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聪 邵滨

摘  要：利用可视化计量软件CiteSpace，对2000—2020年间发表于CNKI和WOS数据库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通过共现图谱展示互动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发展趋势，并对今后研究方向进行预测。全球互动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单层次到多层次的发展过程，从对具体语法形式的分析逐步扩展到对语用功能、会话参与者主观性、话语标记、互动交际理论的研究。研究方法从单纯的会话分析转向关注互动交际协作的交叉学科研究，定量研究、实证性研究、多模态研究代替了理论研究、综述研究，并成为主要研究类型。国内语言学刊物应更加关注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学校、机构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今后研究应以留学生汉语多模态互动教学模式、师生互动的话轮转换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互动课堂设计与教学规划为目的，为国际中文教育、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性指导成果。

关键词：互动语言学;CiteSpace;研究热点;国际中文教育;发展预测

一、引言

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理论以功能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采用话语分析法研究自然口语材料，关注会话参与者的交际意图对语言形式的影响，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与具体语用环境，以实证研究分析社会交际互动中语言形式的变化与动因，弥补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孤立书面语形式为对象的语言研究方法的不足。

20世纪70年代，Gumperz首次将“互动”概念从社会学引入语言学研究[1]（P9-37）。Ford将功能语言学理论与话语分析法相结合，开始对日常口语对话进行实证性描写[2]（P26-145）。Ochs、Thompson等在话语分析法的基础上，对自然口语的语言结构规律进行了总结[3]（P11-16）。2001年，Selting、Couper-Kuhlen正式提出“互动语言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互动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确立[4]。Fox提出互动社会语言行为框架的概念，将实际会话中反复出现的语言形式进行了归纳[5]。Hopper将会话的常态表达与句法编码形式相联系，重点关注互动交际对语言形式的影响[6]。多位互动语言学家合著的Grammar in Everyday Talk，对互动语言行为中的语法形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探讨社会交际中语言形式变化的动因[7]。2018年，Selting、Couper-Kuhlen的著述Interactional Linguisitics[8]，对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是近年全球互动语言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国内的互动语言学研究则起步较晚。徐大明等的《当代社会语言学》首次引入了互动社会语言学概念[9]（P43-45）。CNKI最早收录的与互动语言学相关的文献是林大津、谢朝群的《互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前景》，介绍了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互动语言学产生的原因，初步探讨了西方互动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启示[10]。孙咏梅在《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与互动社会语言学》中指出，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应将宏观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和微观的话语分析相结合，关注日常话语交际背景和环境预设的作用[11]。王显志、王杰认为，会话策略、语境化提示、会话推断是社会互动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12]。乐耀运用互动语言学研究方法，对会话交际的基本单位和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进行了分析[13]、[14]。完权考察了汉语社会交际的语法投射能力[15]。方梅等回顾了互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详细介绍了互动语言学的四个主要研究课题，系统总结了互动视角下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16]。

可以看出，近20年的全球互动语言研究内容广泛，涵盖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内容，很少有文献对其研究内容、研究趋势与热点等进行系统总结与梳理。本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软件，绘制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知识图谱，直观地呈现出该领域内的研究现状与热点问题，以把握全球互动语言学的研究前沿与今后发展趋势，为国内互动视角下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性指导，并丰富国际中文教育与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体系。

二、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样本全部来自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數据库，检索时间为2000—2020年。分别以“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Talk-in-Interaction”为主题、标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新闻、会议征稿、书评等不相关和重复的内容，最终得到有效中文文献89篇，英文文献153篇①。

（二）研究设计

Citespace文献数据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在共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 Analysis）的基础上，对选定数据进行寻径网络算法，并绘制出相关信息的共现图谱。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性回顾法、信息研究法，借助Citespace（5.7.R3）软件，对有效文献的作者、关键词、研究机构、发文期刊、高被引文献、核心关键词、突显关键词等信息，进行共现节点分析，以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展示领域内的前沿热点，并对今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

三、年度发文量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我们对2000—2020年CNKI、WOS互动语言学研究的年发文量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国外早期研究成果较少，发文量逐年波动上升;于2013年增至17篇后，又迅速回落;再次于2020年达到年发文量19篇的新高点。其中，2000—2005年为第一阶段，年发文量在1—4篇范围内波动;2006—2010年为第二阶段，年发文量缓慢增长至11篇;2011—2013年为第三阶段，大幅增长至17篇后又迅速回落;2018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年发文量连续保持在10篇以上，说明该领域内的成果产出趋于稳定。国外互动语言学年发文量增长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该领域内核心著述的出版，如Bergmann等对互动语法韵律的研究[17]，Selting、Couper-Kuhlen对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系统综述[8]等，引发了研究者对互动语言学领域的间歇性关注。

