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邦

摘要：文章在版本比较的基础上，采取金石考据的方法，对晋名碑《爨宝子碑》碑文释读存在分岐或误释的字进行考辨，指出该碑作伪的手法及其对书界学界的危害，纠正了长期以来对一些字的误识；对《增补校碑随笔》等权威校碑著作关于《爨宝子碑》校碑方法提出了异议，提供了《爨宝子碑》校碑的新方法。

关键词：书法艺术；金石学；《爨宝子碑》；拓本；校碑；版本；考据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

《爨宝子碑》是著名的晋碑，在书法与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目前通行版本非常多。研究表明，学界与书界对该碑碑文的释读与碑（拓）早晚的校正存在大量错误，本文试图引导人们走出误区。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云南省曲靖县（原南宁县）扬旗田村出土，清咸丰二年（1852），移至曲靖城内，现碑位于曲靖第一中学。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该碑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宝子碑圆首方座，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原碑文分三部分，碑额5列，15字；正文13列，每列最多30字；碑尾题名13列，每列4字（尾缺1字）。碑右下侧有清咸丰间金陵邓尔恒题跋6列。两晋有禁碑之令，故当时刻石极少。《爨宝子碑》碑文古拙，与云南出土的另一块晋碑《爨龙颜碑》并称为“二爨”，二者立碑时间相去不远，与书圣王羲之几处同期，书风却与右军迥异，被认为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态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近人李瑞清、李叔同、张大千、李济深、潘天寿、赖少奇、费新我等书法名家都临习或研究过此碑。近百年，书肆坊间、网络各种“爨宝子”碑帖版本或研究论文汗牛充栋。

《爨宝子碑》出土较早，至清代咸丰年间才引起书界的重视。因碑埋藏地下年代久远，出土后长时间没有受保护，加之碑自然风化，不同时期拓本在一些文字上出现泐损，造成版本的差异，影响到碑文的识别、碑拓年代的界定。

为纠正错误，解决悬案，笔者通过近40种不同的版本比对，有了不少新的发现。限于篇幅，诸多版本未能一一详举，现只择代表性强或影响大的版本论证；同时，因部分早期拓本并未出版，无法详注出处，只能以标识作注或图片说明。

一、《爨宝子碑》泐文考正翻检笔者所见各种版本，结合通行看法，发现《爨宝子碑》正文泐文较难辨认或存在误识的主要有七处：（一）正文第一列“少禀□伟之质”之“□”。

（二）正文第二列“道□行苇”之“□”。

（三）正文第三列“抽簪□驾”之“□”。

（四）正文第四列“春秋廿□”之“□”。

（五）正文第六列“穆穆□侯”之“□”。

（六）正文第八列“位才之绪”之“绪”字（“位才”位于正文七列）。

（七）附录末行“威仪王□”之“□”。对以上七处泐损文字的认定，学界看法各异，大都“归功”于作伪者对原拓的修补、改造。自古以来，因名碑原拓价格不菲，容易作假，翻刻、重刻、补墨、移花接木的伪刻名碑大充肆间，行家亦不免上当受骗，碑帖因有“黑老虎”之称，《爨宝子碑》尤胜。如《岭南书艺》1984年第4期刊录《晋爨宝子碑》，碑后有近人李济深（1885-1959）跋文（下称“李跋本”）：“余所见宝子碑不下百数十本，都无出此右者。定为初出土拓，信不谬也！李济深记。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六日。”跋文书法颇具《爨宝子碑》遗风，足见他在此碑上下过功夫。书家学者俱以为“李跋本”是《爨宝子碑》碑拓中极精美的初拓，然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见到过三种字口清晰版本：一有“鸣桐阁藏”的印章（下称“鸣桐阁本”）；一为整拓，有“明山鉴藏”之印（下称“明山本”）；一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晋爨宝子碑》（下称“云南人民本”）。“鸣桐阁本”无咸丰间邓尔恒之跋，因是剪裱本，装裱前是否有跋尚有待考证。这三个版本正文“携手颜张”之“张”字未损，如“鸣桐阁本”（图1），李跋本中“张”字右首笔已见少量石花相连（图2），“如何不吊”之“如”“李跋本”虽未损，但左下已见石花（图3为“鸣桐阁本”，图4为“李跋本”）。比对发现，“李跋本”存在多处补墨与挖修，如正文中“同”、“乐”、“然”、“禀”、“俟”、“三”、“陼”、“绪”、“我”、“宗”、“玉”等大量字，有的甚至补成了别字，如“兼”字。深爱《爨宝子碑》的李济深见过此碑版本“不下百数十本”，竟被作假者迷惑，不能不说遗憾，这也表明碑帖作假的肆虐与区分真伪之难。然而，像“李跋本”这样处理过的《爨宝子碑》版本很多，很大程度上对碑泐文的识读与校碑起了误导。

