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争是一个残酷与严肃的主题。从文学发生的角度来看，诗则是优美而生动的文体。唐代具有开放的文化环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文人都或多或少有着“一视华夷”的包纳胸襟，因而唐代的文学也相较于前朝有着更为博大与宽厚的格局与境界。但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帝国势必面临严峻的外患边防压力。经年累月的战事，与文人远征的仕途轨迹，使得唐代产生了蔚为壮观的边塞诗。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王昌龄等）的个人情感与征战历程的考察，以及对边塞诗中某个意象的深掘，却鲜有对边塞诗描绘的战争意象进行审美研究。战争视野下并兼用战争美学的理论成果，从战争这一文化现象来观照唐代边塞诗的审美路径及审美对象的细节考察，可以发现边塞诗相较于其他题材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美感。

关键词：战争;边塞诗;唐代;审美研究

一、边塞诗概念解析

（一）中国传统的边塞与边塞观念

论及边塞诗的产生与发展，首先要界定中国文化中传统的边塞与边塞观念。中国的历史疆域广袤而辽阔，而中国传统上的族群认同又巩固和强化着疆域的所指，也就是边界。正如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所认同的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的观点：“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在内的‘内涵。”[1]12王明珂亦在书中从一种地理发现的视角诠释了边界与国家文化间的关系，而维护这种边界的，正是边塞。

“边塞”从词义的理解上有二：一为对边疆具体要塞城池的特指，二为对国境边疆的泛指。无论哪一个，其鲜明的地理含义都贯穿其中。而边塞与边塞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缘起，与“封疆”和“城邑”有着一定的关系。许慎《说文解字》：“边，行垂崖也”“塞，隔也”。由此可见最初“边”“塞”所指不同。《史记·三王世家》云：“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2]如此叙述，才逐渐将“边塞”二字合用，边塞逐渐成为了国家边境地区（尤以战争区域）的特指。

边塞一词从产生时，便与战争这一特殊历史存在相结合，因而中国传统的边塞观念，也一定与惨烈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类如匈奴等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经常对农耕民族进行袭扰掠夺。而立足中原的华夏文明，其安定一隅的军事思维也决定了其对边疆的策略以驻守为主、进攻为辅，遂能产生较为强烈的边塞观念。而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形象的展现，便是长城的诞生。

因此，正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对边塞这一军事事物的长期需求，导致了边塞观念的不断加强，而经年固守的边塞，也为前往（或未前往）的文人带来了丰厚的文学及审美素材。运用这些素材创作出的便是边塞诗歌。

（二）边塞诗中地理性的模糊与民族性的清晰

边塞诗中对于地理性和民族性的描绘手法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地理性略模糊，而其表达的民族性却很清晰。边塞诗的形成最早可追至《诗经》，如《出车》《无衣》《鸨羽》《六月》《渐渐之石》《伯兮》《殷其雷》《雄雉》《甫田》《扬之水》《君子于役》等。按《唐代边塞诗传》一书中看法，周宣王时期是集中产生边塞诗的年代，而《诗经》中的这类作品众多，其描述的戎旅地点也多在偏远的边疆，但是这种对于边疆的地理刻画往往是不具体的[3]。如《小雅·出车》在敘述其战役经过时如此写道：“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这其中“彼牧”指的是郊外，“朔方”指的是北方，但是均没有具体的地理名称，后人只能想象这场战争的准备由郊外开始，而对抗的则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敌人。

边塞诗至唐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这种地理模糊的情况依然存在。如在唐时作为战略要地的“阴山”“蓟北”“辽东”在使用时经常混用，“楼兰”“燕然”“龙城”等汉时称呼也经常出现于唐诗之中。如虞世南《从军行》“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王建《陇头水》“谓是西流入蒲海，还闻北去绕龙城”等均体现出了这一点。边塞诗的地理模糊现象，有其成因，一是边塞诗中对于战争的描述多是诗人对于边塞战况的想象而非亲历，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沿用汉制地名也更易呈对偶之势。如果还有一种成因，那即是模糊的地理性更容易造成边塞生活与征战的神秘与诗歌的意出象外。因为战争是无情而残酷的，诗歌则是优美且具有意境的，一首边塞诗不该成为或仅成为一场战争的伤亡与胜负战报。

