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2.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0)

法国结构主义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并把“文学性”作为法国结构主义关注的理论核心。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托多罗夫就曾说过，“这门科学(指诗学—引者注)所关注的不是实在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它所关注的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抽象属性,亦即文学性。”[1](P310)从结构主义到20世纪各种文学思潮与理论流派的兴起，托多罗夫、热奈特、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德里达等人都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赋予了“文学性”更多的内涵和更为广泛的用途。任何的文学理论研究都有其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前提，很多时候这些理论预设和前提是无需证明的，但并不代表它完全正确和不加批判地接受，对“文学性”概念出现到形成的历史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结构主义者，对“文学性”的探寻就是要申明在众多的话语中有一块被称为文学的领地，而这一领地的最佳标志就是“文学性”。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的建构，对“文学性”的追问更多地渗透着人类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性》一文中明确提出对“文学性”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就是在找寻“什么是文学”的答案，这是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这一问题可从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1.‘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2.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2](P27)对文学性的追问，是文学理论从概括式、体验式、印象式的研究方法向科学化、规范化、学理性转变，因此文“文学性”概念在对文学本质、文学观念的研究中起着核心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