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呈逐年递增趋势，发文量变化趋势与国外基本相符，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2013年为第一阶段，发文量在0—4篇范围内波动。2014—2020年为第二阶段，其中，在2014年增至9篇;从2015年起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并于2020年达到20年来的峰值15篇。第二阶段研究成果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语言学科意识和话语研究问题意识的增强。如李先银为弥补对外汉语教学中“基于规则”的语法体系的不足，提出了基于互动语言学理论的“情景化”语法教学[18];饶宏泉在前人对“来着”所在结构的时体特征及限制条件的讨论基础上，从话语功能的角度，对“来着”的语义与功能进行了进一步考察[19];臧胜楠、潘爽认为，互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有助于培养留学生用汉语交际的能力，有利于解决目前国际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20]等。这些论著均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交际和会话互动中实际问题的关注。

总体来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年发文量除2014—2017年间略低外，其余年份均高于国内。在国外研究年发表量分别于2013、2018年大幅增长后，国内研究也于2014、2019年得到大幅增长。这说明国内对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是紧随国外变化趋势的，只是峰值均要错后一年;同时，也说明国外互动语言学高被引文献的发表（如Higginbotham & Engelke，2013;Kitzinger & Mandelbaum，2013;Hayashi & Kushida，2013;Cornillie，2018），对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影响显著，国外研究成果的引入大约需要一年时间。

四、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

（一）国外核心作者与研究机构

我们对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文献的国别占比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国外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中，有56.5%（78篇）集中在欧洲，22.5%（31篇）集中在美洲，其余（21.0%）主要分散在大洋洲和东亚地区。成果量排名前三的国家是英国（32篇）、美国（22篇）、德国（13篇）。

我们对2000—2020年国外主要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核心作者及机构的图谱，具体如图3所示：

从表1和图3可以看出，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机构以大学和语言学院为主，其研究重镇有英国约克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德国语言学院等，研究机构的分布与论文发表数量占比最高的国别基本吻合。在图3中，关系图谱连线的粗细与联系紧密程度成正比。由此可知，欧洲各国互动语言学研究者合作紧密，形成了以英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合作网络;而美国互动语言学研究者与加拿大、日本学者合作较多，与欧洲研究群体联系较为松散。

我们接着对国外的核心作者及其所属机构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作者有约克大学的Persson、纳沙泰尔大学的Doehler和Horlacher、赫尔辛基大学的Lindstrom等。在世界互动语言学领域排名前五的学者中，欧洲学者占据了四个。

（二）国内核心作者与研究结构

我们对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主要研究机构的表论文发数量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3所示：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核心作者及机构的图谱，具体如图4所示：

从表3和图4可以看出，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以语言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文学院为主导，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其研究重镇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等。同时，上述机构大多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核心团队，能够持续产出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如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刘峰、张京鱼，中国社会科学语言研究所的方梅、谢心阳、李先银等。图4中，图谱线条联系较为紧密，说明作者之间合作较多。

我们接着对国内的核心作者及其所属機构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作者有刘峰、张京鱼、谢朝群、饶宏泉、孙咏梅等。其中，谢朝群、孙咏梅等人的研究成果均早于2010年，代表了互动语言学早期的研究群体;刘锋、张京鱼合作较多，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2015年之后，是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新兴主力军。

五、发文期刊分布与高被引文献

（一）国外发文期刊与高被引文献

1.发文期刊分布

我们对2000—2020年WOS互动语言学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5所示：

在WOS的153篇文献中，有22篇（14.4%）发表在Journal of Pragmatics，7篇（4.6%）发表在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6篇（3.9%）发表在Discourse Studies，Discourse Society和Language in Society各有5篇（3.3%），其余文献分散于各类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期刊。其中，占比最高的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于1977年，刊发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最多且被引率最高，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互动语言学刊物。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由语言学家Sigman创办于1987年，致力于发表社会语言学与互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阵地。Discourse Studies、Language in Society、Discourse Society三个刊物，则从不同的角度刊发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前两者主要发表与会话分析、语用研究相关的论文，后者主要发表社会学视角下互动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可见，国外已经形成专门刊发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期刊。同时，互动语言学研究与语用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联系紧密，研究热点和学术前沿交叉程度高，研究成果多样化，覆盖的学科领域丰富，涉及广泛的学术主题。

