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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四友”边塞诗浅析

2022-07-17胡文俊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7期
关键词:边塞诗诗歌

胡文俊

关键词:文章四友 诗歌 边塞诗 崔融

“文章四友”是初唐时期重要的文学群体,包括崔融、李峤、苏味道和杜审言四人。他们具有出色的艺术才华,创作了不少内容和形式极具特色的诗篇,在唐诗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贡献。

崔融(653— 706),字安成,齐州全节(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参加制举考试,应词殚文律科而登科。但他长期沉于下僚,壮志难酬,一直担任魏州司功参军等下层官职。武则天称帝后到嵩山封禅,见到崔融撰写的启母庙碑铭,对其文笔颇为赞赏,于是将其提拔为著作佐郎,后升任凤阁舍人。神龙元年(705),被贬为袁州刺史。不久被召回,任国子司业。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时,因思劳过度而病死,终年54 岁。

李峤(644— 713),字巨山,赵州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以弱冠之龄登进士第,任泾州安定尉。后又举制策甲科,迁长安,官至监察御史。天授三年(692),因替狄仁杰辩诬,被贬润州司马。万岁元年(695)返朝,任凤阁舍人。唐睿宗即位后,外放为怀州刺史,后贬滁州别驾,又改庐州别驾后郁郁而卒,终年70 岁。

苏味道(648— 705),赵州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市栾城县)人。高宗乾封二年(667),苏味道中进士,曾担任咸阳尉。武则天时期深受器重,曾任凤阁舍人,三度为相,居位累计七年左右。延圣元年(695)因受李昭德牽连,以委曲从之,“不能执正”的罪名,贬为集州刺史。神功元年(697)任天官侍郎,圣历初(698)复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长安四年(704)贬为坊州刺史,不久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元年(705),贬授眉州长史,复改任益州长史,但未及上任就卒于道中,终年58 岁。

杜审言(约646— 708),字必简,湖北襄阳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杜审言进士及第,历任隰城尉、洛阳丞等职。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故被贬吉州司户参军,并在此期间得罪同僚,险被诬陷致死。幸得其子杜并舍身相救,震惊朝野。武则天听说此事后,亲自召见,欣赏其才华,授官著作郎,又迁膳部员外郎。后于神龙元年(705),因依附张易之兄弟的罪名,被流放峰州。第二年春,召回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中宗景龙二年(708)卒,终年60 余岁。

由于他们主要活跃在武则天时期,诗歌中有较多奉和、应制之作,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常被视为宫廷文人的代表。其实,他们的诗歌内容较为丰富,既有较多的应制诗,也有不少咏物诗、送别诗和贬谪诗,还不乏一些成就较高的边塞诗。

边塞诗是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现存最早的边塞诗可以追溯到《诗经》,如《出车》《采薇》《六月》,其中既有对战争场景的生动描写,也有展现雄心壮志和豪迈气魄的佳句,奠定了边塞诗的坚实基础。据任文京《中国古代边塞诗史》统计,从先秦到唐代,边塞诗的数量大约是2300 余首。而唐朝应是边塞诗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其边塞诗有两千余首。a总体上看,唐朝建立以后,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疆域也极为辽阔,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因此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但唐朝建立之初,还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威胁,主要就是北方边境的突厥和西南边境的吐蕃。在这种相当严峻的边塞形势下,唐朝有着大量的军队镇守在边疆,镇边将帅的幕府当时就招募了大批文人,李峤的“羽书资锐笔,戎幕引英宾”(《送骆奉礼从军》)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正是这些文人有机会能够来到边关,看到了与中原地区迥乎不同的边塞风光,亲身体验到真实的边塞生活,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而为边塞诗歌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由于边塞诗题材比较宽泛,如何界定,尚没有权威而又明确的划分标准。一般认为,边塞诗的界定不能拘泥于单纯地描写边塞战争,诗歌中但凡是有描写和反映边塞景象、边塞风情、送友出塞以及与边塞相关的内容,均可将其视作边塞诗。当然,这里常说的边塞是指边地要塞,边塞诗也就不能等同于军旅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描写战争的诗歌。因为有些战争是一个王朝内部的战争,发生在内地,这些反映内地军旅生活的诗歌均不列入边塞诗。

