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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生学视阈下中共二大纲领研究

2021-07-21伍小涛

红广角 2021年3期
关键词:党纲

伍小涛

【摘 要】虽然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确定革命对象为资产阶级,中共二大宣言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并指出革命对象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而不是割裂的。从历史发生学视阈来看,自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主线。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承继了这一主线。中共一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主张,又有所创新,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总之,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既反帝反封建,又反资产阶级,不同之处则在于不同时期革命目标有所侧重。

【关键词】历史发生学;中共二大;中共一大;党纲;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16-10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的宣言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含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其中最低纲领为:“(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

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从最低纲领来看,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联合第三国际。”革命的对象为资产阶级。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二大提出的革命的对象发生了改变?如果发生了改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没有发生改变,为什么会出现“反帝”“反封建”的字眼?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一大党纲和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的關系问题。有文章指出,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比一大的党纲进步,至于进步的原因则是前者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关于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具体内容及启示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纲领的表现形式、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及其对当前的启示,而没有对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起源及其与中共一大纲领的变化关系作深入分析。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发生学的视阈,对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再作研究。

历史发生学是在历史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指的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再是研究历史教训的世界主义哲学家的目的,而是要研究起源、联系和发展”。质之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的关系,并不如有学者所说:“从中共‘一大到‘二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日趋完善,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中共二大党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是在中共一大纲领内有所继承和发展。换言之,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而不是割裂的。

首先,从中共二大的最高纲领来看,其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与中共一大的纲领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无产阶级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

其次,从对其他党派的态度来看,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一大的决议是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这与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所云“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是基本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共一大的决议是独立的反封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二大的议决案是联合民主派一起反封建,即“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二者的差别不是革命对象的不同,而是革命方式的不同。

最后,从反帝的内容来看,中共一大纲领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但在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间接地表达了反帝诉求:“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这里的“资本家的国家”显然指帝国主义,表明中共一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共二大宣言与一大之前的宣言内容基本相洽:“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这就揭示了中共二大的反帝纲领是建立在一大反对“资本家的国家”基础之上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是:“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

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他还说陈独秀也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产党”。这表明中共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反帝反封建。从这一点来说,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革命对象并没有发生变化。

中共一大、二大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革命对象,乃是因为历史逻辑发生的使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是谈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但实际上是阐释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会把他们从经济、政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因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他们的悲惨境况仍然如故,而且比以前更糟。……由于对辛亥革命结果的不满意,认为这次革命的效果不足以使他们免除压迫,于是中国人决定采取另外的步骤——试行共产主义。正当中国人民为寻求一条解放之路而斗争的时候,红军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激进思想的炸药爆炸了,共产主义风行于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罢工遍及全国各地,有才智的學生深入到工人中,社会革命走上了迟早要胜利的道路。”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腐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陈独秀就是这样。1897年面对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写下了《扬子江形势论略》,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贵……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正如学者任建树所指出的:“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不反封建:“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从这一段话来看,陈独秀强烈地反对封建主义,他把反帝和反封建结合在一起来解决中国问题。

李大钊面对大众生活的痛苦,愤怒发声:“嗟呼,斯民何辜!天胡厄至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然自满清之际,仁人义士,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相势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显然,李大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这种对封建时代政治和历史的观察,毫无疑问是接受了自严复、谭嗣同到梁启超,又到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民主观念的结果。”同时,李大钊对帝国主义统治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说:“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产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李大钊像陈独秀一样,既反封建主义,又反帝国主义。

高君宇亦是如此,“目睹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之下的太原破败不堪、百业萧条的惨境,每次返家沿途看到的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和满目荒芜的黄土高坡,而中国的统治者和达官贵人,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他萌生出改造中国的理想。

蔡和森1913年在湖南铁路学校读书时,“他几乎每天都要阅读报纸,议论时事。形势的发展,使他越来越感到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必须努力肩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否则,一切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都无从说起”。这里“改造社会的重任”,就是推翻“恐怖的资本主义”。按照蔡和森的解释,“恐怖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的资本主义。他说:“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这样‘恐怖的资本主义正是英、美、法、日国际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赶快建设的。”由此可见,蔡和森“改造社会的重任”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在国事日颓的困境下举起反帝反封建和救国救民的旗帜。换言之,早期的共产党人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正是具有这样的观念,在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的有关文件中才会出现反帝反封建的字眼。

张国焘指出:“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里的“加重”和“仍说到”充分表明中共二大的宣言是建立在前面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共一大还是中共二大,都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任务这一条主线。

既然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都提出过反帝反封建主张,为什么中共一大的重心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而中共二大的重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生作一说明。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由维新派人士引入中国,指的是一种道德价值,如学者杨奎松所指出:“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新的人类道德文化,并力图通过个人良心的发现和道德的改造一点一滴地去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到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演绎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留情的批判,并提出构建一种新社会的理想,也使得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19世纪40年代以来所追求的‘富强也产生了根本的怀疑,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富) 与帝国主义(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

