暴动发生。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领导者组织者，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由于反动派的联合镇压，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在土地革命前中期，党的力量较为弱小。比如，江西永修地区“虽群众时常自动的要求暴动，均为负责同志所禁止”，甚至有些地方党组织“反说是太急进了，恐因斗争而破坏组织，有避免争斗的倾向”。湖南部分地区尤其是长沙市的党组织“基础简直完全倒台，只剩下四五十个工人同志和十几个智识分子，旧的倒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非常危急。同时已有的数十工人同志，亦因失业的恐慌，资本家的限制，白色恐怖的威吓，都不甚活动。兵士工作与近郊区的农运，亦无甚成绩”。河北玉田党组织在领导武装暴动中，“群众已经将县城占领，统治机关的人完全出逃，我们却自认是闯下了滔天大祸，不设法去夺取政权，反赶快解散群众，退守山中，等候军队去包围”，“怕破坏社会的秩序，群众行动中间我们不但不指挥着去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一切农民平素所深恨的人，反而不放群众去侵害他们，诚恐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秩序”。中共江苏省委的农民运动工作计划中，“关于农运的政策和口号，本着‘阶级合作的妥协精神去做，只有改良主义的减租减息、反对土劣口号，没有土地革命、抗租、耕者有其田、杀地主豪绅的口号”。常熟有几个地方的农民，因为还无组织不能行动，竟说“为什么共产党不到此地领导我们暴动呢？”“各地同志在行动时，还没有彻底摧坏旧统治的勇气，还保存着许多小资产阶级‘安居乐业的幻想，暴动时提出‘保护正当秩序‘抢劫者枪毙等口号”。安徽六安县党组织“现有枪支二百余支”，但党组织计划将其送给革命的敌人常恒芳，临委并无指正，甚至还与刘兴政治部交涉，“开变相欢迎刘兴的军民联欢会”。云南党组织“因小资产阶级之习性，反映到指导机关中来使党的政策动播不定，甚至于根本牺牲阶级利益，限制农民运动，自动解除工人武装”。河南刘店起义中，“民众此时革命热情已达沸点，而当地党部（驻市委）要征省委命令，要找中央军委，在未找着省委军委之期间，决定向民众的答复是：现在冯玉祥如何厉害，反动豪绅如何势大，此时不宜动作，俟有机时再动”。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可以说是对中共中央武装暴动的决议缺乏理解，一方面担心自身力量被暴露和削弱，另一方面没有深入群众，未能体察群众的生活现状，从而不敢暴动甚至禁止发展武装暴动。

三是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以发展武装力量为主，不相信群众。革命的胜利单单依靠政党和武装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工农群众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力量，只有广泛地激发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革命。土地革命初期由于中共处于幼年时期，再加上之前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地位，使得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忽视了对广大群众的发动和团结。比如，广东的乌坡南玖民团起义、横岗起义、潮阳攻城起义、潮安起义、兴宁起义、惠来秋收起义、三井起义、澄海起义、全琼总起义、普宁秋收起义、广利起义、南田起义、清远起义、镇隆起义、怀乡起义等均以军事力量为主，甚至出现琼崖十三县“学生同志均能忍苦耐劳，只相信个人，好作英雄式的斗争”，不相信群众力量。湖北的通城秋收起义、石守秋收起义、瓦仓起义、雪峰山第一次起义、天汉起义等以军事力量为主，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贺昌对此提出批评，“过去暴动中有很大之错误，即是只有军事投机，而未发动农民群众。各地亦如此，许多地方之游击战争，亦只是军事投机”。湖南的宁远起义、长沙近郊秋收起义、株洲秋收起义、浏阳沙市秋收起义、桂汝秋收起义、廖田秋收起义、湘潭东四区秋收起义、两衡边界秋收起义、良田秋收起义等，部分同志认为“尤其是暴动要武力拥护一点”。广西的仑圩起义、凤山起义、果德起义、镇结思林起义、都安第一次起义，江西宁远起义、铁石山起义、修水攻城起义，陕北清涧起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情况。山东泰莱暴动“只计算某某民团首领是同志，某处警备队可受我们指挥等的军事投机，完全没注意到群众的需要与组织力量及煽动工作”。河北玉田第二次暴动中，“第一，放弃群众，只简单的注意一点军事。根本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就没有去号召群众，致使群众也不了解我们，也将我们当土匪看待，甚至连自己的队伍都没有联络。第二，没有在动作之先将指导机关组织好，没有计划全盘的行动，只是一重英雄豪雄的气概。用了一部分的军事力量去冒险”。上述这些革命暴动的地区，党组织都是以农军或革命军为主力，注重规划军事力量，却没有充分发动工人、农民起来主动积极地斗争。