至于边塞诗中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诗中对敌我的情感分明。而这之中隐含的则是华夏民族自始至终对自身抱有的自豪认同。以汉代为例，“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描述，也就是以‘哪些人不是华夏来定义‘谁是华夏”[1]230。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自我民族认同，中国边塞诗才得以形成了强烈且清晰的民族性。即使是文化开明、拥有着外来民族血统的李氏家族治下的唐朝，其产生的边塞诗中对战争的描述也从来是敌我分明的。这种民族性的分明与地理感的模糊，使得唐代的边塞诗同样具有着一以贯之的独特性，而只有从战争本身来探讨其清晰与模糊的共存成因，才能构建出边塞诗的战争视野轮廓。究其底，诗歌是文学，其文字描绘中地理性的模糊与民族性的清晰涉及到物质与意识在文艺作品中存在的基本方式。如西方《伊利亚特》及《奥德赛》这两部古希腊长篇史诗中，也涉及到对战争细节的刻画，但诗中所着重表达的，依然是传说中人物面对战争时所展现出的可歌可泣的不屈精神。因此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描绘战争的诗歌都有着相似的着力点与模糊点。过于拘泥于对战争地理的精确定位，势必会进一步对战争抱有冷静与客观的态度，如此一来，战争成为了物质拼杀的舞台，而丧失了其酒神精神的依托。与此同时，由民族性引发的对立感则是十分鲜明的，正如《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学中的重要地位，除却因其涉及了古希腊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的重要知识，更因其诗中表现了西方文明在童年时期的国家与民族间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起承转合或许披着神话外衣，但其核心依旧源于古希腊的民族精神。

（三）边塞诗与战争的美学关系

一般来说，边塞诗是以边疆地区汉族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但其内核还是与战争本身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战争作为创作背景在边塞诗中往往以对战场、兵戈和军士三种对象的描绘加以体现。如王昌龄《塞下曲》中“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一句，其边塞诗的性质主要是由诗中的“马”“刀”等与战争有关的事物决定的。“马”即是战马，“刀”即是战刀，战马与战刀这类兵戈之物隐喻了诗中的战争背景。虽然诗中亦展示着自然风光和时节气候，但边塞征战的风貌寓于其中。而作为地理名称的边塞地于边塞诗中的出现，也在强化着对战场的侧面刻画。在王昌龄的《塞上曲》中有一句“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则展现了边塞诗中战场与兵士的形象。“幽”“并”二州为古来兵防要地，而那句“皆共尘沙老”意为卫国之军人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在战场中老去。因此可以见得一隅，即边塞诗中的美学意象往往需要通过战场、兵戈与军士来展现战争的严酷与残烈。

笔者于《刀锋之美：艺术媒介视域下的战争美学建构》一文中，曾经论述了战争与美学的一般性关系：战争与美，二者在实践目的上并非殊途同归，战争追求的是胜利，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4]。从这点来说，战争与美从功用性的追求上是存在出入的，但是不能单以此结论便否定战争与美学具有的联系。从边塞诗的美学表达中，不难发现边塞诗描绘的战争是存在意境美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体现出的壮美之情。这涉及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中“内心视象”的概念，张德林教授就“内心视象”的阐释非常中肯，他认为，“视象，本来指客观对象，主体用肉眼看得见的人和物，然而……只有用心灵的眼睛才能‘观看得到，感觉得到”[5]。从这一点说，边塞诗中所描绘的战争，已经与历史上真正的战争属于平行共存的状态。由于战争的产生需要两军乃至多军的持久对垒，而无论任何一方都有着各自对于战争的看法与执念，因此一场战争的客观事实并不能成为边塞诗歌创作时的唯一根据。在这种战争场域的调和下，诗人创作边塞诗时完全存有个人的情感与看法，而这些情感与看法完全来自于诗人“内心视象”中的那场战争、那片战场。但这种内心视象也绝非评论家不可捉摸的空中楼阁，因为文字是联结“两个战争”的最佳媒介，也因此张晶教授认为，“内心视象”存在于作品之中，是审美主体在意向性投射中产生于读者脑海中的视觉影像[6]。

除却带有强烈写实性质的边塞诗，还有相当一部分边塞诗中的战争不是真实的战争，而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带有美感的视觉成像，在这成像之中，战争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胜利。如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中，“烈烈旆其旗，熊虎杂龙蛇”一句便混淆了读者内心视象中战场的空间维度。此句描绘的并非战场、兵戈乃至军士，而是出征前我军铺张挥舞的旌旗，“烈烈”二字描绘了浩荡挥舞的旌旗，却没有谈及旌旗之下数以万计的大军，而“熊虎杂龙蛇”初一看会混淆其视象所对准的画面，让人误认为是军队中杂糅了猛兽，而后画面一转，表明了其虎其蛇实乃军旗上绣之图案。以军旗图案这二维图像，展示了三维之大军，乃至保卫国家边疆之战必胜精神，可见边塞诗中描绘的战争，完全是可以“境生于象外”的。

