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嵩 曹树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贸活动多秉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讫”的惯例，其实还有记账与票据支付的方式。宋代民间私票、私帖兴起，明代似有所见，清代依然。(1)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谢秀丽、韩瑞军：《清代前期民间商业信用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刘秋根：《明清民间商业信用票据化的初步发展——以汇票、汇兑为中心》，《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刘秋根：《清代前期钱铺银号银钱票》，《中国钱币》2019年第1期。关于民间信用货币，学界关注已久，彭信威、张国辉等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奠基性的研究。(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 期。

然而，学界对于此类信用货币的称谓及定义并未达成共识。戴建兵将这类货币称为钱票、私票，即各种经营性或行政部门发行的小区域流通货币,多在县或县以下的乡村流通。(3)戴建兵:《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2年版，“前言”第1页。王雪农、刘建民将其统称为“民间票帖”，即清代、民国时期由民间金融业的钱庄、票号、当铺、工商铺号或地方商会等非官方机构或个人发行的，一般可兑换的，能在一定的地区和范围内流通的，以票、帖、条、券等称谓为名的信用纸币。(4)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页。石长有将这些信用货币称为私帖、私钞和钱票等。他认为，私钞为县以下各种民间机构发行的，仅能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流通的信用货币；钱票则是由各地方政权或各地商会、商号、企业发行的流通于某一地区的纸币。(5)石长有：《民国地方钱票图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前言”第1页；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第1页。以上三种观点都强调这种信用货币的民间性以及流通的区域性。然而，对于如何界定各种不同类型的票、帖、券，三位学者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1995年，戴学文采用现代金融学中的相关概念区分信用货币。他说：“会票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似存在着多种形态与属性，亦即，‘会票’一词在清代时，其语意并不定一。以俞先生大作披露的两张票据实物为例，在清代均可被称为会票，而事实上，其性质却是一为汇票，另一为支票。”(6)戴学文：《清代会票析论》，《中国钱币》1995年第4期。俞鸿昌论文中披露的两张会票，是当时学术界仅见之实物照片。(7)俞鸿昌：《光绪会票》，《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戴学文言下之意，即便是同为会票的两张票据实物，其性质也完全不一样，因此，应当根据票面文字的具体含义来判断：这两张票，一张是汇票，一张是支票。

对于各种命名不一的票帖，道光时任山西巡抚的申启贤曾经这样说：

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有钱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应听照常行使，无庸禁止。此外有别项铺户并非钱店所出之帖，亦曰上票；又有年节被债所逼索，自行开给钱票，盖用图章，以为搪帐地步，俗名谓之壶瓶帖。言其装入壶瓶，并无实用，民间亦不甚流通。又期帖系易银时希图多得钱文，开写迟日之票，期到始能取钱。以上三项，均非现钱交易，应请禁止。(8)山西巡抚申启贤奏，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0 页。

按照申启贤的表述，当时山西民间发行的票帖就有凭帖、兑帖、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之分，对于可以随时兑现的前三种票帖，申氏力主“听其照常行使”；至于非钱店所出之“上票”以及无法随时取现的“壶瓶帖”和“期帖”，申氏则力请禁止。尽管申氏所述是山西一省的情况，但彼时全国的情形应该相差无几。

如果依戴建兵采用现代票据法概念作为民间信用货币的判断标准，则申启贤上述凭帖、兑帖、上帖、上票都属于可以随时兑现的本票，壶瓶帖与期帖则属于在规定时间里兑现的本票。此外，还有本号发彼号兑取的支票和汇票。