考正之一：碑正文第一列“少禀□伟之质”之“□”。早期拓本中“□”就看不清了，如“鸣桐阁本”、云南人民美术出版社本等，稍晚的版本变化也不大，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用北京大学藏本印的《旧拓整张纸本爨宝子碑》。“少禀□伟之质”之“□”有释作“环”、也有释为“瑰”或遇此字则跳过的。“李跋本”中“□”字已补墨，不足为据。根据原碑“□”字形（附图之“鸣桐阁本”目），结合词义分析，“□”当释作“瓌”字，《爨宝子碑》异体字大量存在，“瓌”是“瑰”字异体，意即“奇瑰”。“少禀瑰伟之质”，乃指爨宝子年少时就具备奇瑰伟岸的品质。

考正之二：碑文正文第二列“冰洁简静，道□行苇”，“道”后一字因原碑剥泐严重，各种版本均已模糊难识。目前，能够见到几乎所有释文都将“□”释为“兼”字，如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爨宝子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爨宝子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爨宝子·爨龙颜碑》（疑为盗印本）等；国外的版本也不例外，如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中国法书选·十九·爨宝子·爨龙颜碑》（下称“二玄社本”）①；也有个别释作“蒹”字的，如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编《怎样临习爨宝子碑》②；还有的版本则将“□”字涂成“兼”字或“兼”字模样。也有版本为谨慎起见不作释文的，如西泠印社1999年版《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下称“西泠本”）、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爨宝子碑》等等。因模糊难辨，作“兼”字难以解释，临习爨宝子碑的不少名家遇此字则谨慎地跳过，如李叔同、阎梓昭等。此处的“□”释为“兼”或“蒹”字是受伪本的影响，如丁乙卯临习时直接写成“蒹”字③。杨莼编著《三碑点校注译》将“□”释作“兼”字，其中“道兼行苇”条目这样解释：所谓道，即政治指导思想。爨宝子的政治指导思想就是所谓“行苇”之政。《诗·大雅》有《行苇篇》，汉儒以为公刘之诗。行苇本为路旁之芦苇，诗中有句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盖周人尚忠厚之政，仁及草木也。④上文对“兼”字虽未作直接解释，但联系上下文明显牵强。“道”与“行”是赞述爨宝子人品的，古人作墓志，多颂褒之文，讲究用韵与对仗。联系上下文，“道□行苇”应是两个主谓结构组成的联合词组。“兼”字如用在这里，“道□行苇”变成主谓宾结构，于文势不合。弄清为何将“□”释为“兼”字，得从名本作伪说起。民国时期碧梧山庄影印过大量碑帖，如《魏碑大观》、《魏碑大观二集》，至今仍很有影响。《魏碑大观二集》中有《爨宝子墓志》，题为“最初精拓晋爨宝子碑，求古斋印”，其为照相后影印本，印者标为“上海碧梧山庄”，藏版者“光霁轩”。影印本末有“赵氏撝叔”、“之谦印信”、“碧梧山庄主人”、“吉金乐石”印文四处，增加了版本（下称“赵藏本”）份量。“赵氏撝叔”“之谦印信”是清末赵之谦（1776-1844）的印，赵之谦是书法大家，亦是碑帖收藏与鉴赏家。遗憾的是此处用印方式不妥，印痕明显是剪切拼接上去的（附图之“赵藏本”目）。“赵藏本”字口清晰，损字、缺字少，又标“最初精拓”，故深得书家喜爱。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明显作过手脚的“补墨”、“挖墨”本，实际底本较晚。该本“道□行苇”之“□”字已明显添补成“兼”字模样（附图之“赵藏本”目），添补成的“兼”字，一撇下面有两个明显的三角点，字体变异，让人大倒胃口。然而，受这个“最初精拓晋爨宝子碑，求古斋印”影响，后印版本多将这里“□”字补作或释作“兼”字。比如上文提到的“李跋本”，“□”字亦被补成“兼”字，而且修补的比“赵藏本”更清晰（附图之李跋本目）。此外还见补成“兼”字很多版本，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爨宝子碑集联》中，两次用到“兼”字都不一样，其中“自挺清操甘守道，能兼乐事在行文”之“兼”字⑤被修得奇丑无比（图5），这个本子内容与民国时期秦文锦编的对联几近雷同，仅顺序与极个别条目不同，几乎可看作是抄袭本⑥。不过，尽管内容几无差别，然该处的“□”字都作“兼”字解。天津书店古籍1987年影印《爨宝子碑》收录的集联则用了泐损的“□”字，从语义看亦作“兼”字解。“道□行苇”中“□”字正确的只有一个，为何却有众多的版别，表明原来“□”字早就难以辨识了。“道□行苇”中“□”字不作“兼”或“蒹”，真正却是何字呢？仔细研究“鸣桐阁本”与“明山本”，参照没有涂改过的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晋爨宝子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爨宝子碑》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版及日本二玄社1989年版《爨宝子碑》等版本，“道□行苇”之“□”字泐处明显无“兼”或“蒹”字“两竖”。从泐文残存笔道看，“□”字首笔明显有符合爨宝子笔法的一撇，“□”字下面清晰有“木”字的痕迹（附图之“鸣桐阁本”、“云南美术本”、“二玄社本”目）。endprint

