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张怀强

摘  要：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而民俗文化大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比其它类型的影视作品及其它时期的家庭伦理剧来说，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更多地受到了民俗文化的滋养。本文通过对家庭伦理与民俗共通性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家庭伦理剧在21世纪发展特征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携带着强烈的民俗基因，而民俗基因的存在直接关系着这一剧种民族风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效果。

关键词：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民俗;平民化;世俗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联合课题）“民俗学视域下的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研究”（GZLCLH-2020-011）阶段性成果。

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以下简称为中国家庭伦理剧）自进入21世纪后，创作数量快速增长，作品质量较之上个世纪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曾一度成为电视荧屏上的主流力量，其中的许多精品甚至在荧屏上掀起了观剧热潮，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浪漫的事》《结婚十年》《亲情树》《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父母爱情》《小别离》《都挺好》《小欢喜》等，它们不仅赢得较好的收视回报，还获得了包括“飞天奖”“金鹰奖”在内的众多奖项。

民俗学者陈勤建认为，民俗在文艺创作中，构成了具有强烈历史感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这种民俗的基因，如同它不能脱离传统一样。一国文艺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脱离了传承的民俗基因，是绝对不可能走向世界的[1]25-35。精品众多的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内容。而民俗学家钟敬文曾说：“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2]260显然，民俗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部优秀的家庭伦理剧势必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这其中自然避不开对民俗的表现。再者，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是以家庭为基础构建的，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大量分布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之中，而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以家庭为核心场景展开的，对比其它类型的影视作品及其它时期的家庭伦理剧，它更多地受到了民俗文化的滋养。可见，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与民俗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本文将从家庭伦理与民俗的共通性以及中国家庭伦理剧在21世纪的发展特征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探讨其民俗基因的存在。

一、家庭伦理与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它包含了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口头语言等几大方面。其中，意识形态指的是“涉及民间宗教、伦理、礼仪和艺术等，是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民俗部分”[2]270。也就是说，伦理本身就包含在民俗研究的内容中，它是精神民俗的具体表现之一。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家庭伦理与职业伦理、公共生活伦理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三大伦理范畴”[4]。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由血缘所决定的家庭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伦理也随之成为了整个社会伦理以及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意识形态中的“伦理”主要是指家庭伦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民俗，家庭伦理一般是通过外在的民俗生活形态和行为模式来表现的。在广大民众的家庭中，长幼亲疏的关系已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如家庭生活中分配房间、赡养老人、继承遗产等事件都可以体现出固有的家庭伦理观念。

家庭伦理同民俗文化一样有着传承性与变革性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庭伦理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但是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也表现出了新的转向，如夫妻人伦规范由夫权中心变为夫妻平等，父子人伦规范由单方面的孝变为父慈子爱等。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传承与变革自然也成为了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表现的主题：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人们逐渐迷失在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中，出现了背信弃义、不忠不孝等家庭伦理败坏的现象。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呼唤“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其实也是呼唤人们对“家”的回归，这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结婚十年》《空镜子》《都挺好》等家庭伦理剧中都有大量的表现。另一方面，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对家庭中的包办婚姻、寡妇守节、重男轻女等遗风陋俗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变革进行了赞许。如《婆婆》中的赵大妈、《浪漫的事》中的宋大妈、《父母爱情》中的江德华，她们都是守节多年的寡妇，在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约束下，年轻时她们或是拒绝了别人的追求，或是将自己封闭起来，从未考虑再婚。但是，她们都在步入老年或中年后得到了亲人的帮助，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总之，家庭伦理作为一种民俗意识形态渗透在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而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通过家庭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来表现家庭伦理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

二、平民化和世俗化

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既没有古装仙侠剧唯美的画面，也没有悬疑剧引人入胜的剧情，更没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庞大恢宏的叙事背景，它以平民化的视角娓娓讲述着普通人家庭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散发着浓郁的、让人倍感亲切的生活气息。平民化视角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创作理念的转变，它深受平民意识和平民美学旨趣的影响，通常以一种平视的态度来感受剧中人物的酸甜苦辣，而不是以一种精神引导者的姿态去俯视他们。由于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关注，使得平民意识和平民美学旨趣在其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它們以大众文化为载体，消解了精英文化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充分肯定了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世俗精神，同时形成了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特征。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观察，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是站在平民化的视角下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民俗“展示的是一个凡人琐事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1]90，可以说它们的表现对象和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再者，民俗学认为的俗化“并不仅是我们平时说的俗气——庸俗低级的气质，本质上，它是个体对群体千百年沉积凝集而成的群体意识、共同心理气质的认知归一”[1]90。这正是贯穿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的世俗精神的内涵所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平民化和世俗化特征充分折射出了其民俗基因的存在。

