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对不同兼业水平农户收入影响研究

2021-06-30周瑞彭开丽

中国房地产·学术版 2021年4期

周瑞彭开丽

摘要：基于585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计量经济检验。认为影响不同兼业水平农户收入的变量各不相同，影响农户收入的变量和影响程度会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参与农地流转对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家庭年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会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提高，效用不断减弱。农地流转引致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的家庭年收入分别增加1.5430倍、1.4505倍和1.0664倍。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带来的增收效应逐渐减弱。为此，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在农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出台差别化的政策鼓励支持农民参与农地流转。

关键词：农地流转;兼业农户;农户收入;OLS回归;PSM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21）04-0019-26 收稿日期：2021-03-02

作者简介：周瑞，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硕士研究生。

彭开丽，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权制度激励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形成机理、福利效应与政策供给”（71973050）。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劳动转移到非农工作中来，农户兼业问题凸显。随着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大量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造成的家庭经营规模偏小、劳动力剩余以及农业生产本身时令性、季节性的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户兼业现象，农户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兼业成为我国转型期的重要经济现象。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农业经营困难，农村土地抛荒、撂荒问题严重。农地流转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地流转不断加快。2013-2015年29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何欣等，2016）表明，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比例在2013-2015年两年间增加7.3%，从原来的24.1%增加到31.4%。

对于农户来说，是否能够在农地流转中真正受益呢？学界通常认为，农地流转作为配置土地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地流转有利于无地少地的贫穷农户转入农地和摆脱贫困，增加穷人公平获益的机会。王倩等发现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有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钱忠好等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促进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增加，相比较而言，农地流转更有利于促进转出户家庭总收入增加。也有学者认为农地流转对转入户有正向作用，而对转出户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出户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或因农业劳动力劳动能力下降所致，农地流转对劳动力释放不显著，导致对其收入影响效应有限。蔡洁等对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研究发现农地转入对农户家庭的增收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并未产生显著作用，农地转出和兼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农户家庭纯收入、缩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彭代彦等则认为农地流转虽然减少了农地细碎化程度，但农民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不少学者也从农地流转的主导主体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薛凤蕊等对自发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进行分析显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家庭收入明显增加;诸培新等则对比分析政府主导型和农户自发进行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差异，结果显示自发流转的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值相对于政府主导流转的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值更高。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从转入、转出户视角和主导主体类型的视角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未有从兼业水平视角对农户类型加以区分来研究农地流转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然而，实际中随着农户兼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户收入结构已产生明显差异，再将不同兼业水平的农户一概视之既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基本实情，又易导致研究偏差。基于此，本文根据兼业水平不同，将农户类型细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纯非农户，研究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影响。按农民总收入分组，纯农户农业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95%以上，农业兼业户农业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95%，非农兼业户农业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50%，纯非农户农业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以下。

不同兼业水平农户根据其自身禀赋条件选择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并做出不同的就业选择，导致农户流转行为的差异，进而带来农户收入的变化。本文针对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分别分析农地流转带来的收入影响，厘清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逻辑关系，分析判断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根据其特征提出差别化政策支持的现实建议，对于拓宽不同類型农户增收渠道，激励农户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农地流转增收的有效匹配做出帕累托改进的决策具有指导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长江中游（108°21′～116°7′E，29°05′～33°20′N），境内各种地貌类型兼备。湖北省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2017年，全省耕地面积523.59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88%。2017年，全省总人口590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099.89万人，乡村人口2687.23万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1.15∶1。全省经济呈现出第一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第二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经济态势。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10月份开展的农户入户调查。湖北省于2018年8月出台农地“三权分置”试点工作方案，为消除“三权分置”试点工作对农地流转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次调研选择进行“三权分置”试点的武汉市黄陂区、洪湖市、仙桃市三区县和未进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的鄂州市梁子湖区、潜江市、天门市、英山市、云梦县五区县进行调研，在样本区县随机抽取1～2个乡镇，每个乡镇分别抽取3～5个样本村，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20～25个农户进行一对一调研，共抽取9县11镇31村进行调研。发放调研问卷675份，回收672份，剔除作答不完整或逻辑矛盾等问卷后，最后共获得有效问卷585份，问卷有效率达87.05%。