2.高被引文献

根据相關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高被引图谱。其中，同一个节点连线越多，表示该文献的被引次数越高。具体如图6所示：

我们还对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引用最多的10篇文献进行了统计，具体信息如表5所示：

从图6和表5可以看出，被引率最高的文献是Schegloff的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A Primer in Conversational Analysis。该书共十四章，第一章介绍了会话分析顺序理论，第二至十一章分别讲解了相邻配对（adjacency pair）、预扩展（pre-expansion）、主题提供（topic proffering）等概念与会话顺序的关系，最后三章简要论述了序列中的变化，并提供练习和阅读指导。此书包含大量现实中的对话实例，是互动语言学领域重要的“入门”级著作[21]。

Auer的On-line syntax：Thoughts on the temporality of spoken language，被引次数位居第二。作者认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具有根本区别：书面文本具有“线性”特征，而口语对话是说话人之间实时发生的互动过程，基于“线性”的传统结构主义语法分析并不适用于口语交际研究。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射和缩回操作的互动口语语法分析方法，为研究实时口语会话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22]（P1-13）。

Heritage认为，在会话互动中，参与者认知状态的相对性决定话语意义被理解的程度，认知状态在传达信息时主导着语法形态的选择和语用效果。因此，互动语言研究者应当关注并调查会话人的认知背景，从语用学的角度，在行动建设和互动管理的过程中描述认知状态对交际的影响[23]（P1-29）。此文被引次数排名第三，对多篇高被引文献产生了重要影响。

Auer & Lindstr?m对英语、德语、希伯来语、瑞典语、法语的口语进行实证性研究，提出了“新兴（emerging）”和“紧急（emergent）”两个语法结构概念，并对其产生的条件与话语语境进行总结。互动对话中出现的“新兴”结构与语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矛盾，而“紧急”结构的出现则是由于及时交际的临时需求，体现语法结构的暂时性和短暂性。作者认为，这两个语法结构的并存，说明会话互动中的语法是一种高度自适的交互资源[24]（P218-262）。

被引次数排名第五的是Benjamin的Managing Problems of Acceptability Through High Rise-Fall Repetitions，考察社会互动的参与者在说出不正确、不恰当的话语时，听话人产生的反馈以及对错误进行纠正的不同方式。在此基础上，Benjamin总结出一种既真实又可以被接受的纠正方式：重复原先的话语内容，通过提高或降低语调的方式，提示对方错误的存在，以达到最终纠正错误的目的[25]（P107-138）。此文对近5年的互动语言学研究影响较大，大量新研究援引了这一结论。

（二）国内发文期刊与高被引文献

1.发文期刊分布

我们对2000—2020年CNKI互动语言学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7所示：

在CNKI的89篇文献中，有7篇（7.9%）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国语文》各有3篇（3.4%），《汉语学习》《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各有2篇（2.2%）。其余论文刊发在各类学报、语言学刊物上，分布较为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目前尚未有专门刊发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期刊，除《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大多数期刊对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度较低。

2.高被引文献

由于Citespace软件尚未开发分析CNKI文献被引数据的功能，我们只能截取CNKI数据库的选定文献数据分析界面，较为直观地呈现出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共被引文献图谱。其中，一个圆形结点代表一篇文献，结点越大的文献被引次数越高。具体如图8所示：

我们还对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引用最多的10篇文献进行了统计，具体信息如表6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被引次数最高的前五名文献，均为出版年代较早的现代汉语本体研究著作，如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朱德熙的《语法问答》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国内互动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汉语语法本体研究的理论基础上的。

何自然、冉永平认为，话语联系语所连接的是话语与语境或语境假设。语境的概念既包括传统的语境认识，也包括话语理解过程中所形成的动态语境假设。在关联理论框架基础上，该研究从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认知角度，分析了话语联系语的作用，认为话语的生成与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话语联系语对话语的生成与理解存在语用制约[26]（P3-5）。这一结论已被大量的互动语言学、语用学研究印证。

林大津、谢朝群的《互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前景》，系近20年内CNKI最早收录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是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基石。论文首先简要地梳理了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探究了互动语言学产生的原因，系统介绍了互动语言学的定义、特征、理论基础，并初步探讨了西方互动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启示[10]。

