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冰 廖元元

摘   要： 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加强廉洁教育是高校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基础。本文根据帕森斯的“AGIL”模型理论分析高校廉洁教育系统，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应对需求变化不太足，教育目标定位不太清，资源整合不够充分，制度规范不够完善。借鉴相对成熟的廉潔教育经验，结合学校廉洁教育实践，提出高校廉洁教育要坚持科学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 AGIL模型   高校廉洁教育    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坚持反腐败要一体推进“三不”，其中构筑不想腐的堤坝，需要加强反腐败教育。不同于社会上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相较于查办大案要案，在高校加强反腐败教育在反腐败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进一步明确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施路径和主体，“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思想等部门要做好经常性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随后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进一步明确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具体要求。高校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决策部署，目标是实现“以廉洁教育促进师德师风教育、学术道德教育、诚实守信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文化氛围”。

一、AGIL模型与高校廉洁教育的适配性

（一）AGIL模型。

“AGIL”模型是帕森斯提出的，由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构成。帕森斯认为：“任何社会系统过程都服从于这四个功能的必要条件。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1]（16）这四个功能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统一的整体。

（二）高校廉洁教育。

廉洁教育源于党风廉政教育，是其外延部分，廉洁教育对象更广泛。《纲要》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廉洁教育的内容包含师德师风教育、学术道德教育、诚实守信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等。廉洁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确定底线思维红线思维，在标高线的同时，帮助大家严守清廉底线。从《纲要》中明确指出的主责部门看，在一定程度上，廉洁教育可以归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可作为思政教育的一部分。

（三）高校廉洁教育特点。

高校的廉洁教育有三个特点：一是前置性，习近平同志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高校培养的学生将在各个行业建功立业。随着高校扩招，高校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以及公务员的招考制度，未来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在当前的大学生群体中产生。高校是从源头上夯实拒腐防变的基础，帮助年轻人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场所。二是高知性，高校廉洁教育的对象包括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普通师生、专职科研人员等，大部分工作人员具有研究生学历，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人数甚至超过本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高校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三是示范性，高校是学历教育的顶端，是知识的殿堂，因此应是道德的高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文化的主渠道，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廉洁教育是创建廉洁文化的主要路径，廉洁教育只有入脑入心，廉洁文化才能润物无声。高校廉洁教育的长远功效甚至可以辐射周围，带动地方。

（四）高校廉洁教育与AGIL模型的适配。

高校廉洁教育涉及干部、教师、学生、相关职能部门及教育实施方案、目标、平台和方式等多个方面，高校廉洁教育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又相对独立的行为系统。可以运用AGIL模型分析构建。

表1   基于AGIL模型的高校廉洁教育系统

AGIL模型“外部的”功能需求与高校廉洁教育的生存条件高度一致。首先廉洁教育要适应高校的实际需求，只有这样廉洁教育系统才能获得更多资源，现有的部分廉洁教育内容和高校实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其次廉洁教育要确定教育目标并实现，廉洁教育也是教育，只有实现预定目标才有意义。AGIL模型“内部的”功能需求与高校廉洁教育的发展动力高度一致。内生动力来源于廉洁教育系统的改革。同时，行动系统要进行模式维持，就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潜移默化、长久持续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以此巩固行动系统的组合结构[2]（53-60）。在高校廉洁教育系统中，高校内部各部门作用发挥并不充分，进一步整合资源、创建廉洁教育品牌将给高校廉洁教育带来持续动力。

二、AGIL模型视角下高校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不太适应新形势下的廉洁教育新要求。

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向纵深发展与高校“双一流建设”加快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与时俱进做好党风廉洁教育工作。高校廉洁教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体现在：一方面廉洁教育本质是价值观教育，而非知识认知教育。“只有识深、情笃、意果，才能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3]（450-451）。目前高校廉洁教育尤其是警示教育存在一定的短板，上级部门提供的，或者市面上公开发行的警示教育案例和高校的工作内容差距较大，难以使受教育对象形成代入感，将“事故”看成了“故事”，警示效果不显著。另一方面心理学强调知、情、意，廉洁教育是为了让受教育对象更好地学习廉洁方面的规范和要求，产生对廉洁的认同和向往，并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形成坚定的廉洁意志。按照构建主义心理学理论，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由学习者主动基于原有知识，构建新的知识经验的过程。如果受教育者仅仅是了解廉洁的规范和要求，没有形成内心的认同，在第三层次的意志阶段就会出现偏差，面对利益的诱惑，廉洁规范和要求就会置之脑后，从而铤而走险。

（二）教育主体未充分发挥作用保障教育目标实现。

基于廉洁教育的主体而言，应该包含所有承担教育职能的职能部门。基于廉洁教育的客体而言，廉洁教育是一种普遍性教育，应包含高校全体工作人员。但是从理论研究看，通过文献梳理，针对教育主体的研究成果较少，大多数论文泛泛而谈，没有明确教育主体。高校廉洁教育的研究重点是教育客体之一的大学生。从工作实践看，将廉洁教育视作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由紀检监察部门组织实施的情况比较常见。廉洁教育的客体主要针对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正因为廉洁教育的内涵在实际工作中模糊不清，所以直接导致部门间分工不明确，职责界限不清，但凡提到廉洁教育，就找纪检监察部门，廉洁教育缺少全局观。无论从上级文件还是理论研究看，廉洁教育是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们对廉洁的心理需要。实际上在分层分类的教育中，缺少对非党员、非领导干部、非编制内员工的教育，教育客体未实现全员覆盖。

