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栋梁 李 伟 柴尔青

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近年来，有赖于检查手段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检出率明显升高。虽然由于介入器材的飞速发展以及手术方式的改善，大部分患者均可顺利完成手术，但因疾病本身复杂的病理生理学过程，术前面临早期脑损伤，术后面临脑血管痉挛及由其导致的迟发性梗死，以及症状性癫痫、再破裂及脑积水等并发症［1-3］，整体预后仍较差，致死率及致残率居高不下。据报道约50%的aSAH 患者会死亡，约15%患者面临重度残疾，只有20%～35%的患者临床预后良好［4］。在aSAH的并发症中，脑血管痉挛是最棘手的并发症，尽管患者手术顺利，但术后患者可能突然出现偏瘫、失语，甚至意识障碍。

目前脑血管痉挛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很多理论试图解释其病理生理学机制，但均未被证实。有研究指出神经炎症反应在其病理生理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包括出血对脑的损伤、皮层扩散性去极化、微血栓形成、血液对血管壁的刺激、血管活性物质的缩血管作用、血管壁的免疫和炎症级联反应等［5］。

在探索发病机制的同时，临床也在寻找可靠易行的预测手段，以期能早期预测并干涉病程的发生发展。目前临床常用经颅脑部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TCD）预测脑血管痉挛［6］。目前多认为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120 cm/s 是TCD 诊断脑血管痉挛（cerebral vasospasm，CVS）的标准，且随着血管痉挛程度加重而增快［7］。但TCD操作受限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其可靠性受限，且很多医院并没有条件行床旁TCD检查，故临床应用进一步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