二、唐代边塞诗的审美主体与其创作规律

如上所说，唐代边塞诗的审美主体一般涉及战场、兵戈与军士，受中国古代诗歌的范式影响，边塞诗中一般也蕴含着山水诗的清丽秀雅，但这也与创作者的具体心路历程及其创作风格有关。钟嵘于《诗品》序言中说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7]钟嵘的《诗品》较早对边塞诗的创作内容及心路规律进行了概括，在他看来，诗人在面对战争，及战争带来的一系列事物，如爱国、荣誉、死亡、媾和、亲人故去等，其心灵被“感荡”，其胸臆急需一个抒发的出口。而窥探这个出口，便能找出边塞诗在美学上所形成的的一般创作规律。

唐代边塞诗是一个多元交融的范畴，这种多元主要与唐朝这一时代由富足走向兴盛、又从兴盛走向衰亡有关。边塞诗歌中的情怀对国家发展脉络的走向感知更为细腻。一是国防安定是国家得以兴盛的基础，即便唐朝由盛转衰的主要成因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内乱，但唐朝在不同时期的边防形势亦不同;二是边塞诗无论写实还是写意，诗人一定要将其创作融会于战争场域之中。

如著名的唐边塞诗人岑参，在其早年隐居求学时作《高冠谷口招郑鄠》，能有“涧花然暮雨，潭树暖春云”这样的生机盎然的诗句。但在从军入边后，这种盎然便成为了萧然，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碛中作》中的“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经火山》中的“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都与其早年诗作中的自然意象有所区别。岑参是一個细腻的诗人，也是一个真正到过边塞的诗人，有过真实的军旅经验，便有了真实的心理感受。与中原相比，边塞的风光更为雄奇壮美，但这种自然之壮美又何以与战争有着联系？恰是岑参西行戍边之职责，给了他在创作边塞诗歌时一种更为形而上的精神。岑参戍边之时，正是盛唐之际，那时的文人普遍具有建功立业的思想，而此时，西域特有的萧然环境便成了其施展宏图的沃土。更有甚者，如李益的《拂云堆》，更是将这种对战争必胜的自信与对敌人的藐视推向顶峰，“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一句体现出了盛唐文人对于国家军事实力的自信。

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的爆发震碎了唐朝的统一进程，也瓦解了盛唐文人对于边塞绝境的豪赏，与对外族无差别的不屑。如王建的《辽东行》，诗中“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便开始出现了“丘坂”（笔者注：在此指丘墓）这种隐喻着死亡的消极战争意象，说明边塞的连年战事已让百姓叫苦，从而开始放弃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自身生命的怜惜。而王涯的《从军行三首》（其三）中“白马将军频破敌，黄龙戍卒几时归”便和前人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表述的感情有所出入。在王翰的诗中，战争是与醉酒有关系的，醉酒而出战，除却一种盛世将士的潇洒，更有着对于敌人和死亡的无惧，只因国力强盛，军士出战虽死而战必胜，因此那时的战死是有价值的。而王涯之时，累日的战事已让军士看不到战斗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将自身戍边的孤苦之愤发泄到了自家将领身上，而非敌人。而常年戍边的痛苦，也使得诗人将情愫逐渐由战争之事物转移到了思乡之上。如钱《春恨》中的“久戍临洮报未归，箧香销尽别时衣”，而这种乡思之上亦存中原之民在边塞久未归家后对农耕文化的眷恋，司马扎《古边卒思归》中的“有田不得耕，身卧辽阳城”即是较为深刻的写照。当这种对和平的向往到达一定程度后，对于战争的控诉也随即而来，就如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中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便阐述了战争即是当权者对于别人土地和财富的无休止觊觎和渴望，而一句“岂在多杀伤”便将边塞诗中所存有的对战争的渴望进行了原罪式的剖析。

三、结语

综上所言，边塞诗在描述战争行为与意象时确有其审美价值，也存在一定的美学创作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与边塞诗创作的时代盛衰、刻画的战争的具体胜败、与社会整体对于戍边守塞的看法都有着一定的关系。由盛转衰的唐代及其前后形成的边塞诗便是这种情形最好的印证和写照。只有当国家兴盛、军力强大，边塞诗才能生出独立的审美与豪迈的气魄;一旦战事吃紧，至国破家亡，边塞诗中的精气将急转而下，直至对于战争本身的控诉和审判。在这里，可以看出，边塞诗的产生与嬗变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诗妖”理论是相契合的。而边塞诗中的审美意象，尤其是那些与战争有关的审美意象，其随时代的细微变化，也与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自信与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2.

[2]司马迁.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05.

[3]李炳海，于雪棠.唐代边塞诗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

[4]张晶，石宕川.刀锋之美：艺术媒介视域下的战争美学建构[M].现代传播，2020（3）：83-90.

[5]张德林.作家的内心视象与艺术创造[M].文学评论，1991（2）：39-42.

[6]张晶.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92.

[7]钟嵘.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7.

作者简介：石宕川，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