（三）教育资源整合不太充分。

由于高校廉洁教育的内涵不清晰、主客体不全面，因此进一步影响了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校廉洁教育需要学校整合已有资源，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深加工，形成廉洁教育品牌活动长期坚持。这个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毋庸置疑，纪检监察部门是纪律教育的主责单位，但不应该是廉洁教育的主责单位。因为廉洁教育缺少总体规划，在内部资源整合上，各单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甚至部分职能部门只在纪检部门的推动下开展相关工作，没有形成人力、物力、财力等的统筹协调。在外部资源整合上，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用于支援高校廉洁教育的资源欠缺，特别是开展警示教育的场所及与高校相关的警示教育案例的不足。

（四）制度规范、文化因素有缺失，教育效果不易评价。

维持功能特别重视文化对行为系统的稳固作用。现在的廉洁教育模式还停留在灌输的层面，尚未树立“学习者中心”的教育理念，难以满足教育客体的多元需求，忽视文化润物无声的特点。相对应的，有关廉洁教育如何开展缺少制度支撑。高校在开展廉洁教育时，一方面理念上有偏差，学校各单位在思想上对开展廉洁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水平不一，尤其是业务部门，没有将此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对待。另一方面缺少教育评价，教育手段单一，开展廉洁教育局限在学习各类反腐倡廉的国家制度、方针和政策层面，没有深挖相关的教育内涵，内容不够丰富，缺乏时代性和新意。仅通过会议、集中学习、主题讲座这些形式开展主题教育，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教育的信度和效度难以评判。

三、AGIL模型视角下高校廉洁教育的发展对策

国内各高校的廉洁教育做法相似度较高。具有特点的是清华大学通过和透明国际建立专门的廉洁课程进高校，依托课程开展教育。湖南大学通过建立廉洁社团，开展廉洁领袖夏令营等活动，加强学生实践开展廉洁教育。澳门廉政公署长期同各大高校保持直接有效的联系，直接对广大高校学生开展廉政文化教育，让青年学生通过教育自觉自愿担任日常“腐败督察员”。任何教育开展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高校开展廉洁教育工作需要坚持三个原则，系统规划提高科学性，以人为本提高针对性，与时俱进增强时效性。依据AGIL模型分析，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构建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洁教育立体网络，以物载廉、以史赞廉、以节促廉、以情助廉、以责问廉的丰富内容。

（一）加强教育研究，提高价值融入。

廉洁教育不是单纯的工作安排，需要带着课程设计思维开展廉洁教育。单纯的理论灌输，未必能够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需要以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理论作为指导，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以学科为依托，整合内容、创新方式及加强价值融入。将廉洁教育研究纳入教育教学工作内容，把廉洁教育融入思政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增加用于课程研发、师资队伍培养的投入，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的专业性。将廉洁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相联系，赋予廉洁教育全新内涵，打破廉洁教育就是党内教育、廉洁文化建设就是“书法绘画展”的偏见，从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国外廉洁先进思想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将廉耻文化融入高校师生员工的价值观中。

（二）发挥主体作用，构建交互模式。

廉洁教育是对权力制约的教育，不是塑造完人，而是不让他腐败。学校以往将廉洁教育对象分为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四个层级，并针对高校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确定了组织、人事、基建、招投标、招生、财务、后勤、科研、部门负责人九个类别，学生廉洁教育由学生工作部门以诚信教育为主题开展。经过多年实践，将管理人员、专任教师、学生作为高校廉洁教育的三大基本群体更合理。其中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职级分为中层及以上领导人员和科级及以下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按照是否为党员划分层次。由于分类的依据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不同，采取的教育也有差异。差异化不仅是教育方式差异化，还包含教育内容差异化，基于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加深对廉洁的认识，将廉洁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主体间性视角下，教师与大学生之间可以通过平等交流互相促进，充分发挥个体的主动性、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性，双方达成共识，在有效的教育互动过程中，共同提高，共同进步，落实廉洁教育[4]（64）。专职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廉洁教育设计，互动相长，更可贵。

（三）加强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

加强廉洁教育的顶层设计，明确廉洁教育系统各教育项目的工作任务、执行实践、评价标准和责任单位，进一步完善教育责任体系。可以将廉洁教育内容纳入监督联席会的议题，会议由分管宣传的党委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召集，成员单位由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办、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校工会、教务处、教师发展与研究中心和相关学院组成。在党委领导下，纪检监察部门作为协调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努力，加强校内资源整合配置，共同协调解决廉洁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整体工作水平。做好校外资源的收集和整合，对外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相关社会团体、兄弟高校的联系，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用，构建廉洁教育的社会共同体。

（四）丰富教育内容，依托项目运行。

潜在模式维持功能体现了廉洁教育理念、廉洁文化等软性因素，包含规范制度硬性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在廉洁教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廉洁教育系统文化因素的建构，突破传统观念束缚与保守的思维定式，强调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一是要完善保障体系，建立配套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将廉洁教育变为肌肉记忆而非纪委记忆。以考促干，用制度保障分层分类教育的有效实施。二是创建活动品牌，在全面动员的基础上，固化经过实践检验的较合理的教育方式、教育时间，建立廉洁教育示范点，创建廉洁教育品牌，实现教育常态化。三是搞活微信平台[5]（67），廉洁教育微信平台的主要目的是对在校师生进行廉洁教育，一个好的平台应该是一个对受众有价值、有意义的平台。虽然廉洁教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对比其他实用性价值来看，一味地进行灌输难免会有些空洞。因此，要规划内容，以案例为主，丰富推送内容。尤其是及时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起师生注意，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M].刘进，林午，李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李俊龙，王力，傅雷鸣，丁永前.AGIL模型视角下推进高校应用MOOC教学的策略选择[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6（2）.

[3]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4]易静.主体间性视角下高校廉洁教育的内化路径[J].廉政文化研究，2017（5）.

[5]刘红旗，杭育新.利用微信平台提升高校党风廉洁教育质量[J].廉政文化研究，2019（2）.