李大钊指出:“和Bolshevik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行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而中国之所以存在社会主义的必要是因为“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这里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除国内资本家的经济组织外,主要指国外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理解的社会主义既反国内的资本家,又反国外的帝国主义。而且,在李大钊那里,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手段,他说:“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陈独秀理解的社会主义像李大钊一样,也是打倒资产阶级。他说:“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但陈独秀与李大钊不同之处在于:李大钊打倒资产阶级是为了“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強盗”,陈独秀打倒资产阶级目的是为了废除私有财产,废除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陈独秀说:“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都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显然,陈独秀把国家当作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器,只有“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被压迫者才会得到解放。

李汉俊指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体,人类的进化是“决定中国社会命运的要素”,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必然“追逐世界进化”而“发生资本主义”。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它不必沿着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走。在欧洲,进化和蝉蜕是“按部就班,循次而进”的,但中国却不同,由于“急速进化”,中国的一切事件、思想变化之快之激烈是欧美所没有的,第一个刚蝉蜕,还没有结果,第二个又发生了,“风涌云起,如走马灯”。这正是中国赶上世界步伐,结束“混乱”的希望所在。中国发生在资本主义“总崩坏”的时代,要赶上世界,完全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直接“进化”到社会主义。在这里,李汉俊认为社会主义是“结束中国混乱的希望所在”,通过社会主义可以赶上世界的步伐。

而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了。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毛泽东这一观点,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见。换言之,挽救中国的危亡,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蔡和森指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以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

综上所述,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毛泽东和蔡和森主张的社会主义,尽管路径不同,但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危亡的问题。如蔡和森指出:“此时正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前途发生悲观,对于‘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发生彷徨,他们的先进分子正想从‘下等社会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和凭靠,这就不得不使他们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此陈独秀同着他影响的急进的智识分子就开始与胡适之派(《新青年》杂志中的左翼)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

既然中共一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一大纲领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的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里,革命的对象由资产阶级置换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一变化?

首先,从国际上看,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为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在这里,列宁把打倒地主阶级和打倒资产阶级并列,说明列宁并非不反对封建主义,而资产阶级在列宁的心中,除本国的资产阶级外,还有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除反资产阶级外,还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除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外,还特别指出同民主政党合作的问题。大会指出:“我们的敌人很强而且很狡猾,各自为战,我们是不能和他们为敌,不能战胜他们的。我们若能联合起来,一齐组织起来,终可以得到胜利。”当时,中共派出参加远东会议的代表有14人,其中部分代表回国后参加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这不能不影响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民主纲领的提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方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中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显然,陈独秀深受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影响。

远东会议后,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国民革命。李达回忆:“一九二二年三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中共加入共产国际,自然联合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同时表明中共二大受共产国际影响之深。正如苏联学者格鲁宁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宗派主义立场迥然不同,这证明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党有了长足的进步,变得更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了。这里无疑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巨大工作的结果。”

其次,从国内看,自从中共一大确定党的纲领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主要有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二七”工人大罢工等。其中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二七”工人大罢工对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影响颇大。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人开始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 总之,广东政府“对于工人是很帮忙的”。这反过来,不能不影响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据张国焘回忆,在1922年4月底中共广东支部会议上,陈独秀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从这一点来说,中共二大通过的联合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定的实践渊源。

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在北方也开展了罢工运动。罗章龙回忆:“前后计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

这些罢工运动受到封建军阀的打压。正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所汇报的:“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三次: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二人被捕拘留数日。因为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四人被捕拘留十余日。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这里的“官场”,显然指的是封建军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達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的由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不时感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阻碍中国进步、压迫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势力还不是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而是外国侵略者和割据混战的‘封建武人,不首先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根本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中共二大自然而然地把反对军阀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中共一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中共二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重要理论成果”。笔者不认同这一观点,并不是如李达所说:“初期的党员们有一部分即使是忠于马列主义,仍是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是不懂的。”这一观点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

从鸦片战争起,反帝反封建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至于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而且这个社会基本上不是继承自传统的社会,而是用人的理性能力规划的新 ‘社会”。这就是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引进社会主义,是作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和目的,二者兼而有之。

而从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在这里,明确规定无产阶级除反帝反封建外,还有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任务。因此,中共二大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指出:“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才出现了以后工人运动的高潮。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指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对资产阶级一直抱着警惕和斗争的态度。邓中夏指出:“‘商业资本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即官僚资本)是买卖公债及政治投资,又与军阀有深厚之关系,而并受外国资本之操纵;试问他们能革命吗?‘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的动机,然而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亦不过只有动机罢了;即或有时动机见诸行为,亦不能坚持到底,终出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之一途。”“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聯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从这一点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资产阶级而忘记最终革命对象。

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中共二大后对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采取了党内合作的方针,这就出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但在合作中,谁是领导阶级?谁是被领导阶级?中共二大就有明确的认识:“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这就是说,在与资产阶级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并没有忘记自己反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尽管后来出现了对资产阶级退让的现象,但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是革命的主线。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共二大虽然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并没有忘记中共一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共一大纲领的承继,也是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必然过程的产物。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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