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邑隆大

一、引言

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本土化（localization）一词经常被提及。“文化自觉①“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方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2009/2003：525－526）。”及“理论自觉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郑杭生，2009：2）。”的视角越来越被重视。虽然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并非专门指向中国社会学，但在中国社会学相关研究中往往涉及对他们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否仅对中国社会富有意义呢？通过分析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社会空间理论在进入日本社会时遇到瓶颈的案例，揭示这一视角对其他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对这一视角的贡献性及政策上的意义进行再思考。

谢立中（2017：14）指出布迪厄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最关注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四位大师之一（其他三位是韦伯、涂尔干与吉登斯），在中国有许多与布迪厄提出的理论或概念相关的研究（李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