2.2 描述性统计

2.2.1 总体样本构成及特征

总体样本中参与农地流转共326户，占比55.73%，未参与农地流转259户，占比44.27%，农地流转率超过半数。从年龄分布情况看，户主年龄处于56～65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所占比例为34.19%，这个年龄段的农民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劳动力，符合如今农村的基本情况。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上，处于小学和初中教育水平的农民相对较多，占比分别为49.23%和38.46%，所占比例之和超过总样本的80%，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主要是户主所处的客观时代背景与教育条件所致。调研样本中村干部比例较低，仅占总样本的5.64%。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样本相对较少，占总样本的16.41%。在受访农户的家庭规模方面，家庭人口为3～4人的占29.40%，家庭人口为5～6人的占42.39%。在家庭资本拥有量（农机价值+生活资料价值）方面，Ln （1+家庭固定资产现值）主要集中在9～10之间，比例达64.10%。在农户类型方面，总体样本中纯农户97户，占比16.58%，农业兼业户77户，占比13.16%，非农兼业户198户，占比33.85%，纯非农户213户，占比36.41%，农业兼业户比例最低，仅为13.16%，纯非农户与非农兼业户比例相似，均达到30%以上，如表1所示。

3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3.1 研究方法

3.1.1 回归模型构建

理论上讲，农户家庭收入除受农地是否流转影响外，还受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将农地流转对不同兼业水平农户收入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如下：

lnYi = α0 + αTD TDi + Σn βn Xin + Σj γj Dij + Σm μm Pim + εi

（1）

（1）式中，Yi 为农户i的家庭年总收入，TD为处理变量——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参与农地流转TD=1，未参与农地流转TD=0。Xn为人力特征变量，Dj为家庭特征变量，Pm为政策特征变量，具体含义见表5。α0，αTD，βn，γj，μm为待估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对（1）式估计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因变量的性质，农民收入为本研究的因变量，以受访农民的家庭年总收入进行度量，为消除异方差，取其自然对数。由于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是连续变量，在进行估计时可以采取OLS估计。

3.1.2 PSM模型

由于农户家庭在决定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时具有自选择特征，本文选用了政策评价方法估计农地流转的收入影响。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假设个体i属于处理组，找到属于控制组的個体j，使得个体i和j的可测变量取值尽可能匹配，即Xi≈Xj，此时个体i和个体j具有可比性，因此（Yi-Yj）可作为对个体i处理效应的衡量。在进行模型计量前，首先要对个体处理效应稳定假设进行说明：在现实中，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是自愿行为，每个农户都会根据目前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的预期来决定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首先设置一个虚拟变量TDi，用以表示第i个农户是否参与了农地流转，如果发生了农地流转行为，则TDi=1，表示处理组，否则为对照组，TDi=0。lnYi表示农户i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lnY1i表示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lnY0i表示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由于农户只能处于参与农地流转和未参与农地流转中的一种状态，因此在调研过程中无法同时获得农户i的lnY1i和lnY0i，因此将农户的lnYi定义为：

lnYi = （1-TDi）×lnY0i + TDi×lnY1i = lnY0i +（lnY1i - lnY0i）×TDi （2）

其中，Yi为农户i的家庭年总收入，（lnY1i-lnY0i）为农户i参加农地流转的处理效应。采用PSM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质是均衡除处理变量外的其他变量的分布并将其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出来，把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维度，达到降维的目的进而凸显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贡献。

3.2 变量

本文变量主要包括因变量，处理变量和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农户家庭年总收入作为因变量，农户家庭年总收入主要包括土地报酬及非农收入两部分;处理变量是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政策特征变量，如表2所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OLS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stata14.0对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变量进行计量经济检验，未通过相关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的变量未进行线性回归检验，如表3所示。对结果进行简单分析可见，农地流转与全部样本、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关系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证明农地流转对全部样本和这三种类型的农户而言都有积极的收入促进效应。农地流转与纯非农户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对纯非农户而言，农地是否发生流转与农户家庭总收入无关。

