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书圣”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获得普遍的认可和赞颂，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体现了“中和”之美。“中和”这个概念在儒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从对君子的规范逐渐扩展到对于文学、艺术的期待。“中和”之美，是积极、辩证、和谐、绿色的生態审美状态。王羲之的书法刚好实现了这一点，因而达到了书法史上的至高境界。以生态美学这一新的视角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形态、意蕴、规律生发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书法艺术的生态之美、“中和”之美。

关键词：生态美学;王羲之书法;中和之美;形态之美;意蕴之美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gxun-chxps201950）;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18SCXZD02）研究成果。

一、动静相合的形态之美

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首先由视觉直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每个字的形态。不同的形态变化使得不同的字有了生动的气息。王羲之书法在形态层面呈现出的“中和”之美是动静相合。

（一）线条与布白

“线条”是书写时随着毛笔运行摆动而主动形成的，具有“动势”;“布白”是线条书写过程中分割纸面而被动产生的，具有“静势”。这里的“势”是指有能量蕴含其中的，说明一个字不是僵化固态的。书法本身作为造型呈现虽然是静止的，但是作为艺术它所表达的是郁勃的、涌动的、充满生命力的。书法，或者说是文字的出现，都是缘由记事功能而来，都是用线条分割、打破了完整的块面而产生的。线条的加入使得原本的“铁板一块”变得灵活生动起来。同时，书法所注重的并不是只有“黑色”线条，“白色”块面的形状、样态依然是“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创作的价值就在于，利用线条对空间进行再分割，通过这种再分割产生新的空间，新的空间并不再是规则、完整、相同的形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这样不同的线条和空间组合，使得书法作品趣味盎然，具有灵动性、可观赏性。且不论草书、行书这样快速书写的书体，即便是隶书、楷书这样的正书，每个笔画也不是均匀排布的。《乐毅论》中的一个“而”字，四条竖并不是整齐排列，不是每一条垂直向下，而是姿态各不相同，几个竖的组合看起来像是小朋友排队，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反而显得自由自在、充满童趣。前面三竖也没有和横画接到一起，这样具有通透感，不压抑，灵活生动。

书写过程中，由于一些线条排布紧密，会出现叠合在一起的情况。这时候，画面呈现就从“一维的线条”变成了“二维的块面”。然而这样的块面也不是完整形、规则形，就如同中国园林艺术中的假山，虽是整体一块，却依然外部有自己的形状、内部有自己的层次。另外，也因为有了块面的存在，也使得整个画面呈现“点”“线”“面”的层次感，多样统一、“和而不同”，形成协调的共生感;进而“和合生物”，视觉上呈现出“三维立体感”。书法相比于绘画虽然都是平面造型艺术，且书法的画面呈现更为抽象，书家仅仅通过对于线条的高度把握就可以表现出立体化、整一化、生态化的生命形象。《兰亭集序》第一个字“永”，我们若将其视为一个“人物形象”未尝不可。“永”字就好像一谦谦君子，迎风而立;腰杆挺拔、身姿俊逸，一手在前状如手握书卷;对面有风吹来，衣带拂起、摇摆飞扬。这样一个“逸”的形象甚至可以视作就是王逸少本人了。

（二）笔画的连接与断开

“动”和“静”还表现在线条的“连”与“断”。在草书中，“断”“连”很多。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品当数《十七帖》。观察《十七帖》中的线条，“断”和“续”都是自然而然，“因势利导”“因势赋形”，随着作者自然书写感觉进行，发乎于怀，不刻意追求“行”与“止”。“动静结合”的效果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形成。连处“硬朗明快”“一鼓作气”，断处“柔和舒朗”“气息流荡”。仿佛“一呼一吸”循坏流动起来，如同“太极图”的旋动运转，使得整幅作品看起来是“有气息的”“有生命的”。笔断意连，虚实相生，造化自然。

除了明显的“断”和“续”之外，字与字之间会还产生“牵丝”，这是由于书写时的手势习惯和书写的连贯性产生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断”“续”和“牵丝”使得字和字、字组和字组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生共在。仔细观察王羲之的作品，绝大多数字入笔、收笔的细节，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便是——“尖入尖出”。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点尖头”，整个字、整个篇章的气息就会产生变化，字与字之间不再是孤立、脱节的，而是形成了连贯、通透的生命气息，形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姨母帖》是王羲之行书作品中“牵丝”较少的，每个字相对独立一点，字与字之间的连带不是特别明显。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仔细观察仍可发现每字、每笔的“尖入尖出”，发现他在细节处理上的精到入微。另外，毛笔这样的书写工具又是特别的，它可以使线条变化多样，不再仅仅就是一条直线。毛笔呈现出的线质效果，可粗可细、可润可枯、可刚可柔。

《哀祸帖》与《姨母帖》正好相反，是王羲之行书作品中连带较多的。字本身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牵丝是有节奏的，有粗细变化。墨色的变化也是“虚”和“实”的呈现方式。墨丰则线润，墨竭则线枯。沾墨、书写的过程中，就自然会产生“润-枯-润”的变化。这种“虚”和“实”产生了运动的循环，一种生命的代谢，虽然事物在慢慢走向衰弱，但是这个过程孕育了新事物的再次产生。这是调和、辩证、绿色的过程。总体看王羲之的作品，对于墨色的处理变化不大，更多的是线条的粗细会有所区别。墨色浓淡和线条粗细是使整个作品充满节奏感的重要内容。所谓“浓墨重彩”更说明了整个画面中有深浅、粗细对比的视角效果会更加使人印象深刻。