“文章四友”的诗作中,属于边塞诗题材的,数量上并不算多,而有一些诗作是否属于边塞诗尚有争议,但一般都认为,崔融有6 首,即《塞垣行》《从军行》《西征军行遇风》《关山月》《拟古》和《塞上寄内》;苏味道有2 首,即《单于川对雨》二首。而其他二人,分歧较大。从广义来看,其实可以认为李峤有8 首,即《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安辑岭表事平罢归》《送骆奉礼从军》《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亶》《倡妇行》《饯薛大夫护边》《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和《早发苦竹馆》;杜审言有6 首,即《送和西蕃使》《赠苏味道》《送高郎中北使》《送崔融》《赠苏绾书记》和《经行岚州》。

闻一多先生曾说“初唐四杰”对于诗歌题材的拓展功不可没,贡献之一就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b。就边塞诗而言,骆宾王在“四杰”中成就应为最高c,但崔融与之相比也应毫不逊色。总体上看,“四友”的诗作中既有“四杰”边塞诗中强烈的功名意识,还有反映和亲题材的社会意识;既有反映边塞生活的艰辛,也有盛唐边塞诗中常见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不同于“四杰”中王勃和杨炯没有出塞的经历,“文章四友”都有边塞的亲身体验,不论是场景的描绘,还是意境的深远,都快接近盛唐边塞诗了。因此,可以说“文章四友”应是“初唐四杰”到盛唐边塞诗之间必不可少的过渡。

仅从数量上看,《全唐诗》中崔融存诗18 首,而边塞诗占了三分之一,可见崔融在“文章四友”中算是写边塞诗最突出的一位。当然,我们再比较阅读一下“四友”的边塞诗,还会发现崔融也是最有特色的一位。

依据现有史料,崔融至少有两次从军经历,一次是唐武后垂拱四年(688)春,崔融曾经在安息道行军大总管韦待价幕中任掌书记,征讨吐蕃;另一次是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追随武三思东征契丹。正是因为有着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崔融这些以边塞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歌,风格往往悲壮苍劲,气势激昂而富于变化,从文人的角度出发,来描写“万里赴戎机”

的诗人所见到的边塞风光和切身感受,特色鲜明,没有齐梁浮靡诗风的余韵,反倒流露出几缕汉魏风骨,给读者的震撼相当强烈,从中很难找出传统意义上的宫廷诗人应有的气息特征。

崔融的边塞诗在写景时描摹准确生动,对边塞的景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如《塞垣行》:疾风卷溟海,万里扬沙砾。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是时军两进,東拒复西敌。蔽山张旗鼓,间道潜锋镝。精骑突晓围,奇兵袭暗壁。十月边塞寒,四山沍阴积。雨雪雁南飞,风尘景西迫。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山石。可嗟牧羊臣,海外久为客。

全诗首起四句,就先描绘出西北边境一种风沙弥漫、扬尘走砾的恶劣环境,高度概括了边塞的特有景象,显得悲壮苍凉,从而为展开描写残酷的大规模战争做了氛围上的铺垫。下面六句则着重渲染了战争的壮观场面和敌我双方的战斗动态,凝练而又全面,反映出作者驾驭娴熟、剪裁精当,具有高度概括的艺术表现力。紧接着四句是写经过这场鏖战,天色开始逐渐黑暗,战场上的喧嚣渐渐远去,四周又慢慢沉寂下来。与此时氛围相照应的是雨雪纷纷,从天而降,一群群大雁由北向南飞去,现在的静谧同先前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余韵缭绕。最后,作者抒写了投笔从戎后,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显得慷慨激昂,使全诗在严酷的边塞景象描写中显露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初唐诗人因国力日趋强盛,而气概多奋发昂扬的情状。