本文所指钱帖为清代山西钱庄、当铺、杂货店等工商业铺号发行的本票型商业票据。由于票面时间即立票时间，且无兑现时间的规定，故其性质接近货币。清代的汇票型、支票型商业票据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王雪农、刘建民指出，山西钱帖大约在清乾隆年间开始流通，因为携带便捷而受到商民士绅各阶层的普遍欢迎。(9)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页。李锦彰考证，目前已知最早的钱帖实物为清乾隆年间“万镒盛”钱帖的木质帖版，(10)李锦彰：《晋商老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2-133页。既可以证明乾隆时期山西钱帖的发行量已相当可观，又可以证明彼时山西业已初步形成了钱帖市场。山西是最早发行钱帖的地区，钱帖已经成为铜钱的代替品。(11)李锦彰：《晋商老账》，第120-135页。山西钱帖更具信用货币的特征，而东南地区的凭票仅仅是地方小市场中流通的商业票据。

山西省内，除了省城太原及经济发达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区钱帖广泛流通外，一些偏远山区小镇乃至村庄中，也有钱帖的发行与流通。按照发行机构所在位置划分，可以将钱帖分为村帖、镇帖、县帖、府州帖等。钱帖的发行机构既有钱庄、当铺、放账铺等金融机构，也有杂货店、醋坊、粮店等工商业字号。但凡拥有商业信用的商号都具备发行钱帖的资格。

本文的问题是，府州帖、县帖、镇帖、村帖等各种级别的钱帖，究竟谁先产生？不同级别钱帖是否存在不同的流通范围、流通周期以及不同的信用？钱帖在工商业活动以及城乡金融结算中的实际效用究竟如何？本文主要利用已出版的山西钱帖以及新见山西《自诚公皮房账簿》(12)自诚公皮房有交城、平遥、介休张兰镇三处，该账簿共360余册，主要记载自诚公皮房1828-1955年的商号财务及管理情况。等资料，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一、村帖与钱帖的起源

所谓本票，无论是《中华民国票据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都将本票当作出票人签发，且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13)《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民国票据法》，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版，第32页。杨荫溥称，民国时期只有银行发行本票，如果规定日期，一般不超过十天。在当下中国，本票自出票日起，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个月。清代山西钱帖的付款日期少则一天，多则数年。除了付款时间的差异外，钱帖与今天的本票性质最为契合。

村帖是由村庄中的当铺、杂货店、肉坊、醋坊等机构发行的钱帖。从目前的学者及收藏家所披露的资料来看，最早的村帖见于嘉庆年间，此后逐渐增多。

(一)嘉庆、道光年间的村帖

王雪农、刘建民著《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一书中收录有《清嘉庆二十二年美兴合记当店钱帖》。(14)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06页。该钱帖的名称为笔者新拟，下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村帖实物。该钱帖为木刻，兹将帖文转录如下：

美兴

美兴合记(抬头章)，凭帖到

囗囗王董

本号取钱壹佰壹拾五千(押款章)整

遵例贰分伍厘行息，二十四月期满，过期不取，许铺变卖。

如有虫伤鼠咬、来路不明，铺主无干。

凡有赎者，认票不认人，执当为照。

嘉庆贰拾贰年贰月初七

美兴合记(落地章)

该钱帖中，美兴合记当铺位于王董，即潞安府苏店镇王董村，故此钱帖为村帖无疑。此钱帖立帖人为美兴合记当店，持帖人并不确定，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初七日是立帖时间。此外，该钱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是一张用“当票”直接改用的钱帖，其地格中“遵例二分五厘行息……如有虫伤鼠咬、来路不明，铺主无干”等文字是当票上的习惯用语。

其二，该帖并不记名，认帖不认人，取现也没有规定截止日期。不管钱帖经过多少次的流通，落入何人之手，都不影响其最后的兑现，具备纸币的功能。

其三，美兴合记为设于村中的当铺，且该帖的取现金额为钱115千文，款额巨大，足见美兴合当铺的实力。当然，该帖直接利用当票作为钱帖，也反映此时的钱帖尚不规范，并不成熟。

《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还收录有《清道光十四年甡源号钱帖》，(15)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07-108页。其正面录文如下：

甡源李记

陈字第贰玖号(骑缝章)

本号取钱壹千(押款章)文

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甡源李记(落地章)

