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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化与专业化:瑞典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2021-06-30郭锦蒙韩央迪

社会工作 2021年2期
关键词:国家服务

郭锦蒙 韩央迪

一、问题提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全球范围内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医疗健康领域的探索实践更多也更丰富。由于医疗和其他物质资源的匮乏,弱势群体更易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胁,如何践行社会公正、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等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工作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仰赖集体供给才能维持生存的群体(尤指无家可归者、老年人)及为其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均被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Amadasun,2020a)。实务困境也相继出现,尤其是在有限条件下对优先事项的抉择和在远程服务中坚持保密原则等方面。为此,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IFSW)在英国学者团体的支持下,于2020年11月10日出版了适用于流行病时期的新伦理守则(《Practicing During Pandemic Conditions:Ethical Guidance for Social Workers》),进一步支持社会工作者在有限情境下的价值判断与专业决策。

作为北欧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瑞典通过税收、财富再分配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贫穷和失业问题。然而,瑞典的社会工作职业群体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而是生存于政策和现实需求的夹缝中。一方面,瑞典政府采取了一种温和的社会隔离政策①瑞典社会隔离政策包含7项:(1)禁止50人以上的公共聚会;(2)有感冒或流感症状的居民必须留在家中;(3)超过70岁的老人尽可能减少与他人的接触;(4)雇主尽可能让员工在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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