《爨宝子碑》正文有骈文的风格，“冰洁简静，道□行苇”，应当符合这样的规范。“冰洁简静”，是指爨宝子“象冰一样纯洁，象简一样闲静”，联系上下文， 仔细研究，泐损的应当是个“臬”字，从所有未补墨的版本均能看出“臬”字上部“自”字方框的痕迹。也就是说，普通认同的释文“道兼行苇”当作“道臬行苇”。释作“臬”字如何解释呢？这里的“臬”作名词与“苇”字相应对，皆名词意动作形容词解。“臬”乃指“圭臬”，是古代测日影计时的工具，引申为“规则，规范”，“苇”指古人用蒲苇编织的席子，因席子的经线和纬线中规中矩、方正有序，引申为“方正、规范”，因此“道臬行苇”即“道行臬苇”，指爨宝子“品行端正”；另从语法上看，“道行臬苇”与“冰洁简静”是对仗关系。显然此处“□”释作“臬”是合理的，由此百余年来困扰书家学者的泐文谜底揭开了。在该碑所有泐文考释中，此字考正最难也最有价值。

考正之三：同样是影响极大的“赵藏本”，正文第三列“抽簪□驾”的“□”明显是个“使”字（附图之“赵藏本”目）；李跋本中“□”却是另外一种不伦不类的形态（附图之“李跋本”目），二者有天壤之别；《爨宝子碑临习指南》收录的张坤山临爨宝子作，亦写成“使”字⑦，其中必有原委。笔者所见各版本，此字除涂改过的无一不泐，并且不同时期泐痕差别不是很大。古时官员一般会用发簪束起头发，“抽簪”是指去官引退的意思。从碑正文“抽簪□驾，朝野詠歌；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的前后语境整体来看，爨宝子应当说是官运亨通的。晋代的地方官制是州、郡、县三级制，主簿、治中、别驾、太守皆是官名。州置刺史，下有别驾、治中从事等官；郡置太守，下有主簿、功曹等官；举秀才是汉代一种选贤为官的方法，晋代仍袭用。因存误解或对古代官制不清，这段碑文在各类著述中常出现句读错误。从原文笔划来看，泐文部分不是“使”字笔法（附图之“鸣桐阁本”目）。结合爨宝子不断升迁的事实，“□驾”当是“俟驾”。“俟驾”是指备好马车准备出去（做官），《论语·乡党》篇中有“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意思为“国君召见孔子，孔子不等马车套好就步行了”，表明孔子对国君的敬重或参与国事的热情，“抽簪俟驾”当指爨宝子具有积极入世的心态，即爨宝子无论是居野为民还是为官效命，都被地方与朝廷称颂。考正之四：