方梅等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互动性，互动语言学是基于互动行为的语言研究，重视对自然口语的分析，语法是可以在交际中被塑造的互动资源。作者梳理并回顾了国内互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详细介绍了句法选择、形式验证、会话序列、韵律和多模态研究等互动语言学的基本研究课题与最新进展。作者认为，互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能更好地揭示汉语特点[16]。此文共被引用37次，是该领域内近五年来被引率最高的。

总的来看，与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大量引用汉语本体文献不同，国外研究并不局限在语法理论框架内。他们更多地采用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将实际生活中的口语互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时态、信息、社会地位、心理等具体因素对会话顺序、语义理解的影响。可以说，国外学者关注社交環境对语言运用的影响，既包括理论性研究，也包括实证性研究，单次界面研究和纵向历时研究共存，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价值。

六、高频关键词与研究热点

（一）国外关键词与研究热点

1.高频关键词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谱。具体如图9所示：

我们接着对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前10位关键词进行了排序，并通过对关键词中介中心度的计算而获得新的排序。具体如表7所示：

从图9和表7可以看出，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中

出现次数最高的前10位关键词分别是：“conversation analysis（会话分析）”“organization（组织）”“conversation（会话）”“repair（修正）”“talk-in-interaction（互动交际）”“turn taking（话轮转换）”“English（英文）”“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互动语言学）”“prosody（韵律）”“language（语言）”。其中，前三位的出现频次分别高达39、39、35，是该领域的研究重心。

还可看出，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排序与出现次数排序略有不同：首位仍然是“conversation analysis（会话分析）”;“organization（组织）”由第2位降至第4位;“discourse（话语）”“accomplishment（完成）”“identity（特征）”则代替了出现频次排序中的“talk-in-interaction（互动交际）”“turn taking（话轮转换）”“prosody（韵律）” 。

在两种排序方法中，“conversation analysis”的出现频次和连接信息流的能力均位居第一，说明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建立在话语分析方法之上的，话语分析是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根基。排序靠前的“organization（组织）”“conversation（会话）”“repair（修正）”，也是以会话分析为中心延伸出的各类概念。“English（英语）”出现在两种排序方式内，则说明国外以英语为研究对象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比重最大，这也与英国、美国为互动语言学研究核心的结论相符。中介中心度排序中，“identity（个性特征）”的出现次数虽未进入前10名，但其含义与国内近年新兴的“主观性”“个体差异”相似，均说明全球互动语言学研究对交际会话个性化的关注度日渐提升。

2.热点变化与发展预测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具体如图10所示：

由图10可知，国外近20年内各阶段的互动语言学研究均包含“conversation analysis（会话分析）”“organization（组织）”“conversation（会话）”三个关键概念。2000—2003年前后出现的“post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talk-in-interaction（互动交际）”“gender/sexism（性别歧视）”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逐年下降并最终消失，说明国外互动语言学早期研究重视性别特征对话语交际的影响。

从2007年起，大量新兴关键词井喷式出现，如“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turn taking（话轮转换）”“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交往）”“interactional competence（互动能力）”“embarrassment（尴尬）”，关键词多样化、具体化的趋势一直持续至2019年。近五年来，“epistemic stance（认识论立场）”“bilingual interaction（双语互动）”“argumentation perspective（论证角度）”“discourse basis（话语基础）”“construction projection（结构投射）”“collaborative completion

（协作完成）”等概念的提出，则表明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开始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关注自然口语交际中多语言、多参与者协作的特殊情况。

我们将搜索参数γ设定为[0，0.1]，采用Burstness算法，对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中的突现关键词进行了检测，共得到17个突现关键词。具体如图11所示：

从图11可以看出，突现关键词密集度最高的时间段是2013—2018年，先后有9个关键词集中于此，这与核心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所显示的信息基本相符。其中，“talk-in-interaction（互动交际）”是突现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其强度高达2.54，持续时间长达10年（2002—2011）。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talk-in-interaction”受到关注较少，它逐渐被学科特征更为鲜明的“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互动语言学）”所取代。“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从2015年起成为突现关键词，这说明互动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开始建立专门的理论体系。一些新兴关键词突现年份距今较近，如“construction（结构）”“information（信息）”“epistemic stance/epistemic（认识论立场/认识论）”“repetition（重复）”等。它们是当下的研究热点，在今后五年内有可能会成为国外互动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二）国内关键词与研究热点

1.高频关键词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谱。具体如图12所示：

我们接着对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前10位关键词进行了排序，并通过对关键词中介中心度的计算而获得新的排序。具体如表8所示：