除直接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光的诗作外,崔融还借描写战争带给人们的分离之苦来反映战争的残酷。诸如《塞上寄内》《关山月》《拟古》这些诗就是借抒写征人和思妇因两相分离、天各一方而产生的愁思,进而展现其意图的。当然与李峤《倡妇行》借闺怨写边塞不同的是,崔融主要是从征人的角度来写。有的是对边塞景物的描摹依旧传神,营造并突出一种雄浑悲凉的氛围,如《关山月》:“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有的是心理刻画细腻动人,如《塞上寄内》:“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既有鲜明的边塞景物描写,也有征人牵挂思妇的真挚动人的感情穿插其间,能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强烈共鸣。当然就心理描写而言,更加出色的应是其《拟古》:饮马临浊河,浊河深不测。河水日东注,河源乃西极。思君正如此,谁为生羽翼。日夕大川阴,云霞千里色。所思在何处,宛在机中织。离梦当有魂,愁容定无力。夙龄负奇志,中夜三叹息。拔剑斩长榆,弯弓射小棘。班张固非拟,卫霍行可即。寄谢闺中人,努力加飧食。

全诗主旨积极向上,写出了真实的征人心理:自己长年征战在外,免不了对家中闺妇百般思念,想到她可能边织布边因思念自己而发出阵阵叹息,恨不得马上插上羽翼飞回家中,以慰相思之苦;然而再联想到此时边塞的战事,自己作为一名征戍边关的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怎可一味沉溺于儿女私情,只有振奋精神,像班超、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所为。这首诗中的心理描写可谓一波三折,生动而又真实,想来没有征戍边塞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种细腻传神的韵味来的。

崔融赴边,是作为幕僚,所以诗作多是第三人称,其笔触总写全局。而李峤则曾奉旨远赴朔方,修筑六州城以安置归顺的突厥人,也曾以监军的身份到岭南平叛,负有一定的领导职责,所以常以第一人称抒发感慨。如《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一诗,抒写的是对朔方六城耸立沙漠,拱卫唐朝疆域的作用巨大的感慨。诗人在城上登高远眺,古往今来之事尽入胸怀,千古兴亡之感油然而生。篇末虽有歌功颂德之嫌,但全诗依旧显得雄伟苍劲,气魄恢宏。李峤的《送骆奉礼从军》同《饯薛大夫护边》一样,属于送友人从军,诗中既有描绘“笛梅含晚吹,营柳带余春”的良辰美景,也有再现“剑动三军气,衣飘万里尘”的军旅特色,篇末“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闉”则贴合主旨,使得全诗结构严谨,寄托了对骆宾王建功立业后凯旋的良好祝愿和期待。《倡妇行》是其边塞诗中视角不同的一首,通过为倡妇代言,语言凝练,对仗工整,描述了丈夫被征戍边后,妻子不幸沦落为倡妇的遭遇,是借闺怨来写边塞战争,客观上揭露和批判了给人民带来不幸的战争。

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崔融的边塞诗多是古体,主要是写自己作为幕僚从军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常用第三人称总揽全局,展现整个战争场景;李峤的边塞诗长于五言,多是抒写自己奉诏远使、受命边关的壮志豪情,常常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抒情;杜审言的边塞诗诸体兼备,常借助赠别的形式,勉励对方不辱使命,成就一番功业;苏味道的边塞诗则属五律,偏重景物的描写,用轻松明快的笔触写出边塞风光的明艳秀丽,淡化了战争色彩,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文章四友”中,杜审言的边塞诗基本都是赠别之作,虽然明人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点《赠苏味道》一诗“意调雄浑,为国家边士生色”d,但同苏味道的《单于川对雨》二首一样,与崔融、李峤二人相比,并不突出。

因此,就边塞诗上的成就而言,崔融是“文章四友”乃至初唐诗人中杰出的代表,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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