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光

摘 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间的融合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国家战略举措。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从融合规模、融合深度和融合速度三个维度，建立测算湖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度的指标体系，计算两者的融合发展度。基于实证分析，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即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引导关联度高的产业技术创新;注重复合型技能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快现代服务行业公共技术及信息交流平台建设。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融合度测算;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4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3-0045-0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南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增长速度上均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制造业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国际竞争力不强，制约了先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5G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时代的“智造”强省应该是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有机融合发展，它也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弄清楚湖南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关联度，对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促进湖南“两业”的深度融合意义重大。

一、相关研究基础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关系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断深化。目前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关系，形成了四種不同的观点。早期主要以需求论为代表，如Francois[1]（1990）、Diaz[2]（1998）、Karaomerioglu&Carlaaon[3]（1999）等认为，随着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对服务业产生需求。供给论的代表如Markusen[4]（1989）、顾乃华[5]（2010）等认为，发达的服务业能够给制造业带来商品和服务增值，能间接地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持有互动论观点的典型代表有Park & Chan[6]（1989）、高觉民和李晓慧[7]（2011）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是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Lundvall & Borras[8]（1998）进一步研究，认为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互补关系是非对称的。乔如娟、千庆兰（2017）实证检验了东莞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具有中等或较高的双向关联性[9]。凌永辉、张月友等（2017）以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数据，采用联立方程进行估计，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不对称的双向互动关系，但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大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10]。融合论的代表如Hansen[11]（2006），余典范、张亚军[12]（2015），唐晓华等[13]（2018）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作用，使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链相互延伸，两者出现了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张捷、陈田（2016）利用我国1995—2011年几年间的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计算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融合度，并进一步探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对提升制造业绩效的影响，得出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提升有积极正效应[14]。陈蓉和陈再福（2018）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型、技术型和资本型制造业的融合水平，发现不同类型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不同，其中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融合的水平最高[15]。

第二，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两者间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因与机理。主要有两类不同研究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Vandermerwe等人（1988）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会经历从单一的“商品或服务”向“商品+附加服务”再向“商品+服务+支持+知识+自助”的过渡[16]。刘佳（2014）提出，通过价值链上游的产品及其包装设计活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价值链下游的产品营销和品牌服务，可以实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17]。姚小远（2014）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制造业在不同阶段的演变中总结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模式，认为两者的融合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制造业向制造型服务延伸，第二阶段为销售产品转变为如何提供服务和完整的解决方案，第三阶段为企业价值链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18]。刘斌、魏倩（2016）运用Heckman模型，验证了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19]。从交易成本角度，Markusen（1989）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加速制造业内部分工进一步深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把某些环节进行外包可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20]。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多研究和探索，形成了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但大多是从整个产业上进行分析，没有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研究分离出来;且大多集中于国家层面的研究，缺乏对特定区域（尤其是湖南省）的“两业”融合发展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分析湖南省不同产业类型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两业”融合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以期从区域角度进一步具象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解决湖南省区域产业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

二、湖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测算

（一）融合度评价指标选取

由表1可知，以融合规模、融合深度和融合速度为目标层，构建6个母序列指标和16个子序列指标来衡量湖南“两业”融合发展的程度。

本文结合湖南制造业的分类实际，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和借鉴李金华[21]关于先进制造业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湖南先进制造业的统计范围。相对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有生产性、现代信息技术性和知识密集性的特点[22]。依据现代服务业的功能和特征，并考虑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李朝鲜[23]对现代服务业的范畴界定，本文将现代服务业的统计范围界定为：剔除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外的所有服务业。

（二）融合度测算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本文把湖南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视为一个统一的系统，各种影响湖南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因素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中，“两业”间的融合存在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满足灰色关联度方法的要求。选取湖南省2014—2018年间的数据，根据如下的步骤对湖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进行测算。

1.确定序列

设数据序列为Xi={xi（1），xi（2），…，xi（t）}（i=1，2，3， 4，5，…，m），Yj={yj（1），yj（2），yj（3），…，yj（t）}（j=1，2， 3，4，5，…，n）。Xi表示先进制造业指标，作为比较序列，Yj代表现代服务业指标，作为参考序列。

2.数据标准化处理

3.求关联系数

依据如下公式计算各时期关联系数：

上式中，？籽为分辨系数，规定？籽∈（0，1），当？籽越小时，反之关联系数间差异就越大，从而区分能力就越强，通常取？籽=0.5。

4.计算融合度

表2反映了“两业”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各指标的关联度数字均在0.5～0.95之间，其中有17个指标间存在中等关联，25个指标间存在较高关联，6个指标间存在高关联。表明湖南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总体上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

在各组成因素中，先进制造业主营业收入占GDP比重（y）与现代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X11）、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X13）的关联系数超过0.65，具有较高的关联。现代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X11）与先进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率（Y12）、先进制造业主营业收入占GDP比重（Y11）及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Y13）分别呈现高关联和中等关联。以上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间的规模发展关系密切。现代服务业R&G活动产出率（X21）和现代服务业R&D投入强度（X23）与先进制造业的关联度分别为0.907、0.626，说明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创新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具有相关关系。先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Y21）与现代服务业呈现高关联，表明先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长双双出现较高关联，分别达到0.827和0.812，表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长具有一致性。

根据表2可知，进一步计算出综合指标集U=（U1，U2，U3）=（0.665，0.780，0.696），可以看出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间的融合规模、融合质量和融合速度的关联度均超过0.65，均具有较高关联。这说明，湖南“两业”的融合发展，需要在产业供需规模、产业升级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相协调一致。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构建湖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湖南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度。研究表明，湖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间在融合规模、融合质量和融合速度上均存在双向高关联或中等关联。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发挥岳麓区大学城的科研优势，以专项课题的方式，积极地引导与湖南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关联度高的产业技术创新。鼓励科学研究的成果及时进行转化，进一步提高转化率。第二，注重复合型技能技术人才的培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本身就是不同知识和技术的结合，这就需要具有多学科体系的人才。而职业院校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产教融合，所以政府要顶层设立制度促进企业积极地参与人才培养。第三，通过加快现代服务行业公共技术及信息交流平台建设，重点建设金融服务平台、物流信息平台，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商务、科技信息、技术产权交易服務等专业平台，实现各专业公共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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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毛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