四是部分地区党组织缺乏坚强领导，在暴动遇阻时中途放弃。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凝聚民心和群众力量的根本保证。但当时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却出现了暴动前的“冒险”和暴动中的“逃跑”现象。比如，湖南醴陵总暴动“东、南乡红军作战退却”。湘西党组织工作计划中提出“县城如估计无法占据，则完全毁灭”。江西星子暴动中，“我们同志率数十农民入城驻宿县署，……听说有兵来到，旋即出城跑了！事先既未煽动群众参加行动，入城又不实行杀捕土劣，如像是一场儿戏”。湖北汉川县的党员政治观念落后，甚至主张“根本焚烧城市（系马口烧去半边）”。湖北“公安方面之同志闻军队一来，即逃走了，甚至煽动其他同志同逃，不接受特委之命令，同时于预备逃走之前大造谣言”。直隶地区“玉白及特委同志，于旬日内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第一次的表现是自溃自散”。部分地区党组织武装暴动的前期准备不够充分，仓促行动，暴动中后期看到失败的迹象却退散逃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党组织缺乏坚强领导，领导力较弱，导致革命力量的部分损失。

在地方党组织存在以上盲动倾向的同时，部分地区的群众力量也较为薄弱。

一是部分地区的群众疏离、抵制甚至反对革命。比如，在大革命失败后，河南一些地方的民众“怨恨革命，凡带革命色彩的一切口号、行动装饰，他们都厌恶，不容易接受”，据四望山负责同志报告“山上群众渐渐分化，一小部分，因为敌人诱惑表示妥协”。信阳乡间农民安于现状，“看见学生都要杀，以为革命就是学生弄出来的”。山东胶东暴动中，“群众因环境关系，已被迫妥协”，这种妥协也是一种间接抵制革命的倾向。江西临州因过去党的群众工作存在偏差给民众造成不良影响，“现在工农群众中反党的空气甚高”。福建漳浦农民则对国民党抱有“请愿的幻想”。工人方面，湖北城市工人到1928年甚至还有为了避免敌人压迫而“不愿意斗争”的现象存在。河南许昌起义时，群众不明白革命的真正含义，“反对我们杀人放火”。山东工匠认为资产阶级剥削没有完全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统都感觉不到生活上的艰窘，……他们不但不能有什么行动，竟连口头上的愤语亦多不发”。部分工农群众对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暴动疏离、抵制甚至反对，更多的是因为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害怕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的反扑和镇压。

二是部分群众参加革命，但阶级意识不强。江西星子暴动后，一些农民群众站位不高，反动军队到了，“农民群众只是骂共产党是捣乱，说共产党害他们”。在任弼时的报告中，一名湖南农民对他说，现在农民的心理大多是“把租照旧交给佃东，如果旁人真正减少了的时候，那时我可向佃东要回就是”，不会起来反抗地主阶级。江苏无锡农民起义中，部分农民群众缺乏责任意识，党组织派他们去掘断铁路，他们因怕累怕苦，又缺掘断铁路的炸药器具，“于是群众非常懊丧而溃散”。四川的部分农民在暴动过程中，“最初加入还热心，后来经反动谣言煽惑，白色恐怖一镇压”，总觉得把土地和政权拿过来一时不容易办到，“并且感觉得开会训练于他们实际生活毫无利益，反多费时间妨害耕作，因此渐渐消极退缩了”。江西部分地区的农民思想僵化，虽然“很显明的有土地的要求，但政权的要求比较薄弱一点”，1928年共产党员卢镕经想在江西同乡家里避难，同乡却说：“你到我家住，我不但不能负责，恐怕还会牵累人家罢！”安徽一些民众盲目拍板问题严重，对改组后的临委委员不大信任，“问题一来都不积极”。工人方面也存在同样问题。湖南部分工人只满足于自身的需求，不注重政权的建设，“以为他们的工会运动，就到此停止似的”，直到1928年2月，湖南工人“斗争形式都是很和平的，不激烈”。广东工会支部中一些群众组织纪律不强，1928年时出现“能发动群众不过三四千人”，“机器会所属工会五六千群众，能号召之数为五六千，但起而号〔召〕时极少”。