其背面录文如下：

四月初一付张九国；四月二十八日张文富付；六月二十卫思旺付；七月五日复兴麻店；七月十二日普盛付；八月五日魁太号付；八月二十六永湶与全太号；九月初七付天太号；本号付。

甡源号钱帖的帖面发行地为沁邑端氏，即沁水县端氏村，故该帖为道光年间的村帖。相比较嘉庆年间的美兴合记钱帖，甡源号钱帖已经相当规范和成熟；且本帖背面还有若干条背书，可见已经被当作货币在商人及商号之间流通。该帖自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十五日发出，经过9次流通，共涉及9个商号及个人，最终在九月初七日交付甡源本号兑取。

如果说美兴合记钱帖是为了便于客户向该当铺取赎而发行的不规范钱帖，那么甡源号钱帖已经明显被用作信用货币来处理各方之间的债务。

(二)咸丰、同治年间的村帖

咸丰年间的村帖存世较少，尚未发现已经使用过的村帖。在刘建民先生的收藏中，有张咸丰年间村帖的钞版，录文如下：(16)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6页。

盛兴号

本铺向在潞邑东乡下黄村开设醋坊

凭帖到

本号取大钱 文

字 号

咸丰 年 月 日 票

盛兴号是位于潞城东乡下黄村的醋坊。这件钱帖雕版精美，可知咸丰时期的钱帖发行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钱帖上明确写明发帖地及发帖机构，在笔者所见钱帖中尚属首例。此前的编号皆位于地格的最右边，而该帖版的编号则位于地格的左侧，紧挨发帖日期的位置。

另有同治十年(1871)二月初一日襄邑邓庄松茂兴号钱帖。(17)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88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43-244页。襄邑邓庄即襄汾县邓庄村。其正面录文如下：

松茂兴号

襄邑邓庄

归字拾六号凭帖到

本号取钱(财神章)贰(押款章)仟文

同治十年二月初一日

襄邑·松茂兴记(落地章)

票

松茂兴号钱帖虽有些许破损，但仍可看出该村帖正面及背面有20条背书。该号信用较好，故而发行的钱帖多次作为信用货币在商号及个人之间流通。此外，在天格下的小字中，记载了松茂兴号的位置，即“襄邑邓庄”，这与道光年间在地格最右侧标明商号所在地有所不同。

(三)光绪、宣统年间的村帖

有光绪二年(1876)七月潞邑密峪村永顺号所发行的两张钱帖，二者除金额及编号有所差别外，其他形制完全一样。宣统时期仅存在短短几年，其村帖形制与光绪时期的并无太大差异，兹不赘述。现将两张潞城县密峪村村贴之正文转录如下：(18)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88册，第261、263页。

璧字贰/伍号(骑缝章)

永顺

本铺向在潞邑密峪村开设杂货店

凭帖到 (永顺号章)

本号(永顺号记章)取钱二千/伍佰(押款章)文

璧字贰/伍号

光绪二年七月初拾日/贰拾肆

潞邑密峪村·永顺号记(落地章)

(勾销符号)

我们可以通过钱帖上的些许信息推断出其发帖周期。从编号来看，两者同属璧字号，前者为璧字二号，后者为璧字五号，不难看出两者中间尚有璧字三号、璧字四号两张钱帖；从立票时间来看，前者是光绪二年七月十日，后者为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简言之，半个月期间永顺号共发出了4张钱帖，平均约3.5天发出一张钱帖。(19)其实钱帖实物并不能完全反映钱帖发行情况，亦即我们不能确认璧字五号就是七月二十四日发行的最后一张钱帖。限于没有更好的判断依据，我们仅能将其视为当天发行的最后一张钱帖来进行计算。下文亦同。