《爨宝子碑》正文第四列有“春秋廿□，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之辞，这里“□”字，有人释作“三”，也有人释为“五”，如张诚《“正书古石第一”的〈爨宝子碑〉》有“虽然爨宝子卒时仅二十五岁”之论⑧。上文提到的“赵藏本”，“□”明显作“五”字（附图之“赵藏本”目），不过笔划十分不得《爨宝子碑》要领。“李跋本”中，“□”清晰是“三”字（附图之“李跋本”目），“赵藏本”和“李跋本”均称早期拓本，却是天壤之别。研究发现，各原拓真本此字均泐损，“□”字中间一横明显有上挑收笔的痕迹，显然是“三”字中一横。《爨宝子碑》书法极富表现力，笔势雄强，精于变化，碑文亦有文采，不少是用韵的，“春秋廿三，寝疾丧官”音韵亦和谐。考正之五：

正文第六列“穆穆□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詠歌朝乡”，这里的“□”字，有释作“君”字，也有释为“若”字，“赵藏本”则直接涂成了“君”字（附图之“赵藏本”目），涂改后“君”字笔划非常别扭。“李跋本”明显是个“君”字（附图之“李跋本”目），只不过与碑中其他“君”字有似曾相识之处，细辨亦为作伪。有人根据较晚版本“君”上一横已断考释（附图之“云南美术本”、“西泠本”、“二玄社本目”），将“□”释作“若”，认为在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东晋社会，无人敢称爨宝子为“君”，墓志称逝去的某人为某“府君”常见，“君”与“侯”相连，用于爨宝子则不合适。其实不然，“君侯”秦汉时多指列侯而为丞相者，汉以后，常用于达官显贵的敬称，君侯在其他墓志中并不难见到。早期的“鸣桐阁本”“□”字也已泐损，不过，根据上下文与字存笔划来判断，这里的“□”当作“君”字，“君侯”是对死去爨宝子的敬称。考正之六：

正文第九列有“位才之绪，遂之本邦”，其中“绪”字右下之“日”晚期泐成一长方块，如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爨宝子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爨宝子碑》、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爨宝子碑》等等。“赵藏本”中“绪”字是完整的，但其右下却是个“目”字（附图之“赵藏本”目）。《爨宝子碑》不少字都存在增减笔划现象，如“同乐人也”中“樂”字中的“白”作“自”，“龙腾凤翔”中“凤”字“鸟”上少一横，“永显勿剪”中“永”字上多了一横。“赵藏本”中“绪”右下“目”字完整，不仅被一些书法方家认为“绪”字另有一种写法，一些考据家更是以“目”字是否完整作为校定碑早晚的标志，有的版本受“赵藏本”影响，故意将“绪”字之下“日”字补成“目”字模样，如岭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爨宝子碑集联》首页之附图爨宝子碑。笔者见“鸣桐阁本”（附图之“鸣桐阁”目）、“明山本”、“云南人民本”、云南教育出版社《三碑点校注译》之附图等，“绪”字都是完整的，仔细分辨，细处几者均一致，无补墨造假痕迹。上文提到“李跋本”，“绪”字右倒有个完整的“日”字，不难发现“修补”痕迹（附图之“李跋本”目）。还有补墨更拙劣的，如《故宫珍藏历代名碑法帖技法系列·〈爨宝子碑·爨龙颜碑〉技法精讲》⑨之“绪”字的右边“日”字中虽为一横，却被补得不伦不类（图6），作为一套“精选故宫数以万计的碑帖藏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成“法帖技法”的出版物，编者不知选用早期版本，并且拙劣地对字补墨修改，让人扼腕。再如李呈修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爨宝子碑集联》，居然出现三处不同的“绪”字，还不含附录的印本中的“绪”，则更让人纳闷了。⑩为何“位才之绪”中“绪”字会出现如此多版本呢？笔者认为“绪”字泐损当是有人故意为之。旧时黑心的拓工碑贾，为了让自己手中的拓片升值，不惜对拓后碑中的某些字进行挖凿，这是一种极为卑劣又常见的行为。今西安碑林中许多名碑旧时就被不良的拓工碑贾损毁过，如唐代欧阳询《皇甫诞碑》，其“银青光禄大夫”之“银”字明显被人凿过。再如龙门《魏灵藏造像记》，民国时期更是被人凿得面目全非。至于“赵藏本”之“绪”右下己损的“日”添墨成“目”字，则是受“同乐人也”“乐”字中“白”作“自”字或凿痕的影响了。考正之七：附录最末行“威仪王□”。《爨宝子碑》名录中，最后一行缺损一字，曾经有人将缺损的“□”补成了“玉”字（图7）B11，“赵藏本”中，“威仪王□”之“王”后却是死墨一片，仔细才能看到拼接的痕迹，造假者水平足见一斑（附图之“赵藏本”目），“李跋本”则补成另一种形态的“玉”字（附图之“李跋本”目）。各原拓真本这里的“□”均已泐缺，补齐除表明拓片年代更早，另外则是受碑末邓尔恒跋影响，邓跋有“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尤完好，愿与邑人共宝贵之”。笔者以为邓跋“字画尤完好”，不能单纯理解为该碑在邓跋前一点没有残损。《爨宝子碑》乾隆间就已出土，出土时有没有受到损坏，未见记载，出土后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很难说其间有没有人为损伤。另外，据传在邓氏见前，此碑长期在一豆腐作坊被用来压制豆腐，因而碑面至今十分光洁，邓氏正是见到豆腐上“碑文”才寻获这块至宝的，邓氏发现这块碑前，运到作坊以及碑在作坊中，字有无损伤，没见资料。再则，此碑在辗转运到曲靖城途中有无损坏也未见著录，因早期拓本已见此碑损去一角，碑以后的辗转已无讨论必要。一般来说，此碑长久埋入地下，出土后长期不受保护，再经历多次折腾，碑文仍没有受损的可能性不大，“字画尤完好”，只能理解为邓氏见到此碑时，碑文相对完好而已。endprint