从八七会议之后到1928年初，部分工农群众中出现的害怕、疏离、抵制甚至反对革命的现象，充分证明了群众力量在武装暴动中的严重不足。

三、瞿秋白对“玩弄暴动”的批评

在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期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充分发动工人和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要求农村和城市结合，有准备地进行武装暴动。此时的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从工农经济斗争一直发展到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分配土地，与城市工人、贫民的革命势力联合，完成民权革命。共产国际的佩佩尔实地考察中国的情况后，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指出：“暴动的准备工作必须也可以与维护一系列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斗争联系起来”，“没有工人运动来加以充实和领导，农民暴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武装暴动指示的贯彻执行，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就是最好的证明。广东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起义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深入工农群众，开展日常斗争;二是积极宣传彻底的土地革命口号，了解工人群众的一切要求，并带领他们力争达到这些要求;三是估计自己的力量，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暴动中农村和城市相结合，胜利后迅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而在中国更广大地区的群众暴动，很多却没有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武装暴动决议。如福建，“福建临委拟于闽南发动暴动，其根据的条件是：第一、‘农民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第二、‘统治军阀的势力现在十分的薄弱，同时，‘封建势力的武装如民团等亦完全没有力量”。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批评福建临委“不是误解暴动，就是玩弄暴动……你们现时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对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几乎不去考虑，盲目暴动。如山东，山东省委对各地暴动的指导，忽略从日常经济斗争中发动工人群众、从游击战争发动农民群众。瞿秋白批评“山东省委对各地工作的指导，差不多是‘无动不是暴”。如湖北省委主张“实现全省总暴动”，但当时的湖北各县工农群众的斗争和组织力量都很脆弱，推翻统治军阀夺取政权的基础还未成熟。瞿秋白针对湖北省委关于“全省总暴动”“武汉三镇总暴动”的计划，告诫湖北同志：“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这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弄暴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和组织力量都很脆弱，推翻统治军阀夺取政权的决心还未成熟，假使硬要暴动起来必致成为徒然的牺牲。”如北方，直隶省委决定“直南、热河、京津大暴动”，当时“我们的党连数千自发的农民暴动，尚且不能尽其领导责任，而只干了一些退缩不前或个人冒险的军事投机的把戏”。针对北方暴动的失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致函顺直省委和蔡和森，“批评北方的暴动是搞‘军事投机‘玩弄暴动”。1928年1月12日，鉴于各地暴动中出现的问题，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加紧起草《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批评“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的盲动现象。1月2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瞿秋白起草的《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该议决案最后部分特别指出盲动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不去认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不去认真的指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却只靠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在乡村中实行与群众脱离的游击以杀人放火，或者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暴动起来，轻易的脱离群众，……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这种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可以毁损党及群众的力量。”各地暴动中，一方面由于党组织的力量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工农群众没有从日常的经济斗争中去积蓄力量，盲目要求政治暴动夺取政权，导致武装暴动以“玩弄暴动”草草收场。

各地暴动的失败充分印证了1927年八七会议后至1928年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是没有错的，只不过是地方党组织在执行武装暴动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指示产生偏差，造成了“玩弄暴动”的现象即所谓的“盲动主义”。暴动的失败，对于大部分群众而言，不仅意味着伤亡，而且打击了其继续革命的信心，甚至有可能对反动派妥协。对于無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失败一方面容易造成党内滋生小资产阶级倾向，另一方面导致农民力量左右无产阶级的弊病。1927年10月以后，瞿秋白就对地方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中的上述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针对各地武装暴动的错误进行了及时干预和纠正。

四、结语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领导工农暴动，武装夺取政权。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在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发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联合作用而进行武装暴动。然而地方党组织在理解和执行中共中央武装暴动的指令中确有偏差。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从1927年10月起就对部分地区的盲目暴动现象，进行批评并加以纠正，强调“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但在革命陷入低潮、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党组织还不够成熟和强大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和中共中央的努力纠偏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党内“左”倾盲动的局面。在共产国际清算中共中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不可避免地要对暴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批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农民的原始暴动情绪，如烧杀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共产国际对于瞿秋白的批判与瞿秋白对于地方“玩弄暴动”的批判如出一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状况、对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工作还不甚了解和掌握。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