不论是在字的内部还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关系，都存在不规则的间隔关系。将线条做不平直、不平行处理，有弯曲、有远近，就会产生线条的波动、空间的灵活。两个笔画之间、两个字之间就有了“相向行礼”或是“相背而靠”等形状，仿佛是“人”活灵活现的姿态。字组与字组之间排列、远近的调整也会使得整个篇章的视觉感受不同。

二、虚实相协的意蕴之美

（一）儒道兼备的思想境界

琅琊王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汉代名臣王吉。王氏作为名门望族，到魏晋时期更是已成豪族之势。在这样的家庭中，对于子弟们的培养，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定不会缺失的，更何况是培养当朝为官的“政治型人才”。虽然，在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思想的“浪潮”起起落落，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始终占据着思想高地。因此，王羲之从小就会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学的经典和思想熟稔于心。另外，除了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和规约，王氏家族还世代信奉道教。一般而言，学界大多认可“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说法。关于道教事宜的记录在王羲之的一些书帖作品里也可见一斑，如《服食帖》《官奴帖》等。还要看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为根基的“玄学”逐渐兴盛发展起来，士人们钟情山水、酷爱清谈、任性洒脱，这种思想也是两晋士族们的信仰常态。王羲之受到两种思想深刻的影响，这样的思想在他的书法创作中体现出来。王书既有“儒”的文雅，又有“道”的飘逸，“儒主‘实，道主‘虚”，虚实相生谓之“中”。

（二）入世出世的人生经历

王羲之经历了由士而仕，又由仕而退的人生道路[1]，一直有着高尚、正直的济世情怀，希望自己能在乱世中为百姓谋福祉，更希望世道恢复正常。但是黑暗的现实是他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他所有的理想抱负，最终均化为了泡影。厌倦了官场是非，借病辞官从此发誓再不踏入官场半步。或许在我们看来王羲之辞官是失望过后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是王羲之真正艺术生命的开始。经历了一番坎坷的人生经历，他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寄托到底是什么，在思想精神层面获得了新的感悟和升华。辞官归家后王羲之一心投入到书法的练习和创作，其后期作品的艺术性到达了更高的水平。正是人生经历了“进”与“实”、“退”与“虚”，两种境界的交合，丰富了个人的经历，获得了更多对生活、对内心、对世界的体悟。

（三）亦刚亦柔的艺术风格

另外，后世对王羲之的书法的评价中有一种说法是——“妍丽”，这是一种偏于“女性化”的特点。王羲之学书师从卫夫人，可能在风格形成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使得王书具有了较为柔美的特点。但是，王羲之的书法技艺之所以被认为是书法史上的至高境界，其本人之所以被視作为“书圣”，是因为王羲之是“学于师”之后可以“超于师”的，他所形成的风格更多地是自己的博学和积淀。王羲之的“妍丽”更多地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结果。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大地”等更偏于女性特点;“理性”“科技”等更偏于男性特点。因此，王羲之风格中“妍丽”部分的形成更多是因为其师法于自然。王羲之辞官后游于山水、纵情自然，追求任性自在、逍遥洒脱的生活。与好友游山涉水、清谈饮酒、服食丸药，不为外事所打扰，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兰亭集序》仅从文学的角度看，它的创作背景也是一次关于友人们在山林聚会的记录。

三、阴阳相生的生发规律

通过对王羲之书法形态、意趣、神韵的分析可以看出，艺术的生发是讲求“中和”的，也是呈现为“中和”。只有在循环、辩证、共生中才能实现艺术的超越，单一方面的自我生长是难以实现的。“一阴一阳”方能谓之“道”，成之“道”，合之“道”。

魏晋时期，不仅书法、书论成果丰富，而且产生很多文学、绘画理论，有些甚至演变为美学的重要的概念与范畴。魏晋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文化，一方面，士人具有深厚的学养积淀和深厚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和士人寄情山水、亲近万物，寻求自然所赋予的智慧也是分不开的。袁鼎生教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古代依生”“近代竞生”“当代整生”三大阶段。为了实现人类社会更好地发展，并不是人类的力量越是无限扩大就越好。相应地，曾繁仁教授在《生态美学导论》中也提到“人与自然的崭新关系——从‘祛魅到部分‘复魅”[2]37。虽然，随着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想要在长期受制于自然的状况中解放、挣脱出来，高扬自己的主体地位，但是由于近几十年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精神危机的出现，人们也开始不断地反思，对于“部分的‘复魅应将其理解为部分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2]39。不仅魏晋时代，中国古代的各种智慧结晶、经典之作基本都是“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的”。

“中和”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折中”“圆滑”的意味，而是一种积极的、辩证的和谐状态，符合生态美学的理想追求——“绿色”。生态美学的目标宗旨，即在于实现“绿色审美世界”和“生态艺术人生”的统一。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一位大诗人——陶渊明，其诗和其人都为后世所称羡，就在于陶渊明的田居生活就是绿色化的、诗意化的，与“羁鸟”“池鱼”为友、与“朝霞”“落日”为伴，不为外界所打扰，真正地把自己“归园田”“返自然”。亲自犁地耕田，即便“草盛豆苗稀”，依然有心情“带月荷锄归”，这种传统的“耕读”生活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命题——“诗意栖居”异曲同工。这样的生活实现了审美化人生、诗意精神、绿色世界的耦合发展。王羲之的书法就如同陶渊明的诗，能够呈现出了一种“生态”的艺术性。

注释：

①本文图片均来自书法空间[EB/OL].www.9610.com。

参考文献：

[1]王岳川.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30-140.

[2]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作者简介：朱奕璇，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