碑文及其上缺损的“□”为何字，恐怕无从考证了，因此“□”位于碑的右下角，当为碑最初发现或运输过程中，一角被磕碰，从此此字无存，当然也可能更早如立碑时就损坏的。笔者结论是，凡是考据字有损，而“威仪王□”中“□”字不损的，都是做过手脚的版本。

《爨宝子碑》结字高古，因古时罕用，或写法有异，个别字的释读还存在争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笔者对该碑泐文的考证，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将考正后《爨宝子碑》全文收录于下（不含碑末清人跋语）：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 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君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臬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响（乡），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詠歌。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恸发中。相与铭诔，休扬令终，永显勿翦。其辞曰：山岳吐精，海诞陼光，穆穆君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詠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宫宇数仞，循得其墙。馨随风烈，耀与云扬。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庶民子耒，挚维同响（向）。周遵绊马，曷能赦放。位才之绪，遂居本邦。志邺方熙，道隆黄裳。当保南岳，不骞不崩。享年不永，一匮始倡。如何不吊，瀐我贞良。回枹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于穆不已，肃雍显相。永惟平素，感恸忾慷。林宗没矣，令名遐彰。爰铭斯诔，庶存甘棠。呜呼哀哉！

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旬）立□□主簿杨磐、录事孟慎、西曹陈勃、都督文礼、都督董彻、省事陈奴、省事杨贤、书佐李仂、书佐刘儿、干吏任升、干吏毛礼、小吏杨利、威仪王□。