二、镇帖、县帖与州帖、府帖

镇帖是发行地为各镇的钱帖。就公开出版物中的钱帖实物来看，多数镇都有钱帖发行。最早的镇帖出现于道光年间，略晚于村帖。为节约篇幅，图版不录。

(一)镇帖

目前所见最早的镇帖为道光年间聚盛号钱帖钞版。兹录其文如下：

万安镇

聚盛号

字 凭帖向

本号取钱 整

认票不认人

道光 年 日 照(20)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91页。

钞版天格之上有“万安镇”字样，表明钞版是洪洞县万安镇聚盛号所制，专门用以发行钱帖。因为仅见此帖版，并未见使用过的钱帖，所以无法确认该号的落地章中是否会加上商号所在地。

又有一件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二十九日芳兰镇德隆泉记所立钱帖。帖文转录如下：

德隆泉

凭帖来取宇字壹九六号

钱伍(押款章)千文

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芳兰·德隆泉具(落地章)

(勾销符号)(21)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33页。

德隆泉记位于定襄县芳兰镇，故该帖为同治年间的镇帖。镇帖与村帖在格式上差异不大，唯一的区别是钱帖的发行机构所在地，一般在天格的小字、地格的最右边一行以及落地章中标明发行该帖的商号所在地。德隆泉记钱帖只能从落地章中的“芳兰”才能判断其镇帖的性质。

有一件光绪十八年(1892)和祥普记钱帖，和祥普记位于太谷县古城镇，因而该帖为镇帖。兹将帖文转录如下：

和祥普记

晋太古城镇

利字第捌号凭帖到

本号取钱叁(押款章)千文

光绪十八年三月 日

和祥普记(落地章)具

(勾销符号)(22)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57页。

就帖面来看，这三张镇帖的帖面版式基本不变，些微差异在于聚盛号钱帖的地址在天格上方标出，德隆泉记钱帖所显示的字号地址在落地章中，而和祥普记钱帖的地址在天格下用小字标明。就钱帖的设计及版式的复杂程度而言，道光、同治年间钱帖的装饰较为简单划一，仅有图而无文；而光绪年间和祥普记钱帖却要复杂得多，帖面除图外多了许多微雕文字，如其上有《兰亭序》，四周则有《出师表》。这些精美的图文，也成为钱帖防伪的一个重要手段。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帖的帖面设计技艺越发复杂，防伪手段也更见水准。

(二)县帖

县帖是位于县城内的商号所发行的钱帖。目前所见最早的县帖实物是道光十二年(1832)洪洞县长丰号钱帖，现将其帖文转录如下：

洪邑

长丰号

生字第千贰百陆陆号凭帖

本号取钱壹(押款章)千文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洪邑·长丰号(落地章)(23)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91页。

长丰号钱帖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县帖实物。该帖天格之上标明的“洪邑”二字代表了钱帖发行机构的所在地为洪洞县。与之相对应，在长丰号的落地章中，也刻入了所在地“洪邑”以示区分与防伪。

咸丰、同治年间的钱帖与道光时期的钱帖相比整体变化不大。咸丰年间源吉成钱帖的版式较为简洁，应该与该字号的经济实力相关。而两张平遥的钱帖，一张为道光时期印制，一张为同治年间所印制，但二者无论是商号地址的书写位置，还是钱帖四周装饰及防伪的图案、微雕，都有较强的趋同性。

较为特别的是同治平遥县源聚号钱帖，(24)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29页。值得多加讨论。兹将其文字转录如下：

平邑东街

源聚号

(抬头章)凭帖来取，认票不认人

辰字叁百零伍号99钱壹(押款章)千文

同治七年七月十四日

源聚和记帖

取钱四佰文(后批，朱笔)

此前的钱帖或为流通中仍在使用者，或为取兑之后直接勾销者。源聚号钱帖则介于二者之间，属于部分取现者，有后批而未勾销。原帖可取兑99钱1000文，但钱帖上面的后批却只表明已取400文，剩下的600文自然是日后可以继续取现。不难看出，源聚号钱帖的信用度较高，其发行的钱帖不但可以随时取现，而且可以分批次兑取。