农地流转与全部样本、纯农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户农户家庭收入自然对数值关系显著且系数值为正，与纯非农户家庭收入不显著，这主要因为纯非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产生，纯非农户的家庭劳动力基本已经转移到非农工作中来，农地是否流转对农户的家庭收入影响很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户主年龄与四种兼业类型农户家庭总收入关系显著且为负，有学者研究发现户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工作经验逐渐增多，这有利于收入的增加;但当人的年龄到达一定值后，人的体能等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这又不利于收入的增加，样本分析农户户主年龄大多集中在46岁以上，这时户主可能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而呈现衰减态势，对家庭总收入产生负向作用;户主受教育水平对非农兼业户和纯非农户家庭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户主沟通能力也能显著促进纯非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沟通能力越强，就业选择能力就越强，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也就越高。农户户主是否为村干部与纯农户家庭纯收入关系显著且为正，因为相对于一般农户而言，户主是村干部的农户，往往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促进作用。

农业技能培训次数与纯农户家庭总收入关系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农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经营和农户经营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能力较高，在农村地区进行农业培训对农户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纯农户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对四种类型农户而言家庭资本拥有量与家庭总收入关系均显著且为正这说明随着家庭户籍人口的增加会对家庭总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家庭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农户固定资产现值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家庭人口与家庭劳动力人数仅对纯非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具有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纯非农户更能充分运用家庭劳动力，而其他三种类型农户并不能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因此家庭人口与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对纯非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具有更加明显的正向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重视程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收入具有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加快土地确权登记有利于提高单位流转耕地经济效益。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带来的产权明晰，使农民和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愿意增强，新的土地流转对象出现，使得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得到提高。

4.2 PSM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政策评价中常用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对总样本、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分别采取一对一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三种匹配方法进行PSM分析，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三种匹配方法得出的结果非常相近，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所得结果有较强的稳健性，此处仅对一对一匹配进行了匹配质量检验，如表5所示。参与农地流转农户损失了四个样本，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损失了三个样本。与所使用了样本总量相比，只损失了少量样本确保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个体特征的相似性。

首先对ATT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总体样本的ATT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引致总体样本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2069倍，约1.2299倍;纯农户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4337倍，约1.5430倍;农业兼业户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3719倍，约1.4505倍;非农兼业户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0643倍，约1.0664倍。ATT估计效果说明农地流转能够使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且对不同兼业水平而言提高效果有差异。随着农户兼业化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带来的农户收入增加效应逐渐下降，与非农户的收入已不具有顯著的相关性。进而对ATE结果进行分析。总体样本的ATE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2136倍，约1.2381倍;纯农户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3625倍，约1.4369倍;农业兼业户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0.3282倍，约1.3885倍;非农兼业户农地流转引致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e 0.1128倍，约1.1194倍。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的农地流转情况和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的收入情况的调查，获得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运用OLS模型和PSM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与不同兼业水平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分析了农地流转背景下不同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不同兼业程度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且符合其客观生产规律。第二，随着兼业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带来的增收效应逐渐减弱。通过对全体样本进行分析可知，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对总体样本而言农地流转引致农户收入增加约1.1260倍。对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而言，农地流转与农户家庭年收入的对数值都具有显著关系且系数均为正。对PSM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地流转引致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农户家庭年收入增加分别为1.5430倍、1.4505倍和1.0664倍，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农地流转带来增收效应逐渐减弱。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越低，对土地依赖性越强，农地流转带来的增收效应就越明显。

5.2 政策启示

（1）完善落实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继续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政策，完善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对减少进城务工农户的后顾之忧，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减少撂荒，助推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积极的意义。

（2）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培训与就业支持，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帮助农民增收。分析调研数据可知，纯非农户户均年收入大于兼业户大于纯非农户，引导富余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利于提升农户收入，帮助农户家庭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同时，吸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农村地区继续开展农业技能培训，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农业技能培训对纯农户收入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继续深入推进农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帮助农户更加高效的参与农业生产。

（3）政府有关部门应充分尊重农民在农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将农民主体理念灌输给农民自身，使其在主观上认识到农地流转与自身利益的密切关联以及农民参与的重要意义，在政策上出台差别化的政策鼓励支持农民参与农地流转。根据不同兼业水平农户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进行扶持，对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而言，农地流转对其家庭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并采取优惠政策加以支持。随着兼业化水平的不断加深，农地流转带来的收入增加程度逐渐减少，政府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支持力度应该有所差别。对纯非农户而言，其家庭收入完全以非农就业为主，农地流转对其收入影响不大，政府可以扶持其通过多种途径拓宽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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