二、《爨宝子碑》校碑考正

《爨宝子碑》大量存在明显时代有异而标明初拓的版本，长时间内，因校碑方法的缺陷，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初拓，初拓与晚拓如何判断，业界至今结论失当。笔者以为，纠正舛误才能解决问题。提到校碑，清方若（1869-1954）著、近人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方若原作《校碑随笔》），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权威的著作。其“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条目下有这样的内容：碑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出土，未见尔时拓本。最旧者在移置以前为邓尔恒所拓，故无咸丰二年七月之跋。跋在末行立字下空寸许，已刻邓尔恒初拓本字划光细。近拓则第一行近字，第二行志字、搜字、文字、移字、侯字、祠字、晋字、行末之元字，第四行末行二字（笔者注，“末行”当作“未行”）、仍字、用字、耳字、义字、文字、此字、出字，第六行月字，或字口缺裂，或较粗全失笔意。又有大误三字，第五行不字误穿上，第六行尤完好之尤字误光字，咸丰之咸口上误增一笔成二划，其经人稍为剔过无疑。B12方若校定《爨宝子碑》碑拓早晚的方法有较大缺陷。其一，单纯从碑的跋文来校碑，未提及碑正文，极不合适，事实上不同时期该碑正文字划差别较大，理应著录。其二，“最旧者在移置以前为邓尔恒所拓，故无咸丰二年七月之跋”。以有无邓跋来判断碑拓的早晚有缺陷。笔者见过多个《爨宝子碑》整拓没有跋文，但碑中大量考据字已泐损，绝对不是邓跋前的版本。无跋的碑肯定早于有跋的，黑心的碑贾、拓工为了惑人，故意不拓碑所跋之处，而以碑空白处来拓补或挖补，这样来处理拓片的并不少见，多数无跋的所谓早期《爨宝子碑》拓本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因深受方若、王壮弘校碑方法影响，今市面所见碑帖印本大都没有跋文，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古代善本碑帖选粹·晋爨宝子碑》整张拓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名碑三种·孟孝琚·爨宝子·爨龙颜》、“赵藏本”、“李跋本”、广陵书社2003年版《爨宝子碑》、武汉古籍书店1989年版《初拓爨宝子碑》、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年版《晋爨宝子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爨宝子碑临习指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爨宝子碑集联》等等，跋文均未见印。这些版本虽无邓跋，结合碑中文字考据，当属有跋本。当然也不排除底本就有意略去跋文的可能，因此不能以碑拓有无跋文妄下校碑结论。其三，从跋字“或字口缺裂，或较粗全失笔意”判断极不严谨。一般而言，碑经过长期捶拓，字体会变得不清，原字剜洗后笔划会稍粗，这是校定碑拓早晚的一种方法。笔者比较各期原拓，发现此碑跋文除泐损外，早晚期字口差别细微。进而，对碑的剜洗主要针对正文，不应存在不针对碑正文而对跋文进行广泛的剜剔。“或字口缺裂”是靠不住的。比对早晚期碑拓，未见提到的字有剔洗痕迹，“字口缺裂”乃初刻原貌；“或较粗全失笔意”当属不着边际之论，清代书法大都死板，被后人戏称“馆阁体”，跋文很小，字有粗有细脱离了死板，自然率真，当是邓氏高明之处，跋文粗细不一当是尊重原作，初上石即如此。不过，方若、王壮弘提到跋文“字画光细”的版本确实存在，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初拓爨宝子》。然与“鸣桐阁本”、“云南人民本”、“明山本”等版本稍作比对即可发现该版本较晚，晚期版本反而“字画光细”，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有捶拓经历，将原本就不粗的笔划拓得更细，只需对目标字用拓扑多捶几次即能做到。至于“全失笔意”实乃臆断，事实上，未拓细的跋文比“字画光细”的反而更有神采。其四，引文“又有大误三字”，这种说法更值得怀疑，版本比较发现，“第五行不字误穿上”、“咸丰之咸口上误增一笔成二划”当为最初刻工所致，非经后人剜剔；“第六行尤完好之尤字误光字”是因早期原碑“尤”左边就有细微石花，原碑经长期捶拓，石花更加明显而已。方若认定三字“其经人稍为剔过无疑”纯属空穴来风。受《校碑随笔》影响，“内行”或不良碑贾对“尤”、“咸”、“不”三字只需稍加“补墨”，多余笔划（很细微，如原碑“尤”字多的一点比芝麻不大）便可遁行。北京大学为纪念建校一百周年，曾出过一部拓本集，收录了二百多张金石名碑拓片，颇具影响。遗憾的是，编者对收录碑拓时期的判断多根据藏家跋文记载，未作详细地考订，错误之处实在不少。其中收录的《爨宝子碑》（标为缪荃孙藏本，缪氏亦金石名家），校碑曰“清咸丰邓尔恒跋后初拓，跋文六行‘尤字未挖成‘光字”B13，单纯以“尤”未成“光”之形，就轻易下结论认定拓本的早晚，从笔者前面的分析看，份量显然远远不够。比对早期拓本的几个关键考据字，发现该拓本大都已泐，其跋文“太亨次年”之“年”字末横已损、“金石”之“金”左已泐，且正文亦无早期本特征，更谈不上初拓本。若按前文方若“已刻邓尔恒初拓本字划光细”来判断，不难判定这是只典型的“黑老虎”。因此“尤”、“咸”、“不”等字不当作为考据字。上海书店出版的《崇善楼书系》，除《增补校碑随笔》外，还有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艺林杂谈》、《崇善楼笔记》等，这几本著作都有《爨宝子碑》著录，《增补校碑随笔》有王氏对方若校碑的增补。因《爨宝子碑》的名气，《崇善楼笔记》对该碑考据更是加大了份量，如其“爨宝子碑”条目有这样的著述：见出土初拓本整纸本柘墨（笔者注：“柘墨”当作“拓墨”）精好，碑末“威仪王”下尚存有一“玉”字可见。末行“立”字下，尚未刻邓跋，“建”、“宁”、“瑰”、“然”、“兼”、“簪”、“俟”、“三”、“莫”、“君”、“嘉”、“鸣”、“居”、“裳”、“相”、“宗”等十六字笔画清晰。B14方若《校碑随笔》有“碑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出土，未见尔时拓本”之随笔（前有引），王氏在该条目增补中，没有提及“尔时拓本”，却提出“见出土初拓本整纸本柘（拓）墨精好”，想必后来见到了乾隆四十三年碑出土初拓本。如此诸字不损的版本，笔者也见过多次，遗憾不过都是木刻或翻刻的拙劣版本罢了，真正有眼力的专家不难发现。前文考正表明，《爨宝子碑》出现“威仪王玉”或“道□行苇”中“□”明显作“兼”字的，无疑都属拓本中“最下且次”的“补墨”或作伪、翻刻版本。然而，王氏既称业内行家，不至于连木刻或翻刻版本也看不出来，所以，初步判断王氏所见不过是个“补墨”本而已，看不出“补墨”本的“行家”比比皆是，不然碑拓何有“黑老虎”之称呢？《崇善楼笔记》中，还有这样的著述：已刻邓跋之初拓本，邓跋字画光细皆完好无损。光绪末年拓本邓跋第一行“近”字，第二行“志”、“搜”、“文”、“移”、“侯”、“祠”、“晋”、“元”，第四行“末行”（笔者注：“末行”当作“未行”）、“仍”、“用”、“耳”、“仪”、“文”字、“此”、“出”字，第六行“月”字，或字口缺裂，或较粗，全失笔意。又大误三字，第五行“不”字误穿上，第六行“尤”字误作“光”字，“咸丰”之“咸”口上误增一画，乃洗碑时挖讹。B15不仔细看，这段著述与除了新增个别笔误外，与方若《校碑随笔》记述差别不大。然王氏明确提出“光绪末年拓本”的考据字，通过上文分析，“光绪末年”出现对邓跋的大范围剜补也是靠不住的。王氏所著《碑帖鉴别常识》中，收录了大量早期碑拓图片，其中的《爨宝子碑》，按王氏考证，当属“光绪末年拓本”无疑，为何这部收录善本碑帖图片的著作却收录《爨宝子碑》晚拓，更让人对王氏有无见过“出土初拓本整纸本”存疑。到今天，《爨宝子碑》各种印行的版本层出不穷，在书界享有盛名的《爨宝子碑》如确有乾隆间出土的初拓，应当引起轰动，然而至今未见王氏提到的真正“初拓本”面世。《增补校碑随笔》对重要的碑拓藏于何处，何人之手均加以注录，比比皆是，如此重要的版本竟不标存于何处何人之手，这与《增补校碑随笔》著述的风格完全有异。究竟王氏见到的版本是“出土初拓本整纸本”还是伪本，还是世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真本存在，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综上可见，王壮弘在《崇善楼笔记》提到对《爨宝子碑》正文校碑的方法是错误的。同样，依据通行的校碑方法，从碑跋文来判断拓片早晚，肯定会被“黑老虎”迷惑，这也正是为何那么多声称初拓、早期拓的版本不敢印出碑后跋文的真正原因。endprint