有一件光绪元年丰盛合肉店发行的钱帖。丰盛合肉店位于翼城城内，因此是帖为县帖。兹将帖文转录如下：

丰盛合

翼邑城内

(抬头章)至字47第肆拾柒号

凭帖取钱壹(押款章)仟文

光绪元年(图书章)正月十一日

丰盛肉店(落地章)

(勾销符号)(25)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88册，第257页。

该帖的编号除了传统大写数字外，增加了苏州码编号，二者可互相印证。

(三)州帖与府帖

州帖与府帖是设于州城或府城的商号发行的钱帖。有一件道光九年(1829)忻州崇信永记发行的钱帖，(26)李锦彰：《晋商老账》，第123页。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州帖实物。另一件咸丰三年(1843)忻州广合元商号发行的钱帖，(27)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110页。与忻州崇信永钱帖相比，其天格、地格及钱帖四周的装饰基本接近。

有一件光绪六年(1880)三月九日忻州双盛和发行的钱帖，(28)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110页。及一件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一日汾州府东关万和隆记发行的钱帖。(29)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88册，第321页。与道、咸年间的府州帖相比，光绪年间的府州帖在格式上差异不大，钱帖的装饰则有趋于复杂的态势。就流通性来看，越往后期，府州帖的流通性越强。光绪万和隆钱帖正面已有数条背书，其背面更是写满背书，流通性明显高于光绪双盛和钱帖。

(四)小结

目前所见五件清代中期的山西钱帖中，三件属于支票型，一件属于汇票型，一件属于本票型。这件本票型的钱帖就是前述嘉庆二十二年美兴合记当店钱帖。这张钱帖是从当票中改写来的，可以随时兑现。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嘉庆年间既是山西本票型钱帖滥觞之时，也是村帖发源之时。到了道光年间，山西巡抚申启贤主张禁止非钱店开出之“上票”，并不包括美兴合记当店钱帖；其禁止无法随时兑现的钱帖，也不包括美兴合记当店钱帖。所以，时间越往后，可随时兑现的本票型钱帖越流行。

三、各类钱帖之信用

钱帖的价值以发行机构的信用为支撑。如果一个商号的信用出了问题，该商号发行的钱帖势必为市场所摒弃。尽管上文以钱帖发行机构的行政所在地作了界定与分类，但钱帖的实际信用与商号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高低是否成正相关，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本票型钱帖越流行，其他类型的钱帖则式微。所谓本票型钱帖，指的是由出帖人(或商号)签发，约定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给持帖人的票据。钱帖也体现了立票者与持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流通性。

因此，钱帖的信用度可以依据其发行量、背书及区域市场使用的频度来进行界定。在相当数量的村帖与县帖实物上，都标有发行编号及条数不一的背书，而《自诚公皮房账簿》中日用流水账的逐日账目记载更可以为区域市场中钱帖的流通和使用提供翔实的数据。

(一)钱帖编号所见之信用

商号发行钱帖时，除了使用各种图章、微雕和手写笔迹防伪外，每张钱帖编号必定唯一。石长有收藏有位于潞城县三泉镇牛岭村的“信成公记钱帖”两张。这两张村帖皆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一日所开，第一张的编号为“财字7号”，第二张的编号为“财字48号”，(30)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405-406页。即信成公号一天中至少发出48张钱帖。

原平县东社镇德升荣号发行的镇帖，我们姑且称之为德升荣钱帖1号、2号、3号。1号帖的编号为辰字517号，立帖时间为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二十六日；2号帖的编号为辰字963号，立帖时间为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3号帖的编号为辰字1118号，立帖时间为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31)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第161-163页。三张钱帖同为辰字号，仅以2、3号帖来看，德升荣一天内至少已发出156张钱帖；如果就1号和3号帖的情形来看，德升荣五天内平均每天至少发出120张钱帖。

此外，石长有的收藏中尚有怀仁县永合仁号发行的县帖两张，第一张为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二十一日所立，编号为永字14号；第二张为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所立，编号为永字44号。(32)石长有：《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30-31页。尽管永合仁钱帖为县帖，但五个多月间该号总共才发行了30张钱帖，平均每月发行不到6张。