从图12和表8可以看出，国内出现频次最高的前10位关键词分别是“互动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会话分析”“主观性”“交互主观性”“互动性”“话语功能”“话语标记”“网络语言”，这10个关键词代表了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的研究重心。

还可看出，中介中心度排序与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序略有不同。首位仍然是“互动语言学”，“话语分析”由第4位上升至第2位，“功能”代替“网络语言”成为第10位。“话语分析”在关键词出现频次统计中的排名虽然不如“互动”“互动社会语言学”靠前，但在具体研究中所连接的关键词信息流更为丰富，这说明“话语分析”的应用范围广泛，是互动语言学的核心研究方法。

2.热点变化与发展预测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绘制了2000—2020年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具体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知，国内近20年来各阶段的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均包含“互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说明社会语言学理论一直是互动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借鉴对象。“话语分析”“互动”“交际民俗学”从2008年开始大量涌现并一直延续至今，代表了当下的研究热点。早期的“语法研究”“社会意义”“认同话语分析”等关键词出现频率逐年下降，说明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从对单一语法形式的关注转变为对多层次、多领域应用研究的关注。从2013年开始，新兴关键词“互动性”“主观性”“交互主观化”“网络语言”的出现频率显著上升，近五年内更是涌现出“韵律”“口语语篇”“小品词”等更为具体的研究内容与方向，体现出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精细化、专业化。

我们将搜索参数γ设定为[0，0.1]，采用Burstness算法，对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中的突现关键词进行了检测，共得到14个突现关键词。具体如图14所示：

从图14可以看出，突现关键词密集度最高的时间段是2014—2018年，先后有9个关键词集中在这一时期。与图1年发文量变化趋势比对可知，这五年既是研究成果量猛增的阶段，又是新方向、新角度集中涌现的高峰期。其中，“互动社会语言学”是突现强度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其强度高达3.1621，持续时间长达8年（2005—2013），这说明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对社会交际的关注，体现出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社会学基础与本质[12]。一些新兴关键词突现年份距今较近，如“主观性”“理念形成”“目标确立”“会话分析”“方法选择”等。它们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也有可能会成为国内互动语言学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可视化计量软件CiteSpace，对2000年至2020年间发表于CNKI、WOS的互动语言学相关论文进行了计量化分析，通过共现图谱展示了该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在这一基础上，对互动语言学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预测。

（一）总体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互动语言学年发文量变化趋势相似，研究主体均以语言学研究机构和大学为主导。同时，国外互动语言学核心成果的发表对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影响显著，国外前沿成果的引入大约需要一年。全球范围内的互动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单层次到多层次的发展过程，从对具体语言语法形式的分析逐步扩展到对语用功能、会话参与者主观性、话语标记分析、互动交际理论的研究。研究方法从单纯的会话分析转向关注交际协作的交叉学科研究。定量研究、实证性研究、多模态研究代替了理论研究、综述研究，并成为主要研究类型。除了与社会语言学的交集外，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出现了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成果，互动语言学研究与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的结合更加紧密。

近些年来，国内、外互动语言学研究均涌现出大量的新热点，如国外的“epistemic stance（认识论立场）”“bilingual interaction（双语互动）”“construction projection（结构投射）” “collaborative completion（协作完成）”，国内的 “韵律”“口语语篇”“小品词”“主观性”等，这些都是颇具潜力的前沿成果。我们认为，互动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将日趋紧密，对会话过程中语义信息传递与接受的研究、对错误结构修正方式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的研究重心，值得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与深入挖掘。

（二）对国内互动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如前所述，国外研究机构大多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互动语言学核心研究团队，不同国别、不同机构的作者合作密切，以欧洲为主导的互动语言学研究阵地交流频繁，新理论传播迅速，研究成果产出量较为稳定。专门关注并刊载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刊物业已形成，有力地支持了该领域的发展。而国内尚未出现专门刊发互动語言学研究成果的刊物，语言学领域主流期刊对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关注度较低。作者之间的合作一般局限于同一学校、同一机构，跨学科、跨机构合作较少。就此而言，国内的语言学期刊应提升对互动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度，为互动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学校、机构之间需要加强合作，为核心作者群稳定产出成果提供保障，并扶持新作者群的成长与壮大。同时，国内研究应引进更多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应用性，如以留学生汉语多模态互动教学模式、师生互动的话轮转换机制为研究对象，以互动课堂设计与教学规划为主要目的，为国际中文教育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性指导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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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elting，M. & Couper-Kuhlen，E.Interactional Linguis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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