谈到碑校，碑的剜洗问题一般都不能回避，这是校碑中判断早晚的一个常用尺度。《爨宝子碑》到底有没有经过大范围人为地剜洗呢？答案是否定的。方若、王壮弘均认为碑跋文是剜洗过的，没有提到对碑正文的剜洗；笔者曾一度认可碑正文稍有剜洗，并且剜洗的地方极少，如《爨宝子碑》的一捺大多是提起收笔的，较晚版本正文“君讳宝子”之“宝”字之一捺即如此（图8），而“鸣桐阁本”、“云南人民本”、“明山本”、“宝”字一捺恰恰没有尖挑（图9“鸣桐阁本”）；“操”字下面通常写法是有两点的，如汉碑《鲜于璜碑》中的“操”字，晚期爨宝子“长挺高邈之操”之“操”下面明显有两点，早期的版本能看到左边有一点的泐痕，因而笔者最初认为有高手对碑上这两个字做过剜洗。后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彩色放大本中国著名碑贴《爨宝子碑》受益，放大本明显能看出“宝”字一捺的尖挑与“操”字末一点均为泐痕，比较各种版本，完全排除了这两个唯一可能剜洗的字。从另一方面来看，《爨宝子碑》出土乾隆晚期，长久没有受到重视，不应当存在剜洗，咸丰二年重新发现后就保护起来，也不应出现剜洗，尽管该碑后经辗转，但最重要的考据字均无剜洗痕迹。由此结论，爨宝子碑确实未经刻意剜冼过。[KH2D][XC][HT5”H]图10图11