从表现的对象和内容来看，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所表现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出众的容貌，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富豪。如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形象出场，他在刚升做副段长时却遭遇了下岗;《大哥》中的陈文海是一个出租车司机;《金婚》中的佟志年轻时是工厂的一名普通技术员，而文丽则是小学数学老师;《老大的幸福》中的傅老大是东北小城的一名足疗师;《小欢喜》中的方圆在失业后当上了网约车司机。他们都是平凡而又真实的“小人物”，身上承载着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体现着“草根”阶层的价值取向。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所塑造的这些平民形象正是民俗文化创造者和继承者的代表。民俗学把传统文化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是下层文化及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5]。不难看出，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是以市民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张大民”“陈文海”“傅老大”“方圆”等城市平民从阶层上来说就包含于其中，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以他们为对象展开的“生活世界”自然也就呈现出了丰富的民俗生活相。

在日常生活中，民俗生活相体现为一些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文化意识等。我们从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衣食住行来看，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常年过着早上一碗豆汁、中午一碗炸酱面就几瓣蒜的日子，他认为这样的日子有滋味，也有意思，这里边的“豆汁”和“杂酱面就蒜”就是老北京传统饮食习惯的体现。在《老大的幸福》中，傅家四兄妹回东北扫墓时，傅老大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小鸡炖蘑菇、酸菜馅包子、咸鸭蛋、浆子（东北话把“豆浆”叫做“浆子”）等具有东北特色的菜肴。一方面，这些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饮食，它们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积淀了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另一方面，对这些饮食的表现正是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平民化创作风格的体现，平民化的创作通常要求剧中呈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贴近真实的百姓生活，不可能让西餐厅的牛排、红酒，富贵人家的鲍参刺肚频繁地出现在平民百姓的餐桌前，而来自民间的“炸酱面”“咸鸭蛋”等自然成为了真实百姓生活的代表。同样，民俗生活相在居住空间上也有相应的表现，如《大哥》中破旧的小平房、《家有九凤》中古朴的老宅院、《结婚十年》中斑驳的筒子楼、《小欢喜》中陪考小区的小两居等。这样的居住环境是城市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作为民俗的居住生活相，它们不仅成为了地域性的标志，更映射出了不同地域人群的精神气质。

平民意识和平民审美学趣味充分肯定了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世俗精神，这也形成了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浓厚的世俗色彩，剧情看上去浅显易懂，表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容。首先，比如在《金婚》中，佟志和文丽这对夫妻在婚姻生活中磕磕绊绊，争吵着度过了大半生，他们的争吵要么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要么是因为婆媳之间的关系、感情的“精神出轨”、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其中没有哪一件事可以算得上是大事，更没有哪一个人物的行为谈得上是壮举，但是却以这种极其亲和的方式诠释了“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中国传统婚姻观。其次，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把目光投入到世俗生活中，更加积极关怀当下的民生问题，如百姓的住房、下岗、考学、就业、经商、养老等问题。如在《大哥》中，大哥陈文海是开出租车的，儿子快考大学了，可学费还没着落，妻子偏偏在这时候下岗了。四个弟妹各有各的麻烦，接连不断的状况使陈家老父亲受到刺激，突发脑血栓进了医院，大哥为给父亲治病又欠下巨债。大哥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把宽厚无私的爱奉献给了父亲、弟妹和妻儿。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崇高远大的理想，最大的心愿就是家庭和睦、家人幸福。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通过对艰辛生活的表现赞扬了都市平民的世俗精神，他们都有着坚韧不屈、积极乐观的性格，他们都怀揣着“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民间哲学。最后，家庭伦理剧中对白的世俗化也体现出这一世俗精神的存在，在《媳妇的美好時代》中有许多经典的对白，如“什么叫本事？把日子过痛快了，就是本事”“幸福就是我们这些不幸福的人陪衬着你，你就幸福了”“好地不用多，一亩顶一坡”等。世俗化的语言中融合着大量的诙谐成分，而诙谐的语言本身就来自于民间，它是平民百姓在艰辛生活中自我安慰式的满足。

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发展至今突显出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征，无论是外在的内容和形式，还是贯穿其中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都携带着强烈的民俗基因。也正是这代代相传的民俗基因，使得作品在审美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同时，蕴含大量的民俗基因成为21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鲜明民族风格和浓郁民俗韵味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其在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的倡导声中更为有效地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2]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

[4]戴清.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5.

[5]朱希祥，李晓华.中国文艺民俗审美[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61.

作者简介：

李倩，硕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文化。

张怀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云南开放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电影美学与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