可见，钱帖的发行量与发行单位所在地的行政等级并不相关，村帖的日发行量可以超过县帖，镇帖的日发行量也可以超过县帖。当然，村帖的日发行量同样可以超过镇帖，只不过未见实物。一般而言，单位时间内商号发行钱帖数量越多，说明其信用愈佳。因而，村帖的信用可以超过镇帖、县帖乃至府州帖，镇帖的信用也可以超过县帖、州帖与府帖。

(二)钱帖背书所见之信用

《中华民国票据法》规定：背书由背书人在汇(本)票之背面或其黏单上为之，记载被背书人之姓名或商号及背书之年月日，由背书人签名。(33)《中华民国票据法》，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版，第7页。该书第7页中原文为汇票，但第33-34页中第120条规定：“背书之规定……均于本票准用之。”

钱帖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票，但其功能与属性已与本票无异。钱帖是由出帖人(或商号)签发，具有一定格式，载有一定金额、时间、地点，约定持帖人随时持帖向出帖人无条件取兑的书面凭证。钱帖以货币为给付标的，能够代替现金作为支付工具和流通工具。一般而言，钱帖没有兑现期限，持帖人可以通过背书或交付，自由转让其权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背书的多少以及钱帖取兑时间的长短可以反映钱帖信用的强弱。

钱帖发行的早期，仅限于商号与个人之间，因此并不流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金融一体化的加速，钱帖的货币属性日趋增加，流通越发频繁。上文中嘉庆年间王董村美兴合记当店钱帖便无流通痕迹，而道光年间沁水县端氏村甡源号钱帖的背面则有9条收付记录，即由立帖人甡源号A发帖给持帖人B，此间由持帖人B1流通至持帖人B8，并由持帖人B8向甡源号取兑，由甡源号对钱帖进行勾销，该帖完成其最终流通并退出市场。

表1是依据《晋商史料集成》和《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二书，将有背书记录的钱帖进行分类汇总而来。就背书的条数来看，背书最多的村帖是信成公钱帖，其背面写满了背书，约有30条左右；背书最多的县帖为蔚长永和三和长，也都在30条左右。有背书的镇帖和府州帖数量较少，背书最多的也仅有18条。就钱帖流通时间来看，表1中钱帖流通最长的达37个月，最少的仅有10天。镇帖中的义同泰钱帖流通时间最长达37个月；村帖中信成公钱帖流通时间最长达13-14个月；县帖中丰裕庆钱帖流通时间最长，有13个月；府州帖以万和隆号钱帖流通时间最长，有7个月。

表1 光绪年间山西钱帖流通及兑现时间

这里有两点需要讨论：其一，早在咸丰三年(1854)已经发行的信成公钱帖，其背书仅有4条。光绪二十二年(1896)，信成公记钱帖除了因流通过于频繁而满是背书外，其流通时间也由原来的2个月增至一年多。据此可知，信成公钱帖的背书与流通时间成正比，信用增加明显。其二，综合背书及流通时间的长短来看，各类钱帖都有信用极高的。由此可知，钱帖的信用高低，与发行机构所在地的行政级别并无必然关系。地处乡村的一些商号也可以以较高的商业信用，发行流通时间长、流通频次高的钱帖，潞城县牛岭村信成公记钱帖即是一个典型代表。

四、商业账簿所见钱帖及信用

本节以《自诚公皮房账簿》为中心，考察钱帖在商业活动中的流通及其信用。

(一)账簿中的“帖子”

“自诚公记”为交城商人设立的皮房，有交城自诚公、平遥自诚公和张兰镇自诚公三个字号。目前所见自诚公皮房账簿起自道光八年(1828)，止于1955年公私合营，共计360余册，主体部分是平遥自诚公账簿。

虽然自诚公皮房最早的账簿是道光八年所立，但检核账簿，可知该皮房早在此前便已存在。此前账簿并无留存。即便如此，在《道光八年正月吉立·自诚公皮房买货老账》中已首次出现钱帖的身影。账簿中称其为“帖子”。