笔者以为，《爨宝子碑》虽出土较早，但真正的乾隆初拓本应当早无存世了。照常说，咸丰间邓尔恒题跋之前肯定拓有一批拓片，未有跋文的拓本是否存世已很难说了。集中目前能够找到的各种《爨宝子碑》版本，比对研究，笔者校碑如下：初拓本《爨宝子碑》碑额“振威将军”之“军”笔划未损；“爨府君”之“君”下“口”右竖完好；正文“建宁同乐人也”之“建”、“君少禀”之“君”、“通旷清恪”之“通”、“州主薄”之“薄”、“情恸发中”之“发”、“永显勿剪”之“显”、“山岳吐精”之“岳”、“穆穆君侯”之首“穆”、“处渊流芳”之“渊”与“流”、“耀与云扬”之“云”、“龙腾凤翔”之“龙”“腾”、“矫翮凌霄”之“翮”、“鸣鸾紫闼”之“鸣”“鸾”“闼”、“濯缨沧浪”之“濯”“缨”、“庶民子耒”之“民”、“挚维同向”之“同”、“位才之绪”之“绪”、“遂居本邦”之“居”“邦”、“道隆黄裳”之“道”、“当保南岳”之“南”、“不骞不崩”之“骞”、“如何不吊”之“如”、“瀐我贞良”之“贞”、“回枹圣姿”之“回”、“幽潜玄穹”之“幽”、“携手颜张”之“张”、“至人无想”之“想”、“林宗没矣”之“宗”、“爰铭斯诔”之“铭”、“呜呼哀哉”之“呜”等字俱未泐损（附图10，鸣桐阁本碑额；图11，上海辞书出版社本碑额）。

见稍晚《爨宝子碑》，上文提到的考据字“君（爨府君）”下“口”右竖完好；“建”、“君”（君少禀）、“通”、“显”、“发”、“穆”、“如”、“张”等字俱已损泐或见泐痕。见同治间《爨宝子碑》，上文提到的考据字“君”（爨府君）下“口”右竖完好；“显”未损；“如”之末笔无石花相连，其余俱已损泐。光绪及之后的版本，以上考据字，俱已损泐。根据上面的考据，许多出版的所谓初拓本，如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魏碑·第三辑·爨宝子碑》及1985年版《爨宝子碑》、武汉市古籍书店1989年版《初拓爨宝子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初拓爨宝子碑》等实不过是清光绪后版本，根本称不上初拓本；影响极大的“李跋本”、“赵藏本”因做过手脚，讨论版本早晚已无必要。目前存世的《爨宝子碑》版本，清同治本已属难得，清咸丰本当是凤毛麟角了，至于出土初拓本，尚未见存世者。综上所述，受碑拓造假的影响，《爨宝子碑》大量字存在误释，一些误释误判的字至今作为考证碑拓早晚的依据，通过本文考正，还原了真相。因《爨宝子碑》在书法、学术史上的不朽地位，花如此篇幅对其泐文、误释字及校碑进行考正，笔者认为是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徐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