张三元兄

(道光八年)二月初十日取钱5000文帖子(34)《道光八年正月吉立·自诚公皮房买货老账》，山西省图书馆藏。文中“钱帖”二字为账簿中旁批，故字号较正常引文小一号。

“帖子”是钱帖的一种民间称谓。在张三元的户头账下，张氏支取的5000文钱并非以铜钱支付，而是以钱帖形式支付的。在前文中，我们知道嘉庆二十二年美兴合记钱帖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钱帖实物。此处账簿中的钱帖是道光八年二月间取用，其发帖时间应该更早。因此，这是一个账簿中早期钱帖在城乡商业活动中使用的重要事例。

由于道光八年后至同治年间的账簿缺失，这一时期的钱帖使用情况不得而知。光绪年间的《自诚公皮房账簿》保存相对完整且连续性较好，而逐日记载的流水账更是细致地记录了商业往来中钱帖的使用情况。

《光绪十五年新正月吉立·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是《自诚公皮房账簿》中首本流水账。该账自光绪十五年一月四日开市起，逐日记载每笔业务，直至是年十月三十日。在自诚公的业务往来中，其收付款主要以现钱和帖钱两种形式结算，也有许多是现钱和帖钱结合起来结算。我们试举几例：

五月十一日：

张丰林取钱1000文平邑帖

张鹏举取钱7000文平邑帖

四盛德取钱9500文平邑帖9000，现钱500。

出去年胡天保车送交城羢毛脚钱500文 现钱

五月十六日：

收卖湾皮8付、碎皮5斤钱868文 平邑帖1000，找现钱132。

张玉金取钱100文现钱

交城本号取钱11千文 二掌柜手，汾府帖10千，现(钱)1000。(35)《光绪十五年新正月吉立·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山西省图书馆藏。引文中小字为账簿中旁批，括号中字为笔者所加。

在五月十一日和十六日自诚公的日常流水中，有现钱结算，有帖钱结算，也有现钱与帖钱共同结算。这里出现了汾府帖和平邑帖，也就是我们上文讨论的府帖和县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交易中，钱帖与现钱其实是等值通用的。例如，五月十六日结算额为868文，用平邑帖1000文支付后找现钱132文。类似的情况，《自诚公皮房账簿》中不乏其例。

(二)钱帖的流通

《光绪十五年新正月吉立·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中共有188笔交易用帖，涉及村帖、镇帖、县帖和府帖，兹将该账汇总如表2。

表2 光绪十五年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所见钱帖使用次数

光绪十五年，自诚公皮房共有188笔业务使用了钱帖，其中钱帖与现钱同时使用的情况有105笔，使用了钱帖并找现的情况有29笔。尽管学界普遍认为，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大处用银，小处用钱”，银钱并用是当时的一种主要趋势，清代亦然。然而，表2证明，在晚清时期的山西城乡，其实是钱、帖并用。钱帖不但像货币一样直接在市场流通，流通的频次增加也不会降低其价值，市场交易中可以足值找现。从《自诚公皮房账簿》的记载来看，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

在表2中，光绪十五年自诚公共使用各类钱帖259次，县帖使用的次数最多，其次为府帖和村帖。由于自诚公皮房本身有平遥、交城、张兰镇三处字号，与当地商号及商人的往来更为频繁，所以使用这三地的钱帖频率较高。自诚公记主营业务所在地在平遥县，村帖中的段村、普洞村皆为平遥县下属村落，大营村在交城县，西沙河村位于榆次县；镇帖中主要有祁县的东观镇、介休县张兰镇、沁源县郭道镇、徐沟县清源乡和汾阳县冀村镇；县帖主要是汾州府下辖的平遥县、孝义县、介休县和沁州辖下的沁源县；府帖则主要是汾州府。

在表2中，光绪十五年自诚公共使用钱帖金额总数为883.85千文，其中842.85千文可以区分其具体来源：县帖共计503.9千文，占总额的59.8%；府帖共计177千文，占总额的21%；村帖共计50.95千文，占总额的6%；镇帖共计47千文，占总额的5.6%。就交易中钱帖的金额来看，最小的面值为900文，最大的为30千文，其中以1千文和2千文的钱帖最为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县帖的交易次数是村帖的3.15倍，但县帖的金额却是村帖的9.97倍，可见村帖的金额面值较小，大约是县帖的三分之一。这或许可以说明，最早产生的村帖，其重要性逐渐让步于市场辐射面更为广阔的县帖，反映了钱帖信用增强的趋势。

当然，这一分析来源于光绪十五年这一年的流水账，许多其他地区的钱帖使用和流通情况无法全部得到反映，如交城县帖就不见于该账本中。其他资料表明，交城县帖也是自诚公皮房业务中使用较为频繁的一类钱帖。

(三)信用的维护

钱帖的发行本小利厚，钱帖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武刚从自诚公皮房取钱1000文，该钱系张同德手捎，旁批则注明其缘由是“退汾府假帖”；9月16日，平遥自诚公收交城本号退汾州府假帖钱1000文。(36)《光绪十五年新正月吉立·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山西省图书馆藏。由于一定地域内的商号之间业务往来较为稳定，且账簿中对每笔交易都有明晰的记载，一旦发生类似假帖之事，追偿便有迹可循了。

对于失去信用的商号，其发行的钱帖成为废弃的“塌帖”。光绪十五年所立《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中就有一条关于塌帖的记录：八月九日，自诚公皮房收泉合永号钱11千文，该钱由王师傅捎来。自诚公支付张兰帖2000文、介休帖8000文并塌帖1000文，合计11千文；当日泉合永号便向自诚公退回了塌帖并取回了1000文钱。(37)《光绪十五年新正月吉立·自诚公记出入流水账》，山西省图书馆藏。泉合永号并未退回张兰帖和介休帖，说明这两张帖钱仍是足值、有信用保证的；退回塌帖则是基于此帖已无信用，形同废纸的缘故。

自诚公皮房日常业务中钱帖的使用情况，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与东南地区的凭票不同，山西钱帖是足值货币，可以找现，流通中也不会贬值；其二，钱帖的流通区域主要是区域市场，涉及两三个府州，更多的是在城乡市场间流通；其三，钱帖是货币。只要有货币，就会有假币。商号的信用就是货币的信用，反之亦然。

结 语

基于目前所见的钱帖实物，具有良好流通性且可随时取兑的信用货币——钱帖，是从村落中产生并逐渐扩散开来的。村落中的熟人社会，具有较好的信用保证，是钱帖产生的信用基础。村落中的当铺、杂货店等，现金流最为充沛，很自然地成为村落的金融中心。以此推测，可以用来质押典当的土地，则应该是村落货币之锚。

钱帖在产生及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稚嫩到丰富成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经验、技术的增进，即便是村落中的醋坊、杂货店都开始制作精美的雕版式钱帖，钱帖上的装饰及防伪也越来越精美、巧妙。许多商号为了增强信用度，直接将商号所在地标于票面。这一过程，或许表明钱帖开始远离熟人社会，走向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市场。

时人将钱帖分为村帖、镇帖、县帖和府州帖，却不代表商号所在地行政级别越高其发行的钱帖信用越高。决定钱帖信用的不是发行商号的所在地，而是发行商号本身的信用强弱。在实际流通中，钱帖的界定并非单纯为了区分商号所在地，更重要的是在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地查明钱帖的发行者以便追偿。钱帖的发行及流通，既没有官方授权，也没有政府担保，完全依靠商号自身的信用。因而，商号信用的强弱直接关乎钱帖的存废。换言之，信用越高的钱帖，越为市场所欢迎，其流通频次越高，周期越长；而失信商号发行的钱帖则会被市场所淘汰，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钱帖的产生及发展，既是传统时期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商业信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